难忘的母校难忘的班

赵满富

　　2020年底，确认已办学60年的母校——平城中学要关门“转型”了。那些淡淡的记忆，顿时清晰地涌入心头，渐渐地化为万分的稠怅。

尘封的记忆

　　久违了!

别离平城中学我曾就读高中二年的母校，已近三十年了。

今天，一踏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宽敞明亮的教学大楼，平整宽阔的操场，还有那飘扬在高高旗杆之上的五星红旗。脑海深处那拱横跨两院，连接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小桥，以及小桥两头两处院落里参差不齐的教室、宿舍，也觅无踪迹。只有小桥下边那口老井，像位饱经风霜历史老人，仿佛还向我们拆说着校园的变迁。久别相逢的师生，一双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亲切地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询问着工作中的逆顺……。曾经是风华正茂，身影骄健的师长们的脸庞上也被岁月老人的双手刻下了条条皱纹。但此刻此时也写满了春风、企盼、热切和希望。

　　师长如父啊！被热浪包围着的我，就像远离母亲的游子，一下子扑进了亲人的怀抱，那种激动、依恋、亲切而又略显生疏的情感；一丝丝，一缕缕，甜甜的，涩涩的，一古脑儿在胸中升腾，漫延开去…

　　我们入校就读的时代，正是十年动乱时期的一九七三年，当时正值“修正主义大回潮”，工农业生产正在复苏，教育战线也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我们也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

那时候，我也有一种优越感、自豪感、还掺和着一些自卑感,从村里那所设在庙里的学校，一下子进入“平城公社”最高学府，心理上总有点不如人家优越的感觉。但同时又觉得咱也是考上的，并且也吃上了“准”供应粮,到粮站粜上二百八十斤玉茭，一个条子交到学校，咱也成了每月可以吃上三十一斤粮食的吃“供应”的人了，而且还有15%的细粮，那种优越感是自不待言的。

　　第一学年，学校教学秩序还算正常，老师们讲的卖力，同学们听的认真，尊师重教之风浓厚。我呢尤其偏爱语文，课堂上王老师那抑扬顿挫、充满磁性的语言，为我们朗读着，讲解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唯斯人，吾归与谁”的文言文，是那样的悦耳；演讲《水浒》里“武二郎醉打蒋门神”的情节是那样动听：更有那一段“张家庄有个张大娘，她有个闺女好尿床”的山东快书，谐幽默、话音未落，“轰”一声，早已笑倒了一教室的男生、女生……。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进入第二学年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的运动又刮进了校园，正规的教学秩序打乱了，我们班先于其它班级成立了“故事演讲队”，我也有幸加入其中。什么“商鞅变法”、“南门徙木”、“请君入瓮”、项拓问日”等等，一个个短小精干的小故事，吸引了全校师生，后来又推广到各班级，成为下午课外活动的主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校园内的混乱，成为当时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匆匆岁月，寒暑交替，昔日的莘莘学子现在已过不惑之年，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和生活范围，但在校二年的学习与生活，恍如昨日，历历在目。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殷殷期望；同学们的相互关爱，嬉戏打闹，像刚刚发生。就连勤工俭学时那盘碾磨石膏粉的石碾，制造粉笔的简易作坊，也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甚至仍可以闻到那清洗粉笔铜模时那股淡淡的煤油味…。

　　谢谢了！值此校庆大典，我衷心地谢谢母校，谢谢师长，是您培养了我们，给了我们知识，也是您引导我们走上了今天的人生之路。

祝福您，亲爱的母校，希望您培育更多的英才，祝福您，敬爱的老师，祝您们生活愉快，康健长寿！

（ 魏秦龙 2003年11月3日）

师生情深

一 九七四年，带几分“初生牛犊”的野性和“金榜题名”的得意，我有幸进入平城中学，成为高二班的一名学生。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我们班是由上年的单纯“推荐”人学改为“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方式招生的，有不少同学是上年“推荐”无望、凭借“考试”的春风才进入学堂的。农家的穷孩子，十分珍惜上学的机会，学习大都十分用功，加上那些敬业和爱护我们的老师，整个班级学习风气很好。

