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 越 战 友 的 风 采

盖特真

　　

我刚刚当兵，就参加援越抗美。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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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誉称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968年2月，我们幸运地走进军营。

新兵的第一站是南京空军后勤部卫生教导队。三个月后结业，我被分配到空军高炮四师，担任卫生员。

此后一年时间里，在师卫生所、团卫生队、营包扎所和数个基层分队工作。因此而接触和认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战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我接受扎扎实实的“再教育”，在摸爬滚打中改造世界观。

2020年，新冠肺炎突袭全球。武汉封城，出城通道关闭，我处在瘟疫风暴中心。 天南地北的战友们通过网络，表达着关心和慰问。有退役后从未联系的战友，也辗转打来长途，鼓励中透露出深深的怀念。

战友们的亲切话语就是最大的支持。寂寞中我翻找出一迭多年前的照片，特别把1968——1969年的生活梳理了一遍。又通过网络，搜集到见过或没有见过的旧照。

于是，援越抗美时期的战友在我眼前一一展现，个个都是英姿飒爽的帅小伙。

参加轮战磨炼，这是我生命中一段颇为特殊的经历。尽管目前要确认参战军人身份尚需时日，但重要的是，我为此付出了青春和热血。

细说起来，那年月朝夕相处的战友远不止这一点。却也只能就着己有的照片，回忆、追记一下昨天。或许，以后会有机会让我作不断地补充。

现在搜集到的二十余帧、有名有姓的黑白照，泛黄起卷，非常模糊。有的还特别难以辨别。但在那样的环境下，又经过长时间的洗磨，应该是更加弥足珍贵。

出征士兵，宛若支支出鞘利剑，雄壮而威武。—— 其实，往事并不如烟，过去并未走远。

回顾五十多年前的凡人轶事，希望现在的人们知道，历史上“最可爱的人”里，有一群这样的战士！

我们开初进新兵连时，编有两个排。排长中，一位是1965年的江苏兵，W. g. j ；另一位是1966年的江西兵，W. h. j 。

春天，作为招兵工作人员来南昌时，他俩刚刚随中国后勤部队32支队参加援越抗美归来不久。而且两个人双双荣立战功 —— 这可是我们新兵心中的偶像。

左图中，穿越式军服的“阵地照”是 W. g. j 。因为此照是他有点意外的获得，因而更能妥善保留至今。

他告诉我，时间是1967年5月27日上午，发生在寨高防区—— 那场炮战我知道，是援越斗争中很著名的一场恶仗，他所在的迎战分队因此荣立“集体一等功”。

当时，他正从阵地山包下的炊事班奔往包扎所的掩体。一位战友在说：快，（相机里）胶卷还有一张，拍了！

他立脚未稳，“咔”，留下永恒 —— 炮击开始前的瞬间一幕 。

而此时，“一等”警报已拉响并持续刺入耳膜。他和大家一样。冲进了自己坚守的战斗岗位。

顶多也就经过十来分钟，严阵以待的一场战斗残酷地展开 —— 美机临空，大炮接火，敌人俯冲，狂轰滥炸、…… 。

紧接着，肩负卫生员重任的他，面对突袭的重大伤亡，立即冲进弥漫峭烟、实施紧急救护，火速转运伤员。……

在这张留影中，其左边是指挥仪阵地，右边是火炮阵地 ，身后的远景就是部队的保卫目标——越南太原钢铁厂。

上图右，二排长W. h . j ， 遗憾没能留下越式军装照。但他身着解放军军装、手捧《毛主席语录》，背景是车出友谊关、一路朝南的列队火炮，足以证明是那个时代的抗美轮战。他在支队所辖的二大队，亦是在1967年初入越。

他告诉我，虽然编制是在汽车分队的卫生员，但警报一响，他就必须就位在大队的“伤员分类站”，随时准备抢救伤员。

其时，正处于敌人狂轰滥炸之时。部队从当年5月开始，几乎天天都在打仗。甚至还有“一天打两仗”的频繁节奏。

敌人一度经常派侦察机前来搔扰，以致战士们晚上都无法入睡。后来调来探照灯部队配合，一举打下他们的侦察机后，才有了点空档时间可以休息。

期间，还有过几十架飞机同时临近。这时的夜战，漫天通明，仗打得特别激烈。

7月7日那天，他们整个支队打下了9架飞机，自己仅伤亡各1人。

而8月10日和22日，则伤亡较大，各有十余位战友献出了生命。 他都是在“伤员站”参加初步分类或抢救。………

听 W. h. j 排长讲打仗，突然想起入伍离家时，火车、轮船和汽车，我们不停地交替乘坐。带领我们行军的他，一路上轻言细语、身手利索、面带笑容。我们急于要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百思不解中从他的言谈举止上判断。得出的结论是：“搞不好我们是贴胶布、扎伤口的”。

到达驻地，我们的猜测证实。但“白面书生”的排长竟是“轮战”的功臣人物，确实是有些出乎意料。

两位娃娃般的新兵排长，在援越轮战中“前赴”，为大家作出了榜样。卫生教导队的新兵们磨拳擦掌，当仁不让，都期望能在抗美斗争中“后继”。

　　2018年春天，在抗美援朝老英雄、老队长的率领下，援越抗美的他俩，随卫生教导队教员等一行，重返“军旗升起的地方”，和我们共同参加入伍五十周年庆典。

上图下方的合影照，就是两位排长与我们部分同学兼战友在大聚会的欢聚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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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后，我们正因为学习搽红汞、抬担架，当上了卫生兵，才被分拨往援越抗美的轮战部队。

