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峻山《回忆》连载//第三章第1节：大山出世 顽劣童年

珺珊

　　 第三章

第1节 石坡孩提时代

（1960年至1967年）

 ·黄昏秋雨降生人间  

天灾人祸窘境童年

·依稀模糊孩提记忆  

梦幻情趣顽劣游嬉

 

1960年农历十月，暮秋初冬时节。

一场连绵霪雨下个没完没了。地水四溢，从鸣条冈汇入西高东低一面坡的枣园沟壑，泥水汤汤，通过鸣条冈的枣园沟槽弯弯曲曲的樊家街庄石头坡又流入东滩的运粮河道。

这场连阴雨可苦坏了樊家庄石头坡上的一户破落人家。

（祖业老基土崖窑洞小院“寒暑居”）

　　土崖顶角那株高耸的古柏饱受风雨肆虐，发出尽情的呼号。崖头周围一丛丛光秃秃的酸枣树在雨神的打涮之下，将一缕缕不断线的雨水洒向崖下住着的那户土窑小院。

院里，只见一个瘦弱的青年小伙和一个壮年家主，一会儿用铁锨掏排水浪池，一会儿用木椽支撑窑前那塌湿的房角。一个十岁的小姑娘怀里揣着两个瓷瓦盆踏上梯子爬上了破房里的顶角，然后将盆分放在瓦缝的漏水洞下接水，“叮咚叮咚”。不然，小屋里会成水潭子的。

再看小屋内，窗岩上、柜边、锅台旁也放着几个雨水盆。坑岩下的一个壮年妇女正在往炕洞里燃火烧炕，天潮火小，被烟薰呛得直咳嗽喘气。

炕上一角的被窝里躺偎着一个小媳妇，痛苦呻吟，她正在一旁老太婆的协助下，期待一个新生命的眨眼诞生。

黄昏时分，在淅淅沥沥渐渐停息的雨水声中，在一家四口人大半天的忙碌期盼下，终于，暴风骤雨伴随着一声哭啼，婴儿呱呱降生了。

——生辰：1960年农历10月27日傍晚。

这孩就是我，屋漏偏逢连阴天的我。

（深巷底处见幽景 柏枣槐下有人家）

（祖母 母亲 姑母和孙女们）

（婆媳们在一起）

　　“给孩子起个名吧，狗儿猫儿地唤个啥呢？”祖父母欣喜不已，在一旁笑个不停。年轻的父母亲可能早已想好，只见母亲隔窗望着淤积满院的雨水顺口说道：“我看就叫大山吧，山能治水。”喜在心头的父亲同意地点头解释说：“好，就叫大山，水向低洼流，人往高山走，山，象征着刚强、坚毅、上进、挺立，就叫大山吧。”父亲拿着他从部队复员带回来的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查来查去，最后选定，给我取名：樊峻山。（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名句“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父母亲十八九岁早年订婚照片）

　　听妈说，我生下后缺奶，家里无粮无米，祖父祖母只好在我家西隔壁“书坊场”里的公共食堂上要点稀粥，让母亲热着喝。活泼伶俐、手脚勤快的小姑姑经常携着竹篮子到集体地里悄悄地摸着黑儿偷挖红薯、油菜，一溜烟地转回家煮着吃，熬着喝，让母亲滋补虚身。在我过周岁时，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大伯父在鸡窝里拉了一只小公鸡，二伯父在地里捉回几只大禾鼠，宰掉后，用肉炖豆腐，肉汤泡菜馍给我美美闹了一个“满月大喜”。

