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五大道

老坦儿

空间美学研究院举办了窦洪伟、窦士萍两位画家五大道画作的展览，前往观看时又被介绍了空间美学研究院的公众号，看到了一些关于空间和街道美学的议论，想法颇多。

我是在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长大成人的，因此观赏二位老师五大道的画作，不免有不同于他人的感慨和联想。他们画笔下那些宁谧的街道、古旧的房子、严实的围墙、幽暗的门洞以及树荫中的庭院，给人的感觉是唯美的，浪漫的，甚至是梦幻的，犹如世外桃源。这些画作和我记忆中的五大道有相当的差异。我有一种直觉，二位画家描绘的应该是他们心中的五大道。仔细观看一幅幅的油画，似乎可以看出里面隐藏着海德格尔那个“归家”的潜意识，那是一种对世俗喧嚣的逃脱和规避，对安顿心灵的憧憬和希冀。所以他们的画作是一种对五大道的表现而不是再现。不知道前来观赏的人们是否注意到，二位画作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每一幅画面中都没有人。

城市这个概念中，“城”指的是建筑群，“市”指的是人们之间的交易。城是形式，市是内容。《淮南子·原道训》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此城廓之始也。”卫君是城市军事方面的功能，居人才能反应出城市所应具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然而，世界上最复杂的莫过于人，有了人才有了跌宕起伏而又复杂多变的历史。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不太好看，很难成为审美对象。二位窦老师的这些五大道绘画只着眼于建筑形式，抛开所居之人而单纯的面向人之所居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从所居之人看，回溯五大道一百多年的历史，应了“风水轮流转”的那句老话。英国人最先来此，然后就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军阀的将领高官，富商巨贾，达官显贵以及社会名流。那时候，五大道是上层社会的聚集地，很难找到平民百姓的居住地，哪怕是一个角落。解放前后，原来那些军阀高官跑走了，虽然部分商人和医学教育界的名人留了下来，但大部分空出来的房屋住进了我党的干部。他们按照级别的不同，有的住独栋别墅，有的合住一座小楼。天津市大部分的市级领导干部都住在五大道里面，后来有人戏称，五大道是天津的“中南海”。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被打倒，陆陆续续搬出了五大道，换住进了各色人等，平民居多，很多原本清净空荡的院落也就变成了大杂院。现在五大道的居民是何身份，我已无从知晓。

从人之所居看，所谓“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的特色概括，似乎并不尽然。五大道的房子并不是纯粹的“洋”，说它们中西合璧还是比较贴切的。英国人很狡猾，租界圈地之后并没有自己投资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把土地转卖给中国人去盖房子。五大道的原住户洋人很少，基本上是中国房主。那些所谓社会名流虽说是见过世面的，但似乎并不完全懂得西方建筑的风格，很多人聘请了洋人设计师可又随心所欲地去删减与添加，比起解放北路那些正矩的西方建筑，五大道的“洋”楼要随意得多，五花八门，风格各异。马场道上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按照军舰造型修建了自家的房子，大理道上原北洋陆军总长蔡成勋的房子在西式庭院里盖了纯粹中式的家庙。最典型的莫过于重庆道上的庆王府，主楼平面由二层楼的四合院构成，西式外檐，中式天井，以及欧洲民居少见的高台阶。庭院东部则是典型的中式花园，有假山、石洞和六角凉亭，无论中西，小德张统统拿来，似乎要张扬出被宫廷长期压抑的个性。

欧洲传统民居强调的是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瑞士建筑学家凯乐说：“真正的别墅应该是融在自然环境里，是需要你在自然环境里寻找才能发现的，而不是个性的张扬。”所以欧式风格别墅对房子的空间感比较注重，对外有与自然融合的开阔感。而五大道建筑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多是花木掩住里边的楼窗。最突出的是院子外围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欧洲常见的铁艺栏杆。这种对私秘性的过分强调，虽然构成了深遂和幽静的氛围，却在整体上显得拥挤而不舒朗。

特别是解放以后，五大道内一些空余地方修建了一些不同于洋楼别墅的房子。比如马场道昆明路交口单元楼式的团结里和友好里，最初是苏联专家居住。李勉之家那四座别墅楼的斜对面，修建了一个老式单元房的小区，由当年河北省的干部居住。我家对面也有一个后来盖的单元楼，取名“利增里”，居住一些平民。另外在云南路和重庆道交口修建了一座综合食品商场，以便满足附近居民的食品和蔬菜供应。五大道原有建筑群落的风貌也就大打折扣了。