　　在高二班，我第一次享受到知识给我带来的喜悦。当时，晶体管收音机还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儿时对无线电十分好奇，在家好摆弄那些电子原件。在杨学斌老师手把手指导下，我亲自装成了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当调试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那种兴奋和喜悦真是难以表达，感到杨老师是那样的了不得。

　　从没离开过家的我，一下子感到了天之大、地之阔、知识之丰富，感受到每位老师都十分的有本事、了不得，正是在这时期，奠定了我走向成熟、走向未来的基础，养成了好奇、好学、追逐进步的习惯。在王树庆老师的影响和“点拨下，课外学会了识谱，拉二胡、拉板胡编剧本、谱曲，并和朋友侯红卫创作多个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并将其搬上舞台门。毕业时，全班同学能组织一台自编、自导、自演、自配乐器的文艺晚会。这些基本功，成为我后来走向社会、走入共青团青年干部岗位的基本能力。爱写作、好思考，成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走向工作岗位后，每一次升迁和转机，都是有几篇叫响的好文章作“本钱”的。

　　老师不仅是师长，还是知己。高中毕业后，走向社会，遇到什么难事、感到什么委屈、碰到什么困难，总爱找老师们问一问、述一述。老师们都用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为学生播洒关爱、化险为夷。我曾同好几位师长同床而眠，谈人生、谈打算、叙委屈。

全班养成的好学风气，使每个同学成为高考制度改革后最大的受益者，我班凭分数录入全国大中专而端上“铁饭碗”的，是平城中学历史上比例最高的班，这源于学校、源于老师。

当时毕竟我们还是孩子，还不能理解各位老师那慈父般的爱，留下终身的遗憾。在入学第二年，“学黄帅”冲击了学校教学秩序，不懂事的我们也坐不住了，随大流闹起了“革命”。数学老师韩学智，在乱哄哄的教室只能是毫无办法；教学最为严厉的靳赵龙老师，只能转入“地下活动”；上英语的丁老师，满头白发，面对厌学的我们，急得满脸泪水。

长大后，当我们也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师之后才感到老师们那真情、那泪水，是那样的慈祥和圣洁，是那样的无私和伟大，更有千番追愧和万分敬意在心头。

　　往事如烟，一晃就是二十八年，师生之间深情关杯，同学之间互帮互学、嘻戏打闹、男女传书，如今仍历历在目，母校记载了我们的师生情、同学情。

学生由老师的“授业”而成人，老师为学生的成就而骄傲，老师播洒关爱而受尊敬，学生学习知识成就事业。代代师生情谊，汇聚成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师与生，你、我、他，都溶于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成为振兴平城、振兴中华的动力。

愿母校师生情谊代代相传！

（赵满富 2003年11月3日）

我参加的两次高考

　　从1966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开始，我国取消了高考，大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制度，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查”的十六字录取方法。经过10年折腾，我国各行各业人才奇缺。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话，恢复高考开始进入党中央决策议程，经过调研讨论，党中央决定 1977年10月正式恢复高考（这是我国高考历史上唯一一次10月份考试,从1978年开始，高考恢复到每年7月份）。1977、1978两年的高考，时间间隔9个月，具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我很有缘分地参加了这两次高考。

　　1977年8月，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我，从李天胜同学那里听到消息，说高考制度改革了，我们都可以参加考试了。收工的当晚，我们几个同学在班主任王树庆老师那里得到确认。平城中学是在1973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背景下开办高中班的。高一届是由全公社各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推荐入学。（我们是第二届，高一届我村空缺）我们这届是由推荐和文化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入学，我和天胜成为北路河村的第二届高中生。我们班有很大一部分同学，是因第一年的种种“曲折”，搭文化考试车进入高二班的。