我的祖辈世代沿袭着农民农业农田和芦席手工编制为业。祖父辈“祯字号”兄弟三个，父辈“忠字号”兄弟三个，我辈“山字号”兄弟三个，山字号中我为老大，俗称“大山”。

模糊记得三岁那年，我失去了爷爷。

清楚记得，那是我五岁时的某天，父母到生产队工地挣分去了，淘气的我和几个小伙伴到石头坡南边对门的淑琴家玩耍，大屁股田宝爬上高高的皂角树去勾拽皂角往下扔，我和淑琴、聪铭在树下赛着捡拾。你拥我挤，忽然，我被挤得掉到树边的枯井里去了。“咚”的一下，摔得我在六米深的井底里直哭，又疼又怕，不敢动弹，那只癞蛤蟆向我步步逼近，把我吓得魂飞胆散。随声赶到井边的大人们忙着叫喊，不多一会，一位婶婶（淑琴妈）手把井轱辘，一位娘娘（安师妈）拽着井绳拧着小脚提着竹筐溜到井底我身边，把我放进筐里保护着吊了上来，我这才感觉到，右大腿直疼，她们说可能是骨折了。父母闻讯赶来，急忙把我速送往村下的医疗所包扎，然后父亲又拉着平车，母亲在后推着，迅速把我送到尉郭中卫村的整骨名医老五家去治理。回来后，静卧土炕，不让动弹。父亲为我找来了空酒瓶让我小便，母亲提着一块木板让我大便，爱孙如命的祖母和天宝他奶奶淑琴她奶奶提着铜锣，拍着嚓钋，扯着红丝线，从枯井口到家里土炕边来回转圈，说是为我把吓掉的魂给招喊回来。王村耿舅和西阴崔姨夫来看望我时给我买了一大袋糖块和花生；冬姑姑和改姨姨看着我心疼得直掉泪花，昼夜不停地护理着我；还有门口的小伙伴屎毛、屎疙瘩、吉吉、狗蛋、彩姐、巧姐经常来家陪玩。几个月后，我能下地了，慢慢恢复了自由，左腿也没有留下任何遗症。哎哟，这也算是我童年时期的一次初遇人生磨难吧。

（父亲十九岁军容照）

（十八岁时的母亲）

　　还记得，六七岁时我给母亲当助手：促膝面对，拆旧洋袜缠绞穗杆，旧洋袜套戴在左手上，很认真地细心找见线头后再缠在右手握着的穗杆梭子上，穗杆上下左右在手掌上绕转，洋袜圈在左手掌上“滋滋”减少。嘿，至今想起，蛮有趣味。另外，当时还学会了给母亲纺花：一边用右手摇着纺花车，一边用左手伸拉着纺花线，嘴里还一边唱着也不知啥意思的纺花歌：嗡嗡纺棉花，车车旮旯藏娃娃……

（父亲1959年于河北部队电讯兵俱乐部）

　　1960年，正值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由于1957年政治上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使我党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尽管如此，却总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万岁！”“敢想敢说敢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公社食堂好得很”“三步跑向共产主义”……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实事上百分之八十五国民却是风餐露宿，吃糠咽菜。当时，连续几年发生着严重的自然灾害，蝗虫、瘟疫、旱涝，使人们日常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再加上苏联“老大哥”的背信弃义和国民党蒋匪暗地反攻大陆，如此如此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使得全国人民面临着一场艰苦的生活挑战。

曾听母亲说，她和父亲1957年1月结婚后不久，父亲便参军去了河北保定。母亲在“大跃进”的歌声中和“总路线”的指引下，亲自上山植树，修水库，平田整地，耕耙种收，“女人要顶半边天”，日夜奋战，忙不合眼。“白天门上一把锁，晚上地里一盏灯”，“苦干实干加巧干，一天要顶二十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使国家和人民受尽了疯狂的折腾和精神刺激，“合作化”、“共产风”使社会现实严重地脱离了客观发展的实际。这些左倾错误方针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衣食生活水平的提高。

　　还记得家里没有柴烧，我就每天挎着我的低伴筐篓，给家里拾柴，拾枯草，拾麦茬，拾树叶，拾树根；还有割草喂猪养兔，采摘桑叶育蚕结茧卖子；上学后又和村中间发家胡同底的好伙伴小牛（战郎）俩在星期天、假期里跑东岭、窜西岭、爬沟崖、掏堰根、挖药卖钱（当时主要挖“狗斜刺”、芫芝草、苞花根，枸杞籽、槐花籽），然后把卖蚕、卖兔、卖药得来的钱全部交给母亲，又向母亲讲明我想买“连环画小人书”，想买笛子、口琴，想买乒乓球，母亲从没吝啬过，全都满足了我，这就是我爱看书、爱作文、爱笛琴、爱乒乓的初始萌芽。

（爱好文艺的军人父亲）

　　人常说“严父慈母”。在我的记忆里，印象着整天和母亲在一起伊伊呀呀，喜笑不已，什么拍手歌呀、民间俗语呀，历史故事呀，如何为人呀，都是我从母亲嘴里得到的。在年轻母亲的贴心启蒙教育下，我还真觉积淀了不少的社会常识、民间传说和做人的道理。父亲很少和我打闹嬉耍开玩笑。记得小时候，我常跟在父亲的小平车后面，帮父亲推粪、推砖、推粮、推柴，像一个虔诚的小信徒听着他的任意使唤，弟妹中我这个老大在父亲的农业生产熏陶磨励下，又逐步学会了锄、翻、犁、耙、刮、割、碾、扬……

