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魔窟-白公馆

素缘了凡

歌乐山，一个如此动听的名字，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解放前，这儿却是一个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囚禁着几百名戴着手铐脚镣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著名小说《红岩》再现了这里当年发生的情景。 

孩提时代，特别喜欢看这本小说，深深为书中的江姐、许云峰、成岗等英雄人物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动。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去白公馆、渣滓洞看一看，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的印象中，白公馆、渣滓洞应该是在崇山峻岭，高山密林深处，可来到这里一看,才知道它在城市的边缘。

作为我国红色旅游教育基地之一的白公馆，在战乱年代，可以说是许多革命党人心中的噩梦，因为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白色恐怖，无数的革命先烈被关押于此，而等待他们的则是各种各样的酷刑，而最终只有极少数的人成功的离开了那个人间地狱，得以继续革命。

你知道白公馆为何叫香山别墅吗？香山别墅白公馆，曾经关押过多少烈士？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是一处缅怀英烈并让人为之扼腕叹息的革命遗迹。

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时看中了它，便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它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但是它们又有所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监狱背靠歌乐山 ，四周高墙、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大门终年紧闭，只有侧面开一小门与外界相通。狱内有牢房20间。

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在重庆沙坪坝郊区的别墅，20世纪30年代，他为了养小妾而修建。1938年，军统局用30两黄金将其买下。1939年军统将其改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政府认为级别较高的政治犯。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内犯人被迁移至渣滓洞。白公馆改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供美方人员居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为看守所。并且军统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白公馆院内的墙上写了“进思进忠、退思补过”、“正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原地下贮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室，住房改为牢房。白公馆曾关押过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廖承志、中共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关押的政治犯最多时达二百多人。

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是被囚禁于此。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

1939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将其选中为军统局本部直属看守所。原白公馆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在院

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

甫志高”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作《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四川军阀白驹在重庆沙坪坝郊区的别墅叫香山别墅，白驹自认为自已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代，便以白居易的字号“香山”为名，刻“香山别墅”于公馆正门之上。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渣滓洞。抗战胜利后，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1947年春，渣滓洞“人犯又迁回白公馆关押。

军统特务为审讯、关押的保密起见，将原来的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审讯室。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

革命家们在得知新中国成立后，按耐不住心中喜悦和激动，并坚信重庆即将解放，凭借想象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高举红旗冲出牢房，迎接激动人心的时刻。

白公馆是一处使后人缅怀英烈并为之扼腕叹息的革命遗迹，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时看中了它，便用重金将它买下，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它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虽然都在歌乐山，但归属有别。白公馆属于国防部保密局，渣滓洞隶属于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

白公馆在1938年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秘密监狱，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1939年，军统局将此处改建为看守所，关押政治犯。原一楼的十余间住房改为牢房，白公馆大门终日关闭，从侧面一小门进出，原储藏室改为地牢，原防空洞改为刑讯洞。

在院内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标语。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附近的渣滓洞。抗战胜利后，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1947年春，渣滓洞“人犯”又迁回白公馆关押。

白公馆大门门柱上的对联：洛社风光闲处适，巴江云树望中收。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白公馆曾改为来华美军人员招待所，到1945年又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

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小萝卜头）也是关押在这里。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被关押于此。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随着他慢慢长大，父母亲努力为他争取到学习的机会，在狱中，一边随同黄显声将军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一边不断帮助狱中难友秘密地传递情报和纸条。然而，在解放前夕，特务们残忍地杀害了年仅八岁的小萝卜头。

至解放前夕，关押的除息峰监狱撤销后转移来的“政治犯”如黄显声、许晓轩等二十余人外，还有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寄押的刘国鋕、周从化、周均时、张泽后等三十人。

1949年11月27日，军统特务对关押在此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仅20人脱险。

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附近的渣滓洞

白公馆，原称香山别墅，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1939年军统局将此改建为看守所关押政治犯，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白公馆作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关押人员被移往附近的渣滓洞。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1938年起，这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改造成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

1945年后，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重新关人，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1947年春，渣滓洞"人犯"又迁回白公馆关押，并且军统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遇难烈士200多人，仅40余人脱险。

抗战胜利后，白公馆被作为特别看守所,1947年春天，渣滓洞革命人士又迁回白公馆关押。

最多时曾有二百多名“政治犯”关押于此,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等皆是被囚禁于此

1949年11月27日，军统特务对关押在此的革命者进行大屠杀，仅20人脱险。

白公馆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

白公馆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渣滓洞是关押普通政治犯的地方。它和渣滓洞一并被人们称作“两口活棺材”。

