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连队当“文书”

光胜

作者：郭林

参加通讯报道学习班

1971年5月，连队的文书邓声律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当了报道员。因为老邓走得匆忙，连队没有来得急物色好由谁接替，于是就临时让老邓把工作交待给我，让我先接替几天。老邓大致给我说了说有关统计报表和连队要事日记一类的日常工作内容。其实我也不愿意当文书，一是自觉没有那个水平，而是仍然喜欢当瞄准手。还好，几天后，连队让我把工作交待给了侦察班的于光胜。于光胜个儿高，篮球打得好（他哥哥就在四川省篮球队的队员），不仅是我们连的“头号球星”，就是在我们团篮球队里，也是绝对的主力队员。1974年我们连在全团篮球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于光胜功不可没。于光胜对体育，特别是篮球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能将当年很多著名球赛的情形讲得绘声绘色，而且还涉及大量的技术分析和评论，让我们这些只会投个篮，而且还十投九不中的人难以望其项背。于光胜后来当了五班长，他们班的兵都有点怕他。其实他一点不凶，只是相貌威严，有点不怒而威。正是因为于光胜篮球打得好，经常被团里抽去参加各种比赛，连队领导怕文书（因为还兼军械员的）工作受到影响，大概七月中旬，就把于光胜调到炮六班，这样更灵活一些。

政治处林芝泰副主任

如此一来，文书这个工作连队就得另外找人了。

我当文书，得从参加团里举办的“通讯报道学习班”说起。

1971年的9月，连里通知我参加团里举办的“基层通讯报道骨干学习班”。9月6日，我到了设在二营营房的学习班报到。

我对让我参加学习班很不理解，因为我文化水平低，五年级还没有毕业（我三年级时得肝炎因住院两次而休学，也就是留了一级）。1969年，连六年级都没有读过就进了初中，那一年，遇到的“大事情”又比较多，抗议苏修侵犯我珍宝岛，参加成都市的国庆20周年游行排练，还有军训和学农（实际是支农，即割麦子）等等，总之在校外的时间和在校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上课，也没学到多少东西，比如数学，还在补习小学6年级的知识。3月份进中学，12月份又当兵走了。就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的那点文化底子，能写出什么东西呢？即便在部队平时写点日记啥的，都是些流水账，再不就是应时的口号，凡是会俩字儿的都能做到，给报纸写报道，应该是老臭（邓声律）那样的高中生的事，老臭调走了，李吉祥也是高中生啊，咋不叫他去？如果认为他不合适，连里还有初中生啊。总之我内心一百个不愿意。殊不知，那时连队已经考虑让我当文书，只是我还不知道罢了。

学习班开学第一天上午，是团政治处的林芝泰副主任做动员报告。他从报道工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权也是政权的一部分，从毛主席一向重视和亲自抓讲起，详细地阐述了搞好通讯报道工作的意义。他说：搞通讯报道工作应该克服“难”、“名”、“单纯学知识”和“与己无关”思想。此次学习班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以毛主席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指示为指针，坚持用毛主席办报思想教育人、培养人，学习毛主席办报思想和路线，虚心学习兄弟单位先进经验，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着眼提高报道人员对报道工作的认识，通过学习，提高执行毛主席新闻路线的自觉性，克服畏难情绪，树立为巩固政权写稿的思想，提高写作能力。把我们团抓典型，总结经验工作推动起来，加强部队两化建设。”

我将笔记本的这一页贴出来，一是为证不假，二是告诉大家，我不仅文化水平低，而且是个“白字大王”，你们看，其中的“通讯报道”，我就写成了“通讯报到”，而且这样的错误达十几好处，可见当时我根本就不明白“报道”和“报到”的区别。

当年无论干什么，都喜欢“大批判开路”，办个报道骨干学习班，也还非得牵强地批判一番xxx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我在笔记中还记述了这样一大段话，没有说明是谁说的，但绝不是我编的，因为我真没那个水平。估计是对领导报告的记录，我摘录一点，让我们共同回味一下，当年是如何看待新闻和通讯报道工作的。（我将笔记中的错别字一并照录，将更正的字放在括号内。）

“毛主席的教导，深刻阐明了通讯报到（道）工作的重大作用。报纸是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中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所以我们要克服畏难情绪，扫清思想障碍，树立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写稿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当年不愿搞通讯报道的各种“活思想”中，除了“与己无关”、“水平低干不了”外，还有“写稿子，费脑子，伤身子，不如单纯掌握枪杆子”。一个基层连队的战士，就是要写，一年能写多少稿子？脑子可能“费”点，能伤得了什么身子，可见都是那些常常写稿的干事们的体会，与我们无干。

