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山乡野外的日子（一）

亲水闻笛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豫东平原上一辆长途公共汽车正向西北中岳嵩山的方向快速行驶着。望着家乡的土地和树木在车窗外嗖嗖后退，我突然想起了四年前第一次远离家乡的情景。

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第三个年头，我枯木逢春般地迎来了高等学校恢复考试招生。在不误农活的情况下，我见缝插针、不舍分秒复习课程，幸运地被大学录取，一脸茫然又满怀憧憬地离开了家乡。

　　四年的大学时光飞驰而过。我是离开校园后又在家乡忙了一段秋收才去工作单位报到的。想着就要完成由农村上工到单位上班的大切换，就要开启的新生活，就要给全家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心绪波浪般地翻腾着。几经周折到达单位所在地，已是傍晚时分。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妥善安排了临时食宿，并嘱咐我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说明。

我将入职的河南省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位于中岳嵩山脚下的登封县芦店镇。一条南北向公路从单位的东大门前经过，由芦店镇区向南通往很远的地方，南、北、西三面围墙外边是随季节变幻的农田。大门向南百米左右的公路对面，是一家近乎废旧的工厂，听说是开封市的一家机械厂，偶尔能看到里面有人影晃动。

据初步了解，毕业于武汉高校的马老兄、王老兄、杨女士和毕业于成都高校的孙老弟这四位77级学长半年前来到这里，这次又来了六位毕业于武汉的78级学生。单位大院里是清一色的六十年代建筑，除一栋三层青砖办公楼和一栋两层红砖实验楼之外，就是一排排的砖瓦平房。报到后的前两天，只见到了马、王两位学长，他们合住一间房，这在当时已经比较理想。

　　在临时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有人要带我先看看住处，然后再酌情搬东西。我不禁一阵兴奋，如果也是两人合住那么一间屋，比大学期间的八人间集体宿舍要好得多了。不料，那位先生带着我径直走出单位大门，然后又朝着那座废旧的工厂走去。我不由满腹疑惑，同时也心头一震，这是要干什么去？但初次见面又不便过问太多。他走进工厂大门，在门口北侧的一间大房子前停下脚步、打开房门。我扫了一眼，一时不知道这房子应该叫做仓库还是会议室：顶端有两个单独的小房间，外面是一个两间相通的空间，两个长条凳子上面放着一张木板，共有四张这种所谓的床。那位先生对我说，单位院里面的房子都住满了，你们新来的六个人都住在这，顶头的两个小房间有人住了，他们的家离这比较近，报到后回家休假了，其他几个人还没到。

交待完，他走了。我呆呆望着空旷的房间和生硬的床板，顿感一阵孤独和失落向心头袭来，又如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按照学校的最初分配方案，我本可以到东北地区的一所大学任教。然而，就当时的认知程度，一直觉得整个东北地区都很遥远，也很陌生。那所大学位于荒凉的野外，到了那里多久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照顾父母更是难上加难，况且本省地质局有进人指标，无论如何工作单位也应该在郑州市或附近吧。于是，我鼓足勇气，再三找主管毕业分配的老师交涉，甚至闯到他家中坚定地表明我的意愿并说明理由。老师被我说服了，满足了我的要求。如今看来，年少涉世是何等莽撞。我根本不会知道野外地质队的进人计划都是以省地质局的名义申报的，正式派遣证则直达地质队。好不容易慢慢接受了到野外队工作的现实，单位条件之简陋再次以温水煮青蛙的逻辑把我的情绪降至谷底。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咎由自取吧？

以后的几天里，同屋的弟兄们先后到齐。顶端两个独立小房间分别归程老兄和谷老兄居住，外边的另外三位分别是徐老兄、傅老兄和一位徐老弟。徐老兄曾是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生，被我们尊称为老大哥。在校读书时，我们六人中只有傅老兄在另一个校区，到这里是初次相见，但很快都结下了手足之情。每天晚上，我们还在调整枕头的高度或位置时，老大哥的鼾声已经如乐作焉，他的睡眠艺术之高超让人叹服。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傅老兄和我依然保持着学校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左右起床，沿着门外的公路向南晨练一公里左右。