它们又有所区别，白公馆里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

白公馆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在这里，也是小萝卜头、杨虎城的杀害地。

地下室改成了刑讯洞，专门用来审讯“政治犯”。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在重庆“11.27”大屠杀那天，只有罗广斌一人从虎口脱险

坚决清除红岩中刘国定、冉益智式的叛徒，要严惩，防范现实中背叛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蜕化变质的假革命者和共产党人

防范现实中背叛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蜕化变质的假共产党人，以对得起牺性生命的仁人志士，不能让烈士们的血白流！

现在旧址都是红色革命旅游景点，历史意义远大于景点意义。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有近三百英烈在这里被杀害。

烈士们住过的房间，改建成了展室，在昏暗的灯光下，烈士们的遗像与英勇故事再现着。他们仿佛在陪着游人参观，默默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人流悄悄，偶尔可以听到轻微的抽泣声，那是后来人为悼念烈士的唏嘘。展室里鸦雀无声，有人还拿出笔记本抄写着烈士遗言。

展板中，既有着许多共产党人遗照，也有民革黎又霖、王白与、周从化、周均时、李宗煌等人的英勇事迹介绍。浩气长存的文字，栩栩如生的照片，气势磅礴的诗文，似乎又将我们带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使我接受了一次灵魂洗礼。仰望着墙上发黄的照片，俯瞰烈士的遗言和遗物，我的心震撼了，我灵魂上的灰尘和污垢顿时被荡涤。烈士们早已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灵魂还在这里，精神还在这里。

我多么希望那么多糖水中泡大的、只知疯狂追“星”的青少年来这里看看，让他们知道那鲜红的五星红旗是先烈们用血染成的，让他们懂得革命先烈才是最值得敬仰的“明星”，让他们因此发愤读书，成为可以报效国家和社会的贤才英俊。

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党员干部都来这里看看，认认真真地上一堂可以使灵魂振撼和洗礼的特殊的“党课”，它可以使人民公仆们境界更高，品行更美；它更可以令少数以权谋私者、腐化堕落者、昏昏噩噩者羞愧汗颜，无地自容！

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11．27”杀害28人，放7人，脱险19人(内有小孩2人)。渣滓洞看守所。“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首拿杨虎城一家开刀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地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厉华说，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江姐不留遗憾而去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铐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

解放10小时前32人牺牲

厉华介绍，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惨不忍睹，记者无法下笔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一人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关在歌乐山监狱里。

多年以后，车毅英这样描述当日的所见所闻:“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我说不出一句话。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战士痛哭“我们来晚了”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在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里绣红旗是最感人的，绣红旗并不是发生在渣滓洞的女牢，而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平二室，曾关押的是《红岩》小说的作者罗广斌和丁地平，陈然，刘国鋕，当他们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按捺不住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并坚信重庆即将解放，凭借想象亲手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就高举着它，冲出牢房，去迎接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是，在重庆“11.27”大屠杀那天，只有罗广斌一人从虎口脱险。白公馆的先烈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对革命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什么是精英？什么是民族的脊梁？先烈们就是最好的代表，他们就是精英，民族的脊梁，让我们走进白公馆，去感悟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白公馆的烈士遗书——红岩“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敬仰那些为民和追求正义，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这浸透着先烈思想和鲜血的“狱中八条”。时下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当时,应把它作为培养干部品德和反腐倡廉的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牢记历史，追求正义，严惩腐败！不要在癌症晚期，才想起年轻时的健康理想。要坚决清除红岩中刘国定、冉益智式的叛徒，要严惩，防范现实中背叛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的，蜕化变质的假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以对得起牺性生命的仁人志士，不能让烈士们的血白流！

展示在白宫馆外院的烈士遗书——红岩““狱中八条”，正是说明了这几点，这浸透着先烈思想和鲜血的意见。惊心动魄之处，对时下意义丝毫不逊于当时,我认为，应把它作为培养干部品德和反腐倡廉的的生动教材。经过是这样的：

