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海地维和往事

挪威森林大猫猪

我记忆中的海地维和往事

高岚

（编者按：本文由高岚的回忆材料和挪威森林大猫猪与高岚的访谈整理而成，执笔和美篇制作均由挪威森林大猫猪完成，是挪送给高的人民警察节礼物。因为怹们两口子，都是人民警察！

编者于2021年1月10日）

前几天，整理电脑里的照片，不经意间点进一个很久没打开过的文件夹，一张我头戴蓝盔一身特警防暴服，手持95单兵自动武器的照片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瞬间，把我拉回到久远之前的维和记忆中。那还是2004年10月17 日，我作为中国首批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一员，和125名战友一起，从首都机场乘专机出发，开赴那个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陌生岛国，那一年，我24岁。

　　在维和警察训练基地集训时候就了解到，海地是全球最贫穷、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失业率达到三分之二，国内政局动荡，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因政变流亡在外，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贫富分化严重，很多地方都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我们的任务区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半山上都是精致豪华的别墅，是有专门的军队保护的富人区。而山下就是大片大片的贫民窟，基础设施建设极差，很多人用不上自来水，你甚至都很少能找到一条像样的柏油路。

别看我是个女生，但我这人天生胆子大，当过运动员，之前还在刑警重案队干过，侦破和抓捕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也见识过生死惨烈的现场，但是，真正的面对生死，还是是在海地。我清楚记得，我们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从机场坐车去临时营地，道路上暴土扬尘，污水和垃圾随处可见，行人衣衫褴褛，路边都是挤在一起的矮小破败的水泥结构的临建房。远处，几只野狗在争抢着什么，车开近了，才赫然发现，是一具腐败的人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啃的不成样子了。这一幕在国内是见不到的，我当时心中确实被震撼了，那种感觉很复杂，它让我真切的意识到，身处乱世，人的生命价值，也许就如草芥一般，也是在那一刻我心中不由得紧张起来，我已经到达异国他乡的维和任务区了。

起初，联合国海地维和特派团简称“联海团”分配给我们的临时营地就是个四周有围墙的废弃大场院，条件极差，加之后续保障物资还未运输到位，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先安营扎寨。吃饭就吃随队带来的压缩饼干，睡觉都在每人一尺来宽的防潮垫上，饮水都是有定量的,每人每天3瓶，海地的蚊子和蚂蚁又毒又狠，稍不留意就被叮得一身包，疼痒的夜不能寐。当然，相较于恶劣的吃住环境，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最紧张的还是随时要面对的危险状况。

那天中午一点多钟，忙碌了一个上午，大家刚刚躺下午休，忽然营地外响起持续的枪声，流弹打在营地的铁皮棚顶叮当乱响，我一骨碌爬起来，和战友们持枪进入戒备状态。枪声停息后，经检查，营地外墙上，留下一排七个冲锋枪扫射的新鲜弹洞。后来得知，是盘踞在太子港太阳城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最大的非法武装“火龙党”在向我们示威。

印象里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战斗小队12个人，乘装甲车前往太阳城地区的贫民窟BELAIR执行任务，途中经过一个村子，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两边有灯火的地方都聚着当地人，放着节奏强劲的音乐，人们都在扭动着身体跳舞。突然，正前方的巷子里传来了猛烈的枪声，子弹打在装甲车的防护装甲上发出一连串的“啪啪”声。是冲着我们来的，因敌情不明，队长马上命令全体下车，利用地形隐蔽。我隐蔽在一个墙角，手中的95自动武器警惕的指向远处的黑暗。这时候我注意到，就像是一瞬间，村子里的人全都消失不见了，音乐也停了，感觉特别诡异。对面黑暗里频繁的扫射，火力很猛，枪火和子弹飞行的痕迹划开一片片的黑夜。突然，“快躲开！”队长低吼了一声，一步跨过来一把把我推开，我扭头一看，几颗子弹倾泻在我刚刚隐蔽的地方，墙面上火星四溅，我右前方不远处的屋顶上有人开枪。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是凭着日常训练时的本能反应据枪进入战斗位置……我们开始组织还击，一边以装甲车为掩护缓慢搜索推进，过了好一会儿，对面的枪声戛然而止，估计是非法武装分子见捞不到什么便宜，逃了。没过几分钟，村民们又都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继续合着音乐开始跳舞。我们高度警惕，继续扩大搜索范围，确认安全后，队长指挥我们迅速上车离开。

来时间一长，发现在任务区，打黑枪，武装袭扰甚至面对面短兵相接就是家常便饭，但每一次，我们都会以高度的警惕，严格按照工作规范认真应对处置。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警队时有牺牲受伤的情况发生，而我们中国警队当年可是全员无伤死完成维和任务的。

　　海地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与台湾省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五星红旗之前还没有在这个国家出现过。那一年中国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也是因为我国正值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针对海地的严峻形势做出的有大国担当的决定。海地当地人普遍对中国人比较友善，我个人觉得这其中有很大好奇的成分。后来联海团分配给我们的正式营地在一个工厂里面，厂区有一个小卖部，老板是个慈眉善目的黑老头，花白的胡子长满了一脸，每次见我们去买东西都堆满了笑脸，热情的大声招呼，同时对我们制服上的国旗标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看了又看，伸出大拇指，时间长了他甚至还会发音生硬的对我们说：“谢谢。”

