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爱好和体验

云卷云舒

　　上世纪70-79年是文革和粉碎“四人帮”初期的10年。我们家在遥远的贵州高原。那正是我从少年到逐渐长大的10年，也是精神文化生活一片沙漠的年代。

那时，50年代和65年以前出版的各种读物已被禁。70年以后市面上的主流出版物就是毛选四卷和红宝书，几乎家家都有不同版本的红宝书、毛主席白瓷像及各省、地、市、革委会和各种组织印制的毛主席像章。

很普及的红宝书有手掌那么大，倒也不失精致。封面红彤彤的，纸张又白又细薄，印的小字，浓缩的一本。上学工作中都要用到，有人还为此制作了专装语录本的包包。

可是对于我们正是看图画年纪的小孩子来说，这宝书看不懂，既有好多字不认识又不懂说的啥意思。那时我们太小，不知道人是要有文化生活的。可怜的孩子们！

记得我所谓的玩具里只有从北京带来的一套积木和一个洋娃娃，却没有一本少儿读物。积木玩到6岁 实在没法玩了，洋娃娃却陪了我好多年。

启蒙之书

在已发布的美篇“我的小人书情结”里，我写到邻居关阿姨借给我看了好多早期出版的小人书精品，那就是我爱好读书的起点。

大约在1972、73年时，因父亲调动工作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认识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在她家里我见到了整整一箱儿童读物，除了小人书还有各种儿童文学书籍，我的精神盛宴从此开始，读书成了我终生的爱好。

在她家里读到的一本书非常值得怀念又给我留下了终生遗憾。书名叫《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故事是讲的北京一所中学里初二三班（大概是这个班级）同学们围绕文艺汇演为契机展开的争取集体荣誉，抨击了把个人利益和兴趣爱好高于集体的行为，并且通过帮助和教育使两名以一己利益为重的同学回到集体中来。

书中的主要人物个性鲜明，团结友爱，生动活泼，尤其女主人公杨卉（记不太清，可能是这个名字），遇事冷静分析，以大局为重，团结同学，热心助人，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还有韩大杰、吕玉强、吕慧芳、汪小玲等主次和另类人物的塑造都很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我和姐姐做出决定，要把这本大概十余万字的小书抄写下来。说好把书借来两个礼拜，我一字一句的读，连标点符号都读出来，姐姐飞快的写。

那时，正规的稿纸是不太容易得到的。我们就抄写在不同的各种纸张上，有白纸，有包装纸，用的最多的是作业本，还有一小部分旧稿纸。

每抄完一页，就把它标上页数，抄好的部分拿纸板夹夹好收起，终于在还书之日抄完了。

接下来，我们让爸爸找来了一本稿纸，特意用了一只新钢笔，买的蓝黑墨水（觉得黑墨水太深），铺上稿纸，又一次开始了我们姐妹的再创作。（我们曾将一本小人书用水彩颜料染成了“彩色”版）

每天课余或晚上，我和姐姐都会伏在桌前，姐姐端坐握笔，在稿纸上沙沙的疾行，我负责读，累了可以变换不同姿势，但必须读得精准，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得读错。姐姐的方块字写得很漂亮，笔划正规，纸面整洁，很少出错。

为此，挺长的一段时间，我出去玩的少了，小伙伴们来约我，在我家窗外向我招手，我挥挥手，说我没时间。我舍弃了跳皮筋、扔沙包、跳房子等游戏的乐趣。

见稿纸一页页写满翻过，一本稿纸越写越薄，姐俩的信心愈足。这中间，也有我们姐妹因小事吵架不和，誊写的事就会停工几天，待我们和好了又继续“工作”。

因我们用的都是课余时间，大概花了两个月的功夫，我们姐俩精诚合作，终于完成了这部用稿纸誊写的小“书”———也叫“手抄本”。

70年代曾流行过手抄本，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描述试图走科学救国道路的科学家形象和他们曲折的事业生活爱情的小说。可当年这本书属于“禁书”，不能正常发行，于是造成了手抄本地下流传的现象。

