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谦益 杨业澎 靳崇智三位绥蒙抗战革命者

文史编委

苏谦益 （1913-2007)，出生于今内蒙古原绥远省托克托县。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宣传发动群众抗日，

1933年初因参加反帝大同盟被捕入狱。出狱后，根据王若飞同志的指示，他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

1936 年出狱后与武达平等筹建绥远牺盟会，

1937年春到太原牺盟军政训练班学习2个月，任山阴县牺盟特派员，

1938年初调任牺盟临县中心区秘书兼党团书记，

1939年参加秋林会议后任牺盟总会晋西北办事处组织部部长、党团书记，

1940年1月山西任第四专署任专员兼党组书记，

1941年1月，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派他绥蒙大青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任绥察行政公署副主任，

1943年1月绥察行署改为塞北区行署任副主任，

1948年任绥蒙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绥远省党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先后担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委员、副主席，

包头市委书记兼市长，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华北局秘书长、书记处书记。

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院长（副部长级），

中共八大代表，

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常委，

离职休养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2007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杨业澎（1914—1993）：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绥远归绥人）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归绥一中读书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加任一中特支书记。

1933年初因参加反帝大同盟被捕入狱。出狱后，根据王若飞同志的指示，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

1933年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

1936年任神池县牺盟特派员

1938年2月任岢岚中心区牺盟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处主任。

1941年3月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派他绥蒙大青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绥东地委、绥西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中共绥北、绥南工委副书记，

1945年7月任绥蒙政府绥西地委书记兼专员，

1948年任绥蒙军区副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任绥远省军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中共绥远省委委员。

华北军区后勤部政委、党委副书记，

国家化工部南京化学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中共江苏省委委员，

国家化工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

兼纪律检查组组长等职。

1993年10月23日在北京逝世。

靳崇智（1914年-1996）内蒙古土默特旗人。

青年时期在绥远一中、北平一中就读，曾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193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同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

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亡到河南信阳，任第八休养院少尉军需2个月，

山西参加战动总会游击第1支队，任指导员、教导员，暂编第1师师部供给处副处长、处长等职。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中，对粉碎暂1师44团冀聘之叛变事件起了关键作用。

1941年3月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派他绥蒙大青山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任绥察行公署财政处财政科科长，

1942年起任绥西专署副专员兼武归县县长，

绥中专署副专员、专员。

1945年8月任绥蒙政府财政处处长，参加绥包战役及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工作。

1949年6月任绥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绥远省财政厅厅长、省政府委员，

国家化工部兰州化学公司

甘肃省燃化局

国家财政部副司长、

国家建设银行副行长，

国家化学工业部人劳财务司、化肥司司长，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5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在硝烟弥漫的年代】

 苏谦益 杨业澎 靳崇智

一

一九四O年，整个大青山区的反顽斗争胜利以后，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晋绥区党委决定从晋西北各个部队和地方抽调一批绥远籍干部回原籍开展抗日斗争。

当时，我们中间的苏谦益同志在四分区地委，杨业澎同志在二中队，靳崇智同志在暂一师。接到组织指示以后，我们就到河曲的十人村集合，作着北进的准备，到第二年三月六日从河曲起身，向大青山进发。

那次同行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王建功、 杨国兴、杜连、王务品，成枫涛他虽然不是绥远人但在苏谦益同志的影响下，主动要求奔赴抗战的第一线等同志。

一路上，我们这些青年的同志互相鼓励，共同前进。大家决心要在大青山上好好干一场事业，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给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通过一路艰难的跋涉，我们很快赶到了绥中地区的苏吉，在那儿找到了中共绥察区党委与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部。

在司令部里，骑兵支队的同志和中共绥察区党委同志们热烈地欢迎我们，这是我们从晋西北出发以来最高兴的时候。可就是在那天上午，正遇上鬼子袭击的驻地，我们在炮火中上了踏上绥远地区斗争的第一课。

