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洼四季

席嵩年

统筹：关宪法

撰文：张鲁成

制作：席嵩年

监制：许社会

图片：大多来自网络

制作序言

　　今年3月6日是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

认真准确的说我们5个同班男生当时并不能算是知识青年，名不副实。因为关宪法、张鲁成、张世平和我未满17岁，许社会还不到16岁；而且上初中的时间才1年多。

感谢鲁成在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前夕，写成这篇回忆文章《丁洼四季》。他以过人的记忆，丰富的文字，酣畅的语言，细腻的描述，将我们曾经的丁洼经历娓娓道来，使我们逐渐清晰的回望那段艰苦的岁月。

打开尘封的像册，翻动忘却的经历。谨将鲁成的回忆文章用美篇的形式制作，献给我们自己，并献给丁丽明大姐以及与我们同在一个生产队劳作的刘亚珍、李丽华、耿爱玲、刘宝玲，还有远在天堂的张洁姐和张世平、耿玉玲，以纪念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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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洼四季

张鲁成

一

　　五十年前的那个初春，追随着春的脚步，呼吸着春的芬芳，我们一行三十个离了初中校门，却无缘继续求学的青少年学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来到荥阳县广武公社丁洼大队插队落户。

这三十个人中，一大部分是省建材厂的子弟，他们被分别安置到丁洼大队第一、第三、第四生产队。

分到第二生产队的一共是十二个人，分为两组：一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二五台的五个女生，安置在社员家的小四合院中。另一组由我们省四监狱的四男一女和县直的一男一女七个人在一组。两个女生比我们大两届，安排在小四合院和电台的五个女生同住，吃饭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五个男生安置在大队卫生所隔壁的一间约二十平方的草屋中居住。

草屋进门处砌了一个灶台，里边用木板拼了个通铺，这间房就是我们最初的吃住之所。

丁洼大队是一个自然村组成，是个大村庄，这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一个大队由多个小的自然村组成，一个自然村是一个生产队，大的自然村也会分为数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既是基层政权（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拥有完善的政府机构，又是生产组织〈相当于农业集团公司）。公社按照国家计划下达指令性生产指标，负责生产资料的分配，组织再生产，并在收成后组织公粮交纳，余粮收购。公社内部在财务上实行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

以生产队为最基本的生产核算单位，也有部分公社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由于生产队人口、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差异，在同一个大队，各生产队的收益是有差别的。

还有一种是三级所有，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大概以村庄集中，土地连片，便于管理，适于农业机械化。在全国为数不多。而丁洼却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员，起码在荥阳县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在大多数农村一个劳动日分值普遍在两三角左右，丁洼却在全县名列榜首，日值在八角以上。这一方面得力于丁洼是产棉区，棉花产值远高于粮食（相比劳动量也远高于种粮）。另一方面大队有两部汽车，数台拖拉机，还有几套马车，这些车辆除服务于农业生产，大部分时间用于搞运输，收入不菲。大队还有棉花加工、榨油等副业生产。现在想来，当时县里把丁洼做为知青插队的首选地点，用心还是良苦的。

　　一九六九年，丁洼曾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食物中毒事件。当年麦收，二队把库存小麦拿出来集体就餐，保管员误把年前没有用完、拌过农药的麦种当存粮也一并磨成面粉，烙成油饼。而三夏大忙季节，人们劳动量大，食量也大，结果导致全队数十人中毒，死亡二十余人，全是年轻棒劳力。此事惊动国务院，派医疗队来协助治疗。我们当时尚在学校，也曾到县医院看紧张的抢救场面。

那一次事故，使二队大失元气。这次三十个知青到丁洼，仅二队就分得十二人，在四个生产队中三分之一强，据说是为了补充二队的损失，真相不得而知。

我们五个男生，被安排暂住在大队卫生所旁边一间草房内。后来得知是当年中毒事件时的停尸房。

我们住的通铺用约五、六公分厚的木板搭成，上面铺草苫和草席。住了约两个月，队里打井要用木板，陆续抽走部分。最后每人仅留约四十公分的一块板，晚上睡觉一翻身就会掉下来。无奈我们就用砖坯茬了宽一点的床，虽不至于翻身掉床，但也经常半夜塌床，闹得我们常半夜起来重整河山，不能安睡。

在房间的进门处，迎面砌了一个炉灶，那是我们做饭的地方。队里安排一个老农为我们做饭，大概一个月左右，就改由我们自己做。

我们组里的两位老大姐，会做饭，轮到她俩做饭，我们都觉得还不错。但轮到我们几个男生做饭，就常常是面发不起，馍蒸不熟，烙饼就糊，炒菜也常常非咸即淡，难以下咽。

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长时间，约半年之后，两个大姐姐都去上学了，组里只剩下我们五个男生。

