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看不惯叶挺，但他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不是叶挺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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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而南方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

八路军的各级将领都由原红军将领担任，但是在新四军将领的任命上，国共双方却出现了分歧。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按理说应该由这两人担任新四军军长、政委，但是，蒋介石不同意，单方面宣布了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

毛主席、朱老总等人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实际上担任政委的职务。

一个是北伐名将，一个是红军元老，这对组合在当时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过：“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变成铁的力量，以后和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然而，现实却很让人失望，项英与叶挺的合作很不愉快，叶挺将军甚至几次负气出走，中央不得不派周恩来几次来到新四军军部，协调两人的关系。

至于原因，一方面，叶挺将军出身很高，早在孙中山时期，就担任大元帅府警卫营长，在北伐战争中，更是率领独立团百战百胜，少年得志之下，叶将军难免有些军官的做派，平时喜欢穿着洋装、拿着文明棍，这让项英看起来很不习惯，心理上产生了隔阂。

另一方面，在项英看来，叶挺将军虽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但毕竟已离开十年之久，现在更像是一个蒋介石在新四军的代理人，而非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同志。

举个例子，早在新四军创建后，叶挺将军就曾命令张云逸等人带兵东进，扩展新四军的势力范围，以便发展壮大，但项英一直对其掣肘。当时按照分工，叶挺负责军事，项英负责政治，但项英经常以“非单纯的军事问题为由”，总揽其权，电报更是先行截取阅览，这让身为军长的叶挺很是难堪。

在这些事情上，项英确实做得有点过了，这也是他备受争议的地方。

当然，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其实他还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

第一，在组建新四军中，项英起到了动员带头作用。

1938年2月，项英在南昌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在会议中，项英首先说明了新四军改编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并指出：“我们新四军的指战员来自八省，军机关的人员有的来自延安，有的来自地方，都是为着抗日这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的阅历不同，特点不同，但抗日的目标相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最重要的是严密组织分散在各地的部队的开拔工作，应注视各地的动向，使部队尽快而又安全地开赴集结地区。”应该说，项英的这一番讲话，对当时凝聚机关干部的人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二，游击队数月即能完成集结整编，项英功不可没。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项英随即派人发布长篇工作指示——《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在指示中，项英强调：“要百倍加强党内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军指挥员更高的政治觉悟，了解自身的责任，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受任何影响而减弱自己的精神。”

同时，项英还主张要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这是坚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基础，谁不坚持这一点，无疑是降低了我们的战斗力。”

应该说，项英提出的这些指示，对于当时尚未整编的红军游击队来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项英的指示下，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南方八省游击队就顺利完成了集结和整编工作，一个崭新的新四军诞生了。

第三，项英着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四军改编完成后，项英带领政治部，自编教材，先后整编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作为政治教材印发给干部战士学习。

第四，项英很好地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

在云岭军部，项英大力支持群众组织妇抗会、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等社会团体，通过自编自演的文艺形式向广大士兵、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项英还创办了两所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党的相关政策。

渐渐的，在云岭，群众与新四军的矛盾越来越少了，后来蒋介石停发军饷，新四军处境艰难时，皖南的老百姓节衣缩食，贡献出了大批粮食，这与项英进行的宣传是分不开的。

因此，项英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项英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也让新四军在后来遭遇了重重困难。

首先，三年游击战争养成了项英艰苦朴素的性格，但也使得他过于谨慎，不敢大胆用兵。

新四军创立后，项英下令抽调6个团，专门来保卫军部。但实际上，这样做不仅没有很好地保卫军部，反而使其错失了发展良机，且时刻处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监视和包围中。

其次，就是缺乏大局观。

在1940年，陈毅多次在江北发出电报，建议新四军离开云岭，叶挺也竭力主张东进，让军部撤离皖南，但项英却始终下不了决心。

项英十分迷恋云岭的山川地势，在项英看来，这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绝佳之地，甚至项英一度提出，要将云岭建设成为华中抗日中心的想法。但是项英却忽略了，游击战并非游而不击，且友军也并非永远是友军，当同袍兄弟挥起屠刀时，更应该有提前预防的能力和考量。这一点，在皖南事变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是缺乏魄力。

作为事实上的“新四军之父”，项英实际上掌控全局，但是他做事却缺乏魄力。

1939年，叶挺曾提出扩编新四军第六支队，项英却担忧军饷供应不足，使得新四军发展明显滞后。

皖南事变前，项英顾虑重重，难下决断，对于突围路线迟迟没有下决定。事变发生时，项英更是顾虑部队损失，从而错过了从茂林突围的最佳时间。其后，项英又想要带小股部队上山打游击，而忽略了对军队的总体部署。

最终，在项英的犹豫与失策中，新四军不断地错失突围良机，最终损失惨重，连项英自己也不幸牺牲，年仅43岁。从此，项英在我军的历史上被长期忽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项英才重新被人正视起来，1998年，项英诞辰100周年时，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迟浩田亲自参加座谈会，公开评价道：“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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