看到《空间美学研究院公众号》里有人说：“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是凝固的现实与流动的未来。当我们回溯建筑美学，重拾文化信仰，天津的现代建筑群落逐渐显现出丰富的文化价值与链接意义。”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儿大了？
五大道可以说是历史记忆的场所，但上升到建筑美学甚至文化信仰，让人感觉是一种刻意的拔高。从建筑方面看，五大道中可以看到罗马的廊柱，西班牙的庭院，曼塞尔的瓦顶，罗曼士外墙，再加杂进中式庙堂和四合院，很难说有什么统一的风格。冠之欧洲风格的时候，你却找不到哥特，洛可可，巴洛克，地中海，也就只能定义为中西合璧。当然，没有统一的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但用建筑美学来定义，帽子恐怕戴得太大。

五大道具有相当的文化价值，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把中国近代史凝固在一座座小楼房上，时间流程转化为空间造型，可以让人们对历史进行立体的透视，因为文化离不开历史。透过那些门洞和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满清的覆灭，军阀的混战，民族工业的兴起，科学教育的推广乃至新中国的跌宕起伏。但是说到文化信仰，真真不敢苟同。中国人传统上是不讲信仰的，他们只会“相信”，但让他们相信的只是“有用”，和烧香拜佛一样。信仰虽说也是一种相信，但如易中天先生所讲：“那是对一种超自然超世俗存在的相信”，而且无论现实如何变化都坚信不疑。历数五大道上的那些历史名人，不知道他们之中有没有基督徒，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五大道上没有教堂。

我总觉得，五大道的文化价值应当放到整个天津来看。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天津城市沿着海河逐步向老城外的东南方向扩展。河东是贸易仓储区，海河西侧是民族商业区（劝业场），向南是国际金融区（今天的解放北路），接下来就是小白楼一带的娱乐休闲区（马场道的东端），它的西侧逐渐延伸出了的五大道。天津城也是“居人”的，但老城里以及南市住的是市民老百姓，劝业场西面那片日租界和偏南一些的黄家花园，住的是各类高级职员，而五大道居住的则是那些社会名流。很明显，什么人都有的社会状况，导致天津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自己有特点的文化，不像是北京的皇城根儿文化，上海的高级买办和小资文化，广州的南洋商业文化。 因为漕运，说天津是码头文化，可又有规模不小的商业和金融；因为北洋军阀的小站和军粮城，说天津是军旅文化，可又有严复，李叔同和南开学校；也有因为南市的三不管和“六号门”的扛大个儿，说天津是市民文化，但是不要忘了，五大道上可都是绅士名流。因此天津所居五方杂处，文化也就五味杂陈，不像是江浙般处处小桥流水和吴侬软语。天津文化和五大道上的建筑一样，没有风格也是一种风格，没有特点也是一种特点，无法概括也是一种概括。但无论如何，在整体文化背景下，五大道毕竟给天津增添了一些洋气，贵气和文气，从而使得整个天津生动了起来，这或许也是天津能够成为旅游城市的原因吧。 再去欣赏二位窦老师画笔下那些没有人的独立小楼，幽静门洞和清静街道，就会看出，画作虽然抽出了历史和人物，只是单纯的追求形式，但那是一种克里夫･贝尔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是美的纯粹。的确，只有拉开心理和现实的距离，才能使审美成为主题，艺术作为审美的手段，追求的是康德所说的那种“无目的的目的性”。艺术家可以抛开历史，也可以忽略现实，因为真者不善；可以疏离道德，也可以不讲科学，因为善者不真。但是面对二位老师所创作的五大道一幅幅精美画面，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会产生对五大道历史风云的回顾，真与善的内容还是会在心中荡起涟漪，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和作用，因为美是真与善的统一。 再啰嗦几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11年颁布了著名的《瓦莱塔原则》，其中一节“场所精神”里指出：“为一个地方赋予特定的身份认同，意义，情感和非物质的精神元素。精神创造了空间，空间也与此同时构建了精神，并赋予其特定的结构。”“新建筑必须与历史城区的空间组织保持一致，尊重其传统形态。丧失或取代传统的用途和功能，会对历史城镇和城区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历史城镇和城区变成只致力于旅游和休闲的单一功能区。”
用白话来理解，五大道不能因为经济或者旅游而弄的嘈杂拥挤，过多的餐厅，酒楼，摊贩以及招摇的仿古马车，明显破坏了五大道原本的幽静风貌。如《瓦莱塔原则》所讲，空间也构建着精神，五大道的“精神”恐怕不能是休闲娱乐的热热闹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