那时，我们正和同志交谈的时候，忽然,张成功同志(骑兵支队参谋长他在苏联当过兵)进来说:“有敌情!”他的话音刚落，敌人的掷弹筒就在周围打响了。

同志们很快指挥战斗去了。我们几个人被留在屋子里。停了一会儿，外边的枪声变得又密又近了，我们觉得不能继续呆在这里，应该马上转移。接着六七个人就一一起向门口冲去。谁知，敌人是从正面进攻，屋外的子弹砰砰乱飞，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去也是很危险的。在这紧急关头,不知 谁说了一句，“赶紧挖洞， 从后墙出去!”于是，我们又一齐动手，三下五除二，从后墙挖开一个洞口，一起撤了出去。

我们冲出来以后，就赶紧绕到马厩去骑马。那时，我们的战马正在炮火中又吼又叫，看到主人来了，都顺从地站了下来。在枪炮声中，大家解开细绳，一起上马，猛加一鞭，向村外冲去。到了村外，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也放慢了速度。在查点着人数时，发现靳崇智同志没上来，于是，就停下来等他。大家正在着急的时候，忽听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扭头一看，正是新崇智同志赶上来了。只见他光屁股骑着一匹马，身后背着一具马鞍子，手里提着一支二十响匣子。他一边跑，一边向我们吆喝着“你们赶紧突围，我在后面掩护!”看他的样子，是撒退时没来得及备马，逗得我们直想发笑。但是，在这硝烟弥漫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这又使我们大家对他肃然起敬。

那一次，杨业澎同志的警卫员李俊清同志(山西省可岚县人)也很逗人。他跑出来以后，有马不骑，却揪着马尾巴一直跑到山上。

这件事情后来被我们称作“苏吉会师”，当作一件轶事经常谈论。它说明对待革命事业光有热情还不够，必须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才能作到临危不惧，应付自如;同时也充分表现了我们队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

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四月正式到达大青山区。那时，虽然时值晚春，但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山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厚，大家虽然穿着棉衣，但还是被冻得直打哆嗦，我们火热的斗争生活就是从这寒冷的时候开始的。

大青山党的领导是中共绥察区党委，下设绥西、 绥中、绥南三个地委，后面开辟了绥东游击区。我们来了以后，又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下辖三个专署，武装力量主要有骑兵支队的三个团。

这样，就形成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三方面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完整的抗日斗争体系。

一九四一年这三方面的组成情况是:

一、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与指挥机关：

党的组织:

中共绥察区党委。

由白如冰同志任书记，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长，王聚德同志任社会部长，于占彪同志任武装部长。

政权机构:

绥察行政公署，

由杨植霖同志任主任，苏谦益同志任副主任，于占彪同志兼任行政公署军事部长。

军队:

八路军120师大青山骑兵支队。

由姚喆同志任司令员，陈岗同志任副司令员，张达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绥察军区由姚喆任司令，张达志任政委，于占彪任副司令。‘

二、党政军在各个地区的组织与分布情况

1、绥西地区:

党的组织:

绥西地委，由白成铭同志兼任书记。

政权机构:

绥西专署，先由李维中同志任专员，后来由杨业澎同志任专员，王建功、靳崇智同志任副专员。

军队:

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由朱有德同志任团长，姜文华同志任政委。

2、绥中地区:

党的组织:

绥中地委。由贾长铭同志任书记。

政权机构:

绥中专署，由程仲一（后牺牲)同志任专员。

军队:

大青山骑兵支队二团,由李国良同志任团长。

3、绥南地区:

党的组织:

绥南地委，由张云峰同志任书记。

政权机构:

绥南专署，由杨国兴同志任专员。

军队:

大青山骑兵支队一团，由邹风山同志任团长，范保宋同志任政委。

后面开辟了绥东游击区，

党的组织：

绥东工委，由崔岩（后牺牲）同志任书记，

政权机构：

绥东专署，由杨业澎同志任专员。

军队：

开展绥东地区的工作的军队力量是绥中二团的部份。

在斗争的岁月里，我们三人大部分时间是在绥西地区度过的，苏谦益同志和靳崇智同志都在行署工作(靳崇智同志任行署财政科长)杨业澎同志一.九四一年冬由绥东调往绥西、任绥西专署专员。因此，我们都有共同的感受，一直忘不了在绥西地区的那段斗争历史。