我们这本手抄本，只在我们姐妹之间传阅。为了保护它，我们用锥子在稿纸的顶部等距离扎了三个小洞，用线绳扎紧，外面再糊上白纸封面和封底。

完工了，姐俩捧着小书，这是我们的劳动成果，也是汗水换来的，我们都很珍视它。书名怎么写上去呢，这又是一个问题。那时没有写字笔，毛笔字又写不好，也不会画画，不能把原书封面展现，咋办呢？没有一个好的封面，就等于书没有最后完工，就不完整。

功夫不负有心人，车到山前必有路。那时，爸爸单位里有不少上海年轻人，他们时常回沪探亲，经常带回有精美包装而又美味的上海糖果和食品。就在我和姐姐为了小书的封面制作苦恼时，家里的一盒上海糖果给我们带来了灵感。

那是一个长方形的硬纸板盒子，尺寸12*20mm，底色是柔绿色，主画面是各族儿童大团结的欢庆场面，孩子们穿着各自民族的色彩鲜艳的服装，围成一个半圆，摆着各种舞姿，背景是天安门。前面中心位置是汉族儿童，两侧有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孩子，大概口里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跳的也是歌颂一类的舞蹈。

一个灵光闪现，我和姐姐都感觉这个糖盒用来当小书的封面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怎么把这糖盒盖上的画面移植到小书上呢？又是灵机一动，把跳舞的孩子和天安门剪下来，用胶水粘在书的封面上，虽然硬纸板有些厚，但画面意境与书名太搭了。

想想啊，“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和各民族儿童大联欢表达的都是团结友爱。望着真正完工的属于我们姐俩的“手抄本”，我们欣喜异常，爱不释手，一页页重温着，回忆着抄写的过程，竟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是劳动收获的喜悦，在我的小小心灵里永不磨灭。

下面这张插图就类似我们制作的那本小书的封面，配上它只做存念吧！

　　这本“手抄本”小书跟着我们家在大西南流转了许多年，从水城到六枝，从小学到中学，到我工作后的80年代初期，我长大了，小人书早已不看，新时期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看还看不过来呢。

于是，对这本当年付出汗水的“手抄本”渐渐冷落了。小书是沉默的，它无力表达受到主人冷淡的失落，更无从抓住我已变的心。

小书被弃置在柜子的最角落里，我已不曾记得有过它似的，终于在一次清理旧杂志时，连同它一起处理掉了。

在今天，我已走入人生的初老期，脑海里常是满满的回忆，在出版自由发达的今天，当年的许多文学读物都可以买到再版书，满足我辈早年的记忆，可是我们的手抄本呢，那是不可复制的，它只有在回忆和遗憾里伴我终生。

七0年代的读物

整个70年代，我们的文学读物范围都很窄，出版的都是阶级斗争，上山下乡、开门办学、上山劳动、白卷英雄等。虽如此，我还是饥不择食地寻找书籍看。

这要从我很小时在家里找书看说起。《苦菜花》的记忆尤深。

我的父亲年轻时兴趣广泛，会打篮球，爱看电影，喜欢看书，他还爱唱歌，只是五音不全，歌声好似哭腔，实在不敢恭维。妈妈却对这些文化生活一概不感兴趣。

在1959年的一个夏天，那时还在北京。有一次他们逛街，在书店里，看到了当时出版正火的《苦菜花》，很厚的一本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售价1.70元。掏钱付款时才知道看错价了，把一元多看成了一角多，闹了个笑话，他们不好意思了，就把这本书买下了。这本书跟随我们家流转多处。

这是一本暗绿色封皮的长篇插图本小说，封面左上角有一朵黄色的苦菜花，页数达500余页之多。书的纸张粗糙发黄，铅字还是繁体的。作者冯德英还创作了《迎春花》和《山菊花》两部姊妹篇，在当时很有影响。

在我大概5、6岁的时候，只爱看图画类的东西。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插图，我便拿来翻看。书的插图是黑白水墨画，暗色调的。