这里收集到五张越式军装照。可惜还暂缺另两位的靚影。

卫生教导队分往高炮四师的共有十个同志，统编成一个“卫生班”。

为了考验这些城市兵，随即将他们搁到上海浦东一个名叫“低沙滩”的地方，就是要给“新兵蛋子”们加加温、淬淬火。

正值三伏。酷暑、汗水，高强度、连轴转，麦子打了三个月。

为梦想而斗争，其苦、其乐，其难、其险，统统都能战而胜之。一切，只为去冲锋陷阵；现在看，火红的年代里练就的精神力量真的了不起。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个个都迫切希望成为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甚至有一些四处闹革命的“老三届”，私自越过国境线，独自去抗击美帝国主义。但是，这种血洒沙场的作为，由于思想上过于单纯、狂热；行动上无组织、少纪律，当然就鲜有成功的。

我们也是“老三届”，从红卫兵到解放军，由解放军而赴战场，因为是听命令、有组织，所以畅通无阻、一路绿灯。

埋葬帝国主义的理想与支援被压迫人民的现实，无缝对接、没有距离。可以说这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侥幸。

最后的结果其实并不完满，我们也只有七位战友达到目的、振奋无比地奔向前方。（这里面的故事，在另一篇“新兵剪影”里讲述。）

在越南的日子里，我们热血满腔、奋不顾身。红心随数万军人驻守阵地，升腾起的是解放全人类的决心、行动和毅力。

眼见从中国通往河内的火车、汽车上，源源不断运去兵器、粮草和各类物质，撩拨起的是中华儿女神圣的骄傲和自豪。……

—— 那个时候，二十岁。我们刚刚走进军营。急切希望自己适应新形势，总想为人民立新功。

——那个时候，我们朝气蓬勃，讲起来，除了年青，还是年青！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大家就不客气地称W. c. h. 为“胖子”。

朝夕相处整整半年后，我俩分在一个大队。这时，稍有分开，他在一区队，我在二区队。再往后，都频繁变换分队，俩人就越离越远了。

当兵满五年后，超期服役的我们分别从不同的部队同时退役。并且被拨向不同的企业。在各自打拼的路途上，只略为知道对方的动向，极少有见面的机会。

直到2018年，在卫生教导队战友纪念参军五十周年的聚会上，我们才有了相见叙谈的机会。胖子瘦了一点点，但敦实、憨厚，还是动作不紧不慢、话语少而精。

“天生有材”，是他退休后最幸运的一笔。“材”者，是指他的档案里有材料。翻开即叫“铁板上钉钉子”的事立即一目了然。特别让人羡慕。

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参加援越抗美，半年考验后胜利归来。

这本是一个革命战士应尽的义务，理所当然。因此，回归平静的和平时代后，我们一直勤勤恳恳地履行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职责，不曾有任何吹嘘和张扬。

事情发展到2007年，国家的民政部出台了参战老兵的认证和补助办法。此事本身就被弄得有些“词不达意”，俟到执行则更加五花八门。

援越在开拔时就明确是一场“秘密战争”。换装后开拔出关，回来后一再地强调，本次参战经历不得进入个人档案。

而这个新政策一出台，首先就要确定“参战退役军人”的身份。对我们来讲，四、五十年的事，这可就有些麻烦了。

大敌当前，责无旁贷；平安回来，不得记载。至今，原部队整编或撤消。事情就相当于指挥冲锋时，大家一往无前；参战归来，曾经被叫去冲锋陷阵的都有谁，却搞不清楚 —— 这事弄得有点奇葩。

“自己证明自己”的事，对这位胖兄尚为轻而易举，没费吹灰之力。

这主要得益于在部队时的多次单位调动，他从卫教队到支队、大队，一直拨到区队，再往连队。未几，又调往野战医院。再一动，又派去了空军的疗养院。来回变换后，他离原属军区和原轮战部队越来越远。服役在新辖部队的基层，原来“不写进档案”的规定被逐步淡化、忽略。

这样，他有“材料”可硬气证明，享受参战军人待遇顺理成章 —— 直至现在，己有十余年之久。胖子心肠好，有“材”共享、助人为乐，为部分战友提供有力的旁证。

而我们这同样情况的战友，却就有点尴尬了。没有军属光荣待遇、没有立功证、没有立功喜报、没有军功章、甚至没有一纸参战证明。在现在人们思想观念大变的形势下，按说，确定一个“参战退役军人”身份，这个要求不能算过份，却不知会拖到何时去。

给予参战退役军人每月七、八百元的补贴，数目不多，但让他们有了些许的“获得感”，心理作用巨大。

同样参战归来，却不是每个人都同样被确认身份。这部分曾经的军人，得不到一丝丝温暖的“荣誉感” —— 那怕是可以证明经历的一张纸也很好呀。党的政策被某些部门贯彻得走了样。

要知道，对参战军人的优待机制，更是对现役军人的一种激励。前辈们的榜样，将鼓舞新一代军人在可能的未来战争中，去冲锋陷阵、为国立功。

虽己古稀出头，仍想着要祝贺这位战友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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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扎所的领导是军医，他让我到连队“去锻炼锻炼”——这是观察和考验新兵的好办法。 更是那个“接受再教育”起始年代的必行之路。

