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所谓纳谏，就是君主接受臣下的建议或批评。这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能做到的极少，而由于长期的君主专制，皇帝独揽一切大权，他们金口玉言。其一言一行就是法律，“恶闻其过”已成积弊。隋场帝骄矜自负，曾说:“我性不欲人谏，如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就连讲了几句实话的官女也不肯放过。尤其是末代亡国之君，更是骄奢淫逸，护短拒谏，喜则无功受赏，怒则无辜遭殃。将相、忠臣因直言相动而遭杀身之祸；阿谀奉承之徒却因投其所好而飞黄腾达。</p><p class="ql-block">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将相、忠臣，因直言相劝能得善终者寥寥无几，而因“忤旨”遭贬或杀身灭九族者比比皆是，“伴君如伴虎”的古语，可谓一语破的。</p><p class="ql-block">唐太宗李世民亲身参加了隋末唐初的政治斗争，目睹了隋炀帝因护短拒谏而招来亡国杀身之祸。因此，他即位后以亡隋为戒，一反过去君主不接受批评的恶习。为使国家长治久安，避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他“居安思危”，兼听广纳，励精图治。</p><p class="ql-block">他常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况且“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优劳，不能尽美”，加之“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国家兴亡，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来自臣僚的建议或批评。他认为，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被难受者，药面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鸠毒之甘口也。明主纳谏，病因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p><p class="ql-block">因此，他要求百官直言极谏，而他自己则要做一个思过纳谏的“明主”，不做护短拒谏的“暗主”。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下令修洛阳乾元殿，张玄素的谏疏措词尖锐，酸辣刺耳，太宗不但没有对他治罪，反而赐绢二百匹，以资鼓励。</p><p class="ql-block">唐太宗牢记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至理名言，以亡隋为戒，从谏如流。这对贞观时期的政治生活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避免和防止了唐太宗及其统治集团的许多过失和错误，形成了“贞观君臣论政”的良好的政治风气，从而保证了唐政府能够较正确地制定和推行切合时宜的方针和政策。培养了大批的谏臣，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使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唐太宗曾经得意地说过:“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著名的谏臣除魏征外，还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等。这些人尽管年龄和学识水平不同，但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懂得治国安邦之术。他们的建议或批评，大大地减缓了唐太宗走下坡路的进程，对“太平盛世”的出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并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p><p class="ql-block">唐太宗自己也非常明智地说，即位后，“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他还将自已比作石间之玉，把谏臣比作良工。他在与魏征的一次谈话中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联以道德，使联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作为一个兼长创业与守成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是历代帝王所不能与之媲美的。</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