第一幅母亲的画面就把我给吓住了。画面上的母亲饱经忧患，历尽沧桑，看着让人心发紧。

还有追求进步的女学生杏莉被其真实身份是特务的“养父”杀害的画面，那青春的容颜和特务身穿黑衣、手握尖刀的场景强烈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有好多年我都不敢看这本书。

到我上了中学后，开始看长篇小说了，才找出它来认真读了。书写的胶东半岛山村军民抗日斗争的故事，惊心动魄，余韵悠长，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也读了多次。随着知识的增长，每一次读它的感受都在变化，也感觉到了这部经典的魅力。

这是老版的《苦菜花》

著名画家张德育1958年为长篇小说《苦菜花》插图，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58年8月第一版。

这是第一幅插图 饱经风霜的母亲

进步青年杏莉被特务父亲杀害的场面

　　高玉宝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成了我百读不厌的书。这应该是我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我曾带着它，在上学的路上给小伙伴们读，书中的每一段故事，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玉宝的形象深入我心，“周扒皮”也成为我们最早对“地主”这个不同阶级的认知。

其中“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独立成书，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半夜鸡叫》还被拍成木偶电影，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WG中后期，浩然的《艳阳天》三卷本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

虽然书的内容紧跟了当时的形势，成为文革时最主要的长篇文学出版物，但作者的写作功力确实不可抹杀。

书中的人物众多，各具特色，语言极富北方农村特色，故事跌宕起伏，是一幅美好而又充满斗争的山村图景。

我们先是借着看，一家人都爱读这本书，后来姐姐终于买到了这套书，她在扉页上写了名字和购书时间。成为我们家在70年代的最好读物，我读过它不止5、6遍。现在，它还珍藏在姐姐的书橱里，已成为永久的纪念。

妈妈最会享受，每到午休时，她在床上假寐，总让爸爸或我给她读这本书。书里描写的是北方农村生活，那语言就是她北方老家的语言，她听来颇感亲切。爸爸是南方口音，觉得听了不是原味，让我读的时候较多，也由此，我的阅读能力提高了。

我不满三岁即到了西南，受当地语言环境和爸爸口音的影响，说话南北混搭。（贵州话是没有卷舌音的）我在上学时与同学们都是说的贵州话。妈妈的北京口音是纯正的，我们也学来了，因此，我在班级里一直是普通话说的最好的，这在当年当地绝对是一个优势。

记得小学一年级，在一个农村学校里上过很短一阵学，条件和师资都不行，老师背着孩子上课。有一天上课时孩子哭闹，饿了要吃奶，老师便让我教给大家唱当时流行的歌曲《不忘阶级苦》。诸如读课文，领唱歌曲都是我的经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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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年月，爱书的我通过借阅读过不少书，几乎都是WG出版物，但也不乏精品。

除了《艳阳天》最为经典，浩然还著有《金光大道》（四卷本1971年起出版），均改编成了电影在全国公映，使张连文和张国民红极一时，全国人民都在看这两张脸。

浩然的一些短篇写得也很好，如《喜鹊登枝》、《大肚子蝈蝈》、《夏青苗求师》。还有据他的短篇编绘的小人书如《“小管家”任少正》（机警的孩子）、《七月槐花香》、《老支书的传奇》（老支书的故事）等。

同时期传送很广的《红雨》，说的赤脚医生的故事，也拍成电影公映，主演曹秀山长得满清秀的男孩子，可只拍了这部电影就销声匿迹了。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我也很喜读，名为《春潮急》，上下部，作者克非。写的是四川农村搞合作化过程中发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群众在主人翁李克的带领下与被打倒的地富分子和新生反动富农之间的尖锐斗争。

人物众多，语言生动，极富地方特色，把川西北农村人们的生活、地域风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时被大量印刷，最后还拍成电影，也是个奇迹。这套书我也是反复读过好几遍。

在1996年，我在地摊上发现了它，居然成套两本，但面目沧桑，一股陈腐气冲入鼻腔，然而，对于它的记忆复苏了。卖书的老妇人看我仔细地翻看这套书，就小声说：买吧，这是WG的书，以后没有了。一句话，说明她对WG是有记忆的，坚定了我买的决心，讲了讲价，7元买下。