绥西地区的范围东起蜈蚣坝，西到包头，北括武川固阳，南临黄河。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平川，又有峰峦重迭的青山既能迂回，又有依托，是进行游击战争绝好的地方。特别是万家沟、九峰山、一前晌、井尔沟等地，山势险要，藏龙卧虎，堪称塞北天险，根据地党政军指挥机关曾先后设在这里，更显示了绥西地区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的重要性。除此而外，.绥西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由于深受日本侵略者、土匪、国民党军队的糟害之苦，所以对救民于火的共产党、八路军、游击队十分欢迎与热爱，在大大小小的抗日斗争与活动中，他们与共产党八路军同呼吸，共命运，舍死忘生地支援抗战，支援革命，以至使绥西革命根据地在最困难的白子里也没有垮掉，一直坚持到胜利。

一九四一年冬天， 我们中间的杨业澎和靳崇智同志一同被调往绥西任专署专员和副专员。

那时，正是环境日趋艰苦和困难的时候，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王聚德和蒙古游击队队长高凤英同志刚刚牺牲不久; 在鬼子的“扫荡”下，山里的部分群众逃往后山和平川。为了更好地领导绥西地区的抗日斗争，我们共同动手，在元前晌搭设窝铺、开展工作，白天奔波于九峰山，万家沟等地，晚上就在窝铺的油灯下办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建立起绥西专署所辖的三个县政权：

一、武归县:包括武川的七区、八区，归绥 蜈蚣坝以西 王威同志任县长，高鸿光同志任县委书记；

二、萨县包括萨拉齐、麦岱召及包头以东的部分，王经雨同志任县长、刘启焕同志任县委书记;

三、武固县:包括武川的十区和固阳县，由李奇同志任县长，王弼臣同志任县委书记。

在这三个县里，武归县抗日的局面和声势比较大，那里主要有郝秀山(八区区长)、奇峻山(山边区区长)和曹文玉(二区区长)等同志领着游击队活动。

在斗争中，我们所依托的地方是井尔沟。那里有我们一个修养所，所有伤员病员都可以在那儿得到休息与治疗。同时，还建有一些窑洞，就是紧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安心地住在窑洞里办公。

在专署的领导下，除了正式建立我们的县级政权，还注重建立革命两面派的基层政权，这就是在一些村庄中，除选派我方人员去作乡长、村长外，还争取了一些伪乡政人员为我们工作，他们都是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我们办事。这种政权形式是当时斗争的一个特殊产物。

一九四二年， 鬼子开始进行大“扫荡”。绥南、绥中等地区都被敌人“扫”掉了，只留下绥西的部分地方(如井尔沟、德胜沟、李其沟等)，这时，党政军方面的大部分同志回偏关整风去了，(实际上，在恶劣的环境下，党中央为了保护一批干部而调他们回去的)。坚持绥西斗争的领导同志主要有白成铭、姜文华、靳崇智等同志(靳崇智同志四四年回偏关整风，四五年又上来了)。

一九四三年，杨业澎等同志又从晋西北根据地来到大青山(绥西地区)。这次，我们的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同志在晋西北根据地专门作了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发动群众的报告)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和建立民兵组织，搞地雷战(山西军分区专门派来这方面的专业军事人才)，在抗战中闯出一条新的路来。

这时，我们的领导和指挥机关已从万家沟撤到井尔沟一带，绥西地区由杨业澎同志任地委书记，靳崇智同志任专署专员，蔡九同志任骑兵三团团长，姜文华同志任团政委。王璞同志作了萨县县长。

由于我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盘据在后山的国民党自卫军王有功部不敢再到井尔沟捣乱，日本鬼子也不敢轻易进山“扫荡”了。

那时，张少庭同志在乌兰不浪一带活动，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郝秀山同志领着游击队以李其沟为依托和敌人展开斗争; 南平川的局面又逐渐打开。

我们还和李容玉 、高凤来、胡进财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配合作战、打交通了通往偏关的直接通道。直到日本投降的时候，康建民同志带上来骑兵旅，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绥远地区斗争的序幕已经揭开了。

