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烟未散——回忆洋泾中学老校长我的父亲纪斌

青柳

前些日子迈芳姐转来一篇回忆她父亲原洋泾中学副校长骆正深先生的文章，看后得知今年是洋泾中学九十华诞。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到来之际，关于我父亲纪斌的一些往事也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往事随风风又起…… 我父亲是1953年4月到洋泾中学担任校长的，在1956年9月1日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正式委任为洋泾中学校长。从一个曾在战场上杀敌立功的抗日老兵到一所中学的校长，这个转身对父亲来说并不容易，但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上级交给的任务，是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去完成的。 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吃住在洋泾中学，把学校当成了家。而在浦西的家中，因为我母亲那时也被组织送去脱产住校学习，尚处幼年的我和弟弟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更小的妹妹出生后一度寄养在保姆家。当时我还小，见不到父母，在幼儿园哭的发了烧，父亲只是来看了看我，又匆匆赶回学校。我弟弟幼时得了肺炎，父亲放心不下儿子，又丢不下工作，就在俞家庙借了间房子，请阿姨带着弟弟住，他忙完了工作，半夜赶到俞家庙，怕影响阿姨休息，就站在窗外听听儿子有没有哭，再回到学校。那时每周是单休日，每到周六傍晚，如果是父亲来接我们回家，他会给我们买一小盒葡萄干，而到了周一早上父亲送我们去幼儿园，我总是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一次父亲没办法，把我抱到旋转木马上，转了几圈回头看，已不见他的身影，小小年纪心里的那种失落感至今还记得。 作为一校之长，父亲既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组织者，又是学校日常事务的管理者。他知道要把洋泾中学办好，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满腔热忱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全校的教职员工。 在教学方面，父亲的得力助手是语文专家骆正深副校长，他们一个北方来的干部，一个南方知识分子，不仅在工作中密切配合，工作开展的顺利而卓有成效，他们还成了一生的朋友。父亲非常注重团结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每个学科都涌现出一批业务骨干，为提高洋泾中学的教育水平做出了贡献，这些老师后来在洋泾中学和其他学校都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洋泾中学的发展建设中，父亲的另一位助手总务科的朱聿老师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管理的井井有条，环境优美，有秋季飘香的桂花树，四季常青的松柏，还有一个小农场。 小时候，如果星期天父亲也要工作，他就把我和弟弟带到学校。依稀记得父亲的办公室在二楼，这里白天是他工作的地方，晚上父亲在桌子上展开铺盖，就成了他睡觉的地方，楼下好象是教室。他要工作就把我们放在农场玩，田里有绿油油的菜苗，还养着小白兔。我父亲曾保存着一本当时最具权威的画报《人民画报》，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洋泾中学农场里一群洁白的鸭子游弋在小河上，可惜画报在文革动乱中遗失了。 父亲在洋泾中学工作期间也并非风平浪静。迈芳姐曾告诉我，反右时，我父亲半夜去她家，叮嘱耿直的骆校长第二天会议上不要发言，以免被抓住把柄定为右派。另一位女教师后来去了美国，提起纪校长，说他很“凶”的。这话我信，父亲对我们子女犯了错误就是严厉批评，从不姑息。但这位老师不知道的是，她曾被内定为右派，是纪校长到区里为她说情，说她尚未结婚，如果成了右派，她的一生就完了，使她免遭一场劫难。朱聿老师的爱人本来要去青海，我父亲又去找上级反映，说朱老师是学校的骨干，家里五个孩子没人照顾，会影响朱老师的工作，从而避免了他们家骨肉分离。原洋泾中学语文教研组长黄浦区政协付主席周丹枫老师看了我的文稿感慨的提起，当年他也是受到纪校长保护的青年教师之一。好几年前，我接到了一个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打电话的是曾在洋泾中学工作过的虞釆芳老师，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抗日老兵，反右时纪校长为了保护她，调她去工人文化宫搞文艺宣传，使她免受冲击。当她听到我父母亲均已去世时，电话那一端传来了虞老师哽咽的声音。这些事让我感受到了父亲与洋泾中学的老师们之间的真挚的感情。 洋泾中学就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老师们心情舒畅，工作积极，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洋泾中学成为市重点中学，能考进洋泾中学是家长和学生的莫大心愿。 办好洋泾中学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能考进洋泾中学的学生学习成绩自不必说，但父亲更注重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他希望从洋泾中学走出来的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经和骆校长讨论，提出了“勤劳淳朴尊师守纪”的八字校训。每年都有一批优秀的毕业生跨出洋泾中学的校门，走进大学，走进部队，走向社会，还有一些出色的学生被选送去苏联留学，父亲提起他的学生总是非常自豪。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些父亲保存下来的学生照片，我把这些照片翻拍了，发在本文之后，照片中的哥哥姐姐们如果能看到照片中自己当年的清纯模样，一定会想起在洋泾中学度过的美好时光。 