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献上我的心香

曉光

曉光 2021年1月1日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可是在我心中父爱是天！

从小长大的家里，母亲如大地，扎扎实实地经营着温暖的家，细致地安排全家人的吃穿温饱，使我健康地长大；即便离家出门闯世界，也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回答妈妈我最想吃什么；… 于我，有母亲的家永远是和谐的洁净的温馨的，如安稳的港湾、扎实的大地，永远有妈妈的温柔。

而父亲则是在我之上的天。尽管他忙于工作从来不管我们的琐碎，但他是我的榜样和精神导师。他虽曾带兵打仗，出生入死，却一身书卷气；大半生为官，勤勉清廉，保持秉性不趋炎附势；在家里他手不释卷，孜孜无怠，在外是正人君子，藐视小利鄙俚。多少年来，在身教和简短交流的只言片语中，给我树立了一个在头顶上的道德标杆和行为准则，让我朝着那些目标努力。在我小小年纪时，仰头看父亲，敬仰他的庄重和智慧；在我人生成长中，迷惑时，有他指点迷津，沉醉于自我时，有他的批评和提醒，取得成绩时，有他的喜悦和自豪；在亲情中，感受他的爱心；在我自行人生重大抉择时，他给我支持… 他总能给我一片明亮的天。即使父亲离开之后，我还是常常与在天国的父亲交谈，我所看所想都能与天上的父亲分享，感觉在我的头上永远有父亲的智慧目光在注视着我。

敬爱的父亲永远在女儿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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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诞辰百年之时，向天国送上我心中的一缕思念！🙏

附录以前纪念日写下的回忆。

忆父亲 (一)

2015年9月

几天前，龙龙提醒，哥哥回忆，立新响应，激起了我想把那些“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记忆付诸文字的冲动。在飞越太平洋的万米高空上，我开始敲打键盘。旨在纪念父亲，与兄弟姐妹们分享，让孩子们更了解他们的爷爷、姥爷、太爷爷或太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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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忌日，哥哥回忆在沈阳上幼儿园时爸爸来看望并带他去动物园，为了让幼小的他能看得好，爸爸脱下军装外衣把儿子放到肩膀上的情景。我那时和哥哥在同一个幼儿园，可能年纪太小，没有爸爸来看望的记忆。只记得由警卫员送我们从营口乘火车去沈阳上幼儿园，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回家一次，哥哥想家时曾哭着来我的班上找我，还有他喜欢吃儿童牙膏，自己的吃完了会来找我要。

读小学前我一直上整托幼儿园，即使在哈尔滨住阿什河街37号时，省委幼儿园与家在同一条街上仅隔一个街区，那也是每周一早上被送去周六下午接回家。所以对父亲的记忆好像都是小学以后的。真的很遗憾，我没有爸爸穿军装时的活动印象，只有从老照片上看到的。最早的一张是爸爸妈妈结婚前俩人都着军装在盛开的菜花田里照的，后来我发现这张照片背面有一首爸爸手写送给妈妈的小诗。好浪漫！那时的他们都年轻，帅气十足。那时父母同在一个部队，妈妈说，那天刚好部队摄影师来，为他们拍了这张照片。可惜这张照片找不到了。我存有的爸爸的戎装照可能多出于部队摄影师之手。这张爸爸穿着的土布军装，背后是一堵土墙上面写着鼓舞斗志的口号（似“活捉蒋介石”），非常英俊挺拔又有文人气质的军人；父亲31岁时的军装照，真真儒将风范；实行军衔制后爸爸穿着军队礼服的全身照，年轻的军官刚毅又潇洒。