三

从一九四二年七月开始，日本华北派通军总参谋长细俊六亲任总指挥到大青山“扫荡”，妄想通过这次阳荡”，把大青山区的抗日力量尽皆“剿灭”，从而达到他们占领整个华北的侵略野心。

鬼子在“扫荡”中采取铁壁合围，步步围营，分击合击等战术。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完全是一片血与火的海洋,他们所设的据点和炮楼三重一个，五里一个，真是受到了针插不进的程度，整个大青山区承受着鬼子成千上万吨炮弹的轰....侵略和反抗的斗争，生存与灭亡的决战，那种形势和环境，非亲身经历，是不可想象和描绘的。

可是，日本侵略者完全错打了算盘，他们根本不懂得其所发动的战争是属于非正义的、侵略性质的战争，从战争的规律性来看，他们失败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抗日军民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终于以最大的毅力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打垮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时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思想，采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的办法，在整个大青山区与鬼子展开了周旋与较量。那时，我们除撤走四百多人的部队外，尚留七百多人的游击队伍，分散在大青山的沟沟岔岔，使鬼子感到我们的存在，又下子制不住我们，他们象发疯的野兽，干着急，没办法。

为了保护干部，积蓄力量，在这严重的局面下，中央决定调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回晋西北整训。

与此同时，中央改绥察区党委为塞北工委高克林同志任书记，并把党的领导从大青山撤到山西的偏关，通过整风，准备以后更好地开展大青山的抗战工作。

在鬼子的大“扫荡”中，坚守在大青山上的同志基本上以转山头的形势进行斗争。刚开始，老乡还能给我们往山上送饭; 到后来，我们差不多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老乡们连饭也送不上来，我们的条件就更艰苦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我们山上的战士又没有棉衣穿了，而搞这些给养，比刚上大青山时要困难的多。同志们硬是忍着冻和敌人进行意志的较量。同时，我们吃饭也发生了问题，刚开始，每人还能喝一小洋瓷碗稀饭，到后来就一粒米也见不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靠挖野菜充饥。那时，大青山里有很多山韭菜，这是我们救命的“佳肴”，除此而外，还有菱芝草、荨麻、百合、玉竹等。由于长时间吃这些野菜，我们每个战士的脸都变的粗糙起来(野菜中含有硝盐)，感到象针扎一样疼。由于长期吃不到油和盐，我们有的同志双眼失明了。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叫苦，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这种历史状况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真正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队伍，这个队伍的革命战士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

这儿有一个问题需要提一下，就是从一九四二年困难的时候起，坚守在大青山上的革命队伍中有过一个生存与政策的争论问题。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粮食和给养极度缺乏，为了维持整个部队的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过多的动员了老百姓的一些粮食和羊只。其中对一些地主大户搞得较多。时间长了，这种行动在群众中引起了反应，特别是一些大户人家，明显地不欢迎我们去了。这种做法对与不对,在革命队伍中间引起了争论。有的同志认为，这种作法是对的，因为要想赢得斗争的胜利，就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弄到食物;有的同志认为，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因为在战争的岁月里，不但部队困难，老百姓更加清苦，他们平时已经使尽一切力量支援部队，要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弄去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羊只，就会伤掉他们对部队的一片深情。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这样下去是会丧失我们赢得胜利的基础的。至于地主大户，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要团结他们，不能随意侵害他们的利益。

根据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绥西李维中专员说,我们不能“坐吃山空”，要积极活动起来，寻找部队生存的出路。争论结果，我们统一了思想，认定了后一种认识是正确的，得出了在困难的时期里不是政策和生存的矛盾，重要的是斗争的结论。

于是，我们就停止了从前的作法，进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群众的利益。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战马杀掉充饥，也不随意侵害群众的利益。这种作法使山里山外的群众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了，他们又来千方百计地支援部队。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从山头下来，瞅准时机，打击小股敌人，端掉敌人簿弱的据点，解决一些物资，生存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一九四三年以后，我们回晋西北根据地与延安学习与汇报工作的同志，又重上大青山。根据党中央重新作出的部署，我们以武工队的形式往上打，到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又调一支骑兵部队直插大青山，抗战的局面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相持转为进攻，直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我们终于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

