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昨日，见一位朋友圈内感叹，一年结束，步入不惑之年。细想，我比她年长几岁，应不惑更甚。25年前刚刚参加工作时的场面再次浮现在眼前。</p><p class="ql-block"> 1996年，我从固原民族师范毕业，十九岁，一张娃娃脸，没有几根胡须。分配到彭阳县川口乡甘海小学，一呆三年。第一日去学校，怯怯地跟在一位老师的后面，村里的人把我当成了学生，问我上初几了。学校座落在一个小土台上，大门长期上锁，锈迹斑斑。院墙塌了一堵，有一个豁口，师生们就从那个口子抄近路。豁口的旁边，就着学校院墙作后背，有一座老庙，供着关帝和另外两尊神的牌位。每到初一十五，钟声敲响，香烟缭绕，求神问卦之声，隔墙可听到。学校四栋房子，两两并列。前面两排是教室，后面是库房和教师办公生活区。教室很破旧，窗户玻璃残缺不全，有些教室门掉了板子。篮球场前有一块空地种着洋芋。那时年少，校长让我接五年级（毕业班）语文，三年级数学，全校的体育，一个班的美术、自然与社会。课很多，但不累，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当庙里的卫生香味飘进校园，我就感觉到我上课有神助，有神听，自然也不敢懈怠。村里有很多上初中时的同学和我相识。每逢下午他们有空，常找我打篮球，孩子们在旁边围观喝彩，甚是神气。</p><p class="ql-block"> 学校一共106个学生，五位老师：足智多谋的郭玉良，朴实勤劳的吴彦生，爱侃大山常受大家批判的张彦琳，喊一声就能让学校院子噤声、学生溜着墙根走的的姚天禄校长（多年前已故去），常被拿来开涮校长的校长外甥张廷国。老郭老张和我住校，没有电视，晚上没事可干，就一起打牌、下棋、喝酒、读书，听老郭绘声绘色讲故事笑话。偶尔其他几位老师也留在学校吃饭，或宰一只公鸡，或杀一只羊羔，厨房里炖着肉，火炉旁上熬着罐罐茶，就着小酒，半醉里吃肉不知油汪。每个月30块钱，找不到更好的厨师，学校旁边的老太太被我们好说歹说才同意给我们做饭。买菜要逢集在20里外的古城街上托村民去买，常常有上顿没下顿，清油拌面条和洋芋面是吃的最多的。村里谁家里红白喜事我们一般都去。搭五块十块的情，东家脸上有光，我们也改善了生活。校长是本村人，遇上碾场等大型农事活动，我们也去给他帮忙。老师们的住宿是每人一个单间，土坯房，多年失修，房顶透亮。晚上关上灯，我常常顺着房顶的那个小洞数天上的星星。好在那个洞在瓦缝里，漏雨不算严重。</p><p class="ql-block"> 那些日子，我有时还能靠脸吃饭化险。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我带着三、四、五年级的学生去爬山。我在山脚组织学生，他们争先恐后冲上山顶，又蹦又跳，快活如仙。等我上去，发现山顶已被开荒种粮，种子发芽正在破土，已经被孩子们蹬得狼藉一片，于是带着孩子们仓皇逃回。第二天一大早，一个老汉气势汹汹地找到学校，点名要我给个说法。我惴惴不安走进校长办公室，老头子却先泄了气。事后听说老汉看我长得像个学生娃娃，大人不计小人过了。还有一次，班上的一位成绩不错的女生哭着给我说，他爸觉得他是女娃，不让她上学了。我觉得我得出手相救。于是，我给家长写了一封信，言说读书之好，结尾处附了一句类似“不让娃娃读书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我做班主任的也不会袖手旁观”之类有些霸气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女孩偷偷告诉我，他爸要收拾我。果然那天下午，家长冲到学校要找我单挑。我有点怯了，但又觉得手握正义，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校长办公室。那家长见了我，盯了好一会儿，我也看着他，如同前面那位老汉一样，他也泄了气。然后他像训导孩子一样说，他家的孩子他做主，轮不到我指手划脚之类就草草收场。我以为是自己的气场很大又占理又有同事们撑腰，事后才听说，他不想和一个娃娃计较。好在那个女孩儿也在照常上学，直到毕业。</p><p class="ql-block"> 川口乡的特点是两条河交汇于乡政府所在地，所有的村子都在沿河分布。互相走动全是串河走路，遇上春天，冰雪融化，冬天初结冰，下雨下雪，常常无路可走，泥里来雨里去乃家常便饭。1998年，校长因病休了长假，自此不再上班。我以教务主任身份兼了校长工作。1999年春天开学，冰雪初融，我叫了村里的奔奔车（最早款的柴油小三轮车）去乡教委拉书。过河时车陷在冰碴里出不来。于是脱下鞋袜蹚进流着冰凌的河水中去推，河水刺骨冰凉，又是垫石头，又是推，折腾大半个小时，车轮却在冰沿下边的泥里越陷越深。