学习班在讲写作基本知识时，讲了新闻的种类，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如何发现和选择有益的体（题）材，怎样提炼主题，文章的基本要素，以及怎样写总结、写间（简）报和反映情况等等。在发现题材方面，要“当革命的有心人、留心人、用心人、千里眼、顺风耳”，还说“连队到处都是宝，看你摸到摸不到。”为此，学习班专门安排了三天时间“深入连队，实际体会”。我那几天回连队，只了解到连里根据上级安排，正在学习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针锋相对”方针，解决“和平麻痹”思想，搞好“三分四定”。另外就是一排和二排利用星期天冒雨搞了两次拉练，侦察班也利用星期天搞军事训练，指挥排坚持自学认真读书（晚上熄灯后，用手电在被窝里看，说是“大灯熄了小灯亮”），再就是炊事班学习38师112团，进行快速蒸馒头成功。总之都不典型，都不新颖，都不生动，没有能够成稿的好实例好事迹。

学习班结束之前，每人都要上交一篇文章，说是写得好的，要向《战旗报》推荐，这下我可犯了难。推不推荐于我是无所谓，但必须交一篇这是任务，也相当于结业考试。哪有那么多可写的东西啊，可不写又交不了差，于是只好瞎编，那两天，居然编得我脑仁疼。

我编的故事是：我们连有线班一次搞完训练，撤收时被复线缠绕成一团，一时解不开，因为时间已晚，他们为了省事，就一钳子下去了事，结果第二天刚好碰上营里搞“突然袭击”，组织有线班架、放线比赛，他们速度到是很快，一直冲在其他连的前面，看看就要到达终点，线轱辘却放不出线来了，原来头天训练剪掉的那一大段电线，他们偷懒没有及时接上，终于吃了战备观念不强的亏。他们深刻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了设备器材管理，使其随时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在后来团里进行的一次有线兵占领观察所的考核中，取得了优秀成绩。

也可能我这篇瞎编的“报道”正符合当时要准备打仗的形势需要，所以也被选上向报社投了稿。我本来是敷衍一下的，真投出去了，虽然也不信就能被报社看上，但仍不免心中惴惴，生怕万一登了出来，营里、连里，还有有线班拿我试问怎么办？本来就没有过的事嘛，生生地让我胡嘞嘞出一个来，能不怕麽？还好，报社没有看上，后怕成了多余。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写“报道”有一个基本的字数要求，我为了凑字数，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准备打仗。’”结果交上去，负责审稿的谭建华干事才渺了一眼，就说：“第一句就有问题。”我吓一跳，以为把毛主席语录写错了呢，仔细看，没问题呀。我不解地抬头看着谭干事，谭干事见我没懂他的意思，就一字一顿地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句话就重复两个我们。”哦，是这呀，不许吗？我又学到一点。

9月18日，谭干事代表学习班做了总结。团里还请来了军宣传处的杨副处长做了《当前报道动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我们军的报道跟不上形势，新问题少，报道一般化。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xx教育与战备相结合，在战备训练中学哲学用哲学，要批判战备无用论、武装斗争过时论、xx斗争熄灭论。报道的重点是：在军事训练中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如何搞活一点，还要“提炼新思想，用事实说话”等等。

最后，团宣传股的刘股长也做了讲话。

我有一本“成都军区政治部战旗报社赠”的《采访本》，我过去记得是那次参加报道学习班时发的，但仔细回想了一下，不对，这本《采访本》是邓声律送给我的。他几个月前刚被抽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搞报道，但一到星期天就跑回连队来找我们玩儿。这本采访本是他得知我参加了学习班后，特意送给我的。我珍藏至今，一直没舍得用。

参加完“报道骨干学习班”后，我可一篇稿子也没有写过，算是白学了，因为实在找不到可写的东西，所以我老是感叹我的连队咋就不发生几件《解放军报》和《战旗报》中登载的那些生动事例呢。

文书的日常工作

当文书，总的说来，工作头绪多一些，一个字，“杂”，如果不是在农场搞生产（因为勤杂人员也同样要下地劳动），都比较轻松，除了连长、指导员临时安排的任务外，日常性的工作并不多，卫生员和通信员虽然也归文书管，但他们有他们的专业分工，多是连长指导员直接布置，无需我操心。

