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下）——纪念参军入伍五十周年

润安泽泰

四

毕业离校，当兵无望。大好的青春年华在我整日无所事事，闷闷不乐中慢慢流逝。家人见状相继劝说，要我放弃当兵念头:或返校继续读书，两年以后高中毕业，身子骨结实了，再考虑当兵之事；或先寻觅个差事，借此调整下自己当下郁闷的心情，等来年春暖花开，参加招工去工厂上班。我一听就火了。来年当工人尚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当工人倍有面子。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回学校继续读书没门！一气之下我扭头去了武装部。

十二月上旬，招兵工作已全面进入政审和复查阶段。前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大院，如今变得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我来武装部干啥？因为我当兵贼心不死，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我要拿出电影上董存瑞当年入伍时的那种尽头，打算在武装部长期扎下去了。凭着自己坚韧顽强执着的精神，用软磨硬泡的蘑菇战术，彻底暖化他们那颗铁石般的心。

武装部领导咱不敢找，屁大的孩子没有级别，根本递不上话。科室咱不能去，人家都在按部就班正常工作，若影响人家的正事，惹恼了人家，不仅事与愿违，到头来岂不功亏一篑。

　　我轻轻推开会议室的门，屋内别无他人，只有单叔家的范阿姨一人依偎在火炉旁闷闷不乐地干坐着。

火炉是由一只废弃的汽油桶改造而成，碗口般粗的烟囱，垂直地穿过屋顶，直冲云霄。炉火因没人去打理，半死不活地残喘着。紧贴火炉摆放着五、六张普通三抽桌，桌子上面落满了一层薄薄尘灰。沿墙壁四周安放着七八张长条联椅。数把椅子散落屋内各处。除此再看不见任何一件像样的办公家具。室内陈设朴素简陋，还不如现在偏远贫困山区的大队部。整个会议室死气沉沉，没有任何生气。

范姨问明白我的来意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同病相怜”般的苦笑。叫着我的小名:“过来这边坐，咱们娘俩就在这里一起把武装部坐穿”。

母亲后来对我说，范姨是为她家二哥当兵而来的。因为她家二哥与我家大哥同为泰安一中一个级部的同学。文革时期又同为这个年级红卫兵的活跃人物。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代，他们在对待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反动言论问题上难免会有欠妥行为，难免会对部分人员造成一定精神伤害。我哥哥一年前已被父母安排去了军工单位工作，她家二哥却在当兵问题上，遇到一点小麻烦。后来在范姨据理力争的努力下，她家二哥的当兵，也终于如愿以偿。

　　我拉过来一把椅子，与范姨一起围坐在火炉旁。刚才还是奄奄一息的火炉，在我细心照料和百般呵护下，渐渐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不一会火苗迅速窜升，起劲地燃烧起来。数块拳头大的煤炭丢进油桶硕大的炉膛，顷刻便被饥不择食的熊熊烈火吞噬。煤块在炉膛中被无情撕裂着蹂躏着，痛不欲生地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煤炭裂开处，伴随滋滋声，浸出一些焦油。火凭油势，油助火威，火炉哪有不旺之理。因为有我，炉火方可起死回生。我坚信同样会有贵人出手相助，帮我拨开浓雾，给我带来光明和希望。

会议室里不时传出我们娘俩久违的说笑声。

　　中午时分，武装部动员科负责招兵的王参谋来到会议室。见到我先是心头一怔，然后焦急地对我来说：“你不在家好好呆着，来武装部干啥？你家人满大街找你，急的要死”！

“我要当兵”！

你当兵的愿望是好的，但要“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当不上兵，留在地方照样能够为国家做贡献呀。

