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老先生的故事

丘坑人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

胡煥庸线

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煥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黑河—腾冲线”。

这条线从黑龙江省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36%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

1926年

1926年胡焕庸赴法留学前照及背后签名

1934年胡焕庸（右1）

在苏北淮河流域考察中

1946年(左2)

1946年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任研究教授

东南大学校友在巴黎

左起：吴骐、章昭煌、邰爽秋、凌纯声、严济慈、刘恺钟、胡焕庸、张宗蠡

“线下”胡焕庸

而这条线背后的学者胡焕庸，记者在试图还原他的过往时发现，他从与这个世界不间断的交流中收获的远不止一条“胡焕庸线”。

作为科学家，他完成了任务

每点代表2万人，20000多个点子纯手工点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地图上。靠着传统的“点子法”，34岁的胡焕庸首次发现了中国人口的分布规律，并于1935年发表了文章《中国人口之分布》，其中还包含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

他在文章中写道：“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爱辉），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什么人口普查，关于人口只有几个粗疏的数据，胡焕庸感觉人口分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时任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的他开始广泛地收集当时的人口数据，并将人口数据精密到县一级。除了当时内政部汇集的部分省县人口数据，胡焕庸费时数月，在若干同学的帮助下，于“各种公报、杂志中”搜取各省各县最近的人口统计，接下来便是枯燥而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点子工作——作图时不仅要参考县级行政边界，要利用自己的自然地理学学术基础，参考实测地形，将面积广大且地形复杂的县的人口也分出内部差异……前几年曾有媒体试图借助电脑重做一张当年的点子图，却发现，此举需耗时两三个月。

朱宝树，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第三任所长，师从胡焕庸。“给研究生上课时，他经常讲：治学要不断地做文章，地理学尤其要注意数据，没有数据就不是科学，没有地图就不成地理。胡焕庸线的提出过程最能反映他的这种治学态度。”

当2万个点子各就各位布于地图之上，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多寡一目了然。传说中的胡焕庸线虽然没有画上，但依据点子的排布已经能略见其形。胡焕庸在文章中写道：“过去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者，大多偏重于纯粹数字之推求，绝少注意于地理背境，研究其分布之稀密者……今试以中国地形图、雨量图、与人口图作一比较，则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之关系。”其研究目的已是非常明显。

“我的学生一入门，有几块内容必须要看，1935年的《中国人口之分布》是其中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博导、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丁金宏是胡焕庸的学生，在他看来，胡焕庸线的学术光辉一直都在。

“为什么画一根线、算一算账就值得那么推崇？胡老先生偶然发现中国的人口分布东南是密集的，西北是稀疏的，但并不像坡一样平缓渐变，而是有渐变，也有一个台阶式的突变。当点子落在图上后，他发现有个地方过渡得特别快，就好比一个瀑布带，从形态来看，有点像线性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先画了线再找的端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人口普查了，得到的数据放在地图上一看，胡焕庸线还是稳稳的，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说明了人口分布受环境制约很严厉，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现在，有很多人给胡焕庸线扩充了内容，认为他不仅仅是一条人口线，也越来越证明这条线有存在的自然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有选择性，地理环境的影响很深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顺势而为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均衡布局、均衡开发。”

对于老师的学术贡献，丁金宏这样评价：“科学家根本的任务就在于认识世界，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性的、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他完成任务了。胡焕庸线最本质就是找到了刻画中国人口空间形态的一个最为简洁的方式，最大的意义是在认识论上。后来越来越证明这根线没那么简单。从胡老先生的学术贡献上讲，胡焕庸线是其一，而他也因此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科，中国地理学会甚至认为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人口地理学，他带动了整个人文地理学的发展。”

任何事都钻得下去

1937年到1945年间，胡焕庸先生年年都有新作问世。

提起胡焕庸，必提胡焕庸线。然而丁金宏却说，胡老先生的研究范围其实远远超越人口地理，只不过从学术影响力上来讲，1935年关于胡焕庸线的那篇论文影响太大，才把他定位为人口地理学者。而胡焕庸最小的儿子胡企中清楚记得1998年父亲去世后不久，他从一位供职于气象部门的亲戚处听闻有地质、气象气候方面的院士级学者抱怨未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送别老师、前辈。