夜深人静时，我们常听到嘀、嘀、嘀的发电报声，怀疑隔壁的老中医是国民党特务，也起来查看过，希望能抓一个特务立个功。当然了，现在知道那嘀嘀声不过是广播线路共振产生的自鸣音，但当时幼稚的我们都当了真。也许是看潜伏特务用电台发报的电影看多了的缘故。但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的确实够紧！

在当年麦收之前，我们知青是带着粮本去的。标准是中学生每人每月45斤，细粮70％，粗粮30％，油4两。

尽管这样，也吃不到月底，往往是前二十天吃细粮，然后一周吃粗粮，最后会有几天没饭吃，或回家，或借粮凑合到月底。那时的粗粮多是红薯面，我们把红薯面蒸成窝头，切成片，炒着吃。没有菜，常常是煮一锅辣椒汤配餐。四两油哪够啊，红薯面窝头不用油炒根本无法下咽。我们也在晚上去大队仓库偷棉籽油，没有工具，二百斤的油桶控制不住，流的满地都是。大队也知道是我们所为，并没有深究。

在草屋里住了几个月，因卫生所要用房子，我们几个又搬进生产队仓库里住。那是一个由三栋青砖小瓦、厚墙小窗的两层楼房组成的深宅小院。这个院子以前是地主家的宅院，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气。东楼和北楼是仓库，西楼空出让我们住。二楼是木梁木楼板木楼梯，上下楼通通作响。在这里，不再担心铺会塌。我们五人分住楼上楼下，厨房设在北楼的门厅下。在这里，我们也自己出了几期小报，报名：战地黄花，全由自己手写手绘，有报头，有题花，形式散文诗歌，内容随自己喜好，规定每周一期，每人每期一稿，多投不限。嵩年是我们公认的书法家，他的柳体看着很帅，他成了小报的总编，每期的报头都由他写，编排由他负责。我们也就每期凑合几篇文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再伟大的理想也会淹没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自然小报也没办几期，因稿源不足，热情减退，最终流产。

当初可是想把它办《湘江评论》丁洼版的！

二

　　二队队长叫刘运亭，一个标准的农村汉子，黑红的脸膛上，满刻着生活不易留下的烙印。看到他，你会不由得想到陈永贵。他们身上都具有农村基层干部吃苦耐劳、认真负责、不苟言笑的特征。一副铜烟杆是他须臾不离的标配，他边走路边吸烟时那个吊在烟杆上黑色的皮烟袋随着他的步伐左右摇摆。和陈永贵相比，只是少了头上扎的白毛巾。做为一队之长，自有他的威严。那时每天晚上的社员会，都是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召开。空气中充满麦桔和牛马粪的味道，混合着旱烟的焦油味。在开会前的短暂时间里，姑娘媳妇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男社员们插科打诨的吵闹声，偶尔会夹杂一两声驴叫，使本不宽畅的牲口棚成为劳累一天的人们最开心的场所。

会议由年轻的副队长主持。缺乏经验的他常常语无伦次，一个简单的事情本来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到了他嘴里翻来复去也说不明白。他的口头禅是：无论如何怎样怎样，无论如何这样，无论如何那样。常常引得社员们低声私语或哄堂大笑。

那时候的会议，无非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传达一些上级文件或指示精神，如何把农业学大寨落到实处。这是会议的务虚部分，例行公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而随后队长的讲话，才是会议的实质。队长要在每次的会上，安排最近的农活，具体到明天每个人应该干什么，都会安排的很具体。社员们像是领了军令状，根据队长的安排，知道自己应该到哪里，干什么，会准备好应带的农具，做好应有的防护。知道谁和自己分在一起会高兴的相约。

农活有轻有重，队长会根据劳动强度合理分配农活。男性壮劳力会分配体力重的农活，每个壮劳力每天记十个工分。而女性社员因体力原因，最高记八个工分。我们这些知青论体力论能力都比不上同龄的农村社员，最初的分工常常让我们这些男生和那些女社员一起干活。本着同工同酬的原则，我的也只能和这些女社员一样一天记八个工分。

丁洼村的北边是唐岗水库。村子与水库间是数百亩相对平整、南高北低的耕地，那时觉得一望无际。初春正是麦苗返青的季节，而浇透返青水，是保证当年小麦丰收的基础。这浇水的活相对轻松，只需提把铁锹巡视，保证水流顺着畦垅浇灌，不使跑漏，浇一垅，改道浇另一垅。这话没有技术含量，只要腿勤眼明手不懒，就能干好。有时水灌了鼠窝，会有田鼠跑出来。这种鼠肥胖笨拙，短尾，视力差，行动慢，本地俗称瞎笨鼠，看着像小兔子一样惹人爱，我曾经捉了一只，试图收养，但其野性不改，不喜圈养，不辞而别。