解放战争时期的父亲

31岁时的父亲

父亲唯一一张穿着带金丝绣的肩章和领花的解放军礼服，胸前佩带了勋章的照片 - 听爸爸说，这是在着正装参加1956年国庆观礼后顺便拍的

我们家是典型的慈母严父型家庭。 童年时，觉得父亲严肃并严厉。他忙于工作，与孩子们日常交流并不多。我们很少有与父亲在一起亲热的时候，记忆中唯一的一次依偎在爸爸怀里，是他抱着我坐在長沙发里，给我讲一本小人书。书名是《寇准罢宴》，古代官员反腐倡廉的故事。他也曾教我围棋，一起摆过几盘，却没有继续。小时候父女之间的谈话虽然不多，但是来自父亲点点滴滴的关心、教导、提示、赞许和批评，我都铭记在心。人说父爱如山，我却觉得父母的爱是天是地。有父母的家永远是踏实的温暖的基地，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外边遭遇什么，家永远是我要奔回去的最安全的地方。在成长的漫长年代中，头上阳光的天总在护佑着我，照亮我的路；需要智慧和支持时，扬起头来，总有父亲的教诲和指点；认认真真地做人做事或小有成就时，我心明白，头上有父亲赞许的目光和我最想得到的认可；离家远行周游世界，我最想与爸爸分享。父亲走了之后，我仍然在心里同在天堂的他对话。回头看，我生命中凡是在十字路口面临选择时，我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择路前行，同时也都得到父母特别是父亲的支持。在这样的一片天地中，我很幸运！

父母这张照片应该是1958-65年之间我家在哈尔滨时

小时，父亲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学习。记得他常常去北京开会，每次回来总是给我带来新颖的笔和本子等文具。我在学校里使用这些与众不同的新颖文具时心里自是很得意，不但惹得同学们羡慕，有时还引起老师的关注。那时有练习毛笔字的课，我的墨盒是个白色细质陶瓷的，长圆形有盖子，小心翼翼地端在手上带去学校。除了买来的描红描绿字帖，爸爸还用红色墨汁自己写正楷字帖让我们练习。有一年期末学校搞考试成绩排行榜，我得了全学年排名第二的成绩。爸爸满面欣喜地表扬我并问我想要什么奖品，我好高兴地说想要一个大一点儿的塑料垫板 – 那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件东西。他笑了，我感觉到他的笑里有赞赏，因为女儿喜欢的还是学习用具。他立即带我去买。在秋林和七百之间的文具用品店里，我满意地选择了一块最大号（A4纸大小）的黄色塑料垫板。

大约是1955年，弟弟还没出生

1955-6-1

十年文革剥夺了我们在学校里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爸爸时常流露出心里那份强烈的遗憾。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家里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在同一年都经考试获得上学的机会，我和弟弟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在部队的哥哥考入军校，只有姐姐因为正在生小孩前后没能参加高考（她后来在职学习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班学业）。父亲那份高兴啊尽显无余。平时从不胡乱侃的爸爸竟然说：我们贾家祖坟冒青烟了！我也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的进取和进步给家长带来的喜悦，我为此而骄傲。在哈工大读书期间我每年都是三好优秀学生，有一年学校还评选了几名优秀学生标兵和黑龙江省级优秀学生。一次周末回家听爸爸说学校给他打了电话邀请他出席表彰大会并代表标兵家长讲话。我未加思考就说：爸爸，你还是不去出席和讲话的好。我告诉爸爸，在以前的学校的和省里的表彰会上，我上台领奖时，校长刘仲浦认识我，还向其他校领导介绍：这是贾国卿的孩子；副校长彭云等也连说：哦，我认识你爸爸。在省里的表彰会上，省委书记李立安问我：你爸爸是贾国卿啊？那时文革以来“走后门”之风甚嚣尘上于所有事情中。我说：爸爸你在台上一坐，台上的领导们都认识你，都来打招呼，这会让所有人都认为我有很硬的后门关系可以依靠。可我是凭自己考试入学并努力学习获得的成绩。父亲理解我，因为他历来要求我们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要低姿态，不要显摆，不要哗哗山哨。后来爸爸推辞了邀请。对此事我心里一直有一份遗憾和对父亲的抱歉，因为我知道爸爸收到邀请时很开心，原本会很骄傲地出席大会的。