回到家里，我用透明胶带将封面粘好，只能修复成如此。至今我又重读过两、三次，因为在西南接触过不少四川人，对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了解，还是很喜欢读它。

　　70年代初，被批为毒草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相继重印出版。1975年开展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也在我们学校开展。

大家积极投身，我们刚上初中，既没读过原著，也不懂批判它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胡乱抄，凑成一篇大字报，贴得满楼都是。

在政治课时开展批判“水浒”，老师是读过《水浒》的，也记忆深刻，许是她觉得讲课没意思，于是问我们要不要听故事，我们整天胡写瞎批，巴不得听故事呢。

老师讲了卢俊义落草为寇的一段，听得我们如痴如醉，不觉下课铃声响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央求老师接着讲，老师回到现实，还是冷静的，告诫我们不得外传，下回再讲，以后又讲了几次，满足了我们的欲望。

　　同时，姐姐他们高年级的学生偷偷流传着外国小说《牛虻.》、《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我虽看不懂其意，却也要翻翻，看看书中的插图。

从刘心武在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就能看到“坏学生”偷来外国小说《牛虻》，所谓的“好学生”都认为那是坏书，这在当时是真有其事。

这本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897年，歌颂意大利革命党人牛虻，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小说涉及了斗争、信仰、牺牲这些色彩浓重的主题。

1953年7月，李俍民翻译的《牛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感染了无数的年轻读者，革命者牛虻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形象之一。

这样一本好书在WG时期被禁了，致使我们这些孩子从传说中得知有一本叫“流氓”的书。直到那一天，姐姐神秘地拿出这本书，我才知道以讹传讹的误导有多大。书名原来叫《牛虻》而非传说的“流氓”。（流氓一词是对社会上品行不端的人的统称）看看书的内容也跟流氓不搭界，只是我那时看不懂。这是当时社会造成的一个大笑话，知识的贫乏戕害了许多青少年。

1987年我在北京购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的《牛虻》，以作收藏。

我收藏的再版书

　　说一个小插曲：那是在80年时，姐姐在省城上大学，我们约好去北京，我先到她学校住了几天。

那天，她带我到一个同学处，她们有事让我等着，那位姐姐怕我无聊，顺手给了我一本书，《静静的顿河》，那是前苏联的一部名著。

可我当时还是一名工厂青工，虽然爱读书，但知识面很窄，根本对这书不感兴趣，翻了一会她们回来了，我就放下了。到后来，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多了，渐渐对他们的表达方式习惯了。

1996年时，在图书馆借阅了第一卷，感觉有看头。到2000年我买了一套再版书，价75元，看了第一、二卷，后两卷至今还没碰过，新书站在书柜里，静静地等待我去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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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几本无头无尾的书籍和我的缘分。忘了啥时候，得到了一本无头尾的长篇小说，背景为50年代豫西山区农村，描写复员军人和一群回乡生产的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生活。

生活气息很浓，纯洁的友谊和爱情都很真实，我得到的这版应该是65年一版的，书名叫《山村新人》，作者胡天培、胡天亮兄弟，是一部建国17年间的文学作品，在2009年我网购了一本收藏。

另有一本短篇集子，后经查阅是峻青的短篇集，描写胶东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秀品质。

所写的英雄人物具有一种崇高的、悲壮的美。内有《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水落石出》等，写得很精彩，感人至深。

其中《黎明的河边》一篇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功力。成功地刻画了小陈一家四口人有三人为掩护武工队过河而牺牲的英雄形象，表现了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和英雄性格。是一篇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秀之作。

《党员登记表》里的女儿为了保护一份党员登记表的名单而英勇赴死，老母亲为完成女儿的遗愿忍辱活到解放的那一天。

《水落石出》写的为冤屈被害的人伸张正义，抓出真凶的故事。我还是通过这篇作品知道了“水落石出”这个成语的。

还有一本也是无头无尾的小说，描写一家5口人在旧社会相继死去只剩一人的悲惨遭遇，后来知道书名为《儿女风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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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商品物资比头些年稍稍丰富了，我们的手里开始有了塑料封皮的笔记本，色彩绚烂，分32开、36开、50开、72开几种尺寸，大的笔记本内中还有彩色插页。