重庆解放后，逃出白宫馆的罗广斌挑灯夜战。要尽快完成狱中难友的嘱托，把他们用血泪凝成的意见向党组织汇报。

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里，不屈的共产党员们都很明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胜利即将来临，死亡也即将来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由于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叛变和上下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党组织的大破坏。这血的教训，无比沉重，也无比宝贵。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站在如今人潮拥挤的旅游胜地，仿佛仍然可以闻见当日屠杀的血腥味，感受革命烈士对于革命不灭的期待，看见他们的热血洒在这神圣的土地上。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但依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的黑暗和压抑。从展出的一件件刑具中感觉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从展出的标语、五星红旗中感受出当时共产党人的顽强精神。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网络只有渣滓洞烈士名单，白公馆的烈士是我找了很多资料后查到的，他们是分十批被杀害的，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第一批黄显声李英毅

第二批白银山刘笃一

第三批何忠莆陈为诚

第四批张碧天奇丕章

第五批刘国誌 丁地平谭漠（中枪未死侥幸生还）

第六批 王振华黎洁霜王小华王幼华

第七批宣灏 许晓轩文泽 李仲达

第八批谭沈明石作圣陈河镇冯鸿珊

第九批周从化黎又霖王白 周均时

第十批 陈兴宥

同时，我由《红岩纪实—来自歌乐山的报告》中查出了叛徒是如何将他们出卖的，冤有头，债有主，总算梳理了一下他们被出卖的经过。

红岩烈士被叛徒出卖表

沙坪坝书店青年地下党员陈柏林（红岩中陈松林）

︴认识特务曾纪刚（红岩中郑克昌）

发现经常来的底下党员老顾（任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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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供出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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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不慎被骗暴露存箱，内有装有18 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还有一张海棠溪军事略图，一些工厂的调查资料和大批照片。按照这些自传材料，敌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包括红岩中皮晓云、牛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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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守坑抓住刘仲逸（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但未暴露自己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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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供出李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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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供出起义的领导人邓照明、王敏、陈以文和起义地区的干部30 多人，并指认邓新即“余天”，而余天正是敌人镇压起义后追捕的对象。

供出刘国誌（沙磁区委书记、红岩中刘思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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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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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牵出重庆银行的余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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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供出冉益智（重庆地下党市委副书记、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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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指认市委委员许建业身份

指认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身份

供出刘国誌藏身地点

供出了市委常委李维嘉，学运系统的北碚特支、沙磁特支、城中心和南岸特支，以及部分学校的党员负责人，党外围团体“六一社”组织和部分社员。他所供出的人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捕。

『亲抓了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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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定再次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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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供出川东临委成员、城区区委、“电台”特支，《挺进报》特支的名单。

︱ 供出《挺进报》特支代理书记陈然，（红岩中的成岗）。

︱ 供出电台特支的宣传委员成发报员成善谋，重庆市委电台特支书记程途在此落脚。

︱ 供出地下党重庆城区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的王朴。

︱ 指认了周恩来英文秘书，邓颖超秘书胡其芬。

︱ 供出川西地下党员罗广斌，《红岩》的第一作者。

︱ 供出上海、南京的几个地下接头点与党员。

︱ 供出地下党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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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被捕八个月后叛变，供出地下党工委书记齐亮出卖了何柏等10 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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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孝文叛变

涂供出雷震、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李承林夫妇、唐虚谷夫妇、陈继贤、刘德彬等20余名共产党员，住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供出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工委的联络员江竹筠（即《红岩》中的江雪琴，江姐），

供出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即《红岩》中的李青竹）

供出川东临委兼上川东地委书记王璞

供出宜昌特别支部书记陶敬之

供出江竹筠的联络员李承林

供出川东工委委员杨虞常

供出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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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供出许多私下党员与党的机密

就这样，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

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因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个“甫志高小集团”，如果按小说《红岩》所说，仅有一个叛徒甫志高的话，川东地下党组织不可能受到这样空前的破坏。如果叛徒不是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基层的普通党员干部，损失也会相应减少。狱中的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他们既震惊、又愤恨和无比悲痛。

对于当时的地牢，小说《红岩》进行了深度的还原，其中表现出的红岩精神更是令人动容。红岩精神包括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概括为“爱国、奋斗、团结、奉献”。这些精神不仅在共产党创业初期为期提供了动力，时至今日也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著名的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红岩》是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61年12月首版。《红岩》描写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形势下，重庆的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着重表现以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等共产党人在狱中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虽然最后惨遭屠杀，但却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千钧一发，逃出魔窟，一夜惊心动魄，一路险象环生！关键时刻，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听我指挥”，激动和忙乱的人们镇定下来。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已逼近重庆，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囚犯实施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的顶峰时刻，白公馆却有罗广斌等19人奇迹般成功越狱，虎口脱险……