“既专又广”，胡企中这样评价父亲。在他看来，胡焕庸是个地理教育家，是个地学专家，人口地理只是他个人学术活动中的一小块领域。

采访丁金宏时，他翻出了凝结胡老师一生辛劳成果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仅看目录就能窥见这位老学者所涉猎范围之广，“黄河流域之气候”、“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产区域”、“世界经济地理”……“胡老先生是个通才。”至于通才如何产生的，丁金宏说，胡老先生如果被逼到某个领域，就会在某个领域特别的钻，但最感兴趣还是人口，一旦有机会还是会回到人口地理。

“他1953年回归学校，还是很想做人口研究，就于1957年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中国大学的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其间胡老先生还前往南通等地作研究，短短的时间已经有东西出来了。后来人口研究成为禁区，他又转向自然地理，做气象气候，曾出过《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文革’后，胡老先生还曾研究当时的新理论——板块学说，也曾出过一本小册子。”

就像根钉子似的，不扎出个结果誓不罢休。听讲了几个胡老先生的故事，每个故事里似乎都有这样的影子。

1926年，胡焕庸渡海法国深造，他近乎疯狂地吸收着法国的地理知识：“我自己主要是在图书馆读书，星期六或星期天法国学生几乎没有来图书馆的，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照常在图书馆看书不停。”（胡焕庸《治学经历述略》）

在此期间，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教授给胡焕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阅读了白吕纳所有着作，把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以及各本着作加以综合分析，写成长文《白吕纳教授的人文地理学介绍》寄回国内发表。而后，1935年在学生所译白吕纳着《人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胡焕庸全面介绍了他对法国学派人地关系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心得。

“他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在理论上强调人地关系论，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总体，他体会到学习地理学不仅要懂得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尤其要研究最能集中体现人地关系的人口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吴传钧《胡焕庸大师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而这一切也为胡焕庸线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他留法不是为了弄个学位，单纯是去找名师听课看书，剩余的时间就用在图书馆里，觉得学到家了就回来了。”胡企中又说起了胡老先生于美国考察时的一些情况，“他居住华盛顿时，专门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租借了一间研究室，用来读书。”

另一件事是做苏州中学校长。1931年，现代苏州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新学年突然辞职，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与中央大学联络，希望胡焕庸能顶上三个月帮忙维持局面。胡焕庸皆因事务太忙婉拒，那年正值江淮大洪水，中央大学和胡焕庸的家里均遭水淹，在这种情况下，省教育厅的官员淌着大水三次登门，终于打动了胡焕庸。

这个中学校长一做就是两年。两年间，胡焕庸的每周安排就是三天南京、三天苏州，其间中国遭遇“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国难当头，苏中校内人心不稳。为了稳定师生情绪，胡焕庸当即把一家老小都搬到苏州，让留校的师生有了主心骨，“他即使干这样的事也是做得很出色。”胡企中听过父亲做苏州中学校长时的一些“创举”：“他在中学开化工科、招女生，省统考苏中学生还占据了前三名。”因老校长在上海，苏州中学的学生晚年经常来沪聚会，胡企中也与其中一些人有过接触。“他对学生说他是‘爱国主义’，什么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在苏中担任校长的两年间，胡焕庸多次慷慨陈词，鼓励莘莘学子读书爱国。他在《反日救国特别弁言》中写道：“其教育目的，不仅为培植建设之材，以应承平之世也；一旦国家有变，挺身赴难，以戡乱除暴，为天下倡，抑亦士人所应有之素养。”而在《中国人口之分布》这篇学术文章的末尾，胡焕庸还发过这样的感慨：“惜自暴日入侵以后，继有伪满之独立，其地处于他人治下者，迄今已三四年，强邻侵略，日进不已，白山黑水，不知何日方能重返故国……”

治淮也是如此。1921年和1931年，胡焕庸看到淮河发生过两次大灾，“苏北大部沦为一个大湖，积水几年不退”（胡焕庸《治淮与我》），他虽感痛心，但并不了解其中原因。