幸好中学的学生放学路过，有些是我刚教过的弟子，他们纷纷脱掉鞋子，帮我一起才将车推出来，糊成泥人的我走在他们中间，跟在奔奔车的后面，俨然一幅雄赳赳、气昂昂的模样光着脚走了十里路回到学校。那是第一次发觉在彻骨寒之后，脚会发热，也第一次感觉到当老师还可以有那么帅气。</p><p class="ql-block"> 那几年我都带毕业班，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会留在学校，星期六给学生补课，几个会做饭的女孩子会帮我做饭，有时家长也叫我去他们家吃，有时我也去村子里我堂姐家（那几年她对我关怀备至）。晚上一个大院，其他老师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困得慌。破桌凳，旧门窗时时作响，黑洞洞的教室总感到藏着什么怪物。又听老人们说，庙里神灵不在的日子，常常是过路鬼们歇脚的地方。想着院墙那边众鬼聊天掐架睡觉打呼噜憋着坏主意要害人的场景，后背发凉，看着灯泡也像鬼火星星点点漂移不定，不敢如厕，难以入眠。但转念一想，神灵的职责，乃护佑一方平安，我的职责是教育一方孩子。我们的职业虽然不同，但职业道德理念是一致的。他连我这个同志都保佑不了，一定不能胜任他的神位。如果我能见到他，说不定还能一起对酒当歌，神聊村里事，成为知己。这样想着想着竟然就迷迷瞪瞪睡着了。</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老师教育学生都兴打，我也很快学会。有一次一个学生在院子里骂脏话，被我逮住，穿着拖鞋，朝屁股踢将过去，脚没踢到，鞋子飞向了操场。那孩子愣是没憋住笑出了声，他看我也笑了，跑过去给我把鞋子捡了回来。自此，这个故事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一届一届传播，当成我的趣事之一。</p><p class="ql-block"> 那时我爱吹笛子，也以一个文学青年自居，梦想有朝一日成名一方。下午放学后，我就靠在院墙根，吹我见不到姑娘的相思彷徨，吹我的无奈忧伤，吹我的奋斗理想，也吹我的乐观倔强。一直吹到黄昏日落，夜幕降临，牛羊下山，农人归田，鸡鸭回巢，吹尽心中无限事。夜深人静之时，摊开日记本，记录自己的生活点滴。写一些短诗、小小说，也抒发生活感悟。有段时间还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只是后来发现很烂，羞于见人，不敢再提。今天偶尔还能写点说得过去的文章，全赖那几年的坚持。到学校的第二年，来了一位年龄更小的稚气比我更胜的老师康勇，学校的老师增加到六个，有了他，一下子我就长成大人了。我带着他学会了喝酒，我们一起筹备自考，自学英语，写毛笔字，再后来直接搬到一个炕上睡觉。我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去考研，发誓要走出那个连媳妇都找不到的小山沟，实现梦想。其实那时候连专科生身边也没有几个，只是觉得研究生是很厉害的学历，只有很厉害的人才可以报考，还要考英语，而我们的英语水平就初中那几个单词。后来才发现那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和对理想的憧憬向往深深改变了我俩。他后来成了北民大的教授，我从小学教到初中又教职业高中再到普通高中，从小教专业到中文又跨到英语，考上了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又放弃入学，鬼使神差变成了英语老师。后来还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派忝占一席去澳大利亚访学。由此我一直觉得学到的东西没有用不到的，把理想说出来写出来真的可以领航一个人的人生方向！</p><p class="ql-block"> 那时村民们淳朴实诚，见了面都很客气热情，我也在村子交了很多朋友。王进武是我办公室的常客，王伯俭时不时和我钻一个被窝，朱建军回来总要谈谈书法笔墨，诚实守信、做生意脑子很灵光的王进仓总是平价给我们售货，笑眯兮兮的阿学慧永远招人喜欢，见面不说好话的王伯智、王伯义兄弟总爱打趣，村支书王进荣常来学校喝酒，老同学马文军让我领略了一把回民席客之尊贵，爱喊我绰号的一帮子初中同学和校友很亲切。还有那些和我年龄相仿亦师亦友的弟子，直到今天他们的模样历历在目，他们的名字仍然记忆犹新。</p><p class="ql-block"> 如今，少年不再，青春如白驹过隙，然而那段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却永驻心间，是回忆也是骄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