我们和女社员相比，总觉得体力上不输她们，和她们分在一起干活总觉得有点委屈。可有一次让我们几个失了大面子。

谷子在长到三寸高的时候要剔谷苗，保证合适株距，以促穗大丰产。丁洼北地的畦垅特长，约有几百米，一眼望去，直到灌渠下边。我们和女社员们一样，每人负责一畦。带工的组长教我们如何区分谷苗和杂草，并讲了要求：留壮苗剔弱苗，保间距清杂草。我们一看这么简单，信心满满。一开始还看看旁边的社员们如何操作，偶尔问一下自己干的对不对。不过一会儿功夫我们就落在后边了。这活看似简单，可蹲久了腰受不了，不时要站起身伸伸腰。本就身手笨拙的我们，越来越慢，越拉越远。三天后，整块谷子地只剩下我们几个学生娃。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每人带了个小板凳，一步三挪。腰疼了就坐在凳子上，伸直腿向后仰，稍事休息。我们戴着草帽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偌大的一块地竟没有一棵树可供乘凉。女社员们三天干完的活，我们几个起早贪黑足足干了一个星期才算完工。

有时我们也会被分配到菜园里干活。菜园里没有重体力活，一般都是年龄大的和体弱的社员才会在此劳作。菜园是慢工出细活的地方。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意思是说在一亩菜园里的投入，顶得上十亩大田的投入。当然，其收入自然也是大田的十倍之多。单是浇水，大田是大水漫灌，菜园是细水慢流，不能让水流冲起泥浆淹了菜心，那会影响菜苗生长的。菜园的菜畦修整的像艺术品一样，平整细腻。田畦里撒下菜籽，看着它顶土生芽，展枝舒叶，一天一个样。黄瓜秧上了架，晚上才像蚕大的小黄瓜，第二天早上再看，已经是手指粗细，只要水肥跟上，三四天就有尺把长。菜园里每天都会有不成材的小黄瓜，歪嘴裂口的西红柿，没有卖相的茄子被剔掉。

菜园里有一间草屋，堆放农具、农药之类。门前搭有凉棚，种了葫芦丝瓜之类，白天棚下是休息、吃饭、聊天的场所，夜晚也是看园人睡觉的地方。一张竹床，一顶蚊帐，一把蒲扇，一个夏天就这样在蚊虫的包围中，在蝉声与蛙鸣的陪伴下，守护着集体的菜园子，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夏夜。

我们每个人都有菜园子劳作的经历，比起大田难以忍受的艰辛，到菜园里去好比进了夏令营，节奏变慢了，劳动变轻了，偶尔还有鲜嫩的黄瓜、西红柿可以尝鲜。那是在丁洼一年中，最有幸福感的劳动项目。

农村最紧张、匆忙、劳累的季节，当数三夏大忙时。农民说麦黄一晌儿。晌儿，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一天以内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当地的麦子在一天之内就会全熟了。没有经历过农村生活的人们不会体会到那种场境，五黄六月，焦麦炸豆。

男女老少齐动员，机械人工全上阵，白天收割晚上打场，没黑没夜要力保颗粒归仓。这是农民一年的希望，也是国家一年的根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好钢用在刀刃上，各队都把自己仓库中去年的余粮倾仓而出，蒸馍烙饼，保证社员们有充足的体力和充沛的精力赢得三夏之战。这也是历年的传统。

那时机械化程度差，收割主要依靠人力，运输是汽车、拖拉机、马车齐上。打场主要靠电滚来碾，扬场装袋还是人工。那二百斤重的粮袋立在地上一人高，精壮的农村小伙子一弯腰，嘿的一声上了肩，踩着踏板就上了垛。

我们也试过，也嘿过，可那二百斤的粮袋怎么也上不了肩，离不了地。这就是差距，也算是城乡差别之一吧。农村小伙并不都是膀大腰圆，也有的个子还没我们高，看着干瘦，可就是比我们有劲！

那时的玉米都是套种在麦田里。麦子收完，在雨水和阳光的作用下，玉米苗很快长了起来，伴生着杂草也疯狂生长，与玉米争抢养分和生存空间。那时没有除草剂，全靠人用锄头去除杂草。人在田间穿行，玉米叶子像刀一样在手臂上割开一道道口子，汗水浸泽，像伤口上撒盐一样疼痛难忍。几天下来，人晒黑了，胳膊上全是伤痕。玉米地锄草是我觉得最难以忍受的农活。

三

　　1971年，全国“一打三反”运动的第二年。运动深入到农村基层社队，公社向丁洼派驻了工作组。

“一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中共中央于1月31日发布的《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2月5日发布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及《关于反对铺张浪费活动的通知》。后来把执行这两个指示和一个通知的活动统称为“一打三反”，形成运动，在全国推行。