清晰地记得，我年轻时的“军人、党员、村干、爱戏好乐”的父亲在家里炕上的小桌抽屉中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毛主席纪念像章”；炕上屋墙贴着“祖国山河一片红”，院里的窗台下、墙壁上、门额上、窑洞边到处都是“忠”“公”红色大圆字以及“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斗私批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父亲还特别爱吹笛、拉二胡、弹三弦、唱戏，这是因为他参军期间在部队俱乐部参加过文艺培训。所以，我和弟弟从小也就不自觉地随之吹唱，逐渐染上了音乐嗜好。

还有就是周家外公对我的早期启蒙教育，记得很小时候在周舅家，经常坐在周外公的怀里，听他讲“骆驼冢”的故事，讲“宝宝爷”的故事（我在禹王高中读书时曾写过《宝宝爷的故事》，见《S文集》），并经常跟着周外公在峨嵋岭上的“夏后陵冢”古墓地里种瓜、看瓜、栽树、摘柿子，还领我到王村的中间庙、泊池边看戏；还带我在王村通往张南的滩地烧瓦窑上点火、玩水、捏泥人、灌禾鼠……

（父亲爱好弹三弦）

（以上均为父亲参军证件）

（1990年陪同父母亲游览晋祠重温军容）

（早年全家福）

（早年我的小家庭）

　　上述可谓我早期所接受的内外家庭环境教养，下面再说我早期所享受的社会环境活动：

至今回想起来既挺害怕又蛮觉趣意。记得童年时的玩耍地点主要是我家隔壁的“书坊场”，玩耍的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项目，都是以“穷追猛打”为特定前提——

打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长木棒和一根较细的短木棒作为打具，地上挖个由深到浅的长条狭窝，短棒横放在窝上，用长棒猛力去挑，分甲乙两组若干人。一组是主动队，一组是被动队，随着胜败可互相轮换主次。活动程序则分三个步骤：一是主动队“挑棒”；二是主动队“打棒”。这两节，被动队主要是用手接棒挣分，或拾起短棒站在落棒之处，准确地投掷短棒而去击动主动队的窝点；三是主动队挣分，而被动队量分。此时，双方还声嘶力竭而争先恐后地喊着害人利己的打棒专用术语“坏丈不坏人”或“坏人不坏丈”，还有什么象征并预示着挣分失败的捣乱术语：“黍舀黍面窝窝沾麻椒。”……今天，我才悟出当时这些玩耍术语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卖命多挣分，不吃窝窝头。可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挣工分”是可以随着生产队长的嘴和记工员的笔随意增加的。工分即使再挣多，却只不过是多吃几个窝窝头罢了，管中窥豹，耐人深思呀。

打砖。就是用几个整块的砖，前后左右不同位置地排成一个方阵，然后都竖立在一块平平地面上作为被攻打对象，再在距“对象”前面的十几米处划一条横线，作为“起步线”，打手队员分成几组，先后有序地手掷短砖，一步一打一人一打，步步稳打，直到把前方竖立着的砖全部打倒、打碎，打得五体投地，才算是打赢了，才算是不同位序地坐了“大官”、“二官”、“三官”。一块块用窑工汗水换来的整块青砖倾刻间被我们这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小将”打得稀巴烂，满目惨景。那些年，如果真有人在全国逐村逐人逐地做以“打砖”统计，那“碎砖”块数其码也可以建一个大城市。今日想来，打棒坐官还不是受着当时全国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影响和红卫兵造反派的“批判、揪斗、打倒、罢官、夺权”一系列疯狂行动给传染的？那个年代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打蛋。这是几个活动项目中最激烈、最危险、最残酷的一个场面。先是选好一块平坦的战场，并在中间挖个土窝，把铁蛋（或石蛋砖块等）放进窝里，然后再以蛋窝为圆心，以一定的长度（三四步远）为半径划圆，然后在圆圈上距离均匀地挖上几个窝窝（有几个人就挖几个窝，除赶蛋者）作为各自营盘，这样便开始由某一个人（集体聚在中间，“剪、拳、纸”“锵锵报”后产生出的弱者）将中心窝里的铁蛋用粗木棍挑出地面，再由一个人（没有窝点的赶蛋人）将蛋用木棒往窝里赶。在这赶蛋进窝的过程中，各个营盘的人，手持粗棍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蛋赶入窝内。这个攻蛋与守蛋的追逐过程，很是危险激烈，棍子满地打，尘土四处飞，一不小心，不是打着了你的手，就是打伤了他的脚。我记得有次腿腕痛了好几天，差点骨折。要是铁蛋被赶进中心窝，则营盘武士们包括刚才的赶蛋者，都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换营盘，谁没抢占到，谁就是下一场的赶蛋者。谁只要遇到这个角色，心理都不免要害怕几分，一不小心，就有乱棍上身的危险呀。这些场面难道说不与当时夺权派的武斗、横扫、革命、造反有着特定的影响吗？

