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总 理 回 延 安

寒江雪

　　2021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5周年纪念日。在缅怀敬爱的周总理之际，不禁回忆起“周总理回延安”的一段往事……。

　　1973年6月，以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为团长、总理范文同为副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期间，向周总理提出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访问的愿望，周总理欣然答应。他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1973年6月9日越南党政代表团在周总理的陪同下乘专机由北京飞赴延安，当专机徐徐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的时侯，延安城近十万民众闻讯纷纷迎候在由东关机场通往北关宾馆的道路两旁，迎侯着周总理的到来。当迎宾车队缓缓驶进市区，欢迎的人群把东关大街围的水泄不通，迎宾车队无法前行，随行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不得不下车亲自疏导交通。坐在汽车里的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对中方随行翻译说：“看的出来，人民群众是在欢迎周恩来总理。”由东关机场到北关宾馆短短几里的路程，汽车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达延安宾馆。

        周总理由北京出发之前就通知了延安地委，安排越南外宾住在延安宾馆，他不住宾馆，要住在“延安交际处”。延安交际处是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相当于现在的外事宾馆，位于南关大街南段，紧邻南关小学。如今，交际处各方面的条件已经远远不如新建的延安宾馆，那么，总理为什么不住延安宾馆却要住到交际处呢？

　　周总理心里时刻装着延安人民，牵挂着延安人民的生活，对延安人民有着深厚感情。他想借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延安之际，为延安人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促进延安的经济发展。住在交际处便于他和省、地领导谈话，有利于接近群众，说明总理这次回延安之前已作了周密思考，他要为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解决人民群众吃饭问题，尽到自己的职责。周总理利用陪同外宾休息的间隙时间，召集延安地委的有关领导谈话，了解延安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延安地委副书记、地区专署副专员土金璋向周总理汇报了延安工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延安地区共有14个县，130多万人口，南面七个县（甘泉县、富县、洛川县、黄陵县、宜君县、宜川县、黄龙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面七个县（延安县、延长县、延川县、子长县、安塞县、吴旗县、志丹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 周总理听后十分痛心的说：“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土金璋副专员答道：“这可能和政策有关，受文革极左思潮影响，农民在自家院子里种棵南瓜，也要被铲除掉------。延安地区上年粮食总产量6.47亿斤，农民人均不到250公斤，工农业总产值1.9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农民是锅里粮不够吃，手里没钱花。”周总理听后沉痛的说道：“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为了尽快改变延安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周总理向延安地委党政主要领导提出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奋斗目标。问大家“行不行？”地委书记许效民和其他在场的同志齐声答道：“行！”这就是后来盛行延安地区十四个县的“三变五翻”奋斗目标的由来。