公社向丁洼派了两个人的工作组，指导“一打三反”运动。组长姓陈（制作者注：估计这货连个副股级干部都不是），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因为是公社派来的，就有了钦差大臣的派头，颐指气使，不知自己为何人。工作组在村里吃派饭，由社员家里轮流管饭。那时城里是凭票供应，鸡鸭鱼肉蛋是限量的。农村平时也是没有肉可以吃的。但是那时的社员们都实在，不管轮到谁家，都是倾其所有，毫不吝啬。生产队菜园里的菜是免费的，鸡蛋是自家鸡下的，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和少得可怜不舍得炒菜的棉油，都拿来侍奉工作组的“钦差”们。他们也不白吃，按规定每顿饭每人要付四两粮票两角钱。所以他们的一日三餐虽免不了重样，但每天油饼烙馍捞面条，是顿顿管饱的，炒鸡蛋、荷包蛋也是农村人待客的最高水准。

那位陈组长大人每天饭足菜饱后（制作者注：因此，据说离开时还舍不得走），剔着牙，挺着并不太大的肚子，叼着烟（制作者注：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在村里东游西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寻找“一打三反”对象的蛛丝马迹。顺便也消化一下肚子里的食物，为下一顿派饭腾腾地方。

晚上的政治学习照样在队里牲口棚举行。 晚饭后，队里的钟声照常响起，吃过饭的社员们陆续走出家门，向会场走去。姑娘小伙三五成群，叽叽喳喳，打闹嬉戏。老男人们叼着烟袋，低声细语。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和孙辈的大媳妇儿、老媳妇们则手里不是纳着鞋底就是缝着什么。

会议照样由那个爱说“无论如何”的年轻副队长主持，开场白之后向社员们介绍了工作组成员，并请组长指示。组长是肩负重任下来的，是来抓阶级斗争的，当然一脸严肃。在讲了“一打三反“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之后，说到这次上级派他们来的任务时，竟然满脸杀气，恶狠狠地说：对于现行反革命和三反分子，不管他们藏得多么深，也要像墙缝里面扣蝎子，扣不出来也要扣一手血。那个场景，几十年了，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话，对于当年那些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们，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们噤若寒蝉，不敢做声（制作者注：这家伙要早生出来，赶上“肃反”扩大化，投靠张国焘或夏曦门下绝对能大显身手）。

“一打三反”运动，据说在全国冤枉了不少人。也难怪，既然是运动，又是群众参与，难免过激，容易扩大化，难免有人挟私，自然会伤害一部分人。好在工作组在丁洼的两个月里，并没有抓出现行反革命。

至于三反，农村有什么可以贪污？偷鸡摸狗，偷瓜盗菜常有，也算不上盗窃。至于投机倒把，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村人既无机可投，更无把可倒。说到反铺张浪费，现在看来，只是反公款而已。对于个人家庭，农村社队，哪里有可供铺张的家底？工作组在丁洼两个月，算是无功而返。

1971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郑州“七.七”银行抢劫案。两名案犯光天化日持枪抢劫了人民路一储蓄所，打死一人，两人骑自行车逃窜。该案至今未破，成为悬案。当晚郑州周边都传达了案情，动员民兵设卡堵截。我们也都参与了。

第二件大事是“9.13”林彪叛逃。当年我们并不知道，等传达到我等民众已是次年了。

四

　　我们在丁洼呆了一年多。一年的春夏秋冬，一年的四季变化，一年的寒冬酷暑，一年的春种夏收，一年的秋管冬储，我们都经历了。

农业学大寨，春天抗旱打井，整河修渠。冬天平整土地，深翻备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雨雪风雹，农活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天空闲。我们的休息日，就是轮值做饭的日子。

春天，大队组织打井队，由各队抽棒劳力，轮流为各队打井。那时打井都是人工，定了井位，搭了井架，开钻就不能停工。钻井的工具是一口直径一米多，像口大铁锅一样的钻具，下面中央是钻头，锅底有两道削泥的刀片，我们叫它大锅椎。工作原理是利用锅椎和钻杆的压力，通过人工推动钻杆带动锅椎旋转，将泥沙切削到锅椎里，再通过提升钻杆将锅椎提出地面，倒出泥浆。如此往复，直至打到出水层。那种劳动场面，太震撼了，光着膀子，喊着号子，十几个人使尽全力，一点一点向前推，就像在学校拔河那样。

而且危险也时常发生，有时是锅椎脱钻，钻杆空转，就需要捞锅，把锅椎重新挂在钻杆上。那纯粹是一个技术活，在地面上通过卡钳推动钻杆把十几米乃至几十米井下的锅椎重新挂上钻杆，凭的全是经验和手上的微妙感觉。打井队长三十多岁，一米八左右，像姜文一样的壮汉，喊起号子噪音宏亮，很有穿透力。干起活来更是胸有成竹，有条有理。处理故障也是手到病除。