这成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奢侈品。在毕业或分别时大家互相转赠，同时收到回赠的笔记本。我在77年转学离开水城就曾收到过同学的笔记本，因走得急，还有同学准备好了的笔记本没有来得及送到我手边。

75年姐姐高中毕业，收到的笔记本更是成摞的。我很羡慕。于是姐姐选了一个硬皮红色72开的小小笔记本送给了我。

　　还在扉页题写了：送给妹妹留念。得到笔记本我如获至宝，想想该用它做什么呢？那些年我也看过不少长篇短篇的文学作品了，感觉书里面有不少写景抒情的好句子，那就用它来抄写我认为的美妙词句吧！

第一段抄的是《小英雄雨来》的一段 ：太阳落山了。蓝色的天空飘着一块一块的浮云，象红绸子，照在还乡河上，河水象开了一大朵一大朵的鸡冠花。

这个笔记本里记载着我在70年代后期看过的书，大多是WG作品，后来还有唐诗宋词，抄写了满满一本。

记得在初二年级时，我刚转学到工厂的子弟学校，在学年结束时，班级里要求每人都要在假期里读书并写出体会，书由学校提供，我满心想领到一本小说，但老师却发给了我一本《张思德》，这是一本纪实体文学，到后来我也没搞懂老师为什么给我这本书。我认真读了，还摘抄下了不少自认为的佳句，写出了读后感。

在网上看到了这本书

有位女同学有一本硬皮笔记本，是红岩诗集，里面的插页都是渣滓洞英雄们写下的不朽诗篇，我非常喜欢，工工整整地把它抄在本子上，至今还留存着。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使我的写作词汇不断丰富，在中学阶段写作文几乎没有犯过愁。1978年我初中三年级时在学校中学部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三名，作文贴在学校进门的墙上供大家学习。还奖励了我一个练习薄。

　　虽然这奖励是那般微薄，但却是对我学习的肯定。这个抄写留存文学作品中的精彩段落的习惯保持至今。

为此，我用过十几个本子，抄写的内容还在不断丰富，发展到现代诗歌、哲理精句、方言俗语、山歌俚语、歇后语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语言能力。就是这么多年来在书海中的浸淫，才使我有了一定驾驭文字的能力。文学成了我终其一生的爱好。

这是我多年来摘抄的各类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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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我读过的书还有《青春》、《江畔朝阳》、《迎着朝阳》、《乌蒙新歌》、《红电波》、《沸腾的群山》、《霞岛》、《剑》、《大刀记》、《海霞》、《武陵山下》、《百丈岭》、《新来的小石柱》、《剑河浪》、《万山红遍》、《建设者》、《草原新牧民》、《清泉》、《千重浪》、《飞雪迎春》、《我们这一代》、《澜沧江畔》、《霞满龙湾》、《万年青》、《小号手》、《连心锁》、《雁鸣湖畔》、《追穷寇》、《征途》、《昨天的战争》、《向阳院的故事》、《红石口》等等。

新时期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

　

　　1977年新时期开始以后，文学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满足了我读书的欲望。

最早读到了陈立德的《翼上》、魏巍的《东方》部分章节，当时《人民文学》登载的部分，正好描写了男主人公郭祥和杨雪的朦胧爱情，牵动我心。

此后揭露十年动乱，人们的心灵和肉体遭受迫害的作品喷涌而出。象刘心武的《班主任》、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卢新华的《伤痕》。由此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一现象。

“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影响较大的作品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还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宗璞的《三生石》、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张贤亮的《灵与肉》、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叶辛的《蹉跎岁月》、鲁彦周的《春前草》等等。

1977-79年再版了许多WG前十七年出版的作品，如《重放的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汾水长流》等。