四

因力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八月，行署和绥中专署从绥中撤到绥南。有次，我;(苏谦益)和桃林县县长宋克战同志领着游击队驻在六合沟，山口外围满了鬼子和伪军。为了及早甩开敌人，宋克战同志提出乘黑从敌群中间插过去的方案。我怕不保险，有些犹豫，宋克战同志说:“不要紧，敌人现在正在调兵，好比一锅乱粥，正好我们行事。再晚就不行了。”我觉得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再说兵贵神速，于是，我们就先派一个熟悉情况的地下党员(当地人)侦察了敌情，然后领着全体同志，一起向山口外走去。

当我们走出山口的时候，发现敌人的驻地三里一个，五里一个，密密麻麻，真有黑云压城之势。那时，天已擦黑，我们按照下山时的计划,排着整齐的队伍，发出坚实的脚步声，从敌人驻地之间直插过去。鬼子见这支队伍不慌不忙，有目的地前进，以为是他们内部调集兵力，无人过问。直到我们走过以后，他们才发现苗头不对，就赶紧调集队伍追赶我们，但到那时，我们已转移到平顶山上了。在那艰苦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作着胜利的准备，想着全国解放以后自己该怎么办。有的同志说, 到那时，只要美美地抽上一支烟就满足了; 有的同志说, 到那时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痛痛快快睡上一觉。这当然是同志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最后，大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要好好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可是，要想为建设祖国出力，就要有一定文化基础,而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基础很差。为了实现美好的理想，在那连天的炮火中，战士和干部们还是想尽办法去学习文化。

五连连长薛占海同志是这方面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他带的那个连，大部分战士都不识字，他自己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为了使全连战士学习文化，他自己首先带头学习。他和同志们说:“我们要有胜利以后建设祖国的思想准备，到那时，祖国要我们当工人，看仪表，不识字怎么能行!，“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就是每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天还识三百多字呢! 到抗战胜利，我们就成了知识分子了。”在他的带动下，全连战士都开始学文化，没有笔墨纸张他们就用树枝在地上划。没过多长时间，大部分同志都能给家中写信了。可惜的是，薛占海这位对革命充满信心的同志在后来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王经雨同志任队长的萨县二中队是一支非常顽强，非常能战斗的队伍。在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的大“扫荡”中，全体同志一直奋战在大青山上，是使敌人感到头痛的一股抗日力量。后来，敌人见硬来不行，就想出了一个狡猾毒辣的办法，想以优厚的条件引诱二中队的同志投降，并且很快派人上山劝降。王经雨同志对敌人的阴谋看得一清二楚，嗤之以鼻。为了进一步打击与挫败敌人的阴谋，他决定将计就计，和鬼子唱下这台“戏”来。

他和连队其他干部交换了意见以后，就对上山劝降的人说:“投降可以，但不能饿着肚子去。”

鬼子见我们吐了口子，也不管是真是假，便动员了十个大乡，弄了好多油、肉、白面等食品，很快派人送到山里。我们的战土吃着鬼子送上来的食物都说:“吃饱了喝足了，狠狠揍那狗日的!”后来，鬼子催二连的同志下山谈判，王经雨同志又提出了条件，向鬼子要衣服和子弹。以此拖延时间，准备和鬼子较量。过了几天，王经雨同志就准备下山，就在下山的前一天，有一个送东西的老长工不知内情，以为我们真得要投鬼 子，就对王经雨同志说:“王县长，既有现在(投降) 何必有当初(拉队伍抗日)!”说着，他就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听了老长工的话，王经雨同志也感触万分。但他不能对任何人暴露部队的行动计划，他只对那位老长工语意深长地说:“到时候你就清楚了。”接着，王经雨同志就和鬼子约好，要在沙绝沟口的一个小山包进行谈判。第二天晚上,我们事先在沙兔沟口作好理伏，然后由王经雨同志领着几战士在那儿等待敌人的到来。

鬼子也是狡滑的，他们没敢亲自来，只派了几个伪乡长红淖，乔茂和特务刘温等五六个汉好来到内口。为了笼络人心，这些家伙还带了一口袋麻花来。

拿口袋的还是那个老长工，他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明白了，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道:“看见你们就走到头了。”的乡长红淖是个狡猾的家伙，他一听这话，知道不对，就抬起头看了看王经雨同志，只见王经雨同志的脸上没有一点“投诚”的表示，就慌张起来。他假惺保地说:“王队长，请先吃些干粮。”