带我的老卫生员是1964年入伍的福建兵。我称战友为“师傅”l. i. h ，因为他太有大哥气质。这张合框照，摄于越方一号公路边的友谊亭。

那天，他领我去炊事班，检查卫生防疫措施的到位情况。路过此亭时，有战友在拍摄。本来是“见者有分”的事，但胶卷已用完定额。为了“安慰”，给弄了这张“抢拍”—— 第十三张。本不能抱太多希望，想不到效果比前面的那些张还要好——实在是技术欠佳却还有“优选产品”。

可喜在青春岁月里，我们有一张被真实记录下来的“傻傻模样”。

2017年，我们相拥在了一起。师傅当年教我，从日常防疫、巡诊程序到注射给药、处理急症，真的是倾其所有，毫无隐瞒。直到把“徒弟”带得上了手，比我还高兴。

后来，师徒服役都干到超期。两人回城后都不操持老行，均另起灶炉。但部队生活打下的底子，让我们在新岗位上健步齐飞。

转场跑道，再操新业，师傅仍然是我学习的榜样。如今，七十出头还在职场奔波。

战友聚会后，他当导游，带我们逛新城，去看我们“第二故乡”漳州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在满桌佳肴旁，我们为战地相遇感叹，更为情谊深厚干杯！

　

我随部队驻守在越南，约有200天的时间，也仅仅只有几张异国留影。唯有这一张图面齐整、层次清晰、保存完好。青春芳华，在刹那间被真实的记录了下来。

照片上是我和二区队所属的三个分队的卫生员的合影（L. i. h；T. d. l；Z. g .w 和G.t. z ）。严格讲，整个区队的卫生人员里，还缺了两位军医以及包扎所和高射机枪分队的两位卫生员。

其中，前排右下的G. t. z是1966年的山东兵，目前尚在“失联”状态。而我对他的印象还印在脑海里。

记得，拍摄这张照片大约在11月份。区队卫生人员是刚刚开完专题“讲用会”。

这个小 G 还比较能说，在会上的“斗私批修”也非常精彩。

比如他说，在分队坚持勤勤恳恳地干自己的工作。由于对一时的态度问题，引来不少误会。致使“五好战士”的初评没有上榜。因此感到委屈而一度灰心丧气。后来，学习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思想通了。现正在努力，争取年终总评时能夠如愿达标。

又有一次，工兵排除敌机投下的未爆炸弹。连里让他下山，给作业点送开水解渴。他人去了，却担心被弹片触及。顾虑上头时，想到毛主席语录，“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教导，就勇敢地走进现场。完成送水的任务后，十分欣慰。

把并不复杂的事，讲得有声有色。让我也得到教育。

…………

那会，能拍上一张照片非常不容易。拥有一部上海产“海鸥”120相机，那叫“豪华无比”；上胶卷、对镜头、判焦距、设光圈、按快门等，都有“技术”要求，与现在的手机拍摄没法比；出了活，又要通过邮寄，折腾着冲印出来，可谓难上加难（据说也曾有从家里邮来显影液、定影液，由自己冲印的。但苦于没有电，还有其它原因，为了保险，都放弃“自力更生”）。

千里迢迢寄来胶卷；碾转从某排长那里借来相机；抢着时间，赶紧“咔嚓”；用罢立即归还；照好的胶卷再封装寄回，冲出底片、洗印成相片 —— 复杂吧！

领导我们的军医，让我们在胶卷里成像，而且是出头、出钱、出力、又出智慧，忙乎了半天，可自己却没有进入镜头。

大约过了二、三个月，军医从洗印好并刚刚寄来的一迭照片中，抽出这张，就近交给了我。立马之间，来不及多说话，即匆匆赶回抽调他来的原部队。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拥有这份四个小伙子的珍贵合照。

四十多年后，通过网络和聚会而得到此照时，他们都大为惊叹，“第一次见到，太好了！”

说照片。和平年代拨拉张照片，易于反掌。而迎战条件下，却是另外一件事了。当年在二区队队部担任报务员的一位向八十岁迈进的老战友，我向他索取彼时照。

他称，“没有照过”。我再追问，他说得很直白：“你可以有那么大的活动范围，我们可是不行的。”

——我明白了。那时除了大部队转移（也仅限夜间），其余时间官兵们都是固守阵地和战备值班。第一线的基层分队里，主要号手连出公差的机会都捞不到。这些战士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大体没有下山。

同时，不说越装，既便身着解放军的军装照，对有些人也是奢望，根本没有可能。

支队在1968年招了少量的河北、广西新兵。发军装离家，到边境换装。戎装在身只穿那么一小会。几乎是“立即”，就脱下来存放在了留守处，红帽徽、红领章就更没有机会挂过。那时候，“办学习班”、“开讲用会”等政治活动不少。每每“斗私”，就是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的“一闪念”。他们的具体“错误”，居然是企图有一张军装照—— 现在是好笑，那时则是实际问题。

就听过这样的故事。当兵多月，文化不高的女朋友来信，直通通地就问：“你是去当解放军了吗？邮张照片来咋这么难！”

还有照片摄得不易，却不慎丢失的故事。一位在微信上联系多日的战友，那时候，他曾在一区队的基层分队任卫生员。我知道他有过留影，想看看他的英姿。便问能否展示展示。他称，退役后东奔西走，到处搬家。