这种说教，连日来我听腻了。我马上从椅子上站立起来，挺起瘦小的腰板坚定地说：我现在只有一颗红心，那就是当兵！

“好好好，你要当兵！我们这儿可不管饭。先回家去吃饭，吃饱了我们再谈当兵的事儿”。

我无可奈何，悻悻离开。

这天下午，我在母亲同事，泰安著名书法家张宝义叔叔的带领下，专程来到泰安地区计量标准检验所。

所里工作人员在黑暗的库房内，对我身高和体重进行了重新测量。并在张叔叔递给他的“入伍体检表”上，工工整整地填上：李晓民，男，身高1.57米，体重43公斤——身高体重基本达到当年男性参军入伍的最低标准。这张体检表成为我的翻身表、救命表，后来替代了原先那张不合格的体检表，正式进入了我的入伍体检报告中。我当兵之路由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得来真是不容易！

五

泰安岱庙遥参亭如今挂有“泰山第一行宫”匾额。这是历代帝王及王公大臣来泰山在进入岱庙举行正式祭祀大典前，先行在这儿进行参拜的地方，因此又称“草参亭”。文革期间这儿是母亲工作单位泰安市图书馆所在地，同时也是“红卫兵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泰安分部”重要活动场所。

遥参亭内当时有着极为丰富的藏书。是自己读书学习汲取营养的知识海洋。同时里面汇集了泰安文化艺术界众多的文人骚客和艺术名流。更是自己拜师学艺的理想去处。那时我在这儿曾跟着前辈们学过书法，玩过乐器。但由于自己缺乏天赋，加之玩心太重，心情浮躁，最终一事无成。



　　遥参亭院内西北角，是图书馆办公室。在这里我与进行走访的带兵领导第一次见了面。

来人共三位，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兰州军区通信总站集中台的报务主任龚祖祥。他是上海人，个子中等偏上，身材消瘦单薄，操一口浓郁的上海普通话。与人交谈时，脸上常常流露出淡淡微笑。让人感到亲切随和。

“今年多大了”，“为什么要去当兵”，“部队上的苦你能吃得了吗”等等，这些老套子的问题，一个月来我被反复问及，如今磨炼地已是滚瓜烂熟，死记于心。回答起来，堪比《智取威虎山》杨子荣与八大金刚对土匪暗语，来的那样麻利顺当。

最后按他们要求，让我拿出笔和纸，在上面随意写段文字和一些阿拉伯数字。我记得我写的是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排阿拉伯数字。他们传看后，交口夸道：“写得还行”、“写得不错”！相继露出满意笑容。当时我写这些，根本不知道来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现在回想，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就这么一写，竟成为我入伍做报务员的敲门砖。

接下来部队领导开始家访。

我参军之事，全家人大力支持，一致赞同。唯独我奶奶的心思让家人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怕的是，部队领导家访时，奶奶一旦流露出半点的不乐意，先前的一切努力便会付诸东流，我的当兵梦就会化为泡影。

奶奶起小十分疼我，拨到她碗中的好吃的，她一动不动，最后全都塞进我的嘴中。记得她有一串一米长短的古币，宝贝似的珍藏在她箱底的小包袱内。无论去谁家生活，都是随身携带，任何人不得一动。最后还是悄悄搁进我的玩具箱中。虽说我当兵之后，成串铜钱不翼而飞，可奶奶的舐犊之爱却深深融进我的心里……然而在奶奶风烛残年之时，我却要离开她，这让她怎能接受的了？

好在家访这天，来人被妹妹直接带去父母房间，而在客厅做针线活的奶奶，却被我牢牢盯住，自始至终没有给奶奶任何与家访的领导照面和搭话机会。在全家人的协同配合下，家访工作顺利落下帷幕。

 瞒着奶奶去当兵，至今都是我感情上难以释怀的一个心结。当兵第二年奶奶便离开我们，享年七十三岁。奶奶去世两年后的1974年春天我回家探亲，母亲才把奶奶去世的实情告诉我:奶奶临走时还不住地念叨我的名字，埋怨全家人不该瞒着她让我去“参”。我听后一阵心酸。没成想1970年12月26日，就是在我踏上从军之路这天，竟是与奶奶永久离别的日子。