王经雨同志低声而有力地说:“红乡长，我看咱们还是进山里谈吧!” 红淖听， 就完全清楚这是一场“鸿门宴”了。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就用两只贱眼暗示同伙进行反抗;他自己往后一挪，装着摔倒的样子,乘机从腰里拔出手枪，的啪”地开了一枪。

我方人员中有一个叫赵顺的区长，他膀大腰园，眼疾手快。在这紧急的情况下，他举起手中的长枪，一下就把红淖的手枪打落在地。红淖一看势色不好，掉头就跑。赵胜顺手举起长枪，一枪把这个家伙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我们的同志起动手，把其余的伪 警特务押了起来，带回山里。鬼子的又一场美梦破灭了。

我们的战王是勇敢的战士，无畏的战士， 绥中专署的警卫员吕茂华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

有一天，吕茂华同志去八洞村安排我们修械所的隐蔽工作。不巧，他进村不久，一队鬼子也闯进了村里。凶狠的敌入把乡亲们都押到一个大场院里，说要搜查八路，吕茂华同志也被押到了场面。乡亲们明知我们的同志就在他们中间，可谁也不肯向敌人透露一点儿消息。鬼子急了，就开始在人群中挨个搜查。吕茂华同志知道鬼子的搜查是盲目的，可是他身上带着武器，万一被鬼子搜出来，乡亲们就会受制。决不能连累群众想到这儿，吕茂华同志迅速地从腰里抽出大肚匣子，“哗啦”声张开机头，照着鬼子群，嗒嗒嗒就是一梭子。鬼子当场就被放倒几个，一下乱了起来。吕茂华同志趁势脱离人群，向场外跑去。可是，他毕竟是单人匹马，敌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在鬼子一阵机枪扫射以后，吕茂华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

日本侵略者投降时，我们的大部分人马撤到商都整训。靳崇智和五六个同志留在桃林一带坚持工作。

鬼子退却的时候，在大脑包留下三千多石粮食。为了不让这部分粮食落到国民党手里，同时救济穷苦的人民，我们决定要尽快把这部分粮食放掉。

可是，到了放粮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由于前来领粮的人特别多，特别拥挤，使我们无法发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进行组织工作，让每个村里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前来领粮。结果，粮食很快放开了，既有一定秩序，又避免了地主大户前来混水摸鱼。

在放粮工作过程中，我们又得到一个启示，就是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各个村的政权机构，组织武装民兵。于是，我们就把放粮时各村选出的代表集中起来培训，宣讲党的政策。果然，没用多久，各个村都建立起我们的政权，许多人都带枪带马来参加我们的武装，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事后，我们写信给中共绥察区党委，把这一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绥察区党委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并派黄厚同志带了二个连来协助我们建立党的组织。

我们按照绥察区党委的指示，进一步努力工作，在土木儿台一带建立了党的绥北工委，并且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武装。在后来的斗争中我们共同活动，并肩战斗，起迎接抗战胜利的曙.....

高高大青山，绵延不断，它是我们艰苦斗争、赢得胜利最好的见征。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早已彻底解放，在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里，到处充满了阳光和温暖，大青山显得更加挺拔、巍峨。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都忘不了大青山那段艰苦斗争的历史。总结起来，我们所以能彻底打垮日本侵略者，取得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全体抗日战士的英勇斗争和大青山人民的无私支援。在那硝烟弥漫的年代，我们认真贯彻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收策、民族政策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备将来的局面”的战略方针，英勇作战，克敌制胜，在斗争中培养了干部，造就了人材，这是值得我们自豪与光荣的。

同时，在争取祖国和民族解放的多次斗争中，我们的许多好党员，好干部，好战士把鲜血酒在了大青山，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我们深切地哀悼和怀念他们，他们将于青山同庚，永垂史册。

由于年代较久，所忆之事难免挂一漏万，谨望知情的同志予以补充订正，以使革命传统永远保持，发扬光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