这些年下来，昔日的“英雄形象”照早己不知“魂归何处”了。为此还叹息过。这种情况很是不少 。

—— 可见能称为“文物”的这张四人合影，该有多么贵重。

正式下基层的那一天，卫生队的副队长引领，送我到一号公路边的某分队炊事班。亲自把雄心壮志的我移交给二区队的军医。

随之同行的就是这位老兵大哥 D. f. x， 1966年入伍的江西老兵。

交接完毕，老兵把随车带来的下发物品和我的简单行李挑起来就走。

正下午两点钟左右的大太阳，我们一行三人，下公路、过田坎、进山坳、爬土坡、钻树林。他负重前行，我空手跟进。

尚不懂得事理的我，除了要顾及路况，就是不停地好奇打量。适应新环境，浑身是劲，一点不觉得累，尽管也弄了一身臭汗。

我们驻守在越北自治区的河北省克夫地区，离首都河内约80公里。担负着保卫机场、转运站、铁路、公路等重要目标的防空作战。新驻地遇到的这些大致慨况，都是由这位身边的大哥 一 一 热情介绍的。在他的细心指点下，我很快适应了这种快节奏状态。

我们曾经床靠床地朝夕相处，那个日子不会再有了。现在他远在江苏常州。在颐养天年的夕阳里，常常思念对方；通过微信，常常有来有往。

—— 谈心、说笑，当年无论如何畅想，似乎也没有料到今天的幸运、敞亮。

　

2018年10月，我和战友 F. h. c 专程去了趟湖南长沙。为的是与卫生队的军医W . h. d 见见面、问个好。感谢在部队的那些年，他具体给过我的许许多多指导和帮助。

最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件事。1969年4月，部队轮战回到上海。干部安排探亲休假，老兵准备退伍回家。一时显得松弛而忙碌。这位军医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搁在床头的枕头下不翼而飞。价值两个多月工资的贵重品遭窃，谁都不会舒服。几经回忆、询问、查找，直至我们都流传并确知有了一点线索时，追查的事却嘎然中止。

退伍老兵走后，才渐渐知道，是队里的领导“不要追查”。而他承诺的调查根本就没有启动过。道理很简单，不光是“护犊子”，更主要是不让队里出的丑事外扬，影响其形象。

这回与这位军医相见，我提到此事，其家人，从夫人到孩子，竟然全不知道。军医证实后，他们也只能“唉”了一声。

当年在部队，这位六十年代大学全日制本科毕业的军医，毫无疑问是全团文化最高的知识分子。有了毛病，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愿意找他；诊疗疑惑，第一个向他请教；遇有疾患，领导也基本指定他上场。但政治学习，如进行“斗私批修”，或是政治讨论时，总有意无意地把他往“单纯军事观点”上靠。—— 那个时候，这类情况可能还不少，当属正常。

这位可敬的军医，退役后去了省城一家名气不小的医院。是该院的权威医生，很受病员的欢迎。

我们见面的闲聊是这么些年的“海阔天空”，可是他老人家仍然“本性难移”，说着说着就是病例，诊断、治疗和愈后，反正“三句不离本行”。好可爱好敬业的白衣战士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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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是我们大队一区队包扎所的军医C. w. j ，部队的大学生不多，戴着眼镜在一线履职的更少。他曾下连队锻炼，干过卫生兵的活。

他和我所在的二区队离得不特别远，相对有不少联系。

我们同在1973年先后离开部队。七十年代初，通讯太不发达。干部战士来自全国各地，离队后除了同城外，基本上就此永远不会有联系。所以分手的时候，有些老兵最后的调侃是：希望我们牢不可“靠”的友谊万古长青 —— 离队后，分处天涯海角；写信受环境、文化限制；打电话根本不可能；拍电报则字数有限讲不清、银两缺乏无资金。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因此，略有伤感的判测说法，为大家也能接受。

战士离队的安排时间稍早，走时，这位军医还在住院。他专门提前托人，给我捎来两听水果罐头——东西不多，但人家给予的友情，总能让人始终记得。

回到地方，我继续历经着曲折和变动。大约在转换到第四个单位的时候，意外收到他一封地址误差不太大的来信。此时，我们己经沓无音信二十年。

此后，我们有了上海和武汉的互访。在上海，他专门领我，去了浦东斯盛路1号，我们原部队的团部、原来的卫生队驻地 ——算一下，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好了。年龄在朝着八十进军的时候，联系有电话又有微信了。

看来，我们的友谊“牢不可破”的结果，完全可以期待。

　　

同在江城的三位战友，我们是在退出工作岗位后，有了闲下来的时间，才渐渐联系上的。

记得，早在1968年9月，我们曾在一个分队。这回，我们在老大哥的家里相聚，忆旧、聊天、合影。

位于中间的大哥C. z. c ，当时是副指导员。和霭可亲，关心下属。他找我谈心，了解新兵的我有什么不适和困难。在难得的业余时间里，还给团员们安排简易的文娱活动，来调剂寂寞的枯燥生活。

而右边的小伙子，则是兵龄早我三年、年龄小我半岁的老兵Y. b. y 。我们曾栖身同一个班的草棚里。

他活泼好动。连队要搞个文艺节目，他随随便便就可以跳出个随便什么样的著名舞蹈。上回见面，我专门问过，他称现在可不怎么去蹦了。

同城的联系自不必言。只要愿意，随时有电话，如同回到连队、回到当年。

2020年，本来还说好可以有新的相逢和重聚，却因疫情而彻底取消。我们被迫封城蜗居。同在江城，三个人之间，顶多也仅有一条早已不是天堑的长江相隔。却也只能拨一拨电话。