　　我在延安县搞农村工作多年，跑遍了全县22个公社的广大农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农村最底层农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况，体会也最深刻。那个时候，延安县农民年人均口粮基本在350斤上下（175公斤），比较好的生产队超不过400斤，个别差的生产队连300斤都到不了。这些数字指的还是原粮，如果加工出成品粮还会更少。这与延安地区农民人均250公斤（500斤）的数据相差甚远，这也印证了“南面七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面七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的说法。” 1966年我随黄宜社教总团到宜君县雷塬公社岭里大队搞四清运动，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亲身体会到了那里农村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延安县农村的粮食产量。而且主产小麦，宜君县农民生活要远远好于延安县。我在前面第五章节中已写过：“雷塬公社地处塬地，粮食产量比延安县要高，因此，这里农户粮食都够吃，主食以白面蒸馍和面条为主，每顿饭都能吃饱，不像在延安农村下乡时经常要挨饿------，主食方面比延安机关单位职工灶的饭食都要好，完全是白面，极少吃粗粮。土金璋副专员说他在子长县李家岔村见到的群众连包谷面都吃不饱，有一家五口人盖一床被子的情景，我在延安县搞农村工作多年，下乡时吃不饱饿肚子的情况每天都能遇到，一家五口合盖一床被子事情没有遇见过。但是，1966年我在延安地区宜君县雷塬公社岭里生产大队搞四清运动期间，经历过一件比这还要悲惨的境遇。那年的五、六月份，我们工作队进村已有两三个月了，天气开始渐渐热了起来，当时，我随工作队副组长杜修海，队员冯宗明三人驻在后岭村开展社教运动。有一天，由本县外公社来了两名社教工作队的外调人员，想要通过后岭村社员黄XX（由于年代久远记不起具体名字了）的婆姨调查有关问题。（两名外调工作队员来自黄XX婆姨娘家所在的生产队）两名外调人员与老杜接洽后，老杜对冯宗明说：“小冯，你到黄XX家把他婆姨叫来，就说有外调人员想通过她了解一些情况，让她快些到社教工作队办公窑来。”冯宗明很快跑去黄XX家通知黄的婆姨，不一会，冯宗明回来给老杜说：“黄XX婆姨在家哩，已经给她说过了。” 等了一会儿，还不见黄XX婆姨来，老杜埋怨冯宗明，年轻人办事这么不牢靠。冯宗明冤枉的说我站在窑外喊了，她婆姨在窑里应承说知道了，我怎么办事不牢靠了？老杜随即打发我再去叫。我随即来到黄X X家窑前，隔窗朝着窑里大声喊，黄X X婆姨，人家外调人员等你半天了，你赶紧到我们办公窑来。她在窑里回应道她去不成，麻烦你到地里把老黄叫回来她才能去。听后，我心里很纳闷，为什么非要把老黄叫回来呢？事后才得知，黄X X夫妻二人有两个碎娃，大的四、五岁 小的两、三岁，整天光着屁股在外边玩耍，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破烂的就像渔网一样，夫妻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这条裤子是冬夏春秋四季裤，冬天是棉裤，到了春、夏季节把棉裤里的棉絮取出来当单裤穿，平时老汉穿上，下地劳动，老汉回到家里，再把裤子脱下让婆姨穿上，好下地去做饭，一条四季裤，婆姨汉轮流穿。当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都伤心的落泪了，我们为黄X X一家的苦难生活而落泪，更为我们工作队进村这么长时间而没有发现村民的实际困难而愧疚。老杜赶紧让我打报告给队部，给黄X X一家申请补助，起码先解决一家四口人的穿衣及被褥问题，队部很快把补助批了下来，看到黄X X一家人穿上了新衣，有了新的棉被，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些。社教结束后，我回到延安县，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因为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政治背景下，不敢向其他人说，怕被扣上“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帽子，怕引火烧身。

        应当说土金璋副专员当时向周总理汇报的情况说的都是真话、实话，在当时那样政治背景下敢于说真话，说实话，领导干部能够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周总理回到北京及时安排北京市及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在宝塔山下的南河上新建了一座公路大桥——宝塔桥，对改变延安面貌，疏导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说到兴建宝塔桥，还有一段小插曲。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总理在延安交际处住下后，对接待人员说，中午趁大家休息，他要悄悄地登宝塔山。周总理叫来警卫局的领导，无限深情的说：“延安，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来过了，这次回来，我要多看看，午饭吃了，我们就去宝塔山。”为了不让群众发现，再造成交通堵塞，周总理换乘一辆吉普车，并绕道而行，不料吉普车陷进了河滩的泥滩里，是当地的同志和警卫一起把车抬了出来。

        宝塔山位于延河与南河两条河流交汇处的东侧，与城市的街道隔河相望，当年，南河上面没有桥梁，要登宝塔山，枯水期无论是汽车还是步行的游人，只能是涉水过河 ，这给登宝塔山的人们带来极大的不便。周总理考虑到延安是革命圣地，经常有中外宾客来延安参观访问，宝塔山下的南河上确实需要一座桥梁，于是，总理回到北京批示拨专款修建宝塔桥，该桥位于距延河150米的南河上面，桥长86.94米，为6孔钢筋混凝土板桥，于1974年建成。宝塔桥的建成通车为中外宾客、游人登宝塔山创造了便利条件。

        周总理为了延安人民的生活 呕心沥血，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们要像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周总理回延安期间人们并不知道，当时总理已身患重病在身，仍坚持工作，为延安人民生活操劳。

　　1976年1月11日下午3时，上百万北京群众，自觉的来到长安街为周总理送行。那天，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到头，向西望不到尾。人们臂上都带着黑纱，胸前佩戴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的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挽幛，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的指挥，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的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的望着灵车，哭泣着，顾不得擦去眼边的泪水。

        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的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