文书要填写和上报“连队实力报表”，我在西湖农场时，还专门回到团里上报。报表内容比较简单，炮兵连队，就那么七八十、八九十号人，入伍籍贯、年限、党员、团员，战伤、自伤……，以及武器装备等等数据，我数学不好，竟有做不平的时候，到了团里，一检查就发现数据不对。其实数字做不平的还不止我一个，都让军务股的参谋说得脸红，赶紧再要一张重填。

记录“连队要事日记”是一天一页，凡有大事，比如训练、学习、首长来连、谁谁探家或归队、谁谁下命令提拔当了班长副班长，包括谁谁入党入团等等，都要逐一记录备查，有点像记流水账。有时候忙起来搞忘了，回头还得补上。具体哪天记不住，就请卫生员张爱奇和通讯员陈家明帮助回忆。

文书还要协助指导员保管战士的档案。战士的档案都很简单，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是人人都有，团表、党表要团员和党员才有，受了嘉奖和个别受了处分的又多一样，但都是薄薄的一个纸袋子，所以我们连的战士档案，就一个不大的黑箱子就装完了。除了文书自己的档案是由指导员保管着外，全连战士的档案都由文书管理，如果文书想看看谁的档案，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我却从来不看，觉得不应该随便翻（偷）看别人的档案。李吉祥偶尔会对我说起某人家里啥啥的，开始我奇怪他咋知道的那么详细，后来才悟过来，他1970年时当过俩月的文书。

上级发的兵器教材，要登记后发到各班，战士退伍时，还要检查是否列入正常移交。

出墙报、黑板报是文书的事。我在农场时，还专门买了几本画墙报图案和字体的书做参考，依样画葫芦，尽量把板报弄得好看点，内容开始是以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后来又以批林彪反党集团为主，也登各班提供的好人好事，记得登过一篇岳明不顾白天劳动辛苦劳累，晚上熄灯后还坚持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的事情。

在农场，文书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统计和上报粮食产量，以及平时积肥的数量等等。上报粮食产量，农场指挥部要复核，那是做不了假的，但平时积肥多少立方，就由得各连自己报。所谓积肥，就是将田坎上的草皮铲起来，堆成一堆，再在其中倒上一桶粪水，然后用土封起来，让其慢慢腐烂发酵，等开春后就是上好的绿肥。结果田地边上，一堆一堆的，远看很像一个个的坟头。冬天，地上的草皮已经很浅，要铲来堆成一堆，一个班一天也弄不了几堆，但我们看到有的连队，连地皮一起铲，一上午能弄出好多堆来，结果他们上报的数字很好看。连长有些疑惑，为什么其他连队积肥效率那么高，而我们这个以“能够很好完成突击性任务”的连队却老是落在后面，开始以为是大家偷懒，于是要求各班加快进度，每天必须完成多少立方。这个指标其实是达不到的，但规定的数量又是硬任务，怎么办，好办，也学其他连队，连草皮一起铲，一会儿就一堆。不过我们周连长是个实在人，绝不是好糊弄的。他拿一把小锄头在手，见堆就刨个洞，伸手进去掏摸，如果摸到的是草，就给重新封上，如果掏出一把土来，就干脆给你挖开，还要把你“凶”一顿。于是大家只好老老实实积肥，不敢弄虚作假，可如此一来，我们连的积肥又幺了尾巴。为此，连长很生气，既气我们连落后，更气其他连作假。但就是这样，连长周跃明和指导员王家泰都从来也没有暗示，更没有要求我虚报过。开春后，我们连积的肥，绝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绿肥，而有些连队积的肥，不好说全部，总有不少基本上就是一堆土，没有肥效可言，自欺欺人罢了。