我们入学第一年，学校的学习风气很好，教学秩序正常，同学们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第二年，学校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引导学生“学黄帅”，教学秩序大乱，每天都是政治活动。我们的高中学业，是学了一年， “混”了一年。

高中毕业后，大学是采用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录取方法。对我们这些没”背景”的不少同学来说，上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可能，都已经在各村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农业第一线劳动中。听说我们也可以参加高考后，真有无以言表的惊喜。（“长大后”才知道，我们上高中和高考，都正在党与国家命运转折点上）。

　　1977年高考是大专、中专分别报考，统一考试。经要好同学之间讨论和分析，决定报名参加大专考试。已经临近考试了，当时也没有可复习的资料，也没有复习时间，就是在生产队下工之后，翻看当时内容简单的九年制课本和高中课本，要好同学之间互相交流一下复习内容。有部分同学家长从长治等学校用手抄捎回的一些学习资料，成为我们的“宝贝”。天胜当时在公社当通讯员，想方设法找些复习资料，白天，他服务公社二十多位领导，晚上，给每个领导的家里打扫完，在公社门房那一张床上，两人复习到天亮。俩人都不懂的，就讨教于高中老师或请教初中赵垒山和牛理昌老师。考试准备时间前后也就近一个月。

1977年10月，在陵川一中考点，我俩参加了高考恢复后第一次考试。 考试的内容都是课本上的，自己所能答上的完全是平时所学的知识。当年的考试，积累了几代人10年时间的上大学期望。当天考场上，有夫妻、兄妹、师生等同考。记得考试作文题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有不少考生借题发挥，用诗歌、诗词、写信等方式表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倾诉对渴求知识不公的不满。（据公开数字，1977年、1978年我国高考大中专平均录取率为4、8%和4、7%，2013年为71%，2017年为85%）。

　　数十天后，同学们传回了考试结果，我和天胜都因几分之差落榜。高二班仅有赵志刚、郎秀丽、郭年英、杨慧芳榜上有名。当时，有点遗憾，但也没感到太大失落。王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几个落榜的同学分析原因，认为我们主要是没有考试经验，让我们总结一下经验参加下年考试。

我们还都是小孩子，面对全国教育事业的新秩序，面对未来，什么都不懂，全靠了解我们学习情况的老师们指导。天胜毫不犹豫，态度坚决，决定再参加大专考试。我父亲在寺河沟煤矿当工人，当时正办自己退休、子女接班的手续，所有表格已填报完毕。在七十年代，接班当工人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是考学校还是去接班，我个人有点拿不定主意。

　　1978年4月的一天，数学老师韩学智给我捎信，让我到县一中复习班报到。我在生产队里请了假，到了一中才知道,县教育局从参加1977年高考的落榜生中，根据分数高低，办了一个大专复习班和一个中专复习班，抽调全县骨干老师进行辅导（韩老师已到复习班上数学课）。两个班都已开课近一个月了。韩学智老师根据我的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告诉我,掌握知识才更有出路。当天，据学校名单安排我进入大专复习班，开始了百天的复习备考。

我们这些在“造反有理”环境中成长，深受“黄帅、张铁生”影响，长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学生”，才认真地、刻苦地当起了学生，才受益于颜新、宋银虎、周恩存、赵谷堆这些良师的教导。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村里和平城这个小生活圈成长，在老师和同学印象中，长期算做“好学生”一类。也就是到了县复习班，才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才玩命的补课。

