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的改革悲剧——罗马纪事（之一）

山水情怀

2400年前的罗马，就如同地球另一端出现的大秦帝国一样，看上去一统天下、强大无比，实际上已是腐索驭马、危在旦夕了。不同的是，大秦不幸遇上了陈胜吴广，黄钟大吕嘎然而止，千秋伟业灰飞烟灭。而罗马有幸遇上了格拉古兄弟，就此开启了改革纠错、继往开来的新篇章。 ——题记



在浩瀚繁冗的罗马史籍中，不乏波澜壮阔的叙事、惊世骇俗的英雄、出奇制胜的战争、精妙绝伦的艺术……但我读罗马史，却首先被两个年轻人的故事所吸引、所感动，他们就是生活在共和时代的格拉古兄弟。虽然很多中国人对这两兄弟不很熟悉，但罗马人却不会忘记，世界文明史也将永远记载着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在罗马社会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国家，揭开了百年“罗马内战”的序幕。虽然最终难以摆脱悲剧式的命运（哥哥死时30岁，弟弟死时33岁），但他们的英雄行为可歌可泣，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相传最早建立罗马城的是战神马尔斯的一对孪生子，母狼把他们喂养长大，哥哥罗慕路斯成为罗马的统治者，母狼便成了罗马的城徽！



一、盛世下的罗马危机

罗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753年，罗马第一个“王”罗慕路斯率众建立城邦国家，开始了历史上的“王政时代”；从公元前510年开始，罗马人驱逐了暴君国王“傲慢者塔克文”，建立罗马共和国，实行三权分立，把国家置于执政官、元老院、公民大会的共同管理之下，开始了罗马“共和时代”。

此时的罗马公民绝大部分以农耕为生，看重与人为善、恪尽职守、正确行事的生活方式，他们诚实、节俭、简朴、虔诚、低调、自律，从他们中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能按照传统习惯行事做人，并成为普通人的榜样。

正是这些传统美德支撑着罗马人不断拓疆裂土，征服意大利，征服马其顿，征服迦太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罗马人用了500年时间把一个城邦国家打造成为一个内陆国家，然后又用了130年时间打了三次“布匿战争”，把一个内陆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称霸地中海的超级大国。

罗马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南意、北非、迦太基、西班牙、希腊、马其顿、帕加马等都成了罗马的行省，地中海在罗马人眼中是“我们的海”，罗马人的声望与日俱增，人才和财富滚滚而来，首都罗马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在《罗马史》中所言：“一个享受太平盛世、幸福生活和精神乐趣的黄金时代似必始于此地”。

强盛时期的罗马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成了罗马人的内海！

作为统一地中海的强者，罗马富裕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平民却很少享受到国家强大带来的红利。因长期打仗土地撂荒并被大量兼并，庄园经济刺激了奴隶制的繁荣发展，导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据统计：公元前241年，罗马第一等级公民和第五等级公民的财富差距不足10倍，而到公元前146年，差距达到500倍。各个阶层在利益和观点上都存在着重大分歧，城市平民、贵族、骑士阶层、农民之间潜伏着一触即发的矛盾和冲突。

代表贵族阶级的元老院本来只是一个进谏的咨询机构，就像今天的“智囊团”一样，对国事有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但这一规矩在“非常事态”情况下被打破了。由于战时需要迅速决策，果断处理危机，“元老院劝告”被照搬成了国家政策。这一变通的方法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和平时期却成了阻碍民主决策的障碍，致使反对意见长时间不能成为主流，元老院权力越来越大。权力的集中纵容了元老院议员们的骄横跋扈和贪赃枉法，使富人越发腐败，穷人越发激进。

“无论向何处看，所见无非弊病与腐败，每一个明智仁厚的人都不禁有一个念头突起于胸中：是否还有办法挽救与改良？”（蒙森《罗马史》）。如何唤醒罗马人的良知和初衷？如何拯救病入膏肓的共和国？成为罗马社会精英们普遍的焦虑与共识。