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也出版了。之前我只是看过改编得成功的电影《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则是通过小人书读到的。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在1947-48年间写成的长篇代表作，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是湖南人，《暴风骤雨》描写的是东北山村的生活，语言差异极大。作品中运用了东北农民的口语，词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地方色彩。

《山乡巨变》是一部作者自觉用母语方言写作的文本。记录了那个时代，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户。而书中描写的爱情和那些方言依然闪闪发光，历久弥新。是当代文学中反映农村社会变革富有特色的优秀长篇小说 。2013年我网购了再版的《山乡巨变》，认认真真地读了，感慨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通过网络读了《暴风骤雨》，感觉其对东北方言的运用亦有深厚功力。

后来，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我看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

在那时我的头脑和知识还相当贫乏，只是因为爱读书又有书可读而接触这些今天看来还是经典的作品，作品的深刻含义和揭示的现象是那时的我无法充分理解的，而且理解了也是片面的、偏颇的。可是毕竟我有书可读了，这对我是一大幸事。

文学期刊丰满了我的阅读世界

　　1978年9月，WG时期曾停刊的《中国青年》复刊，在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给我们以无限的力量和精神引领。

首期发表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还刊登了《天安门诗钞》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最早为“四五”事件平反。

1980年5月，在思想解放初期，《中国青年》掀起一场搅动全国的“潘晓讨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它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

而在四十多年前，要进行这样一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它还推出了雷锋、王杰、张海迪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平凡英雄。

　　从八十年开始，各种文学期刊大量涌现，刊载了无数契合时代脉搏的经典文学作品。

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文汇月刊》等等期刊杂志上，我读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勺交响曲》，黄蓓佳的《请与我同行》、张欣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流逝》、从维熙的《遗落在沙滩上的脚印》、顾笑言《挂在睫毛上的彩虹》、汪浙成、温小鈺《土壤》、陆青儿《达紫香悄悄地开了》、张洁《方舟》、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贩世家》、陈建功的《丹凤眼》、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菇母山风情系列》、徐小斌的《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土牢情话》、梁实秋散文集、池莉文集、贾平凹作品、莫言作品、沈从文《边城》、李劼人《死水微澜》、鸳鸯蝴蝶牌代表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以及苏雪林、黄裳、杨朔、秦牧、刘白羽、碧野等作家的散文，路遥的《人生》等等。

前些年我读到了路遥获得巨大成就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它的内容，1989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视剧在近两年才看到，于是很想读它的原作。我在北京书展上看到了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购下，读了，确实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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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震遐写的一部中篇《秋鸿》，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江南古村，以种茶、采茶、制茶和卖茶为生。以“我”这个小孩子的眼睛叙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女主人公是一名美丽善良的尼姑，她品行端良，受到村人的喜爱，常常出入于村中为村民寻医问药，嘘寒问暖。

村中一名出色的青年男子（名字记不清了）在接触中爱上了她，她因自己的身份一再回避，可她也是青春少女，有怀春之心。男青年的火热情感和不懈追求使她芳心暗许，加之“我”的帮助撮合，最终美丽的尼姑接受了青年的爱情。

在他们好事即成之时，青年因秘密加入革命组织被坏人告密而遭兵痞追杀，在一个清晨，他为革命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从此，女主人公的生命因青年的逝去而日渐枯萎凋谢，令人难以释怀。

作品中描写这对情人通过“我”的牵线搭桥而日渐生情，女主人公始而逃避、慢慢心动、最终接受的心路过程非常精彩，因之青年逝去给女主人公造成的心灵创伤也非常真实，全篇语言优美，故事感人，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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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王安忆的作品也是我喜爱的。最打动我的是《69届初中生》。这是王安忆发表于80年代初期的长篇小说，刊载在《收获》期刊上。

描写一个叫雯雯的女孩子，从出生于上海的小弄堂、上小学到69年初中毕业、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的慌张与懵懂、上山下乡、回城考大学的反复、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的整个过程。

小说情节很简单，写的也都是雯雯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可不知为什么却吸引着我一直读下去，我不止读了一遍，而且它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也许小说中雯雯的性格和我比较接近，都是内向又自我的。我虽与雯雯的年纪有距离，但从小学到中学，尤其是升入中学，正是“开门办学”，走出课堂的年代，几乎没怎么坐下来学习，老是在高山上的“五七农场”劳动，这都是我能和小说产生共鸣的地方。