说起跟当地人的交往，让我想起了小“马洛”，其实我并不确定“马洛”这个名字，是根据发音大概猜出来的，海地当地人说非常难懂的克里奥尔语，我们用语言根本无法交流。那一次，我们小队奉命前往太阳城执行任务，在海地执行维和任务的54个国家的维和部队和警队中，只有我们中国警队有女警战斗员，而我就是北京警队三名战斗员之一。这次我们的任务是看守警戒一处已经搬迁的港口警察局及联合国相关物资。荷枪实弹穿戴着防弹背心等二十多公斤的装备在四十度的骄阳下站岗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没过多久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我忽然发现，在路对面站着个大约5、6岁的黑人小男孩，小小的个子大脑袋，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直望向我们这边。我向他招招手，他竟然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海地贫民都是赤足不穿鞋的，这孩子的左脚内侧到脚踝处，有一道伤口，已经开始化脓了。随队医生马上给他做了消炎包扎处理。小家伙起先是怯怯的，像受惊的小鸟，我拿出压缩饼干和省下来的饮用水递过去，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他说着笑着兴奋地比比划划，就是这时候我大概猜出他叫“马洛”。

天快黑的时候，小马洛又来了一次，是和一个妇女一起来的，那个妇女站在路对面，我看不出她的年龄，我想大概是马洛的妈妈或者姐姐吧，我冲她微笑点头。马洛过来热情的向我和那个远处的妇女比划说着什么。我又给了他几颗糖果和一条压缩饼干，我知道，在贫民窟里，很多人每天只用一根香蕉充饥。那个女人始终没有说话，就远远看着我们，她带小马洛走的时候还在不时回头看我们。

我们小队完成看守警戒任务撤回的那天，和后续警力交接完工作，正要登车，远处传来孩子急急的叫喊声。是小马洛，他的脚伤好了很多，他跑过来，脸上是流成一道道的汗水，他的小手把一个物件使劲塞到我手里。我亲亲他，来不及多想，登上了装甲车。那是一片小小的硬纸板，上面粘着海沙和贝壳，还用颜料刷上了蓝色，我猜小马洛是要把海地最美的加勒比海景送给我以表达他的谢意。回营地的路上，看着这份粗糙但弥足珍贵的礼物，我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我今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小马洛和他的家人了，唯有祈愿他们能在这个混乱的国度里过得平安幸福。

中国维和警队为了密切与当地人民的关系，彰显中国的和平使命，也会在勤务之余组织走进当地社区走访慰问。有一次，我们去走访一个联合国资助的公益救助机构，带去了食品和饮水等物资。在一个宽大的院子里，大约20几个孤寡老人在树荫下坐着，一边拍着手一边整齐地唱着歌欢迎我们，一位黑人老大妈还合着律动跳起了当地的舞蹈，让我这个来自内蒙的姑娘也情不自禁的跟着舞动起来，一曲终了，我和黑人大妈紧紧拥抱在一起，在场的老人和同行的战友们一片鼓掌喝彩，气氛友好又热烈，几个老人还慈祥的笑着慢慢走过来，就是要和我握握手。音乐没有国界，它迅速在我们这些本素不相识的人中间建立了某种信任和默契，这种感觉真是挺奇妙的。没几天，我和黑人大妈舞蹈和拥抱的照片登上了联合国网站、凤凰资讯等媒体。

　　在海地维和的日子里，远离故乡和亲人，每天和战友们摸爬滚打在一起，同志们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最难解的，还是思乡之苦，那时候，手机和网络还没有普及，海地在这方面更是一团糟，网络就不要想了，连电话的信号都是蹭美国的用，国内家人经常打好几天才能拨通防暴队值班室的国际长途电话，也经常会因为我们正在外工作错过了接听。

记得我2005年生日的那天，整整一天都在外执行任务，好久没有家里的消息，心里特别特别的想家，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黑漆漆的宿舍，心里甚至觉得有一点点小委屈。忽然，灯亮起来，战友们笑着围拢过来，一边鼓掌一边大声说着“晓岚，生日快乐！晓岚，生日快乐！”尤其让我诧异的是，他们竟然端出一个生日蛋糕，要知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海地，想吃生日蛋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后来才知道，这是战友们用省下的面包片和果酱做成坯子，又用融化了的巧克力液浇筑完成的杰作。大家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的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流淌下来，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一刻的心情，但我知道这是我今生今世过得最难忘的一次生日。

2005年1月16日，是联合国为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授予“和平勋章”的日子，“联海团”命令由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担任授勋现场警戒。没想到仪式还没有开始，阿根廷、巴西、约旦等国家的维和部队、警队闻讯纷纷赶到现场，他们用责怪的语气反复说着：“我们都是朋友嘛！为什么只告诉巴基斯坦，不让我们帮助警戒？这不公平！太不够意思了！”外国军警们平时一起配合工作时候就大大咧咧的，特别好交朋友，此刻更是不依不饶，我们也是哭笑不得，无论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不肯离开。所以，那天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授勋仪式空前隆重。

对了，在即将结束任务离开前夕，我们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按照联海团任务指令，缜密侦查，雷霆出击，一举击毙了盘踞在太子港太阳城地区的非法武装组织“火龙党”的主要头目，为当地社会治安铲除了一个大毒瘤。

　　2005年4月17日，当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我走下舷梯，禁不住俯下身子，深情亲吻和拥抱这片土地，180个日夜，我魂牵梦系的祖国，你的儿女，胜利凯旋了！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记忆深处，那些维和往事始终不能忘怀。忘不了我们用20天的时间亲手建造起的营地，被联海团称为中国警队创造的奇迹；忘不了第一次在海地上空升起五星红旗我们高唱国歌的豪迈激情；忘不了凯旋归来时和战友们依依惜别的喜极而泣；更忘不了我牵挂着安危的无数个小马洛和他的家人们。经历了维和的血火考验，我深深体会到，唯有强大的祖国，才有人民的尊严，才有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为我的党，我的祖国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都人民警察，这段维和经历始终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在首都公安的岗位上不忘初心，拼搏奉献，为党和人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2021年1月5日于北京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