此时的罗马就如同地球另一端出现的大秦帝国一样，表面上一统天下、强大无比，实际上已是腐索驭马、危在旦夕了。不同的是，大秦不幸遇上了陈胜吴广，黄钟大吕嘎然而止，千秋伟业灰飞烟灭。而罗马有幸遇上了格拉古兄弟，就此开启了改革纠错、继往开来的新篇章。

幼年的格拉古兄弟和他们的母亲！

二、为民请命改革救世

含着“金钥匙”长大的格拉古兄弟出生于罗马贵族世家，他们的父亲老格拉古曾经战功卓著，出任过两次执政官、一次检察官，获得过两次凯旋式荣耀；母亲科涅利娅是大名鼎鼎的阿非利加征服者、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战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大英雄西庇阿的独生女。兄弟俩身上流淌着罗马英雄的鲜血，祖父辈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政治遗产，再加上良好的希腊式教育背景，以及兄弟俩心胸开阔、举止谦恭、公正无私，才华出众的天资和性格，因此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众多的拥趸，深得民众的信赖和崇敬。

像这样的人生剧本，一出生即到达巅峰，没有人怀疑他们会成为明日的“政治新星”，但历史并没有按照人们设定的轨迹发展，兄弟俩在政治生涯刚刚起步之时，大胆地站出来“反体制”，先见之明地拉开了罗马内战的序幕。

公元前134年，29岁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开始迈出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就任护民官。根据罗马法，护民官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尽管在地位上低于执政官，但有权不经元老院批准向公民大会提议立法，有权向任何因行政官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平民提供救助，有权否决元老院的决议和其他行政官的所作所为。急切求变的提比略据此推出了关于农地改革的法律——《农地法》。

提比略以满怀激情的演讲开始他的改革：“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自己的巢穴。罗马人民是胜者，被称为世界霸主，而为国战死的罗马公民，却没有房屋，没有土地，他们一无所有。”提比略提出的《农地法》改革方案规定，每位罗马公民占有最高限额为500犹格的土地，如果有两个儿子，则每个儿子可以再占有250犹格土地，每户占地总数不得超过1000犹格；超出部分收归国有，无偿分给无地农民，世袭使用，不得出卖和转让。

提比略的改革得到了罗马平民的广泛支持！

农地法案让无地平民获得了土地，促进了无业游民的就业和社会平衡，却遭到元老院的强烈反对。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元老院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也让自由派贵族们感到不安，担心他们远远超限的土地被没收。

在法案难以通过的情况下，提比略巧妙地搬出《霍滕修斯法》，根据这款法律，提案不再提交公民大会，而是提交平民大会表决，因为平民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无需再经其他机构认可即可成为国家法律。

尽管《农地法》几经坎坷最终获得了通过，但元老院拒不提供后续经费，获得土地的贫民大多无钱置办农具、购买种子，农地改革的问题依然悬于空中不能落地。为了破解农地改革的困局，提比略决定竞选下一届护民官，但罗马法律规定护民官只能任期一年，元老院由此认定提比略的竞选行为是非法的，便千方百计地阻止他连任。

提比略对于元老院的异议视而不见，坚持参与竞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他义无反顾，提比略完全沉浸在“让罗马再次伟大”的虚妄幻想之中，凭借旺盛的精力积极推进改革大业，却不知自己触犯了“众怒”。

这种破坏罗马现行法律和传统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元老院，他们认为提比略的行为已经不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了，而是要“篡党夺权”，关系到元老院的生死存亡。于是矛盾激化，分歧上升为仇恨，连一向支持他改革的元老院“开明派”也对他逐渐疏远。

就在护民官选举的日子里，众多提比略的拥护者与反对派发生了正面冲突。元老院指使反对派把提比略当场打死，当天被打死的还有他的支持者300余人，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台伯河里，而且不许亲友戴孝收尸。

提必略以身殉职，但改革步伐并没有停止。为了安抚愤怒的人民群众，元老院不得不宣布《农地法》继续有效，并由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担任执行委员之一。