1934年，胡焕庸带着几个学生去苏北考察，“乘暑假之机，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走遍了苏北大部分地区，考察了各地的实际水流，征询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包括当时的江苏运河工程局……”回到南京后，着手写成考察报告《两淮水利盐垦实录》。然而这本书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说出了国民党政府导淮之举并不科学，印出来就被悄悄地烧毁了，胡焕庸还因此受到了当时高层的指责。后来有人将此话转给胡焕庸，学者脾性的胡焕庸只是觉得“我所考察的是事实，我发表的是我的看法”。这件事在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王铮的博客中也有着墨。“另外一次他还说起1949年，当时国民政府给他送了机票让他去台湾，他拒绝了，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地理的，中国人口问题这样严重，离开大陆就没法研究了。没想到后来让我当自然地理学教研室主任’。后来我知道，他曾经因为公开指责孔祥熙政府腐败，对淮河灾害救灾不力，与国民政府不和。孔祥熙曾经指责他：‘有的大学教授，胡言乱语。’我问起事情由来，他说国民党政府腐败了，还不让大学教授批评，所以他对他们失望了。”然而，胡焕庸与淮河的联系并未就此结束。

1950年淮河水患又发，胡焕庸被派到治淮委员会参与治淮。去了以后，他就专心研究淮河，第一项工作就是查历史文献，根据地势高下和河流历史变迁，提出一些意见；作为技术委员，把大局方面的意见提完后，胡焕庸又直接参加了苏北灌溉总渠的勘线，加上后来一些措施的跟进，苏北水患的严重局面至此改观。

生命的密度如此，正如胡企中口中描述的父亲：“他是不会闲着的。”

“单调”的生活，高密度的研究

丁金宏还记得投报胡老先生门下的情形，准备继续攻读地理学博士的他决定“认祖归宗”，就用信件将自己的意愿从南京寄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几天后，胡焕庸先生给他回了信。这封信让丁金宏很是好奇：老先生的字迹抖得厉害。到了上海，丁金宏才知道，当时85岁的胡焕庸右手已经抖得不能写字，而为了对抗这种衰老带来的不便，胡老先生开始学习用左手书写。耄耋年纪似乎并未给胡焕庸的继续研究带来多大的障碍。

　　“他很急，急着要在地理学领域再多做点学问”，这是正面接触“师祖”后，丁金宏的感觉。胡焕庸198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招收博士，第一届只招了一人，中间停了一届后，1986年重新开始招收，而且名额一下子提到了三个，丁金宏就是三人之一。“我们到华师大考博士生，考到最后一门课时监考老师说，胡老先生很想先见见你们”，这让丁金宏觉得很意外，“还在考试，导师就要求见面，放在今天是不可想的。他很恳切，说只要我们考试过了就可以去他那里，我能感觉到他那种需要有人跟着他把人口地理学研究推进下去的迫切心情。”

正式接触后，丁金宏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这位“师祖”的不一般，“他特别勤勉，86岁的高龄还在高校工作，放在今天也是非常少有的。当时他还是人口所的名誉所长，但这个所长绝不是单单挂个名字，他就没离开过研究前沿。”丁金宏说，在他们来华师大的前几年，胡老先生还与助手一起写了几个大部头，包括《中国人口地理》《世界人口地理》——这两部着作可谓是汉语环境下人口地理的开山之作。他们去了之后，胡焕庸先生每年还会有文章发表，比如《中国人口区划》，老先生觉得这是中国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因此还出了英文版。“到了这个年纪，他还一直在思考问题，只要在家里就不停地想、不停地写，直到后来长期住院。他这么高年龄又不图什么。”丁金宏记得，晚年胡焕庸先生还带着华师大人口所每年出版《人口研究论文集》，而每期的头几篇几乎都是他做的。胡焕庸先生早年的另一高足——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在纪念文章中也记录了胡焕庸先生晚年的成果：“在1985年到1990年间，平均每年发表成果10.4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竟然出现了他一生中最高产的奇迹。”这里还有个丁金宏从胡老先生口中得知的玩笑：80多岁文章仍见诸学报期刊，于是有人从台湾致信胡老，问他是不是原来的那个胡焕庸，“感觉时间已经很长了，怎么媒体还在介绍？”