我们和爷爷

1956-6-1

当我硕士毕业后选择了留校任教时，再次感觉了父亲的欣慰和赞赏。我说：从此我要当个教书匠了。父亲赞许并指点我：老师是个高尚的职业，为人师表很重要。同时他还提醒我说：你呀，才刚开始，离一个“匠”的水准还差远呢！言外之意：你还要继续努力。有时与父亲的交谈中我流露出不屑荣誉名气的世故态度，例如说：我早就看透了；爸爸会敲打我：你呀，离看透还早呢！言外之意：你还需要历练。

1957-6-1 弟弟终于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在为人处事自身修养等方面父亲给我的言传身教很多。中学时，一次家里有事需要我留在家里，可是我已经和同学有约在先。父亲马上就同意我去赴约，他说：信誉是第二生命，要珍惜，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小孩子有时会说：我不管！爸爸会马上认真地说：什么叫不管？做了事就要负责任。从此我学到了：说了就要做，做不到的就不要说，做事要有责任感。

1958-6-1

有些年，姐姐哥哥弟弟都下乡了，只我一人在哈尔滨工作，在父母身边生活。那时文革初期的混乱已经过去，虽然政治压力还很大，人们已经想要过安静日子，有了些生活气息。文革初期抄家卷走的东西包含照片和底片被归还了，傍晚和周末在家时我着手整理家里的照片。小时候，妈妈每年都带我们去照相馆，每人过生日留一张影，六一儿童节几个孩子来张合照。我把老照片的底片找出来，重新洗一些，为我自己又做了个影集。那时也开始自己拍黑白照片，自己冲洗。原来的邻居伙伴小瑛有一台放大机，我们买来相纸和药水，在她家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插上门冲洗放大照片。回到家在我自己房间里用专买来的裁纸刀剪裁、装册。总之那一阵子总在摆弄照片，惹得爸爸说我：不要玩物丧志啊！一天晚上，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咔嚓咔嚓地切相片，听到对面房间里正在读书的爸爸叫我过去。他笑着指着手里正在读的一本《鲁迅全集》，让我一起念：“越是无聊赖，越喜欢照相……”

1959-6-1

刚成年时，还在各种物资供应短缺的文革期间，有次周末与一众小伙伴去松花江边游玩，到了又饥又渴的中午，在拥挤中闹了好久之后还没有买到饭食，却先买到了啤酒。饥渴之时，几大口啤酒下肚脸一下通红了，直到吃点食物胃口才平静下来。回家提起这事，爸爸不紧不慢似有心似无意地讲：年轻人要学会自爱，尤其女孩子。我听得明白，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在外面喝酒玩乐喧闹而失态的事情发生。说到酒，我们都知道父亲年轻时喜欢喝酒也有酒量，但是他自我节制绝不多喝。偶尔在家里小饮好酒，能看得出他很是享受。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爸爸开了一瓶茅台，小饮一口细细品琢，转头对我说：姑娘，来尝一口，好酒啊！

我们全家还有爷爷和奶奶

小时家里有爸爸在场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听话的。渐渐地我们长大了各自的话题多了，与父亲开始有了交流和争论。后来我们都成年了经历了人生历练之后，在家里成了谈话的主体。清楚地记得，一次四个已经各奔东西的孩子都回到家里，晚饭后爸爸照例回到自己的书桌边，我们一起聚集去，每个人都兴奋地讲着各自的经历和话题，四个人抢着讲，爸爸则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椅子里笑眯眯地望着欣慰地听着。有时我的高论得到爸爸的赞许，那时心里就很自豪：我已长大！后来考取公费去英国读书，第一个暑假只身去欧洲旅行一个月之后给父母写去了一篇长长的带手绘图示的游记，为了避免信件超重，信纸两面写，过后还不惜花费“重金”打电话回家问：收到了吗？看了吗？爸爸在电话那头说：“看了，大家传阅了，很羡慕你呀！”很高兴把我的经历分享给父亲。再后来，爸爸老了病了，我每周从美国打电话回去，爸爸总是说：我挺好的。我担心他耳力不佳听不清会着急，就净说些简单轻松的话题。

1990‘s

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他挺拔的身躯端庄的面孔和专注的眼什，也有欢喜和蔼的微笑和开怀大笑；有他刚直不阿的坚持，也有愤愤的坚忍；有他自我修炼的严格，也有在奶奶面前的温柔；有我小时他的严厉，也有他老时的慈祥…… 他是我的榜样，他在我心深处在我头顶之上，直至永远。