井打好后，要下井管了。一节用红砖和滤水块砌成的井管，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左右，重量约在三四百斤。一口井大约要下二十余节，全靠四根钢丝绳，缠绕在四根粗大的圆木上，用人工拉着钢丝绳，利用钢丝绳和圆木的摩擦力作为缓冲，把钢丝绳拖着的井管一节一节下到井里，并用毛竹片和铁丝把一节节井管固定连结，不使井管跑偏。放绳时要听着号子，一点一点松绳，而且四个方向的绳子要同时同步同尺寸，如果有一个方向失速，导致井管倾斜顶住井壁，就会造成事故，重则导致井体报废。所以，只要第一节井管下了井，就要一气呵成，不能停顿，什么时候完工什么时候吃饭。

下了井管，垂直固定后，在井管和井壁间分层填入卵石、米石和粗沙，然后洗井。就是用水泵不停的抽水，直到泥水抽尽，清水流出，一口井才算成功。

　　小时候看电影《天山上的红花》，看到牧民用大镰收割牧草，双臂抡镰，腰部用力，一个优雅的转身，一排牧草整齐地被割下。随着镰刀切割牧草的嚓嚓声，大片的牧草纷纷倒下。可惜收麦子不能用这种大镰。

那年五月初，我随队里的打草队到花园口的滩地里打草，用的就是这种大镰。一望无际的滩区，犹如天山牧场，草长莺飞，野花绽放。我们扎营于黄河大堤守堤员的小房子里，在这里一日三餐。白天下堤打草，晚上回大堤住宿。打下的草也不收集，让其自然晒干，干后收集打梱等候队里来车拉走。

那时滩地无人种庄稼，除了我们打草人，还有人在滩地包地种西瓜。种瓜人称为瓜把式。割草之余，一早一晚，也常到瓜地走走。聊天中得知瓜农来自山东荷泽，而我祖籍山东平阴。那个年代，没有旅游的概念，人们的收入也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出门要有介绍信，否则无法住宿。去门跨省要带全国粮票，否则无法吃饭。所以在省外碰到一个故乡人，特别是在这人迹罕至的滩区，别提多高兴了。那时西瓜尚小，瓜地周边散种的甜瓜、酥瓜已经可以吃了。我每次去，老乡都会用甜瓜、酥瓜招待我。山东人不善言，但豪爽之气天生就有，是骨子里的存在，是血脉中的遗传。虽然素不相识，也许只是一面之缘，往后并不相见，但那一刻，相见恨晚，恨不得掏肝掏肺。及至打草结束回队之时，虽西瓜未熟，老乡瓜农仍摘了一袋的甜瓜、酥瓜装到车上，叮嘱一定在西瓜熟时再来吃瓜。我不曾记得他姓甚名谁，也许当时问过，现在忘了。但他是山东老乡，家居荷泽，却是我至今不曾忘却。

哪个一九七一年曾在郑州花园口黄河滩地种过西瓜的荷泽老乡，你还好吗？还记得我这个曾有一面之缘的小老乡吗？

那时的草原，不管是内蒙的，新疆的，都是在电影和书本上的印象。看电影里牧民打草，扭动腰肢，轻舒双臂，牧草就一圈圈倒下，就像他们跳舞一样轻松舒展。但当我手握大镰第一次割草，却差一点抡到自己的腿上。

大镰很重，下面的刀片呈弧形，有尺把长，镰把有一人高。割草时要双脚一前一后站稳，双手一上一下握紧镰把，扭动腰肢，用腰的力量带动身体旋转，双手用力，抡着镰刀，让刀片贴着地面，随着身体旋转的方向，划出一个弧线。镰刀所到之处，牧草齐刷刷倒下，顿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感。

感谢丁洼，如果没有插队经历，也许我一生也无法体验牧民打草的辛劳和快意。

五

　　那时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什么？怎么学？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大寨精神就是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寨人凭着这种精神，在陈永贵带领下，战天斗地，整修梯田，兴修水利，改变生产条件，取得粮食连年丰产，单产连年提高。在那个年代，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毛主席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全国农村以大寨为榜样，努力生产，力争为国家贡献更多的粮食。各地都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丁洼也不例外。冬天，本是北方人猫冬的季节，可农业学大寨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丁洼虽处于平原，但小环境并不完美，村的东北角有一块坡地。为了改善生产条件，便于灌溉，要对这块地进行平整。入冬后，地光场净，粮食入仓，小麦也已出苗，土地平整就开始了。

　　那时平整土地没有机械，全靠人工锹挖车推。车是那种独轮车，以前在电影上见过，就是陈毅元帅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那种独轮车。车的前面一个轮子，车身前窄后宽，后边两个车把，车上放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柳编筐用来装土。车把上有一根肩带，推车时把肩带搭在肩上，用腰部的力量把车提起，双手扶把，掌握方向，双腿用力推动车辆前行。装满土的重量约有二三百斤，独轮车负重行在松软的土地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有时需有一个辅助劳力在前边用绳拉着，合力前行。