连里还考虑了文盲战士学文化的问题。王家泰指导员让李吉祥和我当了一回“文化小教员”，组织文化低的战士识字，连我在三班时的副班长林安国和胖子张召怀都来参加学习。十几个战士，个别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偶尔与家里通封信，都得靠别人帮忙，所以他们识字的热情挺高。没有教材，学习也是挤时间，不可能成系统地学。从何开始呢？内容必须通俗易懂，还要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这是当时必须体现的），于是李吉祥和我商量，干脆就从《国际歌》的歌词教起吧。文化低的战士，都是来自农村，干农活儿是把好手，但学文化有点困难，特别是一开始就遇到《国际歌》的词曲作者“欧仁.鲍狄埃”和“皮埃尔.狄盖特”这几个字，大部分都显得生僻，教了多遍还是记不住，李吉祥就有点不耐烦，后来干脆略去，直接教歌词，可还是被反映到指导员那里。反映的人还学李吉祥如何做出“不耐”的表情，指导员向我了解情况时，也学他的样子给我看，还表扬我有耐心。我脾气比较好，和农村战士关系一直不错。但来自大上海的李吉祥，在农村战友面前表现出点优越感，也的确是有的。我只好说，他做这种表情时，其实是在开玩笑。后来我把“南瓜”写成“兰瓜”时，他也是这个表情，手指冲我点点地，仿佛在说：孺子不可教也！

为了教学相长，我们还专门征求意见，单衍芳说他对学习生字感兴趣，认为每周两次的学习应该坚持；广东兵陈传成还提出对小测验要打分；郭保存的意见更具现实性，他说文化学习与政治运动的时间差不多，但内容不一样，所以在班里政治学习时，发言还是说不上来，等等。我今天翻开笔记本，看到当年的这些记录，真的感觉我的这几位战友可爱极了。

文化小教员活动，曾受到营里肯定，但进入农忙后，“识字班”就停办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当年上级下发过一种《外语喊话教材》，包括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内容不外“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跟我走”、“我们优待俘虏”等等。1970年我们还在通用厂支左的时候，连里就安排战士中学历最高，又先后当过文书的李吉祥和邓声律两个高中毕业生分别教大家说。邓声律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他教的那句“缴枪不杀”，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怎么说，其中“卢~~~”这个音要弹舌，许多人舌头是硬的，咋学都不会。李吉祥教英语，边教边提问，指着驾驶班老班长李莹宝来了一句：“Don’t move（音：东特木），什么意思？”李莹宝说：“懂得不？哎就是懂不得嘞！”本来“歪国话”说起来就是叽哩冈啷的，大家边学就边在笑，这下更是哄堂大笑起来，差点没把房顶给抬了。

另外，如今谁看到地上有几分钱，大概不会去捡，捡来也没用，但当年，一定会捡起来，而且还要上交。我们连的战士捡到钱，就交到我这里，我就一一登记下来，这可是做好人好事的一个方面，虽然事情很小，但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这与当年大力倡导“拾金不昧”有很大关系。连里前前后后攒积了好几毛钱的上交款，干嘛用呢？在得到指导员同意后，就用来买了出墙报的书。

还有，如果通讯员陈家明有事，我就帮他划船去营部取报纸和信件，包括给猪配种，连长也是让我和陈家明帮饲养员把猪抬下船，弄上岸，而指导员要去生产队调查个政治事故苗头，以及岳明捉贼打了老乡需要了解等等，也都要把我给叫上。

文书兼军械员

连队文书的职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做了明确的规定，2010年颁布的新《条令》第五十三条 军械员兼文书职责，具体规定了六条：

（一）领发和登记全连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

（二）管理连队集中存放的武器、弹药、器材和军械装具，严格执行安全规定。

（三）检查了解全连武器装备的使用、保养和保管情况，并给予技术指导，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四）及时送修损坏的军械和器材，按照规定回收、上交旧品（废品）和缴获的军械、物资。

（五）填写和保管全连军人登记表、名册和规定的报表。按时准确统计、上报连队实力。

领发、登记和保管条令、条例、文件、教材和教具、文具。

新“条令”更强调军械员的工作，是军械员兼文书。我不知道老“条令”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当兵时，就没有很好地组织和系统地学习过，但在实际履职上，却是文书兼军械员。至于落实到具体职责，大的方面，应该差不多。

文书兼着军械管理，对火炮和轻武器的编号都要做详细登记，我后来到六班当班长，也把当文书时的习惯继承了下来，把我们班的火炮、枪支和瞄准镜等器材的编号一一记在本子上，如今翻出来一看，啊！我们六炮的炮号是80464，周视瞄准镜号是600147，直接瞄准镜01717，标定器号是600175，我的56式冲锋枪号是4225761，63式自动步枪号是80239550，56式班用机枪号是1601231，我们六炮牵引车的车号是子4-14310。我敢说，像我这样记得详细且又保留至今的，不多啊。