大屠杀开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是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20人已全部被害，二处寄押的被提出行刑8人，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特区”里的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他随即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过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当雷天元在渣滓洞与李磊制造了集体屠杀150多人并火烧渣滓洞的惨案后返回白公馆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只有昏暗的牢灯像垂死者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这死寂的黑夜。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雷天元去增援渣滓洞后，白公馆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听到白公馆外的武装警卫部队正在集合，传令撤岗，杨进兴不觉有些心慌意乱。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他脑袋嗡嗡直响。是啊，共军已经打到重庆城门口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还有这歌乐山下黑乎乎的一片，武装警卫也在撤离了，万一有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些，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也一阵阵发怵。他赶紧打电话给陆景清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要求撤离，陆景清同意。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楼上还剩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然后，他又命令当天的值班员杨钦典留守，等雷天元回来交接后就到歌乐山街会合。交待完毕，杨进兴就慌慌张张地带领其他看守跑了。

杨钦典过去长期受陈然等烈士教育引导，同情并敬佩狱中政治犯，特别是陈然，也曾为难友们帮过一些小忙。最关键的是，在这极度混乱的时候，自己却被安排留守，他心中实有不甘，于是决定私自开溜！临跑之时，杨钦典打算放了罗广斌，因为罗广斌也是他非常佩服的囚犯，本是富家子弟却宁愿坐牢而不出卖朋友，是条汉子！

而此时，平二室的16个男囚犯却对牢门外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大家正聚集在牢门口，观察着院内动静，做着种种猜测。见杨钦典手拿钥匙走过来，罗广斌急忙探头问：“杨班长，把我们集中在这里，究竟怎么处理？”杨钦典说：“看守长交待，你们的案子归雷课长管，雷课长一会儿就回来，让我留下看着你们。”罗广斌他们一听，看到一线生机，急忙叫起来：“哎呀！杨班长，这正是机会，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想什么办法？我都是泥菩萨过河，只能跟着逃命！”

“你能跑到哪里去呢？现在全国都解放了！”

“不跑，又咋办呢？”

“你把我们放了，解放后，大家都可以证明你的立功表现。”

难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钦典心乱如麻。

杨钦典本来想救罗广斌，但面对这么多人，担心控制不了局面而伤害自己，于是改变初衷，丢下身后一片骂声，锁上大门就跑。一线生机转瞬即逝，难友们又急又气却又无法可想。大家都沉默着，等待不可知的命运降临。不知过了多久，大家又听到院子里有响动，他们判断是雷天元回来了，正绝望时，却发现是杨钦典又回来了，身边还跟着大屠杀前释放的因盗卖军事物资被关押的袍哥李育生。李育生为人豪爽，有江湖义气，平时喜欢跟政治犯打交道，又肯热心帮忙。他怎么跟杨钦典在一起呢？杨钦典为什么回来了呢？

原来，杨钦典跑到歌乐山街上，只见成渝公路上逃难人群如潮水般，一片混乱，哪里找得到杨进兴！慌乱中，正巧碰到李育生。李育生听说白公馆的情形后，劝杨钦典应该把19个人放了，也算戴罪立功，或许有条活路！杨钦典这才下定决心和李育生折回白公馆。

罗广斌见到两人，抓住时机又劝说：“杨班长，不要再犹豫了！你放了我们，恩重如山，解放军来了，担保你无事，还要给你找工作安顿老小，让你生活无愁！”得到大家一再保证后，杨钦典打开门锁但未取下。为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如果警卫部队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号，下面听到信号后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互相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冲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一辆车灯明亮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有人，大喊：

“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哗哗拉枪栓的声音。

“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

“口令！”

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大家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也被冲散了。

这当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她背着6岁的儿子小波，周居正背着她5岁的女儿小可，在慌乱中，她的女儿不幸从周居正的背上滑下来散失了，直到解放后才找到。解放后，郭德贤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

人在危急关头，会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当时，我不知道哪来的劲，背着一个小孩，在漆黑的夜里，一口气跑到了歌乐山上。后来，我回到白公馆，再走这段路时，空着手走，还感觉有点累。

28日天亮前后，半数越狱难友逃出了“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的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老林。

在这次大屠杀中，白公馆共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命悬一线之际，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有谭谟被提出行刑时，身中数枪，因未伤及要害，后从死人堆里爬出侥幸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