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华:回望人生来路(九)

五溪之子

6、校长易延璋、老师谢跃林 自古以来，老师都是受人尊敬的，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社会制度，都不曾发生残害老师的行为。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诽谤，迫害，体罚甚至毒打老师的行为却屡见不鲜。上级与老师之间，校长与老师之间，老师与老师之间，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都经常发生骇人听闻的伤害事件。 难道文革前与文革后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好的，而在文革中这些老师和同学们就变坏了吗？ 看看黔阳三中的老师是如何经历文革的。 易延璋是1952年进人三中工作的，从当教员，到副校长，到1965年当校长，十多年的艰辛后，开始主管黔阳三中的教学工作。也受到广大师生的尊敬。 可是文革来了。1966年9月份开学時，他组织学生到谢跃林宿舍前喊囗号，让学生们给谢跃林戴上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后押到大礼堂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与此同时邓兴羡、楊铣老师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反省。 他还发动周励嘉老师揭发批判自己的丈夫谢跃林。当然，有些事情是上面布置的，他不得已为之，但毕竟是在他领导下，开始了学生斗争老师的先例。 很快，就轮到学生们来斗争他了，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义良，胡兴初也被大字报揭发，受到学生们的批判。 在批判易延璋的大会上，我也发过言，以命令的口吻叫他们站好，低头认罪。 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除了批判老师，我们还能干啥呢？每天都有批判会，无事批成有事，小事批成大事，尽量同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性质联系起来。 三中的红卫兵，开始也是由学校组织起来的，成份差的学生是不会批准参加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后发展到十多个战斗队，司令部，为了证明自己最革命，都可以随便批斗自己想批斗的老师。 1967年上半年，我们曾将谢跃林关押半个月，就因为四清运动中，文革运动中学校都定性他为反党分子，我们关押反党分子，不是比其他红卫兵组织更革命吗？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谢跃林的反党事实，批判会上也没有揭发出他的反党言论，只是运动来了，学校需要抓一些反面典型，不会讨好领导的谢跃林，必定每次挨整了。 我记得有学生揭发谢跃林向班上的学生说过，坐火车要坐后面(当時是蒸汽机车，烧煤的，过隧道时前面的车厢煤烟自然要大一些)，坐汽车要坐前面，(当时都是砂石路，坐后面肯定灰尘大，颠簸得利害)就被上线批判是宣传资产阶级享乐主义。 一九七O年有天天黑后，卲东群力煤矿的一个监狱干警将我叫到办公室，里面坐了三个人，自称是邵阳市军管会的，要我提供谢跃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证据。 我告诉他们，我从来未听到过谢跃林的反党言论，多次批判会也未揭发出他说过反党言论。 一九八二年，谢跃林再次来到黔城，熊毕唐带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已经被平反了，现在邵阳市汽车制造厂子弟学校任教，周励嘉也在那里教书，绝口不提我们曾关押过他的事。 那次关押，就是熊毕唐把他偷偷放了的，他是邵阳人，自然就逃回了老家。 7、老师杨绍湘、傅涛 黔阳三中的老师要数楊绍湘老师资格最老，1945年危道丰当校长時他就在任教了。1951年共产党县长张荗林当校长時，楊绍湘任副校长。 1964年我进黔阳三中時楊绍湘任图书管理员。满头银发，红光满面。把图书室打整得有条有理，学生来借书，只要说出书名，他就直接走到哪个书架，拿出那本书。 文革中，作为三中唯一一个旧社会过来的老师，肯定会受到冲击。 当時他住在西门城外一间简陋的木板房里，好象只有他一个人。