每周六早饭前，要配合副连长检查轻武器是否擦拭干净。1971年9.13事件后，我们三营的车炮都拉到了西湖农场指挥部，停在晒坝上，所以也要进行每周的“车跑场日”。车炮场日要帮副连长到各班排了解和检查武器装备的保管保养情况，特别是要注意查看单炮工具箱里的零配件是否齐全，单炮工具箱里面有好几十种修理工具和常用零配件。尤其是要注意工具箱里面的那把修理瞄准镜用的“钟表起子”还在不在。钟表起子小巧实用，人见人爱，很容易“丢失”。还要提醒、督促各炮将炮轮转一个角度，因为炮轮是火炮运动体的主要部分，85炮的跑轮是海绵实心胎，有较好的缓冲性能，不怕被弹片和枪弹击中漏气，但停放时如果海绵胎一侧长期着地受力，容易引起不可逆的变形，不常用的炮，即出现“平点现象”，导致轮胎不再是完整的圆形，所以最好是架空，即便经常使用的火炮，也应该定期将运动体转个角度，避免其长期受压“吃瘪”。不过我当兵的那几年，从来没有架空过，都是靠定时转动轮胎。

文书还要负责发放口令纸、铅笔、擦枪布、擦炮布、擦枪油等等。说点有关发放擦枪布的好笑的事。擦枪布有时是一个班发一件换发军装时上交的旧军装，如果那件军装还不算太旧，就有可能被个别老兵私留，于是我就将衣服撕成两半再发。擦枪布和擦炮布都是崭新的白布，用于擦炮膛的白布常常一个班发一大块，这样的白布很诱人，更可能被“截留”，这种情况虽然比较极端，但确实有过。擦炮膛用的白布不可能撕得太小，擦枪布我就撕成条状再发下去。开始撕得还不够窄，有五六公分宽、一二十公分长，结果不少兵们把新擦枪布用来缝在军装领子里面（年轻人，油汗重，领子和帽子上尽是油渍），后来我干脆撕成二公分宽一条，擦枪膛正好合适，又不能再做他用。这招可够损的，如今想来，我这“红管家”一定挺招人恨，但不这样，都把新布藏起来，随便找些破布擦枪擦炮，那也不成话

连队轻武器射击前，要配合副连长校枪，这活儿我爱干。那时我们半自动已经换装成了全自动，一次还没有打过。结果最后用的是通信员陈家明背的那支。冲锋枪和自动步枪各选一支校准后，就轮着打。班长、驾驶员打冲锋枪，一般战士打自动步枪，不像步兵，是自己打自己的枪。

张悌的哥哥是54军的，我听张悌说，他哥告诉他，打冲锋枪的经验是左手握住弹匣往前推，右手握住小握把往后拉，枪就特别稳。我在校枪时照此办理，因为不是正式打，反而不慌张，结果三发一个短点射，居然打了29环。当兵五年，我打过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63式全自动步枪，打过54式手枪和53式步骑枪，还打过40火箭筒和信号枪，就是没打过轻机枪。因为正好轮到打机枪那天，我去团里上交“连队实力报表”去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这兼着军械员的，还能不打几发？以前和后来不当文书，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张照片中的我，仅仅是做个样子而已。

另外，我打手枪只打过一发，还是副连长给我打的。干部轻武器射击考核打手枪，但那时子弹的管理不是特别严格，所以除了规定打的数量外，干部们多少都存有额外的子弹，不然也不会发生1970年我们在重庆支左时，指挥排谭排长带着侦察班的几个兵，偷偷在离肥皂厂不远的地方打枪玩，结果枪声引起了群众的警觉，以为是阶级敌人在打暗枪，迅速报告到了部队。我打的那一发，很是蹊跷，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明明瞄的是靶心，结果打低了五六十公分，正中支胸环靶的靶杆，可能你会说我手艺臭，没瞄准。再没瞄准也不会打低那么多，特别是，不到二十来米的距离，子弹只把木杆打了个浅浅的坑，弹头就掉在靶前的地上。我怀疑，这发子弹曾经被人摘了弹头，将发射药倒了一些出来，不然子弹应该穿杆而过，不会连二、三厘米粗的木杆子都打不透吧，何况才打了一个小窝窝。