1995年的我们

忆父亲（二）

2015年9月

今年全球范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并举行了盛大阅兵。回忆父亲不能略去父亲作为军人抗击日寇的战斗岁月。

当年在被日本人占领的热河省，父亲率领来自承德市和承德地区警力一百几十人的警察队伍携带武器投奔加入了当时在家乡进行艰苦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此一重大事件，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政府方面是一件奇耻大辱，在共产党八路军方面被视为“爱国抗日起义投诚的有功人员”。

从此父亲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因为有功，他在革命军队里起点较高。他带出来的全部一百几十人和武器组编了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大队，父亲被任命为大队长，上级另派来一位老党员老红军做政委，在晋察冀地区开始了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游击抗日战斗。

也正是这段经历，在解放后共产党内部的历次运动中，又被视为某种程度的“污点”，而经历了“审查-- 结论，再审查--再同样结论”的怪圈。以前我隐隐感觉爸爸不愿提起这段往事，我也不很清楚其中细节。在父亲耄耋之年时，他已退休多年，终于有一天我直接问爸爸当年带队起义的详情。他讲给我：他从秘密地接触地下党组织开始；串联组织承德市和承德地区的警力同事，其中有愿意跟他走的也有不原意的；到最后实施率队伍带武器从职位上安全离开，加入八路军，前后经过了约一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如命悬一线，随时都有秘密泄露而被处死的可能。

而加入了八路军后的战斗生活更是艰苦危险。因为是在家乡抗击处于占领和统治地位的日本侵略者，为了不给家人带来麻烦，父亲更名改姓，用奶奶的姓给自己起名韩济民。也因为他的独立大队抗击日寇风生水起战绩显赫，老百姓都知道他赞扬他，日本人到处抓他不到，便另作企图。奶奶给我讲过，日本人来包围了爷爷奶奶的家，因为有乡亲报信，爷爷翻后院墙跑掉躲了起来，奶奶被日本人抓到宪兵队，让奶奶把父亲招回来。奶奶还真大胆从容，她对日本人说：我也想我儿子呢，好久不见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他，我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办法？日本人无奈，几天后只好放奶奶回家。后来伪政府又把奶奶抓去过一次，同样没能得逞。记得奶奶给我讲时还提到，日本人待她还算客气和尊重，让她坐下问话，伪军却不但让她站着，还推推搡搡，甚至动手打了她。

我们和奶奶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承德的正式投降仪式上，父亲是代表中国抗日武装的受降者。抗日多年父亲学会些日语，在仪式中他说的话在被翻译成日语时译员翻译错了一句话，吓得领头的日本军官立时满头大汗全身哆嗦，以为要被处决，父亲听得清楚，指示译员重新做正确翻译。

就是因为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莫须有地冠以“日本特务”罪名，被第二次打倒（第一次打到的罪名是最普遍的“走资派”），家里遭第二次抄家。 造反派竟然将父母卧室衣柜下的地板橇开，钻到地板下面去寻找电台，还徒劳地在家里的多波段收音机的三个短波波段从头到尾地搜索，试图找到特务收发电报的证据。他们把父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礼服和皮箱贴了封条，把家里所有照片和底片等统统带走审查。真是可笑，更可气！

那位党派来的老红军老党员姓陶，比父亲年长，但文化程度不及父亲。他们俩互相尊重配合，成为出生入死的好战友。抗战结束后两人各奔东西逐渐失去联系。也正是由于文革期间的审查和外调，使两位老战友得知了对方的落脚地，促成两人在北戴河再次见面，也使我后来有机会去天津拜访陶伯伯和伯母。爸爸告诉我，当年陶伯伯结婚时，爸爸虽然是小老弟却为他作证婚人。他的新婚妻子是一位抗日女英雄。1976年我有机会到天津拜访了两位老人，并向陶伯母询问了她的抗日经历。她家也是河北的，她的哥哥是八路军，在家乡地区武装抗日，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那时她18岁，半夜里与嫂嫂一起去收敛哥哥的尸体，背回家埋葬。随后她就加入了八路军。她曾经腹部受枪伤，紧急中把流出的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战斗。她也曾被日本鬼子抓去，被活埋。当土填到胸部高度时，八路军打过来把她救了出来。她因此患了心脏病。1975年我去拜访时，她已是白发苍苍，但是乐观豁达。这位抗日女英雄的故事揭示了当时在华北武装抗日的残酷和我中华儿女们抗击侵略者的勇敢无畏。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民族存亡时刻喋血抗击侵略者，可歌可泣可敬！