想着也有意思，当年隔着山头“抗美”，时值中国“文革”；而今隔着小区“抗疫”，叫做全球“战毒”。都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大风暴。

这真应了那句话：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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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气的战友J. z. b。

当年轮战，着越式军装，他是大队的作训参谋；

退休多年，穿随意便服，他回去参访作战阵地。

传给我的照片背景则神圣地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关边防检查站。

同一个人、同样的神态；同一个地、同样的背景。不一样的是，从1968——2018，时光整整五十年。

他还告诉我，回访越南，他专门请了两位导游，引他去了曾经奋战过的克夫阵地。但已看不见原来的踪影，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显得还算平静和安逸。

从那段历史中走出的人们，该有多少情感、多少言语、多少回味！

对这位老大哥，我印象最深的是整天乐呵呵的。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炮阵地的山头。作为大队里的参谋下分队，他没有一点点的架子，说话和和气气。

这些年来，他在我的眼中，总是那种乐观积极的形象。所以现在看，除了长风吹白了头发，可以说几乎没有变化。在常常联系的微信里，能夠看到他周游全国各地的身影。

祝神采焕发的老大哥，“革命人永远是年青”！

　　

当年轮战，着越式军装，他是大队的政治干事 Z. t. p。

这位鲜亮的政工小伙子，学雷锋以身作则。

一位六十年代的兵经历的故事。

—— 刚刚入伍，家里就遭遇变故。父亲身体欠佳，弟妹年龄尚小。收到困难重重的家信，新兵苦闷至极。班长Z.t.p敏锐地发现，耐心地询问。他一边给予鼓励，一边动员班里的战友帮助。同时，还获得连里的支持。

新兵捧着七十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激动得热泪溢眶。

这件往事，被当事人刻骨铭心地记往了五十多年。

当年的解放军队伍里，人人都学雷锋、王杰、欧阳海，这样优秀的战士，被委派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怎么能有不胜利的道理！

2018年9月，两位七旬己过的战友终于见面，班长和战士相拥在金秋的阳光下。这是一个温馨的时刻：

畅怀谈彻夜难眠，

杯端尝佳肴香甜；

览游走千年古城，

举头望阳光在线。

—— 是缘分让曾经遥远的人们，有了昔日的相识、相知；

—— 是情分叫一度失联的战友，有了今天的相逢、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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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战友K. l. x，1966年入伍的山东兵。长得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孩儿模样，精神而秀气。

跟他聊当年，他传给我一张在友谊关前的合影。时代久远，弄不清他是其中的哪一位。

也难怪，K. l. x 是电话班长，伸出脑袋，听快门一声后，就忙着去伺候他的电话去了。存放多年、又不太清晰的照片上，个个都差不多，但他称，“照片上肯定有我！”

—— 无容置疑，支队整体离境前的合影照片，轮战战友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张。如果说，辨不出其中的哪一个，则正好应了那首歌中所唱的，“你不认识我，我也不寂寞；你不熟悉我，我也还是我。假如一天风雨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谈起大部队出国的摩托行军，老兵们都有深刻的记忆。

这是期待多日的一天。各分队的运作从天刚亮就己经开始。气氛紧张急促而井然有秩，“军号已吹响”，战士们全力以赴、气压山河。

火炮、雷达、指挥仪、油机、…… 被牵引着离开防地。放眼望去，军用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一路朝着南。

在友谊关中国一侧的公路上，出征勇士的队伍列成长龙。

援越抗美是国家行为，当时未经正式宣布。家人并不知晓，更不可能送行。因此，“逆行者”的出征仪式简朴却隆重。

代表祖国前往欢送的是空军所属的文工团等各单位组成的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在现场，挥动一本本红色的宝书、唱着一支支动人的赞歌、递上一杯杯深情的甜水。四周是标语、彩旗；锣鼓喧天、欢声雷动……。

友谊关下，出行前列队，庄严宣誓；离境各部队分成若干批次，以班或排为单位，照相留念。

此举的意义非凡。任关山险阻，必无所畏惧，定扬我军威。

按照轮战部队的换防要求，临近天黑时分，滚滚铁流依次驶出国门。

踏进夜色下的异国，借助微弱的灯光，默默地动、悄悄地行。这是战场的必须，这是战斗的前奏。心中的情感是：

—— “再见吧，祖国！”

—— “放心吧，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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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征程中闪光。最记得的一刹那，是开拔出发的时刻。

战友 R. y. q 所在分队在1968年3月13日出关。

说起送别的场面，刻骨铭心、让人动容。南京空军所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簇拥在缓慢前行的军车两旁，欢送亲人上战场，其景其情感天动地，无法形容。他说，那时刻，印象最深的是，战友们递上水杯，打心里迸出的一句话是：

—— “喝口祖国的水再走！”

即将离别祖国的战车上，年青的士兵们相互打气，充满真情地说：“对，喝上祖国最后一杯水！”

—— 此一去，“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洋溢在胸的乐观主义精神惊天地，泣鬼神！

挺胸站立的帅哥 R. y. p. 是一名雷达操纵手。敌情传来、警报响起，他必须立即就位，紧盯跟踪移动目标；敌机进防区，他更要聚精会神，不断报出方位、距离；敌机一旦临近，他更要确保秒秒分分不误战机。