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他当选了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和东昌区的人民代表，并在党代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后来又被组织送到北京党校学习。然而长时间废寝忘食的工作透支了父亲的身体健康，他曾说起在北京党校学习期间，组织学员参观故宫，迈门槛时他的腿已抬不起来。没办法再坚持学习了，父亲在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就回到了上海。一进洋泾中学，父亲马上又有了干劲，忘了身体有病，本该去医院治病的他继续留在学校工作。当时正逢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人们夜以继日的奋战在小高炉前，在那个大跃进年代，全民热血沸腾的投入其中，忘我工作。但这也成了压倒我父亲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父亲住进了医院，检查出得了肝硬化。 那时的医疗水平还比较差，眼见同病房接连去世了两个人，父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看着下班后匆匆赶到医院照顾他已是心力交瘁的妻子，家里还有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那时我最大也才上小学，偏在父亲住院时我又得了很危险的乙型脑炎，住进了儿童医院，母亲下班后奔波于两个医院之间，我们家真是雪上加霜，母亲几近崩溃，父亲想到了后事。 多年以后，父亲在洋泾中学最信任的工作搭档也是好朋友汪诚昌老师看到已是成年的我们，欣慰的说：你们终于长大了。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在病重时把我们托付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汪老师。我弟弟在已经身为央企的高级工程师，几千人厂的生产厂长后，见到汪老师仍称他汪叔叔。而汪老师对我们家的关心也从未间断过，从父亲病危时的病房探望，到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再到去龙华烈士陵园我父母亲的骨灰存放处吊唁，并在之后又和他爱人李老师带我去台湾散心，帮我从悲痛中走出来。今夏高温，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汪老师还打电话来关心我。半个多世纪前他对我父亲托付的承诺持续至今，父亲的眼光没错，汪老师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有情有义的朋友。 疾病来势汹汹，象疾风骤雨，治疗过程却旷日持久，父亲不得不离开了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但他的心仍牵挂着洋泾中学，而洋泾中学的老师们也关心着父亲的身体，经常来我家看望他。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显露人性的动乱中，有的友谊不堪一击，浪里翻船，但我父亲和这些老师的友谊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历久弥坚。每逢过年，父亲总是兴奋的期盼着来拜年的老朋友，在他七十岁，八十岁生日时，老师们都为他举办了庆寿宴，父亲八十大寿时还收到了当时洋泾中学胡雨芳校长代表学校送的贺礼，那盏台灯现在还在我们家。父亲在世时，也几次重返洋泾中学参加校庆典礼，回到曾经工作过的老地方，故地重游与新老朋友相聚，是他晚年很开心的事情。 我父亲这辈子受条件限制，没有读很多书，但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老师，热爱学生，并为此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感情，在他八十多岁时还自己走到居委会捐款，帮助困难学生。 人有悲欢离合，父亲在九十高龄时驾鹤西去，汪老师和翁卓颖老师等以及一些学生参加了我父亲的追悼会，胡雨芳校长也代表洋泾中学参加了追悼会，他们的情谊使我们家属深受感动！ 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走到单位的露台上，站在那里望着不远处的黄浦江，仿佛看到当年父亲渡过江去江对面的洋泾中学上班的背影，那背影渐行渐远，我心里滿是不舍和思念。但我又想到这里曾留下过我父亲的足迹，他的一生努力奋斗过，奉献过，做出过成绩，也帮助过别人，他是我们子女心中的榜样和骄傲，我也能释怀了。 在我父亲的四张区人民代表证上可以发现，洋泾中学的属地从东昌区到浦东县，再到黄浦区，现在是浦东新区。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浦东这块热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洋泾中学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被评为实验性示范高中，在原来的校址上将矗立起崭新的教学大楼。父亲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一定会倍感欣慰！ 祝洋泾中学在校领导的主持下越办越好！祝历代在洋泾中学工作的老师和在洋泾中学读书的学生幸福安康！我想这是我父亲的心愿，也是我们家属的祝福！ 2020年9月 父亲保存的1955版第001号校徽 父亲战争年代的奖章，距今已有近八十年了。 两代当兵的人 一身戎装的纪校长 　　国家颁发给抗日老兵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洋泾中学光荣参军的学生 纪校长参加校庆时接受电视台釆访 　　父亲和汪老师，汪老师曾任黄浦区教育学院院长。 　　父亲和胡雨芳校长翁卓颖校长 父亲和胡雨芳校长 父亲参加校庆 老师们为父亲祝寿 照片中的女篮5号队员本色出演了谢晋导演拍的电影《女篮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