　　1978年的高考，仍是大中专分别报考。到高考报名时，我们大专复习班有5名同学，自我感觉考大专吃力，（也为了保证能考上学校）想报考中专。当时，教育局为保证我县在晋东南地区的大专升学名次，坚决不允许大专复习班的学生报考中专。我们5位同学，就每天不上课，到教育局郑局长办公室申请改班。当时大专复习班还有其它农家子弟的同学，也想报考中专，先走出农门再说，他们在等着看我们5人申请结果。我们5人坚持到教育局申请了有10天左右。郑局长，拿着1977年的高考成绩单，分别做我们五人工作，认为我们考中专太可惜，劝我们报考大专。看我们态度坚决，为不影响其它同学报名，在全县高考报名汇总结束时，才让我们5人报了名，考前不几天，转入中专复习班。（后来，我们5人都是高分被不同中专录取）。天胜是临考前约十几天，公社领导批准，到大专复习班备考的。

　　1978年7月，我俩分别参加了大专和中专考试。有了上次考试经验，加之报考成中专类学校，我感觉很轻松，下考场能肯定95%答案正确。

高考分数公布后，我和天胜都在“中榜”之内。高二班有马海龙、王天龙、杨文广、王保平等同学 都达录取线 。每个同学根据自己分数填报志愿后，等学校录取。 我的分数在全县中专类考生中算高分。以自己爱好，入学志愿填报了天津市的两所无线电学校，其它学校就沒填报。后来，同学们的学校录取通知都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我的。

一天，晋东南地区招生办公室电话打到县教育局，转到平城公社，通知我到地区招生办。我不知是喜是忧，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招办。招办在长治市东街“长治师范”校院内。一位老师见了我，说是我超过16周岁，档案被天津学校退回，因是高分考生，当时有6个中专学校抢要，我志愿上又没报其它学校，招生办通知考生当面选择学校。负责学校招生的老师们各住一间办公室。所录取学生的档案，就在桌上放一堆。在一个大办公室，与我谈话的那名老师把几位各校负责招生老师叫到一起，简单地向我介绍了各个学校的情况，让我当面选择学校。我根本没想到让我这样选，不懂市级、省级学校，也不懂各学校专业的发展方向，也没人可商量。自己平时喜好摆弄电子类物品和机械类物品，上不了电子学校，就上个机械类学校吧。最终，找选上了“晋东南地区农业机械学校”。当下，农机校招生老师就把我的档案拿走了。原先见我的那位老师马上填写“入学通知书”并盖上了章。我问能不能让我自己取走？他随手把通知书给了我。我看到农机校通知书中，还有王有林和王天龙，我说，老师，这两个是我同学，在一起住，能不能给捎上。他随手把另两个通知也给了我。（这种在特别年代特殊的、不规范的录取方式，全国可能就我一个。因教育局没有我的录取记录，当时，平城中学和一中复习班都不知我到了哪个学校。如今，一中考生录取记录和平中考生录取记录，都沒有我。平中考生录取记录也沒有王天龙）。

当年，天胜同学被“太谷农学院”录取（平城公社仅天胜考入大专，考入中专十七名），前后几年高考，平城中学高二班学生共考入大中专学校十二名，班级高考入取率至今仍未有其它班突破。当时，平城中学高二班成为平城人们热议的焦点，“中榜”学生成为老师们的骄傲，成为同学劢志的榜样。

从取上”入学通知书开始”，我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大的转变。

从参加高考到如今已过去了40多年，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我常回忆自己经历，常感受着自己的感受。一、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联。没有离开“国”的“家”，没有离开“家”的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和我们的今天。党和国家用“开科选士”方式选中了我们。这不仅是改变了个人命运，更要求我们要忧国忧民，做好人、做善事，不断地向社会传输自己的正能量。二、个人的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好学校，没有好老师，不会有好考生。个人的任何成功和进步，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成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都有一个相关的群体在为我们做共同努力，自己仅是时代的幸运者，自己能力仅是众多成功因素中的一小部分。没有生长环境，再好的“种子”都要“干”死，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己再“能”都是“白忙乎”。三、人生大都在理性的适应中前行，时代、地域、家庭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属于我们自己可选择的机会并不多，更应该认真地、理性地把握一生中的每一次的选择机会。

（赵满富 此文载于2015年《陵川文史资料》第五辑 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