这张照片也是做做样子的。

在西湖农场，还进行过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期间，一个兵出于好玩，拿着个教练手榴弹掂了掂，抬手就往天上抛去，下面十几个人同时抬头张望，都没见扔到哪里去了，由于不知道会落到什么地方，不敢乱跑，都傻傻地站着，缩着脖子等手榴弹落地。“嘭”第一声，手榴弹落到了大家身边，幸好没有砸住人，气得大家把他痛骂一顿。嗨！当兵的，岁数都不大，少不更事，喜欢恶作剧，而且不计后果，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哇，如果当真砸到谁头上，天灵盖一准儿开花。就这样，还有人不吸取教训。到投掷实弹时，一个傻兵怕投不远，就抡圆了手臂横着扔，结果放手晚了点，手榴弹没有往前飞，而是扔到了左边不远的九连的秧田里，炸得稀泥满天飞，把秧田炸出一个形状和大小都极像行军锅的坑。刚播撒的稻种，被毁了不少。后来插秧时，九连育的秧苗不够，硬说是我们连的手榴弹给炸的。不得已，我们连赔了他们不少秧子，弄得我们自己都不够还花钱向生产队买。

安全问题经常讲，但还是不那么重视。投弹时，都喜欢看手榴弹的爆炸，大家想，手榴弹爆炸，弹片呈扇形向上迸溅，你趴在离手榴弹爆炸点几米外就是安全的，我们离爆炸点三四十米，还怕个啥，开始还蹲在壕沟里只抬头，后来干脆就站了起来，半个身子都在外面。北京兵张国庆站在我的旁边，手榴弹爆炸的一瞬间，他觉得有个东西轻拍了一下他的胸脯，低头一看，地上一个衬衣扣子，再看自己胸前，外衣上靠近扣子的地方有一个小洞，解开军装一看，衬衣上的扣子没了，正是地上那颗，这下大家才知道厉害，别以为只能打掉一颗扣子的力道打不死人，打眼睛上呢？于是赶紧蹲的蹲，趴的趴，不敢再充大胆。

另外，还有叫杨老臭的兵，把手榴弹扔到了战壕的前面不足三米的地方，亏得组织投弹的周连长机警，一把将吓愣的他推进战壕。我们都爬在后面的壕沟里，手榴弹就在离我们不足五米的地方爆炸了。事后我不免感叹，有的人，真不是当兵的料啊。

杨玉周和甲玛成了那天投弹的明星，都是一投五六十米，手榴弹还没落地就炸了。空炸的手榴弹弹片没有死角，只要在杀伤范围内，非死即伤。另外，我们营在农场时，与我同年入伍的九连一位战友正留守营房，6月12号，留守营房的一位连队领导带全营留守人员投实弹，心想营房不远的河里有鱼，不如干脆朝河里扔，既完成了投弹训练，还可以炸点鱼吃。不成想他们排成一排一起扔，一个兵只投了两三米远，我们同年入伍的那位战友未及躲闪，正在转身还没有完全卧倒时，手榴弹就爆炸了，刚好一个弹片打进他的屁股里。他被抬到卫生队，没有处理战伤经验的医生在伤口处划了一刀，翻找一阵，居然没有找到弹片。无奈，只好重新缝上后送往重庆新桥医院。医院拍了X光片一看，弹片在弹孔上面的肉里好几公分。原来他是在卧倒的过程中手榴弹爆炸的，倾斜的身体和飞溅的弹片成一直线，弹片自然是斜着打进去的，在原来的弹孔处，哪里还找得到弹片呢？结果白白挨了两刀。他1973年退伍了，好在走时弄了个《残疾军人证》，其实一点残疾都没有。朱远新与他同来自七医大，一直关系很好，退伍后常在一起，1980年我去重庆见到朱远新，聊天时说到战友的《残疾证》唯一的好处，就是上街买肉时高举着往前挤，从来不用排队。

我当文书时，还出过一件糗事。1973年1月3日，我们连在撤出农场那天，我在将零散子弹装船时，因为子弹多盖不住箱盖，箱子又重有些端不动，结果船刚刚离开湖岸，箱子一歪，许多子弹滑落倒湖里去了。连里只好组织几个战士下湖捞子弹。湖边升了一堆火，连里还拿出一瓶白酒，五班长牟雨芝和四班的董进田等几个就着酒下水，终于将散落在湖底的子弹摸了上来。要不是在一次战友聚会上青白江兵范如明提起，我可真是忘得一干二净。范如明糗我说，你还写回忆，这件事都忘记了，还不如我来写。谢谢他的及时提醒，不然我们连的战友看完我的回忆，一定会说我通篇都是别人的“恍失”，就是不说自己，当真是“选择性失忆”啊。