在丁金宏的口中，胡老先生知识结构的更新速度也极快，“读书的时候，照顾到胡老先生年纪大了，几个年轻学生没事的时候都尽量少打扰，但是他过段时间就要找我们去，一方面听我们报告，一方面给我们讲最近的时鲜事。他找我们去，总是先问你最近有什么想法，最近做了什么，如果没达到他的理想，他就会让我们关注什么领域，经常说出一个东西来，我们都很惊讶，有一些我们年轻人都闻所未闻。这个时候，他就会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

丁金宏等学生对老师追赶知识的速度也曾纳闷过。直到去图书馆、资料室借书才发现了秘密：“我们当时就很奇怪，图书馆里的书尤其是外文文献，很多都用铅笔做着标记，后来知道地理系要进的外文书都是胡老先生亲自去订的，他特别重视外国的研究信息。”而胡企中深知父亲研读学术原文的习惯，“他说，你要在学科前沿的话，就要把原着看到。他50岁学俄文，马上就可以用俄文作为工具来了解当时苏联的有关信息，并用于他的着述之中。日文也是很早就学会了，一个亲戚告诉我，他和我爸爸十几岁时同时开始学习日文，一人买了一本日文书，待下次碰见我父亲，我父亲已经在用日文看材料了，他还在背字母。他这个人抓住了就会钻下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文革”后从狱中出来，胡焕庸就先关注到了上世纪70年代整个地学界盛行的洋底扩张板块构造理论，还在学习这一全新理论的基础上，编着出版了《世界海陆演化》一书。“他说过地理学界的人应该跟上地学革命的步伐”，胡企中说，“我现在常懊悔，他们这个领域有很多深的问题，我当时有条件多了解，当时没顾上。”

就像水滴落于石上，这些成果是年迈的胡焕庸一点点“钻”出来的。考虑到胡焕庸先生年纪大了，学校就安排他在华师大一村居住，附近因为造楼常常哐哐响个不停，并不是个做研究的好环境，但胡焕庸还是保持着每天清晨起来就看材料、写东西的习惯，8点半到9点还会走出家门到办公室看看大家的工作情况。对于这种急切，丁金宏曾从胡老先生处获得一个解释——“年纪大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时间是按年算的，而我是按天算的。”但丁金宏觉得这只是原因之一，“据我所知，他青年时代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后来他在‘文革’时被关押起来，浪费了十多年，所以他更加珍惜时间。1978年他从狱中出来，一句怨言也没，第一时间就重提了被中断的人口所的事情。”在《我和人口地理学》一文中能感受到胡焕庸对于痛失时间的难过之情：“在十年内乱中，我完全没有看业务书，完全没有做科研。更痛心的是我几十年收集的图书资料荡然无存。虚度十年光阴，更是不可补偿的损失。”而说到当时被抓起来的场景，有人告诉了胡企中一个插曲：青年教师去抄家，却看到胡焕庸端然坐在木椅上，正边读边记德国气候学家汉恩的巨着《气候学教程》和柯本的《世界气候》。

对于时间的珍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后辈。据胡企中回忆，胡老先生的晚年生活也是十分“单调”，惟有看书写东西，社交活动很少，“我印象里只有一次参加过上海年龄相仿的大知识分子间的聚会。我们兄弟姊妹的几个小孩来到老人家里，一人被安排一张书桌做功课，彼此间就没声音了，打扑克这种浪费时间的事情绝对不可以。”

宗师百代，沐桃荣李报三春

朱宝树曾问过胡焕庸，喜欢被称呼胡先生还是胡老师，“他说喜欢后者，因为先生谁都可以用，而老师能表明自己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人。”

胡焕庸做教师的念头由来已久。他的父亲是私塾先生，却因积劳成疾早逝，幼年的胡焕庸只好与母亲、外祖母和姨母合住，靠着母亲与姨母缝制衣服换来的工资勉强度日。他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的老师有个男孩，比我小一二岁，老师经常抱着他，教他认字，每天如此，这给我极大的刺激。我想，我的父亲要是还在人世，我一定也是由父亲抱着教书；但是今天，我在相比之下，只有含泪高声朗读，发奋图强，希望能取得成就。而我母亲也常常勉励我继承父业，能当一个教师。”这大概是胡焕庸勉力求学求知最初的动力。