虽然当年的杂志没有了，我却到处寻觅它，雯雯的故事总会在不经意时溜入我的脑海。直到2000年后，在网上买到了单行本，总算可以珍存一本了！

我赶紧重读了一遍，发现雯雯还是对我有吸引力。是我没有太大改变？抑或我和雯雯都有那个年代的共同经历的缘故？虽然没有去深究，可我依旧还在喜爱着这本书 。

还有一本王安忆的小说《流逝》，故事发生在文革时的上海，描写一个资本家家庭在十年动乱中的生活境遇和变迁，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欧阳端丽的性格。写她在历史的遭遇面前，在命运浮沉之中，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角色的转型。

端丽刚嫁到夫家时过着悠闲富裕的生活，整天除了穿衣打扮，就是逛街吃席，生了孩子自有保姆带着，整个一个阔太太的生活，不曾想从文革开始他们这一阶级被打倒，资产被查封充公，生活质量落入窘迫的状态。原先的富裕如同做了一场梦般醒来一切都改变了。

端丽不得已学会了在寒冷的冬日早晨去小菜场买菜，为一家老小打理一切事物，待文革结束重新过上富裕日子，端丽对过去的清苦生活却产生了眷恋。她悟出了生活的最简单最真实的目的:吃饭，穿衣，睡觉。而这些变化，无疑是端丽在残酷环境中的自我超越。

1995年，王安忆创作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用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

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

王琦瑶这个选美出来的中学生，在与男人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中，最终没有得到一个家，如同作者说的，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一个城市的故事，书中细腻的描绘，耐人慢慢细读，内心有种异样的感觉。

涉猎外国文学作品

我在阅读中国文学的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那是我工作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的图书馆购入了大批的中外文学书刊，我从那里借阅了不少书籍。

象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搅水女人》、莫泊桑的《俊友》、《羊脂球》、《项链》、《一生》、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小仲马《茶花女》、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夏绿蒂·勃朗特《简爱》、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玛格丽特·密西尔《飘》、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前夜》、D·H·劳伦斯《儿子和情人》、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福尔摩斯探案集、伊恩·弗莱明的《007系列》，甚至冷僻一些的作品梅里美的小说、霍桑的《红字》等经典作品以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等作家作品都读过。

外国作品与我们的作品区别主要原因是语言艺术的独到精炼,他们期求的是去征服自然，以人为本，以己为本，而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

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特点，加之翻译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学素养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好的翻译作品其实是对原作品的再创作，因此读傅雷翻译的《欧也妮· 葛朗台》和《高老头》以及《约翰· 克里斯朵夫》，就是一种享受。

傅雷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翻译作品的措辞适当贴切，有评论其为“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总之，文学翻译者得具备文学解读能力和艺术表现力。“译者要能够透过原作的字句声色领会原文之精妙，感受原作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捕捉原作的‘无言之美’。”

唐诗宋词的滋养

在1982年的时候，工厂的师傅见我爱看书爱读诗，便把一本《唐诗三百首》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古代诗歌的精华，读后非常喜欢。

李白、杜甫、李商隐、白居易、王维、杜牧、刘禹锡、王昌龄等的经典诗篇令我惊叹之余，享受古人的留下的精华。

我尤爱那些仅在20个字里就将美景高度浓缩概括于其中的五言短诗。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又如王维的另一首《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把动和静、时间地点、空山鸟语都反映在诗中，直让人感叹诗人的高明，虽然这只是诗中的小品文，但它简单明了，深入浅出，谁都能读懂，比起那些长诗、或以景寓意的诗来的更亲切。

以后我又接触了宋词以及其他朝代的诗歌。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陆游、黄庭坚、李煜、秦少游、范成大等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

这些流传下来的经典篇章给我以深深的震撼，犹如久旱的小苗得到雨露的浇灌，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先辈们的诗文，工工整整地将喜爱的经典抄录于本上，记诵于心间。