三、壮志未酬英年早逝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30岁盖约·格拉古如期当选为护民官。与兄长一样，盖约也是一个极富修养、能言善辩、能力卓越的人，所不同的是，比起冷静内秀的哥哥来盖约则更加热情奔放、直言不阿。在兄长被害后的九年里，他一直韬光养晦，积累才干，寻找机会，为民请命、改革救世的情结一直深埋心中。

就任护民官之后，盖约不失时机地向权贵们发起进攻，大刀阔斧地推进兄长尚未完成的改革。解决了《农地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之后，又果断推出《小麦法》、《筑路法》、《军队法》、《公用事业法》、《殖民城市法》、《陪审员改革法》等，还重修了《行省法》和《选举制度》。按照新的选举制度规定，护民官可以连选连任；改举手表决为无记名投票，让选举人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必再看权贵们的脸色行事。这些新法无一例外地都把公共利益倾斜向弱势民众一方。

盖约的平民意识和领袖形象深入人心，赢得了失地平民和骑士阶级的大力支持，他的大部分改革举措得以顺利通过，连选连任当上了第二届护民官。利用护民官的权力，盖约又推出了更激进、更重要的一项改革《公民权法》：授予拉丁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意大利同盟者以拉丁公民权。这项改革碰触到了罗马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激怒了元老院的权贵们。

公民权是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分为罗马公民权、拉丁公民权和意大利公民权，这种区分在同化异族、防范入侵、扩张疆域、稳定社会中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壮大，公民权范围本应该扩大，但既得利益者却不愿意与人分享。因为此时的罗马公民权不仅是一种特权和荣誉，而且成为颇具价值的资产和财富，可以说比现在的美国公民权更有价值，更为稀缺和珍贵。

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不仅拥有选举权、担任公职权、荣誉权、交易权、通婚权、迁徙权、免税权、诉讼权、刑事豁免权等；而且没有人敢侵犯你的性命，剥夺你的财产，强拆你的房屋，干涉你的婚姻……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拉丁同盟者和意大利同盟者，即便是同样参军打仗、保卫国家，却没有这些权利，这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如果强行扩大罗马公民权范围，推进这部《公民权法》，则无异是对现行体制的一场“巅峰对决”，不仅元老院的利益和权力会被剥夺，就连现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也会反对。但如果没有这部《公民权法》，那么《农地法》和其他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将难以执行，没有土地的自由民当然也没有服兵役的积极性，那么罗马的军事力量和社会基础将难以维护。盖约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在两种势力决战的关键时刻，没有犹豫和退缩，他选择了勇敢和担当。

遗憾的是，盖约竞选第三任护民官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他只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行省迦太基旧城重建之中。他的理想是让已被毁灭的迦太基建成第二个罗马，但反对派不会放过他，元老院的报复不期而至。

格拉古时代的罗马古城堡！

公元前121年，有人对迦太基殖民计划提出质疑，并扬言要否决盖约已经颁布的其他几项法案。就在决定迦太基“殖民城市计划”命运的公民大会举行之际，在卡匹托尔神殿集合的改革派与反对派发生了冲突，当年的罗马执政官奥皮米乌斯（反对派）乘机煽动民众以暴制暴，致使会议现场发生暴乱，双方均有伤亡。

第二天事态继续扩大，元老院宣布采取紧急状态措施，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颁布“元老院最终劝告”，相当于今天的戒严令，授权执政官对于“反国家行为者”格杀勿论，不经宣判。

在手握利剑的执政官和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面前，手无寸铁的改革派不堪一击，3000多名支持者惨遭杀害，壮志未酬的盖约无奈自杀身亡。改革者的人头被摆放在广场上示众，他们的尸体同十年前提比略一样被投入台伯河里，财产被没收或拍卖，亲友惨遭珠链。

格拉古兄弟就这样先后魂断罗马，留下了千古遗恨。兄弟俩死后，他们的核心改革成果《农地法》、《公民权法》被废除，迦太基旧址建设“朱诺殖民城市”计划被废止，但作为伟大的革命先驱，格拉古兄弟赢得了罗马人民的尊重与景仰，他们的政治遗产被罗马人永远珍藏在心目中。