我们也准备揪斗他，说不定能抓出个国民党特务。 有一天我们去了十几个学生到他家要批斗他，他倒临危不乱，笑嘻嘻的喊大家喝茶，我们也就只象征性的批判了他，至于要他交待问题，他说他是老实本份人，我们也没有证据，就草草收场了。 三中还有一位资格老的职员叫傅涛，他没教过书，从1951年起，就在三中管理财务，资金，他原来住在解放前戴笠住过的戴公馆里，后来街道要那里做办公室，才搬到上南门和下南门之间的城墙边住去了。 文革开始后，他一直窝在家里，我们决定把他弄到学校来批斗，到戴公馆我找他時，他就吓得两腿发抖了，有同学说算了，不斗他了，我说毛主席讲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还是把他弄到学校批判了一番。 八十年代時，傅涛过世了，想起文革时批斗过他，就去送了礼，吃饭時端碗的左手指突然出血了，碗没有破，也没有缺口，怎么会出血呢？ 我心里对死去的傅涛念叨:“这是你报复我吗？我已经知错了！”。手指顿時就停止了出血。 傅涛有个儿子，我把他招工到了耐火厂，后来调到搬运公司。 他的女儿和女婿(沈家国)都下放到深渡，回城后不知干什么工作。 8、老师张铁如 张铁如老师是一位退伍军人，六五年的时候，我们听他说过亲历参加解放东北的四平战役的故事。 他一九五二年就到三中教书了。 他教的是语文，又是我们的班主任，虽然他只教过我们三个学期的书，但全班同学都很尊敬他。 1965年我和佘安民同学一起到洪江，回来后写了一篇作文，张老师认为写得好，唸给全班同学听，边唸边评价，我还有点害羞，把头伏在课桌上，听他唸完。 可就是这么一位慈祥的好老师，文革中也受到冲击。 朱承进也是46班的学生，文革中参加青年近卫军造反组织，打听到张老师在岩垅老家，带了些人，拿着枪把张老师抓到三中批斗他，还用皮带抽张老师。那時节就是这样，学生成了大爷，老师反成了奴仆。 朱承进80年代在开黔城至怀化的班车，可惜好景不长，中了病，不到50岁就走了。 2014年，46班同学毕业离校46年后首次聚会，请来了八十七岁高龄的张老师，邓南樵同学给张老师敬献了骏马图，师生们欢聚一堂。 张老师90大寿时，黔阳三中去了很多学生祝寿。我到张老师家里時，张老师夸奖我文革中对他很好，还伸出大拇指称我为英雄，我回个答说文革没有英雄，只有狗熊。 这时给张老师做了十几双鞋子的邹开秀拿鞋给张老师看，打断了我和张老师的谈话。 张老师9O岁以后还经常散步，爬山，头脑清晰，但始终年事已高，在2020年年初的新冠病毒疫情中，走完了一生。 张老师的女儿张惠贞在黔城镇政府退休后住在黔城，参加了我们的歌咏队伍，当然是师兄师妹称呼了。 9、老师袁金福 我原来一直对别人说我虽然批判过一些老师，可我从未打过老师。2O17年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这种说法。 那是2O17年上半年，我家隔壁一位老人去世了，吃饭的时候，坐在一桌的人我都认识，只不认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年人。 我问他贵姓，旁边有人抢着替他回答说，他姓袁，三中袁金福的崽，我便问小袁，你父亲还好吗？ 他回答说前两年死了，他又接着说，他在生的時候同我讲过你打过他一下。 我立刻在头脑里搜寻这段回忆后对他说那我想不起来了。他接着说，那是你找他要走资派易延璋的材料，他不肯给你，你就打了他一下。那是议论你在耐火厂当厂长当得好，他告诉了我这件事。 旁边的人又说，那么久的事了，道个歉算了。我立刻回答说，这个事可能有，可我已记不起来了。 当时我感到内心很是痛苦纠结，觉得如果要道歉的话，那谁又来给我道歉呢？大家都沉默了，是呀，这是那个年代的错误，黔城人都知道为那些错误我所付出过的代价。袁金福的儿子现在在铁路上上班，今年夏天在楊世勤家中又同他吃过一顿饭。 10、老师许道和 我写了小学班主任周士元老师的回忆后，一个网名叫云山烟岚的网友(可能是三中四十三，四十四班的学生)在同学群“芙蓉楼下”回复说:周士元老师和他丈夫许道和老师在64年下学期调到了沙湾中学，在文革中许老师因不堪忍受凌辱自缢离世了。 虽然这已经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我读了这条信息后仍然十分震惊，一则许道和老师是我最尊敬的周士元老师的丈夫，二则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例罪恶和冤屈。 许道和老师1951年开始在三中工作，一直任教导主任直到64年下学期调离，他的离世，对周士元老师的打击是致命的，怪不得好好的周士元老师，调到沙湾没几年也就去世了，那時他们的两个女儿年纪还小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