打猴。这是玩耍项目中比较轻松愉快的一个。打具有二：鞭子与猴（陀螺）。先是用布绳或者皮条，一头固定在一根二尺半的细木棍上做为皮鞭，二是用锨把或者擀面杖一般粗的一寸长小节圆木（也可用家里蒸馍时的馍橛代替），找好一头，将它用刀削尖，然后在尖端上再掏个小窝，装上小钢珠，以便木猴稳快旋转。这两样准备好后，便将猴子缠在鞭梢上，尖朝地面，猛地拉开鞭绳，这时，只见猴子急速旋转，然后，用鞭一个劲地抽打猴子，猴子随之旋转。比赛看谁的转得又快，时间又长。你看那抽打猴子的主人，边吃边笑，边跑边打，打打歇歇，歇歇打打，猴子的命运就掌握在执鞭的主人手中。今日我才醒悟到：鞭者不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吗？猴子不就是高玉宝和长工们吗？

打仗。记得先是和伙伴小牛叠纸枪，后又用自行车辐条和零散的链头窜在一起，头上再安装个辐条帽，帽里插着火柴红药头，这就是伙伴们人人备有的“嘎子枪”。对，还有我从窑洞底翻出来的半截日本刺刀和父亲做为民兵连长从临汾武斗搞回来的一颗真手榴弹（当时，我对那颗手榴弹既害怕，又好奇，圆鼓鼓的铁头，拳头般大，木把的后盖里页面藏有拉线。我也知道它的威力，偷偷在怀里揣了两次，从不敢拉动线，任何人我都没告诉过。几十年过后，我才大胆地取出来放在我孩子舅家的崖上炸土试放，结果不响，可能年久受潮失效了。和伙伴们备好了“武器”后，便每天黄昏时分或者傍晚爬上小南门越过野地，站在沟堰上与郭村的“小老鼠”、“大老虎”们摆开了阵势，短兵相接，砖头瓦块，烟土弥漫，骂声不断，“冲啊，杀啊”，“给我狠狠地打！”“前进者有赏，后退者杀头！”（我的最好伙伴小牛家是指挥部，他的二哥，尤其是**太郎在战场上身挂刺刀，做为指挥官，喊得最凶，我常趣叫他俩日本太郎、日本战郎）。

（无拘无束的孩提时代）

父亲退伍后任本村连长指导员副书记等职

（早年父亲参加夏县党代会留念 前排父亲与安部长 后排樊玉山樊建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当时流行的红色政治运动歌词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得远，打他个样儿看一看”，“打打打，狠狠地打，子弹开了花，送他回老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地富反坏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有一回我在村里的小南门上和大哥哥们与郭村小孩们打仗，我不幸被郭村的“老鼠们”俘虏了，“老鼠”打了我一拳，我扯着噪子举起拳连喊道：“*****！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他们再劲大，也不敢动我了，如果他们继续打我，我就会立即报案。

……啊，颗颗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全部灌进了这些残酷无情的“打”、“斗”、“杀”，可怕的年代，可怕的运动，可怕的一代人呀。

试看今日新一代，他们玩的是手机、电脑，吃的是香肠，喝的是牛奶，想的是考第一，升大学，确实是时代造就人才，环境刻画个性。在此我不厌其烦地连篇累赘童年玩耍生活，目的在于让新一代青少年认识那个疯狂刺激，麻木愚昧，可怜可笑的年代，另外也在于为了记载几乎灭绝的我那个童年时代的民间童趣。

“要想了解一个人成年后如何考虑问题，常常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和幼时的表现中找到线索。”（英国首相丘吉尔语）。我在《教育学》、《心理学》研读过程中，非常敏感这样几句话：遗传、环境、教育、家庭、社会、学校，是人才培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辨证统一体。

特定的社会氛围和拮据的家庭环境，以及祖辈们的勤俭传统，潜移默化地薰陶和影响着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后生。

（壮年时的父母亲）

（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1974年十四岁上高中之前站在老家胡同口）

（1990年与父母亲在山西省教育学院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