因家境贫困，到了上大学的年龄，胡焕庸险些辍学，此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免费招生，只是入学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而在这10︰1的录取率里，胡焕庸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位，也为他日后遇见恩师——气象学界泰斗竺可桢先生做了铺垫。1920年，哈佛大学学成归来的竺可桢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设地学通论、气象学、气候学、世界地理等课程，同年学校扩建为东南大学，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这时胡焕庸也定下了毕生努力的方向，集中精力专学地理和气候，而他后来也成为竺可桢最喜爱的两个学生之一。胡企中从亲戚口中得知父亲极为重师道，“竺可桢先生过南京，我父亲把他接到家中，老师坐着，他站着、两手垂着，毕恭毕敬。”

1928年，胡焕庸回国，担任起中央大学地学系教授，成为竺可桢的得力助手。此后多年，胡焕庸在培养地理人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担负起气候学和自然地理的几乎全部教学任务。胡焕庸非常强调教学要联系实际，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科学考察，上世纪30年代，祖国的四面八方，包括环境艰苦的西藏高原，都有中央大学地理系师生的足迹。

对于学生，他也极为保护。“胡绳曾在苏州中学读书，当时是个进步学生，那时吴县军警抓进步学生，父亲就义无反顾地开了后门叫这些学生赶紧走。这段往事据说后来被胡绳记录了下来。”胡企中说道。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央大学迁到四川重庆郊外的沙坪坝。炎夏，胡焕庸先生带着助教、职员、工人三个人，钉了60几个大木箱，把地理系大量教学用的仪器、地图、期刊装箱，用轮船运到重庆，他一人独自先行。“到了重庆很艰苦，办学也就是创业，但学术水准不能丢，当时整个学界就是这样。”

当年的流亡学生杨玉廉今年99岁，抗战时期跟着胡老先生读过气候学和中国地理，老太太回忆起那时的胡老先生，仍然带着敬仰：“印象里胡先生上课很能抓住中心，从中心慢慢引发出来讲一个地方的气候、人文、山川水势，那时没有书，记录的条件也不好，但是他讲课的内容脑子里都能抓住。比如现在所说的那个人口分布分界线的概念，上完他的课多少年以后印象依然很深。”

对胡先生的样子，老太太也是记忆深刻：“胡先生就是个学者的样子，脸总是红扑扑，人很漂亮，我们那时背地里都叫他美男子。”

“不是都说他裤脚管总是吊得高高的？”一旁的胡企中插进话来。

“对，有这个印象。”抗战时期无论是办学还是求学都是艰苦的。“先生们的住宿条件也不怎么好，一间很简陋的屋子，屋内跟屋外一样是泥巴地，篱笆围着就是墙了，胡先生常把我们叫到家里聚聚，就好像一家人。有的老师上课来，下课就消失了，但他不是这个样子，有时还跟我门讲讲我们家里的事情，就像我们的兄长父母一样，我们很喜欢到他家里去玩。”杨玉廉记得，毕业后的工作就是胡老先生介绍的，到一间乡村学校教书。为了报答恩情，她回学校还给老师带了一大袋子米粉。

再到上世纪60年代的课堂，那里有着朱宝树本科时期至深的记忆：“他上课时肩上扛一根指图棒，大地图一挂，就海阔天空地开讲，完全没有讲稿。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抓不住头绪，但是逐渐能体会出那里面有他的思想。他说治学就像瞎子摸象，越摸越像，也是他治学的过程。”朱宝树还记得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胡老先生定的，1980年前后阿尔巴尼亚赠予我国一万株油橄榄，胡老先生注意到这些生长在地中海气候中的植物在同纬度东岸、水热条件组合相反的地方竟然生长良好，于是给了朱宝树一个研究题目——《地中海气候代表性植物油橄榄在我国引种的地理分析》。“胡老先生对新鲜事物很有感觉，有意无意地培养我们的逆向思维。我当时还不理解，但后来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这种‘油橄榄思维’一直跟随着我，我也传给了我的学生。”

胡老先生桃李众多，“解放后的地理学界骨干，这代人基本上是我父亲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说这句话的胡企中很有底气。2001年，中国地理学会纪念胡焕庸诞辰100周年，有学生为胡焕庸先生撰联：“驰骋八方，以地称人谱一线；宗师百代，沐桃荣李报三春。”两句话，70余载教研人生浓缩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