火炮高昂，敌机的方向、距离、速度都在雷达手的掌握之中。一旦进入射程，就是炮弹怒吼的时刻。

一日复一日，在日夜警惕的战车上，常备不懈地奋战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简陋铺位和雷达显示屏之间，“两点一线”地来来回回。那是以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抗拒着单调、孤独。战士就是要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成为这种英雄，不简单！

我们美好的相逢是在2017年11月，福建漳州。大家都曾经服役过的连队，在这里举行联谊会。成功之路艰辛而漫长、朴素又灿烂。我们无悔地从黑灯瞎火的越南山头一路艰辛，终于走进灯火辉煌的宴会餐厅 —— 我们熬到了今天，更笑到了今天！

怀旧情绪强烈，身着65式军装的老兵Q. d. c，依然是当年的青春模样，太帅了。

援越期间，作为卫生员，他多次换动分队。其中时间较长的一个基层分队，在他回国退伍后，我被调去“补缺”。从战士们的口口相传中，知道他工作认真负责、得心应手，大家的评价都非常高。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分队使用的是换装的1959年式100毫米高射炮。属于仿制改进的牵引式中口径高射炮武器系统。它是由高射炮（8门），以及指挥仪、炮瞄雷达、电源站和配套的弹药组成。可以对12000米以下的空中目标进行射击。是1964年才批准定型的武器。

携这种新型号的高射炮赶赴轮战时，又加装多发供弹装置，使战斗力大为加强，便我们分队成了装备先进武器的高炮部队。

相应的，在这个分队担任卫生员，干部战士人员更多。而且，由于这些武器分别安排在相距两个山包的指挥阵地和火炮阵地，一趟跑下来，为兵服务的工作更为繁重。

部队摩托行军转移时，分队的各种武器、装备、设施，被排成长长的一列，足有数百米。这时，卫生员乘坐在牵引车宽敞的驾驶室里，前瞻后望，能享受风驰电掣或是时停时行的感觉。我对此十分享受和向往。如果能夠回到当年，重温新兵的那种神气和得意，就太美了。

我和 Q 大哥，同是来自革命老区——江西的兵，分手已经半个世纪。如果不是突然降临的新冠肺炎，我们本计划有一次欢聚。期待肆虐的疫情过去，我们一定能夠来一次紧紧地握手和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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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大队一区队的区队文书Z. q. x ，1961年夏，在升入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毅然从苏州入伍。

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仅仅通过战友的一点模糊信息，他曲曲折折地找到了我的地址和电话，并终于建立了微信往来。

他到底是六十年代部队极少有的中学生，知识底蕴厚重，知道很多东西。

在繁重的参战条件下，坚持写下页页日记，从迈出国门的意志铿锵、击落敌机的如释负重、到凯旋归来的欢天喜地，让很多难得的经历被记录了下来。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不胜唏嘘。

更为可贵的是，他保留下件件“文物”非常丰富。

一副写有姓名、血型、住址的腰带，就是一段“为五个伟大争光”的故事；一幅战场上绣成的毛主席像，就是中华儿女忠于祖国的写照；一张包裹糖果的商标纸、一盒早己吸尽的香烟铁壳，是越南老乡对中国士兵的情谊；一套泛黄起折的老照片，更是战士奋发搏击沙场、誓死献身革命事业的明证；…… 。

与这位 Z 老大哥交流，学习和补充了我当年援越的许多有关知识。

在部队服役八年后，他退伍回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又拿起书本，攻读大学课程并一举获得成功。

——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天骄，让人民欣慰、让祖国骄傲。

　 又一位老大哥战友 W. q. h，1965年的辽宁兵。

他所在的分队在我们包扎所的东南方向。我经常陪军医去他们那里巡诊、检查卫生防疫情况。有时候，我也一个人单独前往，送个药品或医疗器械等物件。这时，由两个山头的战友以望远镜追随，保护、追逐我的行踪安全。然后，分队卫生员会走出山头，在山路一半的地方迎接我。

那会的每座山头的四周，都是杂草丛生。在高温湿热的环境下，炮阵地的壕沟等阴凉处，总会躲藏一些野生动物。

这天，说抓住了一条“敢于来犯”的长虫。我在此时年龄偏小、机动性大，当然是责无旁贷地前去取回。一直在城里长大，尽管有点怕，仍然勇往。

山头上，战友们正在维护武器，其中当然也会有这位大哥。长虫己被开膛破肚，扒去外皮。我一看，他们把起码有两米长的长蛇卷成了圈。我扛着绑在长竹杆上的猎物踏上回程 —— 还不错，没有了恐惧感，还哼着自己都不知道的小曲。

大哥刻苦勤奋。退伍之后，为了更好地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他又走进了大学课堂。让自己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大哥情谊深长。几十年后，他千里迢迢专程去探望当年的分队首长。经过武汉时，我与W.大哥讲起抓蛇、扛蛇这些事。他说，阵地上经常突然出现长虫，至于叫不出名字的动物前来骚扰的事情，太多了。

现在，我们天天在“微信运动”上相互点赞。W.大哥坚持走路，每天都是“行万步路”，是值得我学习的好榜样。

不是说两地战友之间，“见与不见，都在想念”吗？我们则更超越，“多走与少走，天天都招手！”

这次新冠肺炎肆虐，大哥对疫情非常关注，一直给予细心的指点。真诚的话语醇香、甘甜。远隔着万水千山，回味老战友的衷心慰问，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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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援越的时候，我和T .d. l.两人的驻地，隔着一座山头。由于都是卫生员，有一定的流动性，所以见面的机会不少。