实际上，单位大院里的住宿情况不断发生着变化和调整，几位弟兄在陆续向单位院里搬迁，剩下程老兄和我时便没有了动静。大家在一起那种欢笑热闹的气氛没有了，生活各方面毕竟不如自己单位那样方便。更重要的是，废旧工厂的所谓住室里只有一张床板，看书学习必须到办公室去，而单位那扇高达三米的大门晚上都会准时关闭上锁。有几次，晚上学习错过了时间，不得不翻越大门才能回到住处休息。

　　有一天，大雨下个不停，看样子要持续到晚上。我们不免为晚上爬大门的事情担忧，决定找房管人员想想办法，而有关人员的冷漠态度激起了我们的怒火。当听说党委在开会时，我们就决定舍得一身剐找党委书记反映情况，徐老弟听说后也一路站脚助威。我一脚踹开了会议室的门，里面的人们看到我们满脸怒容都有些发愣。我们把书记约到会场外面，向他谈了有关情况和房管人员不近人情的态度，并一再强调，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让领导知道，我们可能会因为翻越大门而摔死或摔伤，到时候希望单位不要推脱责任，要妥善处理。书记没有怪罪我们，而是严厉地命令房管人员：你不要再参加会议，马上想办法，午饭前必须解决他们的问题。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搬进了一位老职工单人居住的房间。又过一些时候，那位老职工又搬到了别处。

对于这间破旧的新宿舍，我是比较满意的。和别处相比，这里显得开阔许多，前面三十米处就是办公楼。门前有一个水泥板垒砌的乒乓球台，如果有兴趣，空闲时练上几把很是方便。

　　办公室在顶层三楼，四张办公桌邻窗拼合在一起。我的旁边是一位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裴老师，对面一位是家乡邻县的半个同乡蔡大姐，另一位是总工的儿子金公子。办公室的气氛和谐而亲切，第一天上班就一见如故。工作时段，几乎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困倦之时，大家都放下手上的事情，或出去走走或聊上一会，在这里能听到许多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三位同事的家庭都在单位，因此晚间的办公室就成了我的一片小天地，在那里看些书、学点英语，好不惬意。

　　在当时，学英语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手头上还没有收音机、收录机之类的设备，镇子上也很难见到英语学习资料。幸好，单位图书室的藏书还比较丰富，每年都订购不少的英文专业期刊。图书室管理员是前些年毕业的一位校友老大姐，每次去那里都开几句玩笑、聊上一会，看书借书都很方便。发现合适的篇目就借出来，晚上在办公室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细心研读，并尝试着翻译出来，这慢慢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和生活内容。后来发现单位主办有学术刊物，也刊登译文，于是就萌发了投稿的念头。第一篇译文是请办公室裴老师审阅把关的，很快在当年的期刊上发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积累了一些翻译的文稿，出差或其它机会遇到合适的老师，就请他们审阅把关，稿件也逐渐投向国家级的公开刊物。这为我后来曾经参加高校教材的翻译引进和中文专著的对外翻译出版打下了基础。

译文的刊登很快引起了弟兄们的注意。大家都在查阅各自专业的重要文章，翻译、投稿，曾经掀起过一个小小的翻译热潮，更重要的是在大家的平淡生活中增添了一点乐趣。

　　由于地理地形原因，芦店一带被誉为避暑之地。然而，夏季是野外工作的黄金时段，人们很难体验到那里的盛夏何等凉爽，倒是饱尝了隆冬的严寒。当时的冬季完全以煤取暖，宿舍里有统一配发的蜂窝煤炉，办公室是泥砖垒砌的灶台。蜂窝煤炉子的操作很简单，掌握好更换煤块的时机即可，而灶台烧煤则麻烦许多。晚上要离开办公室，我就要提前把煤和好，根据炉膛中煤的燃烧程度封上湿煤，再用煤锥在中间捅个气孔。早饭后，我一般最先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把煤火收拾好：先用煤锥把炉膛上下贯通，使上面封的煤饼破成小块，使燃烧过的炉渣从下面漏出，等煤火燃烧到合适的程度放上水壶，再把办公桌上散落的煤灰擦干净。等大家都到班上时，壶中的水基本烧开，屋里已是暖洋洋一片。在此之前，煤火可能主要由裴老师收拾，晚上他曾到办公室看过几次，以后也就放心了。在我的操持下，整个冬季煤火基本不会出问题，大家对我的这点技术深表赞许。