1969年在中苏边境爆发了“珍宝岛战争”，哈尔滨也进入战备状态，提倡疏散。当时姐姐哥哥都已经加入上山下乡知青队伍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一年有余，刚刚得到“解放”的爸爸和妈妈又都经常或长期去农村，那年底妈妈送我和弟弟回老家和奶奶住在一起。在老家居住上学九个月使我有机会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的关于祖父母和关于父亲早年的生活。

一家人在文革中

据奶奶讲，中国的贾氏有两大世族，一家是回族一家是汉族。回族贾氏居山西，而汉族贾氏的祖居地是山东曲阜。当时曲阜有两大家族，分别为孔姓和贾姓。虽然后代都早已经散布世界各地，但是因为孔家出了位圣人，从而使曲阜知名海内外。我们家是汉族贾，先人从曲阜逐步迁徙到了燕山脚下。日本侵路者1931年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在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中，热河省成为中华民国在关内丧失于日寇之手的第一个省。日本人占领热河之后，推行“并村”，即把原本较分散的农村居民集中化。爷爷的家就迁到了现在河北省属于承德地区的鹰手营子矿区。

爷爷原本是教书先生，在家乡的乡村私塾教书。按照族谱，爷爷是“宝”字辈，名叫贾宝田。父亲辈是“国”字，爷爷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国卿、国栋、国梁，可见他的志向。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爷爷靠教书难以维持家计，就做起生意，时常出门，家里就要靠奶奶带长工照料田地。父亲是家中长子，是奶奶的帮手和弟弟妹妹们的榜样大哥。据奶奶说，父亲年少时，放学后和假期都会帮助奶奶做家事和田里的事。后来父亲早早出去工作，也是为在经济上帮助家里，所以他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个叔叔，在学校里读书的年头都比我父亲多。两个叔叔后来又都从事教师工作直至退休，二叔在一个小城中学从教师作到校长，老叔原来在承德师范教书，60年代初“困难时期”，因为城市人口按定量供应粮食，他吃不饱，就辞职回了老家，在家乡教小学。在家乡，爷爷奶奶无论是辈分还是经历见识还是子女的业绩都是名冠乡里，倍受尊重。我和弟弟在那里住时，爷爷已去世多年，奶奶是村里的最受尊重的长者。乡里乡亲们谁家有了家庭纠纷会来奶奶面前论一论；大姑娘谈恋爱有心事会来找奶奶聊一聊；有小孩烫到了家长会来问奶奶讨獾子油；有人配中药缺大枣会来问奶奶有没有……

我问奶奶，爸爸加入八路军你高兴吗？奶奶叹了口气说，你爸原来在承德市做事有月薪收入，每月交给我来补贴全家的生活；当了八路之后，不但没有任何收入，也不能经常回家看看，更是风餐露宿出生入死，让我日夜担心。爸爸也说过，当时正值家乡地区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加入八路军时，只有发了一身军服，就上战场打日本鬼子去了。从此吃住都没有保障，经常过家门不入不能回家看望父母，更是危险重重。但是那是加入了一个大的革命组织，一个热血青年的抗日民族组织。我知道，他追随的是正义、使命和灵魂的召唤。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晋察冀游击队是那个地区武装抵抗的主要力量，对父亲在那个危险的战火环境中进行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战争直至最后的胜利，我们知道的太少了。父亲曾经执笔写自传，已经写就了几十万字。在文革初期那个“造反有理”，以“莫须有”的罪名胡乱诬陷定罪迫害关押的无法无天情况下，父亲无奈地把写好的手稿付之一炬。十年文革之后他好像再也没有力量重新写起了。父亲在八十年代一个大手术之后出现过一次生命危机，在连续几天的高烧昏迷中，他不断地说着好像在战斗中与战友们呼喊鼓励的话。他的那些生死一瞬间的经历和故事，以及他自己的感受，都随他而去了，没有留下记录。这份遗憾，于父亲，于我们，都难以用语言描述。