精彩绝伦的古罗马雕塑艺术！

四、改革悲剧的历史反思

在大多后世研究者和罗马史爱好者看来，格拉古兄弟失败的原因有二：一是历史局限性。兄弟俩的改革属于先见之明，超出了多数人的认知，以他们“红二代”的出身和政治精英的背景，假以时日，百分之百能成为执政官或监察官。假如不急于求成，熬上十年，在执政官或监察官的位置上推进改革，力度肯定会更大，也更容易成功。

二是缺少高超的政治策略。两兄弟的改革是以“反体制”方式推进的，在改革过程中不仅削弱了元老院的司法权、监察权，而且把原本属于元老院的行政权、外交权和公共事务权都揽到自己的手中，客观上有“篡党夺权”之嫌。对于习惯于共和政治的罗马民众来说，是不能容忍出现这种“独裁”的。所以，当他们被扣上“僭主”帽子的时候，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被合法地讨伐。

在我看来，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改革的风险和代价，或早或晚，总会发生。之所以知难而进、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更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但凡真正的改革，说到底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是对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者的否定和清算。因此，不要指望既有权利者和既得利益者者对改革的同情和理解，相反，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反对甚至不惜以武力阻止。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出包括废除奴隶制在内的多项政治改革，被反对派用炸弹炸死；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志士通过光绪皇帝实施“戊戌变法”、改革救亡，结果遭致反对派的极力抵制，光绪帝被囚，六君子被杀。

意大利学者马基雅弗利有一句名言：“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先行者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用这句话可以解释凯撒的成功，也可以解释格拉古兄弟的失败。七十年后凯撒的改革也很超前，但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他以武力强制国家机器按照他的意图运作，所以凯撒的改革才能获得了英雄式的成功。

五、英雄史诗代代相传

在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胜者罗马一路走来，愈挫愈勇，从没有过骄奢，也没有过颓废。从格拉古兄弟开始，罗马人陷入了迷失，罗马病了，患病的原因不在于外敌入侵，而源于自身的腐败和贪婪。罗马第一次站在了生死徘徊的十字路口。

是讳疾忌医，维护表面上的繁华盛世，保全既得利益和权力？还是将“症状”公布于世，根除“病患和顽疾”，找回罗马社会的公平和良知呢？格拉古兄弟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也因此拯救了病入膏肓的共和国。他们的伟大创举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启迪着当下，警示着后人。正如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中所说：“对于行将结束一路高歌猛进的从繁华时代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罗马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起到了有转折意味的路标和里程碑的作用”。

正因此，格拉古兄弟的名字代代相传，他们的雕像树立在罗马城的广场上。他们遇害的地方成了圣地，很多人带着虔诚之心前往祭拜，如同祭祀庙宇里的神明一样。最重要的是，他们生前未竟的改革大业被罗马人一次次重新提起，由罗马后世英雄继承并发扬光大。罗马人的路途虽然曲折反复，但最终还是沿着两兄弟所设立的路标一路向前。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实际上是“罗马革命”的最初尝试。三十年后的公元前91年，罗马爆发了同盟战争；五十年后的公元前73年，又爆发了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这些导致罗马共和国元气大伤的内战，无一例外地印证了同时代历史学家李维在《罗马史》中的判断：“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能保持长久地国泰民安。即使没有来自外部的威胁，也会出现来自内部的敌人。这就如同人类的身体一样，强健的体魄可以抵御外来疾病的入侵，但是内脏器官的疾患，却会制约身体的健康成长，并使人饱受折磨。”

格拉古兄弟之死，开创了暴力斗争取代协商和谈判的先例。随着暴力方式的引入，政治谋杀、放逐、叛乱和战争连绵不断，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一再发生。然而，劫后余生成就英雄史诗，承受过压力的生命只会变得更加顽强，罗马共和国历经挫败和磨难后脱胎换骨，终于在公元前31年结束了内战的纷争，进入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

恢弘壮观的斗兽场，是古罗马鼎盛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2020年最后一天，即将过去的一年虽然不断被人美化，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充满了悲伤、失望、恐惧和不确定，但愿新的一年给人们期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