平整土地的现场彩旗飘扬，“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寒风中抖动，天气虽冷，呼气成霜，但现场热气腾腾。看着这感人的场景，我们也不甘于只是往车上装土，也想一试身手，成为推车的行家。可是，看着容易做着难。别说重车了，空车在我们手里也玩不转。扶起就倒，再扶再倒，不是左倒，就是右倒。看到我们几个的窘相，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笑得前仰后合。无非是笑我们笨。我们也不认输，倒了再来。有社员就手把手教我们，怎样用力，怎样保持平衡，“推小车不用学，只要屁股扭的活”。这话虽糙，但理不糙。灵活的调动屁股，才是保持身体平衡，小车不倒的诀窍。就这样，我们从空车不倒，空车推行，到半筐不倒，半筐能行，一直到满筐不倒，满筐快行。我们真正感到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农民。

　　既然“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副业也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队在农闲时利用汽车、拖拉机、马车搞运输挣钱。大队还办有棉花加工厂，把收获的籽棉脱去棉籽变成皮棉，既赚了加工费又落了棉籽。开办了榨油厂，利用棉籽榨油。周围没有能力加工的生产队都会把棉花送到这里加工。所以当时丁洼的劳动日值能在全县首屈一指，首先得益于种棉花的经济效益，其次得益于大队的运输和加工能力。由于整个广武公社是棉产区，也得益于地利优势。

除去大队的这些大产业，生产队也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能工巧匠，办一些季节性的副业加工，既利用了闲散劳动力，也增加集体收入。

　　冬天是加工粉条的季节，秋季收获的红薯除了少量挖地窖储存以外，大部分加工成了淀粉。淀粉最大的升值空间就是做成粉条，便于存储，又是人们喜爱的美食。而要使粉条好吃筋道耐煮，冰冻是加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要在冬季上冻结冰的季节才能生产。

粉条生产全手工操作，劳动强度不亚于推小车。基础环节和面就要几个小时。先把淀粉过筛，很细的筛，筛去杂质，因为细小的杂质混进去，都会使粗细均匀的粉条中形成一个粉团，影响质量，也增加加工难度。筛好的粉加水揉成面团，是个体力活，要不停地揉，揉了醒，醒了揉，直揉到表面光滑，提起面团会缓缓向下流淌，流成很细的丝也不会断线才算合格。

下粉条往往需要数人组合，一个下粉的师傅和一个助手，一个捞粉的，一个挂粉的，还要一个烧火的，我就是那个烧火的。

大锅水烧开，助手从面缸里取出面团，放入师傅手持的粉瓢中。粉瓢用半个葫芦做成，上面钻了许多小指粗细的孔。师傅左手托瓢，右手轻锤左手腕，使粉瓢震动，面团从小孔中由粗变细流入锅中，遇水即熟，捞粉工用小竹木杆伸入锅中，居中将粉条捞起，递给挂杆工，挂杆工把粉条略作整理，挂到院中的架子上上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在我的印象中，淀粉是缺乏粘性的。但在师傅的手中就能变成面粉一样的面团，而这面团和面粉揉出的面团最大不同是流动性特别好，特别细腻，也许是没了面筋的缘故。面团在粉瓢里经过师傅的手上功，变成无数根白色的细丝撒向水面，疑似银河飘落，悄无声息。入水瞬间又变成晶莹剔透的粉条在开水锅中上下翻滚。这真是变普通为神奇的过程，美食就是这样制成的。

粉条加工都是在晚上，做成的粉条在外边冻上一夜，第二天日出时抖去冰块，散开粉条，在阳光下晒干，就大功告成了。

在淀粉制作过程中，粉团上面会形成一些稠糊糊的副产品，师傅们称它为“二浆”，其成份主要是红薯中的纤维素和不太纯的淀粉构成。师傅们把这些“二浆”装入布袋埋入炉灰里，沥干水份，用其做成的圪塔汤，常常是我们的夜餐美食。那是我每个夜班的唯一期盼。今生，怕是再也吃不到了。这道美食，不曾出现在满汉全席三百味的菜谱上，也未出现在各地风味小吃的摊位上。恐怕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这样一道美食。它只产生在农村淀粉生产的现场，也只产生在淀粉生产的季节。现在生产淀粉的人可能会把它当废品倒掉，因为现在有了更多更好的美食当夜宵，人们不再眷顾于它。而曾经吃过的人，怕是千万人中也难有一人，而我有幸成为之一。感谢丁洼！感谢我的插队生涯！