在解放战争中，父亲编入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独立师，在那里他结识了妈妈。

妈妈家族祖上大多是读书人，出了一些文举人、秀才，她回忆小时候看到她奶奶衣柜里还有清朝官服和顶带花翎。还有一位六老太爷是武举人，其后代亦多武艺高强，有位叔叔年轻时能舞动一百斤大刀，他家武艺不外传，怕年轻人出去闯祸。妈妈的家乡唐山地区，是共产党早期创始者人称“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的故乡。因为李大钊的带动，那个区域受共产党的影响早，地下党活动也多。妈妈的亲戚和邻里中很多年轻人都早早地离开家乡，直到解放后政府为他们修了烈士墓，大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都出去参加了革命，很多人献出了生命。妈妈有两位伯父在北大读书，跟着李大钊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都被军閥和国民党杀害了，人头挂在北京城楼子上。家族中不少共产党员，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好几位，只幸存下来两位，妈妈的一位伯伯后来在国家计委工作，一位大哥解放战争中是团级干部，其他都牺牲了。

在这样的影响下，从小就是抗日儿童团员的妈妈和一个好同学好姐妹悄悄地计划也追随其他热血青年离家出去参加革命。她俩第一次离家出跑被家人追了回来，第二次成功地如愿以偿，跑到冀东军区驻地，正式加入了解放军，那年她十六岁。

在冀东军区参军后，妈妈被送入解放军开办的“建国学院”学习。那时国民党空军经常来轰炸，学校只得不断地转移。最后一次，在全校开大会时，会场又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很明显敌方的情报准确，轰炸目标明确，几架飞机以学校开会的礼堂为目标持续轮流轰炸，在密集的炮火下，礼堂的主席台最先倒塌，台上的学校领导等尽数被砸在下面，礼堂台下大厅里席地而坐的学员也被炸死许多。妈妈跟着其他坐在门边的学员们逃出礼堂，拼命往前跑到有树丛的地方，爬在灌木下，直到飞机和轰炸的声音停止了许久才从惊恐中醒过来。建国学院就这样被炸黄了。

妈妈被调到冀察热辽军区，并随部队从热河进入东北，编入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之下的独立师，当了文工团员。独立师的师长叫韩梅村，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带领一个师起义加入解放军，解放后部队到了江西之后他当了江西省农业厅长。独立师的政委叫钟辉，在军区开会完毕后回师部时，顺便把妈妈她们这几个小女兵带回到了师部。从此钟政委和师母待她们这些小女兵如自家孩子，直到解放后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及至后来任解放军炮兵政委时，妈妈去北京他家拜访也还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随便。

那时的独立师由国军起义来的一个师与解放军混编而成，爸爸任独立师第一团 – 418团的团政治部主任（按照那时的编制，团职军官包括：团长、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共四人），经常到师部开会，妈妈的文工团也经常下到各团旅慰问演出，他们认识并恋爱了。据妈妈说，在独立师全部团以上干部中爸爸是最儒雅最帅最出色的。

在解放战争大反攻时，他们的部队从热河省进入东北参加辽沈战役。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又改为东北野战军，是辽沈战役的主力部队，独立师正处于战斗的最前沿，而作为独立师的第一团更是在战火第一线：阻挡在葫芦岛登陆增援的国民党大部队。当时共军的一个团与对方国军的几个师对峙，坚守阵地，战斗惨烈，伤亡严重。有的营甚至几乎全员牺牲。父亲在战斗中受伤，但未下火线。妈妈说，她第一次见到爸爸时，爸爸的头上还缠着纱布。妈妈还说，辽沈战役中部队减员严重，在补充兵源不足的情况下，凡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愿意加入解放军的一律欢迎，不愿的发回家路费，连她的文工团都有俘虏加入进来。