这张相片摄于1968年年底或1969年年初。记得只过了几天，1969年1月18日，一架敌侦察机来犯，阵地上又响起了炮声。尽管美国己在两个月前即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

这是我们部队本年度多次“一等”后的第三次大炮发言。飞贼只转一下，即迅速开溜。整个地看，是入越高炮部队在我们防区对敌的最后一击。而此时，距美国总统约翰逊下台只剩两天。

因此可以说，这张照片的意义在于是一种标志。大部队入越将近一年的坚守行将结束，回程的日子快来到了！

现在，走进安享晚年的时候，我们的居住地隔着一个省份。虽然有了联系，仍然盼望着在一起说说话、忆忆旧—— 相信这样的机会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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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位1966年入伍的江西兵。上左图摄于1968年10月1日，建国十九周年的时刻。

远在异国他乡的年轻士兵全神贯注——这是当时的标准场景。在轮战的日子里，除了跑警报、进入“一等”和相当有限的训练、擦拭武器外，我们都会自觉地捧起《毛泽东选集》。吸取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一刻都不能忘。

他是中国后勤部队211大队卫生队的卫生员L. g. c ，白衣战士中的普通一员。

当年2月7日，毛主席亲自签发命令，派遣我们34支队入越轮战。

按照参战要求，必须严格保密。他和大家一样，隐瞒家人，在风雨来时显出了军人本色。

全支队上上下下群情振奋，纷纷留下遗嘱，递上决心书。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挥舞着红书。在友谊关下举手宣誓后，义无反顾跨出国境。

完成轮战任务胜利凯旋。生活回归于白鸽飞舞的安详平静。L .兄和大家一样，没有任何的声张，依然是绿军装在身，继续着平时的战备和军训。

当兵足足满七年后，他默默退出现役，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硝烟散尽，花好月园。L. g. c.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勤恳、低调地耕耘在祖国的大地上。和十多亿中国百姓一样，收获着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越南，我曾和这位广东战友在同一个分队的队部。他是1965年入伍的广东兵。

他叫C. q. q ，担任分队文书，写的字奔放萧洒。因为担任的工作机动性较强，有领邮件、取用品、出公差等下山办事的机会。新来乍到时，他带我下山挑水，平时话不多的大哥，给我介绍情况很精辟，很吸引人。

五十年后，在连队的战友聚会上，我们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时过境迁人依旧”，我们都沉浸于对沧桑岁月的无限眷恋。—— 记得车轮滚滚，记得警报声声，记得火炮轰轰，记得欢呼阵阵 ……。

不知为什么，提起来“最”记得的，却是“得胜回程”：

2月17日是春节，放假一天。在此前后，广州部队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发给每位指战员《毛泽东选集》64K合订本、《最高指示》和毛主席像章；越南政府赠给大家“团结战胜美帝”纪念章、“8.5”纪念章和证书；并送了些糖果和香烟；老百姓将粽子、香蕉，还有点酒挑上山头。

而最让人激动的是：

—— 我们将要回国了！

大年初三，部队作回撤归建动员。提出“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

我们爱护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从荒草山头上的低矮小棚，到杂枝小径旁的猫耳小洞，凡是部队涉及的地方，都必须填平补齐、平整洁净……。同志们劲头特别足，欢快、忙碌、有条不紊，流着汗还哼着小曲。兴奋点高的战士难以入眠，梦中倾吐的，甚至是乡土味极浓的方言。

我们还有“三告别”：

—— 专程走访附近村落，向越南人民告别；

—— 前往援越部队的陵园，向安息在异国的烈士战友告别；

—— 全体干部战士肃立炮位，向默默无言的阵地告别！

公元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国后勤部队34支队211大队2区队解除战备，撤离阵地。我们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战斗任务。

这个日子，我们记得！延续至今，记得了52年，而且将永生记得。

　

翻看两位和我同在1968年入伍的战友小H.和小L.照片，点点滴滴在心头。

左边叉腰远眺的瘦高个子，是来自广西，H. s.x 。当时在大队卫生队担任卫生员，我的同行。

小H医术很棒，大概在当兵前就接受过这方面知识的熏陶。有一次有个战士不知何故扭到了腰，贴上了止痛膏效果不明显。给按摩了几下，说更痛。

咱们的小 H 上场，用了三、五根银针，三、五下拨拉，最多二、三天就全好了。

还有一次处理意外事故。他当机立断，扛起来就走 —— 这回印象更深，因为马上就要退伍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后来，我们同年退伍。路途遥远，环境有限，我们分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据说事业干得颇有成就，只是积劳成疾，病患夺去了他的生命。好战友一路走好！

右边紧握钢枪的敦实小伙，是来自河北。时是二区队队部的油机员L. m. m 。在新兵不多的同一个山头，跑起警报来，我俩的战位隔得最近，当然在这个时候，是各有分工、没有办法交流的。

这个兵实在是全身上下、一天到晚都是劲。只见过他汗流浃背的干活，没见过他喊苦叫累的时候。只要是招呼办事，就会立马见他跑步上前。有人说，看到他就知道什么叫朝气勃勃。

刚满一年兵龄，即被上级领导部门调走。我们也因此失去了联系—— 算起来，也当是七十往上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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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Z. y. h，己经九十二岁。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的老兵。