政治事故苗头

部队有规定，不允许战士在驻地找对象结婚。这项规定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非常明确，如果不这样，非乱套不可。我不清楚现在如何处理当事人，要是在当年，一旦发现，涉事战士不仅要受处分，入党入团可能从此没门，年底肯定还要被处理退伍，因为这是部队非常忌讳的“政治事故”之一，所以这一点抓得很紧，但再抓得紧，还是有人铤而走险，我们连在农场时，就被指导员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一起。

在西湖农场和在铜梁旧市坝一样，我们部队的营房周围没有围墙，营房和农田交错杂陈，老乡的住房就在旁边，营区的道路老百姓也可以随意通过，而在农场，因为时不时地要到老百姓家借用粪桶、粪凼、连枷，包括水车等等农具，加上一个连要管理一百多亩水田和比较分散的旱地，与老百姓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些，所以连队对此事是比较敏感的。

有一段时间，连里听到反映，说1969年入伍的一位合江兵有些异样，中午不午休，爱往外跑，还说好像包袱皮里多了一件毛衣，据说是附近生产队的一个女孩儿送给他的，总之无风不起浪，指导员立即警惕起来。一天上午，指导员对我说：“文书，走，我们去生产队搞个社会调查。”于是我就陪他去生产队搞调查。我不知道指导员事先是怎么知道那个女孩儿家的，没走出二里地，就问到了她家。找到那个女孩儿，开始她不承认，指导员有的是办法，和颜悦色地告诉她，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我们的同志收了老百姓的东西，如果不付钱，就是违犯了部队纪律，是要受到批评的。我们来问问他付钱了没有。那傻丫头一听就急了，连声说：“不要钱不要钱，毛线是他的，我只是帮他打了一下，是心甘情愿给他打的。”哈！看来诱供比逼供效果好，事到如此，无需再“审”，指导员马上就变了脸，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说部队不仅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纪律规定战士不许在驻地谈恋爱，所以请你不要动摇军心，影响他的政治前途，等等。我对指导员的手腕佩服得很哪，赶紧背过身去偷笑。就这样，指导员及时地打断了他们之间刚刚萌发的感情。如今看，好像有些不通人性，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故”苗头哦。指导员此举并非多余，一是部队的制度规定，二是真心挽救了那个战士的“政治生命”，须知，那时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有可能决定他一生的走向。

另外，我们营九连的一个兵，也是结交了驻地附近生产队一个姑娘，虽然身在咫尺间，但平时不敢见面，于是便相约有重要事情时就写信。我们营大部分人都在农场，那兵则留守营房。为了保密，女孩儿写信要落款我们连在农场的地址，让人误以为是那信是七连的老乡写给他的。但谁曾想到，那个女孩儿文化不高，以前也没有寄过信，把收信地址和寄信地址弄反了，结果信寄到了我们连。有人认识他，就奇怪他在铜梁县旧市坝九连营房留守，怎么会从留守地往我们七连给他自己寄信呢？要知道，基层连队的领导都不是吃素的，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于是信便落到了九连领导的手里，而不是交还给他本人。

当年没有“通信受法律保护”的意识，连队领导可以在认为必要时，任意拆看战士的信件。哦豁，那女孩儿第一封仅算一般信件的“情书”，败露了他们之间的恋情，你想，这好事还能搞得成么，自然莫搞了。

但是，也有保密工作做得好，最后搞成了的。一位与我同年入伍的山东单县兵郭保存就是。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在军事技术方面表现不是很突出，但很听话，也能吃苦。按说一个军事技术一般，只能当一般炮手，没有多少特点的兵，在部队平平淡淡过几年，然后退伍回家，不会留下多少值得流传的事迹。但是，看似老实的郭保存，却让全连大跌眼镜。

1973年初，郭保存退伍回到家乡。但两个月后，他又悄悄返回铜梁旧市坝，住在土桥镇的小旅馆里。两天过后，紧挨着我们营区的生产队的一个女孩儿，偷偷地和他私奔去了山东。嘿嘿，这家伙平时看上去笨嘴笨舌的，开会学习几乎从不发言，他是怎么把那女孩儿谝到手的呢？再说也没见他不假外出私会女友啊。他还有那么多老乡，都被蒙在鼓里。想不明白呀，这个被指导员称为“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的郭保存，居然能够把姑娘哄走。后来指导员对我们说：“你们格看出来了？”我们都老实承认，的确没有看出来。想想我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自觉颇为惭愧，咋就没看出来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啊。这件事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警示，所以自那以后，直到退休，我都不再愿意当别人的入党介绍人，怕看走了眼。不过现在嘛，我祝他们恩爱一世，白头偕老，子孙满堂，日子过得红火。