六

　　时隔近五十年，很多当年的人和事都已淡忘。但有一个人我却一直记得。

枣核儿，那年也就二十来岁，本应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因其人长的黑瘦，小头小脑，个子不高，仔细端详，也真像个枣核儿的模样。不知是他出生时父母给他起的这样一个好养的小名，还是长大后别人看他的长相而起的外号，已无从考证。从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知道别人都叫他枣核儿，我们也跟着叫。也许他对这个称呼早已习惯，总是笑眯眯地答应着。

枣核儿是个很善良的人，很少见他因什么事与他人红过脸。干活也踏实卖力，也乐于助人，在队里人缘很好。因为这个名字我至今仍记得他的模样。至于他的大名，我却无从知晓。

枣核儿有个弟弟，名叫福顺，长的高大白净，一看和他就不是一家人，却成了亲兄弟，也不知他们各自继承了父母的哪些基因，使他们差别这么大。

那时北方农村没有洗澡的条件，夏天还可以用井水冲凉，到河里戏水洗澡。可到了冬天，也许几个月也洗不了澡。村里没有浴池，公社有没有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县里有，但二十多里路也太远了。洗个澡就像过了个年一样。

那时队里有集粪组，由队里派几个人在郑州市里找个空旷的场地，从居民院和工厂里收集煤渣和人们的粪便，堆在一起发酵晒干，集多了队里去车拉回来，混合着牲口的粪便，家家户户的土肥，作为肥料上到地里。那时化肥少啊！种地全靠农家肥。

那年冬天，枣核儿的弟弟也被抽去集粪组，他那个高兴劲别提了。集粪组在郑州，有补助，吃的好，可以逛街，看电影，还能看漂亮的城里妞。虽然守着粪场，每天臭哄哄的，但是可以经常泡澡堂子啊。有一次他从郑州回村，衣服虽旧却洗的干干净净，头发梳的有条有理，见了老少爷们不停地让烟。一脸的情满意足，得意的很，好像周游列国刚回来一样。见到嫂子妹子，总要凑上去让人家闻一闻：我香不香？有人知道他从集粪组回来，故意捏着鼻子调侃他：去，去，一身臭粪味！还香哩？他也半信半疑地举起一支胳膊，撩起衣襟，左闻闻，右嗅嗅，自言自语地说：没味呀，不臭了。然后正儿八经给别人说在郑州怎么怎么泡澡，怎么怎么搓背，还有那香胰子我都打了三遍，可香了。不信你再闻闻，香不香。看他那十分的情满意足，就因为泡了热水澡，用了香胰子，好像是享了多大的福。的确在村里冬天想要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是不可实现的奢望。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如果一二十个大姑娘小媳妇在一起，那就是一台大戏。

因为我们的工分定为八分，是女社员的最高分，也就注定我们会经常和这些女社员一起劳作。

有一次和队里的十几个女社员一起在村西公路边的棉花地里为棉花打扠，因临近大路，路上常有人来来往往，这些来来往往的行人常成为女社员们议论的对象。如果视线中出现一个女性，她们便会停下手里的活，目视那人路过，并评头论足，指点一番：长得高了低了，胖了瘦了；皮肤白了黑了；穿的红了绿了，长了短了；走路快了慢了，步子大了小了。遇到人长得好，穿着得体的，会投以羡慕的目光，并啧啧赞许。而遇到不怎么样的，也会不屑一顾，恶评一番。如果遇到是个帅小伙，她们也会拉郎配，说和谁谁能配一对，并趁机调笑一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她们都会从那人进入视线开始，一直评论到那人走远，才会重新开始手中的活计。

　　我们在丁洼待了一年有余。两位老大姐上学离开丁洼后，我们五个男生又在丁洼待了数月。宪法与县知青办的秦福聚相熟，常聊起我们生活的不易。县知青办体谅到我们的实际困难，把我们调到位于广武东门外的开封地区荥阳农业试验站。在那里我们可以在职工食堂就餐，不再自己做饭了，过上了一日三餐，按时上班的有规律的生活。

我在试验站待到七二年底应征入伍，服役四年。七七年退伍时，许社会还在丁洼下乡（当年去到试验站一年多后因为一些缘故，他们又返回了丁洼）。我那时待分配，闲着无事，社会找了辆自行车让我带他去丁洼。我说我不会骑自行车，社会说你那么长的腿，蹬着地就走了。在他的胁迫下，我只好赶鸭上架，连蹬带骑，歪歪扭扭地凑合着从县城把他带到了丁洼。我累得快散了架，他却坐在后座上得意洋洋。那时知青们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招工的接班的基本上都走了，没剩几个。而社会从那次回丁洼后又待了两年才招工离开。

社会下乡待了八年，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丁洼的。在所有上山下乡的知青中，超过八年的并不多。如果写丁洼，写那段知青生活，社会是最有资历的。