六



我当兵入伍确定后，先后参加了两次由带兵首长组织召开的会议。一次是座谈会，一次是全体人员大会。

座谈会是在军分区招待所举行。由泰安接兵团团长曲政委召集并主持。当时到会的人数不是很多，主要围绕“怎样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问题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谈思想谈理想，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活跃热烈。会议还对每个人才艺特长进行摸底了解。济南陈如意以精湛高超的小提琴技艺而引人注目。他入伍不久便调往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城市的入伍新兵大会于1970年12月23日，在武装部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兰州军区通信总站无线电集中台的陈来友副主任召集并主持。泰城战友悉数参加。

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面孔：当中有我中小学同学石国华、张圣民、王忠军、宋岱民、陈荣、谢鲁安、邹振亚……，有哥哥的同学徐洪波、汤庆泉……，有老人同事及好友的子弟宋宪明、刘安洲、马平、李卫、于传忠、闫云海、周杰、周长文、秦继广……也有街坊邻居杨玉生等等。

在这里我还与张启智、闫庆明、王众、于军宁、侯寿安、吴平等战友见面相识。其中侯寿安脚上穿的那双增明瓦亮的黑色大皮鞋最为招风吸睛，走路时与地面摩擦发出的咔嚓声，更是赚足了全部到会者的眼球。到部队后，我和他们以及张雪山、刘西柏、周杰，还有后来的宋宪明、马平共同成为一个连队的好战友好朋友好兄弟。

大家见面相互握手道好，饶有风趣地交流畅谈着这些天来各自不同的经历。通过交谈我看到，我们中间绝大多数战友，真是福运恒通，艳阳高照，当兵之路简直就是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也有少部分人，尤其是我，入伍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好在这期间有武装部领导，有接兵首长以及送兵刘阿姨等热心人关心关照，我才得以绝处逢生，遇难成祥。有了今天与战友们欢聚一堂的机会。



　　

会上我们各自领到了盼望已久的《入伍通知书》。陈来友主任代表部队领导，向我们表示了欢迎和祝贺。他要求大家：自接入伍通知书之日起，就是一名正式的解放军战士。今后一定要用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每人的言谈举止都体现着军人的姿态，代表着军人的形象。绝不能再把自己混同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同时陈主任对前段接兵工作进行了回顾，对接下来工作做了详细部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我们当兵去向是大西北的兰州军区通信兵。战友们主要来自泰安的地直、县直、城关、角峪、范镇、邱家店等地，总计150人之多。

由军区无线电集中台负责招收的新战士，被编入同一新兵连的12个班。集中台陈来友副主任任新兵连指导员，集中台发信分队的徐养山队长任连长。集中台苏天来、龚祖祥、潘宗智、胡其顺、张建科、龚华以及通信总站倪凤鸣等领导分别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副排长和司务长。班长、副班长由新兵连领导指定那些年龄稍大且身强体壮的新战士担任。我被编入新兵连11班。班长副班长分别是刘安洲和张启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4号。我在武装部领到了入伍之后第一套65式冬季新军装。兰州军区地处高寒区，与当地战士最大不同的是我们头上的棕色驼绒棉帽和脚下的大头皮棉鞋。

当时我个头瘦小，即便是最小码的3号棉军装，穿上上衣犹如套上宽大的麻袋，一步三晃荡。蹬上棉裤，裤脚都能盖满脚面，不挽起半尺，根本难以迈腿。为此，母亲不顾一天工作的辛苦和劳累，连夜为我改制军装。她这边剪裁，那边缝制，用去了整整一个通宵。当棉衣罩衣这些衣服里里外外全部为我拾掇妥当后，东方的天边已微微泛出太阳初升的红晕。第二天早上，我穿着可体军装，精神抖擞地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疲惫的脸盘上露出了淡淡笑容。可谓是: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临行前我身穿改制后的军装与大哥合影

1970年12月26日这天早饭后，我穿上母亲一针一线为我量身改制的军装，背起背包，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带着他们对我的希望和嘱托，带着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与期盼，迎着初升的太阳，大步流星地朝向此次新兵出发集合地——泰安武装部走去……

我终于穿上了绿军装（上）——纪念参军入伍五十年

建国七十周年笔者和常年在疗养院休养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