五十二年前的 8 月 26 日，我和胖子W. c. h.一同分配到中国后勤部队34支队211大队的卫生队时，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

当时，他担任卫生队副队长。在询问了我和胖子W. c. h的基本情况后，告诉我俩：

“准备把你们放到基层去。现在下面的防疫任务很繁重，作为新同志，相信你们能够完成任务，……。”

见我俩迫不及待，午饭后稍作休息，他就引领上路，踏小道、上汽车，亲自把我们两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卫生员送往区队包扎所。算一算，老人家那个时候年富力强，才刚刚不惑。好年轻呀！

此后，我从机关到连队，又从连队回机关，一直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给了我持续不断的指导，给了我切实有用的帮助。

时间转眼到了1973年2月，正是老兵的退伍季。他跟我促膝谈心，希望能继续留队。

当时，文革还在继续革命中。我那年过五旬的年迈父母，早己“不在城里吃闲饭”。我的弟妹们也都无一例外的在当着“知识青年”，而且离家很远，没有一个在他们的身边。若能退役回城，起码离父母可以近一点。这么一说，很快得到了他的理解和同情。

这一回，又是他亲自出马。跟随着一同去团部机关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

从接到我来卫生队后立即下基层讲起。有的细节我想不起来，队长（他此时己由副职转正职）却记得很清楚。洋溢着满满的过往友情—— 这时才发现，他不但爱说笑，还很念旧，那怕是对我这样，一位年龄小于他兵龄的普通卫生员。

到了军务股，经办的参谋别看平时笑眯眯，这回却差点火。我又不老练，抢着先述说本人，“己超期服役两年”、“家里的实际情况”、…… 。那料，他对队长还有点低头哈腰；对我的要求，则显出参谋的不平常姿态，表达出某种不以为然和无动于衷。

队长扯了一下我的衣袖，也没有多说 —— 资格摆在那里，直接进里间找股长。

三言两语，给卫生队“增加一名新兵指标”的问题就解决了。

老队长心慈祥、明事理。我这个“流水的兵”，是他亲自迎来又送往的，我记得他！

现在，老队长早已离休在老家山东。生活愉快，儿女孝顺。前年还有战友前去探望。我也曾给队长打过长途，老人家耳朵有点背，但谈笑依然—— 祝老领导健康长寿，祝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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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相片摄于1968年11月， 蓦然回首，足足过去了五十二年。

我怎么也记不起当时在想什么，会这么开心的笑。

身后，是我在越南时的驻地 —— 中国后勤部队34支队211大队二区队包扎所。它处在四个小山包之间、偏近山脚下的树木杂草里。背景的茅草棚隔成相对独立的两个单元。一间放我们五、六个人的床铺，挤得很，勉强可以栖身；另一间小得多，接待前来就诊的老乡，差不多的时候，都是让他们站在外面，席地而坐，排队等待。

我站立的位置往上直行，是一条直通区队队部的小路。而右前方走几步，就是一个高1米5、大约有三、四平方米左右的防空洞。里面放有包装精良的急救药品等等。（记得一次跑警报，里面塞进20多中老年妇女和小孩、婴儿等老乡，他们不吵不闹、很安静。警报解除后他们从中出来时，没有一点恐惧，一边拍着身上的灰，有的一边还在谈笑。）

在这座简陋的土棚里，除了下分队，我居住在这里，经历了秋、冬和春的三个季节（8.26.——次年2.27.）。从土棚背后，向左沿山包走，一日三餐都是绕大半个圈去炊事班用膳。窄小的路径两边杂草丛生，我常常都是拿一根木棍，边打“草”边前行。

每天早上则出土棚从右，大约走里吧路去担水，用以保证洗漱、针管消毒等日常所需。四处经常出没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动物。白天有小咬，夜间有蚊虫，都要放下蚊帐。昼夜天气变化大，盛夏上床也要铺床，加盖被子。

我们也有政治学习。能夠阅读到《解放军报》、《空军报》，但时间要晚若干天；也有“天天读”、背“老三篇”，只是越南老乡一来，就吹掉了；学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认真到现在还能倒背如流；“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样的新词汇，一句没挪下过；……。

那时，一天忙到晚，总有事等着你。基本上没有休息日的概念。跑警报了，赶紧戴上钢盔，挎上急救箱，等待与敌机的交火。而当敌机擦个边就匆匆拐了弯溜走，我们遇到“空跑”时，我就在心底埋怨过，飞贼太胆小，让我们少捞到一次开炮机会。

…………。

这样的日子不再有，这样的日子太难忘。

感谢部队，给予了温馨、和谐、厚实的成长平台，让我参与了难得的轮战实践、让我认识了很多的纯朴战友。

每一位战友，都是一首热烈的歌，哼过旋律就一生回味；每一位战友，都是一本激情的书，读过章节就永远难忘。纯朴的氛围、和谐的空间，让我收获了幸运、经历和欢乐。

—— 如此看这张照片，对着镜头，我禁不住地在笑，还是很有些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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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7日，空军高炮四师经过援越抗美的战场考验，返回到了上海驻地。

在越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时刻，我们是国际主义的“逆行者”。但是由于当时的保密要求，我们的行动不为人知。只是在部队内进行了欢迎和庆祝。

上级领导机关赠给了我一本《毛主席诗词》。让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苦乐人生多少事，我把青春20岁的那一年，永远地留在生命的记忆里！

2020.10.25.（稿）

2021.01.08.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