读到精彩时，仿佛与他们在时空交错里对话。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吟诵出那些年轻时熟读过的诗篇。

近年，渐渐地从喜读诗歌到自己也动笔写了。虽然没有读过任何诗歌格律和理论的书籍，因为自己不好学，原只是因为喜爱，那就边写边加强诗歌理论修养吧！

九0年代的书单和当当网购书

进入90年代，我的读书爱好依然不曾改变。只不过购书的方式和看书的范围在改变。

除了新华书店，市面上开了不少自营书店，从店面的装修，到书籍的选择和售书方式都在变化，出版社和出版物也在大大增加。

不再是新华书店一家垄断，想看本书都得让售货员服务，多拿几次恐会遭到白眼。这种事情在喜剧电影《瞧这一家子》里就有表现。开架销售让读者可以选到更满意的书籍。

我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某一段时间我读过的书单：《玫瑰门》、《凡尔纳名篇大全》、《007惊险小说全集》、《鲁滨逊漂流记》、《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梁实秋著《雅舍菁华》、《张爱玲作品集》、王小波著《时代三部曲》、《余光中散文》、钱钟书著《围城》、彼得· 梅尔著《山居岁月系列》、陈忠实《白鹿原》等等。

大约是进入2000年，可以从互联网上购书了，当当网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就是我购书的又一个很好的途径。

而且我看书涉猎的范围在扩大，从原先只爱看小说，发展到游记，风物，古典散文小品经典如张潮的《幽梦影》、陈继儒的《小窗幽记》、高濂《遵生八笺》、《四时幽赏录》等。

我还迷上了饮食文化的书籍，以古清生写的饮食随笔开始，我购入了不少谈吃的书，图文并茂，富有地方特色，仿佛延长了自己的腿，也跟着作者去看了吃了，虽然看完忘了，可算是走过了一场又一场的精神饕餮，同样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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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词汇量也得到极大的丰富。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大大提升了我的文学素养，也使我有了动笔的兴趣。

我经常写一些文字的东西，遇有感触也必定诉诸文字。1983年我所在的工厂车间要求每个生产班组搞专栏，我便为我们组撰写工作总结，表扬先进，制作专栏全我包了。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好评。

那以后，我常常写些文字，我读到的文学作品给我很大启发和帮助，我的文字中都不免带有读过的书的痕迹。

1985年我考上电大文科班，当年没有中文专业，但我还是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汉语、逻辑学，我还选修了古代汉语和自然科学，两年电大学习进一步提升了我的文学修养。

毕业后我开始记日记，写了大概有几万字，虽然没有坚持下来，但现在翻看，回望过去生活的点滴和感触，似都历历在目，也不乏文笔精彩的篇章。

那时我凭着写作激情投过稿，毕业实习的稿件还在省报上发表过。以后因生活的变迁和各种琐事停了笔，零星的也有一些文字。

此生的工作与文学无关，虽然也与文字打交道，但写的都是公文或制式的文体，一直没有发挥我的文学能力，是今生的遗憾。

深究起来，这还只是客观原因，自身对文学的追求还是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也因生活的体验和范围太窄，这半生中没有什么振聋发聩、惊心动魄的事件搅动我的生活，一直平静地走过岁月，未经人生历练，一直是工作，上学，又工作至今。

到今天我已年退休三年，进入人生老年期，捡起我的文学爱好，借助网络这个平台，展示我的旧文，抒发我的新知，殊为乐事，我期望把这个一生的爱好延续到我生命的终结。

　　2015年，我在天涯论坛开了博客，陆陆续续的发布了百余篇文章，现在我又加入了美篇，在这个平台上投稿了52篇文章，收获了上千粉丝，得到真诚的点评和帮助，使我感受到文学的价值和文字带给人的知识、启发、传播、点化，更激发了我好好写出人生故事的努力和热情。

再次感谢各位美友的鼓励与关注；特别感谢美友“雷霆万钧”和“幽邃风沙”的帮助！有你们，我欣喜，我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