　　从那次送社会回丁洼算起，已经四十多年没去丁洼了。不知曾经住过的那座小楼可安在？但愿没被拆除，那起码也是民国的建筑。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年龄相仿的农民兄弟姐妹们你们过得好吗？还有当年一同插队到丁洼的知青学子们，你们现在在哪里？可好？如果有机会能联系上，愿不愿意重聚丁洼，庆祝我们下乡五十周年？

别了丁洼，一次结缘，终生不忘。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令人敬仰，也没有支边知青大苦大难的经历令人垂泪，但我们毕竟参与了这场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参加了农业生产，当了一回实实在在的农民。

后记

　　2020年10月31日，宪法、嵩年和我从郑州又回了一趟丁洼。

五十年了，丁洼的变化并不大，街道还是熟悉的模样，道路两边除了为数不多的新房，五十年前的老房子还在。大队卫生所在原地翻新了新房，患者络绎不绝。路边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在聊天，在打牌。与路边的村民交谈，得知有几个我们熟识的老人都不在了。

我们曾住过的那个两层楼的小院，原来用作仓库的东楼和北楼已经拆除，现在成了村民的菜地。我们居住的西楼还在，被人租用，把原本在东边的门改在西边，圈在一个小院里。院门上锁，无法进入。

这是我们在丁洼居住过的两层楼

　　在村子中间的路南路北，有几栋居民楼。路南的一栋五层白色小楼，两个单元，有二十户，一个独院，院里的车库我数了一下，正好二十个，每户一个。路北的一栋红色居民楼，可能新建不久，小高层有电梯，据村民讲，这些楼房都是卖给村民的。

在卫生所对面马路边，有三个老人在聊天。我向其中一位女性打问学校的位置，她告诉我还是老样子，只是没了学生。旁边一位老者熟悉的面容使我想起了枣核儿。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怕认错人被人误解，明明认定他就是枣核儿，却不敢直呼其名。他问我你找谁？我说不好意思，冒昧地问一句，你是不是枣核儿？他说是。我回头招呼已经走过去的宪法和嵩年，说你们还认识他吗？俩人都说还能记起当年的模样。我说这就是枣核儿。

枣核儿今年七十有二，大名丁留顺，身体硬朗。他的弟弟福顺，已去世多年。二队的队长刘运亭早已离世。丁树林、丁秋来也已做古。

二队七个女知青借住的丁银选家的房子，还是红砖平顶的老样子。敲门进院，银选正在家中。大我两岁的银选，依稀还是当年模样，只是岁月不饶人，面目已显苍老。两手相握，四目相对，注视良久，他却没把我认出来。我转身指着嵩年，他似有所思，片刻，脱口而出，你们是不是当年的知青？我说是，这是席嵩年。他说你是张鲁成，还有关宪法、许社会、张世平。至此，他急忙让我们在院里落坐。

话题打开，思绪源源不断，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掠过。他结婚时，我们参加婚礼，吃婚宴，闹新房，他还清晰记得。对二队的知青每个人的名字都能准确叫出来。聊了半个小时，意犹未尽，我们起身告辞，他把我们送到门外，依依惜别。

在丁洼北街，几十年没有变化，甚至有些破败，路没有修，路边堆满树枝杂物，也有村民种的菜地。许多旧宅明显已无人居住。

二队的牲口棚早已拆除，原地盖上了民房。

村西头当年的大队仓库原址现在已建成了村两委会办公地。丁秋林当年在外搞建筑，挣了点钱，2004年回村当村党支部书记，斥资建了村两委大院，这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在大门口，遇到村里的电工丁国平，他也是二队的人，今年六十二岁，胸前挂着党员徽章。热情开朗的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向我们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和故人的信息。

丁洼南街还是老样子，学校还在，学校的红砖围墙还是五十年前的老墙，岌岌可危。原来向西的校门被旧砖砌上，在南面又开了新门。虽然后来新建的两层教学楼还耸立在校园里，但学校早已没了学生。校园内搭满了简易工棚，被挪做它用。站在学校门口，南边二百米左右的连霍高速上东来西往的车辆飞驰而过。连霍高速成丁洼村南一道天然屏障，西边与高村乡农田相邻，当年我们常走的荥高公路已经废弃。村北被唐岗水库隔断，现在出入丁洼村最方便快捷的通道就是位于村头两公里的荥广大道。

五十年沧桑，四十年改革，国家变化很大，但农村变化显然滞后。如果人民公社不解散，集体经济不解体，农村现在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没了集体经济，没了凝聚力，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在丁洼村东头

枣核儿（前立者）

丁银选（中立者）

右侧为我们初去时住的草屋位置

当年的大队仓库就在这里

当年大队小学已不复存在

当年农民的住房

在原农业试验站新大门前

这是我们曾经劳作过的地方

这里如今已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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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张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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