郭保存

“兰瓜”是什么瓜

看了标题有人会问，兰瓜是什么瓜？回答是没有这种瓜。那为什么又这样写？写错了嘛。谁干的？我！

我小学五年级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等1969年复课闹革命，数学还在学习小学六年级的课程，语文和英语都是应景的内容，年底我就当兵去了，虽然小学时语文成绩比算数好点但也不多，所以实际上没读什么书。

在农场搞生产，除了种稻种麦，副业生产就是种蔬菜以改进生活。连里给每个班都划定了一块儿菜地（在铜梁县旧市坝团营房时也是这样），规定每个班都要向连里上交一定数量的蔬菜，人平有一百多斤。由于只规定了上交的重量，没有规定品种和对不同品种蔬菜提出不同的上交标准，所以大家都偷懒，什么好种种什么，什么产量大种什么。什么好种？南瓜最好种，大的二三十斤一个，四五个就够数，其次是茄子，产量高，经摘，摘了又长。当然种南瓜是最省事的。挖个大点儿的坑，抬一筐猪粪倒进去，再点几粒南瓜籽，上面盖一层土，以后间天晚饭后，拿脸盆端湖水浇浇，其他就不用管了。那南瓜不缺肥、水，疯一般地长，南瓜大得像磨盘，几十斤一个，炊事班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堆放，南瓜从地上摞起一人多高，把个十二三平方米的房子堆了一大半。于是天天吃南瓜，吃得大家喊天。喊天还是吃不完，慢慢的，压在下面的南瓜都开始流水儿了。

谷子成熟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家里存粮已经不多。粮食不够吃，又听说部队的南瓜吃不完，就提出买一些。当地老乡叫南瓜为“荒瓜”，说：饿得慌（得）不得（行）。估计这南瓜就是度荒的好东西，所以叫荒瓜。当年部队营区周围的老百姓，生活还是非常清苦。西湖农场周围虽然田土肥沃，但老百姓收入并不高。我还在二班时，一次班长周外苟带我去一排驻地下面一户农家借粪桶粪凼，那家农民的老婆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里，不到40岁的人，老得像个太婆，头上缠着布正坐在床上。家里黑黢黢、空荡荡、烂朽朽的。这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了。借农具回来的路上我问班长，说他家穷成那样了，还生？老班长见怪不怪地说：“你们城市伢子晓得个球啊，在农村，有一个娃娃就分一份口粮，大人和娃娃分的一样多，大人不够吃，娃娃吃不完，就可以拉扯一下。”我又问，那娃娃长大了又咋办呢？班长说：“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哪管得了那么多。”我没有当过知青，如果不是来农场，和农民多少有些接触，还真不知道口粮是这样分配的，可见在农村再穷都要生，除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缺乏科学卫生知识外，还受口粮分配政策的影响。

连里觉得卖南瓜，既可以帮助老乡度荒，又可以卖点儿钱买其他蔬菜调剂一下，于是司务长张宗芳说：文书，你写一张纸，卖南瓜，3分钱一斤。

我对这个决定举双手拥护，赶紧找来笔墨纸张，欲待请四班长李吉祥写来着，无奈他下地未归，我只好自己写：兰瓜 3分钱一斤。用的还是宋体字。写完后就粘在小黑板上，立在厨房旁老乡常走的路边。

中午收工了，李吉祥看见我说，这个牌子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咋啦？

他指着那个“兰”字说，“兰瓜”是什么瓜？然后手指冲着我点点地，一脸的不屑：“太没文化了！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然后再指着那个“兰”字：“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兰和南，两个字声母都不同，你们四川人L、N不分。”

我这才反应过来，写错字了呀！不由得一阵脸红，但口头没说，心里却不服气，心想写个错别字就把我和愚蠢的军队联系起来了？哦呀！我明白了，你这是报复呀，我们平时笑话你们上海人“黄、王不分”，今儿让你逮着了，没完啦？

其实我写错别字还不止这一回。出黑板报有没有，因为没有被人指出来，不知道，但正儿八经上了墙的，却还有一次，如果西湖农场的老营房还在，说不定现在都还保留着，那才真正成了一个“纪念”。这个事我后面再摆。

3分钱一斤，对当地农民来说还是太贵了，最后只卖出去几个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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