　　野外地质队的业余生活和娱乐活动一向是贫乏的，那个时代尤其如此。家庭在单位者，大多会有一台最早期的九寸黑白电视机。后来，单位购买了一台大约20寸的彩色电视机，固定在饭堂的外面墙上，这立即成了全队老少关注的焦点。晚饭后，人们早早就带着小凳子坐好，等待节目的开始。时间不长，那里便成了老人带孩子玩耍的场所，安静看节目已不大可能，不少人又渐渐散去。

　　闲暇之时，我又翻出了当时仅有的一支竹笛。笛声于我，与其说是着迷，不如说是依恋。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在老师指导下正规学习过，只是少年时期在家乡听人吹、也跟着学，慢慢能吹出一些歌曲。大学期间，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堪称专业水准，他的笛声给了我很大激励。后来，到书店买了笛子自学教程和一只类似玩具的小笛子，有时也听那位同学零零星星地讲述一些学习方法，一些歌曲也就慢慢吹得流畅起来。毕业时，那位同学从他的竹笛中选了一支送给我作为纪念，这成了我手中第一支正规竹笛。近四十年过去了，这支竹笛仍坚实如初，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尽管我的笛声里未必能听到优美的音色，但也不至于引起公愤。前些日子住在对面工厂里，我有时候也吹上一阵。几天后，竟因此和工厂里一位不知名的老兄交上了朋友。他有空就到我们的房间坐一会、聊几句，要我吹上一首两首歌曲。单位院里也有人注意到了笛声，猜测我们几位中可能有人吹笛子。

一天晚饭后，我调整好笛膜，试探性地在住室里吹了一会，没遇到抵触性的举动。从那以后，在晚饭后大家散步闲聊之时，我就在住室练习一阵，又因此和不少人慢慢熟悉起来。有一个晚上，我放下笛子想到外面休息一会，刚到门口就被眼前的情景闹愣了。只见乒乓球台的外边，不少人带着小凳子坐了一片，原来是在静静地听我吹笛子。一位老者对我说：“吹得不错，很好听”。此情此景，使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种复杂的感觉。我为我的笛声意外地受到如此的欢迎而高兴，也为自己水平所限难以带给大家更好的享受而懊恼，更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之贫乏感到遗憾。

　　当时的地质队，不独业余生活贫乏，舌尖上也难言丰富。每月几乎固定的15元伙食费，便可以在单位食堂里把肚子吃得溜圆，你找不出理由也找不到地方再去加餐或者改善生活。在当时，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月工资是45元，工作单位不在城市每月有20元的野外补助。得知这些情况，我暗自思忖：如果工作地更偏僻一些，野外补助能不能再高一些？“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早在少年时代就朦胧读过的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我如今的这种冷幽默想法不正是对它最精准的诠释吗？

工作后第一个春节放假时，我手上结余了180元左右。当时人民币的最大面值是10元，这些钱装了满满一个信封。回到家把这些钱交给父亲时，老人家在手里掂量了许久，没说出什么话，但显得很兴奋。

春节过罢到六月麦收就是所谓的青黄不接，是农民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每逢这种时候，父亲总要为全家的吃饭问题东拼西凑、费尽心机。我带回的这些钱，当时可以买到两千多斤玉米，或者六百多斤小麦，无论如何也能够使全家安然度过春荒了。想到这些，我从内心深处泛起一股强烈的成就感，早已把工作的失落和条件的艰苦抛进了九霄。

　　工作以后，有块手表掌握时间就显得愈发重要了。在大学毕业一周年之际，我花80元在镇上一家商店订购了一块上海产宝石花手表。按照朋友提示和商店承诺，付款后，把选好的手表上满发条留在店里，第二天去取，误差过大可以更换。我照做了，第二天发现误差不足5秒钟，很是满意，从此结束了动辄向别人询问时间的历史。

（文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