辽沈战役胜利之后，他们的部队从喜峰口入关，编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48军11纵队，投入平津战役，包围北京，在北京外围，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守卫北京的国军司令傅作义同意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北京和平解放。

20世纪80年代后期，爸爸和妈妈第一次一起休假回两人各自的老家看望奶奶和姥姥，恰巧我也出差，配他们同程火车从哈尔滨到北京。从过长春开始，他们俩总是一起从软卧包厢车窗望着外面，回忆着讲着当年他们的部队在这里驻扎过、在那里打了什么战斗、…，从围困长春、辽沈战役，一直到包围北京。

在平津战役前，部队驻在家乡12里外的亮甲店，妈妈请假回家看看，部队还借给一个毛驴，妈妈骑着毛驴回家，家里有亲戚说，就别回部队了，还落下个毛驴。妈妈说那哪行，按时归队，随军南下。随后，村里有人传妈妈过长江时被鱼吃了，我的姥姥太姥姥都以为妈妈牺牲了，悲伤不已。直到53年妈妈随爸爸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抱着哥哥回了一趟家，才再次见到她的母亲和奶奶。

我们全家和姥姥

平津战役后，部队经短时整编训练后继续挥师南下。因为此时父母所在部队不再位于战斗最前沿，他们随百万大军，全程步行，一路未开一枪，过长江，进入江西。随后，爸爸去福建剿匪，妈妈加入一个特别任务大队去鄱阳县发动群众。妈妈在鄱阳农村时得了疟疾几乎丧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他们正驻扎在景德镇。那天他们彻夜未眠，放鞭炮扭秧歌庆祝胜利庆祝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岁末，在师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之后的迎新年晚会上，在全体师团干部的见证下，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那时妈妈在师部驻扎在景德镇，爸爸的团在60里外的鄱阳县田板结镇。婚后两个月，父亲调到江西军区政治部，父母同赴南昌。妈妈进入江西军区军政干校学习两年，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下姐姐和哥哥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军队医院。

1949年建国前夕，妈妈（前排左4）在部队文工团

1953年父亲母亲一同从江西军区调入炮兵，全家搬到广州。

在抗美援朝（韩战）时期，爸爸作为解放军慰问团成员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并在朝鲜迎来了停战。在朝鲜时虽然经历了轰炸和翻车等事件，父亲总算没有大难，但是在回国的途中，突然发了急性阑尾炎，颠簸的吉普车载着他拼命赶路回到中国一边的丹东市。可是那时侯军队有政策，爸爸那一级的干部要做手术需要军委批准（那时的干部好珍贵啊！）。在时不我待的情急之中，一个干部科长承担风险在医院为父亲的手术申请书上签字，医院实施紧急手术，给父亲切除了阑尾。妈妈现在还感激地记得那位科长的名字。

这张照片可能是赴朝慰问团时，右二是父亲

因此他滞后地回到广州。次年我出生在广州的陆军医院。在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之前，军队里的女兵大批转业，妈妈从军队转业到广州市东山区委工作。东山区距炮兵政治部驻地沙河区较远，妈妈带着我和一个保姆住在东山区委的宿舍，姐姐和哥哥由另一个保姆带着与爸爸住在沙河部队驻地的家里，全家每周末团聚一次。由于战事结束重心转移，1955年野战军缩编的同时，为方便接受苏联军事专家的培训，原来位于广东的为炮兵培养干部的解放军炮兵第八预备学校迁移至营口，一纸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字的任命状调任父亲到该学校任政委。我们全家与第八炮兵预校的师生官兵一同乘专列从广州北上到营口。弟弟在这里出生。

这两张应该是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不久的照片，其后父亲升为上校

随着和平时期经济建设需要而进一步裁军，营口的炮兵学校关闭。1958年，怀揣着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状，父亲出任黑龙江省委办公厅主任。父亲从此离开部队，转业到了地方，我家举家北上搬到了哈尔滨。（非常遗憾的是，以前看到过的这两张任命状居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