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三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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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是我们最期盼的时间，这个时间点是广播讲故事的时间。《半夜鸡叫》、《高玉宝的故事》、《鸡毛信》、《向阳院的故事》，一部接着一部播放。到时间了我们楼栋的小伙伴们，都会端着饭碗筹到一起，边吃饭边听广播故事，每当听到最精彩的时候，就会听到“明天继续播讲”，这时小伙伴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发出一声叹息。 一段时间全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各个单位都在吃忆苦饭，听忆苦报告。学校用野菜拌麸面做的窝头，野菜煮水发给同学们吃，教育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邀请老工人，老红军听他们痛说家史，揭露万恶的旧社会是如何欺压劳动人民的，每次会场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听得痛哭流涕，还会义愤填膺，挥臂怒喊口号“打倒地主、资本家！”，“打倒反动派！”。 从小我们学的是《老三篇》；看的是《英雄儿女》、《闪闪的红星》；听的是《鸡毛信》、《向阳院的故事》；唱的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喊的口号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上课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吃过忆苦饭；跳过忠字舞；学农割过麦子；学工织过布。我们学习雷锋做好事，遇到老年人我们会去搀扶，遇到工人拉车我们会去助力推扶，遇到摔倒的小朋友我们会去拉扶。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人吃不上面包而被活活饿死。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吃得饱穿的暖，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从小我们受到的就是这种正统的积极向上的革命传统教育，至使今日让我始终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二） 我家住在三厂绿化街40号楼，楼门前有两颗大槐树，每年槐花盛开的季节，大人小孩都会拿着自制的钩子爬到树上钩槐花，我们几个女孩子在树下接着抢着，将槐花从树枝上捋下来就吃，吃到嘴里甜甜的，别有一番风味。我们楼栋前还有一个篮球场（我们叫灯光球场），每周都有篮球比赛，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观看比赛，此时这里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小孩子也跟着筹热闹，人前人后挤着看，跟着鼓掌，跟着叫好。时过境迁，如今楼栋门窗已破旧不堪，昔日的老邻居都已搬迁别处，门前的两颗大槐树也早已不见，宽敞的灯光球场改造成了集贸市场，生活便利了，空间变小了，当年球场的吹哨声，球员的呐喊声，球迷的喝彩声再也不复存在了。 生活区洗澡堂每周星期天开放一次，那个年代能有个洗澡的地方真是太幸福了。每周我们楼栋的几个小女孩都会相约，端着一个搪瓷洗脸盆，带上洗澡用品，说是洗澡用品实际上就是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把梳子，有条件的买上一毛钱一包的洗头粉，一次不舍得用完还要分两次用。那个时候哪里像现在有洗头液、护发素、沐浴露，有时我们包一点洗衣粉就当洗头粉用了。洗澡堂有两个泡澡池子，旁边一排四个淋浴头，想想这么大一个厂一周开放一次，生活区有几千上万个家属，哪里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可想而知里面是一个什么状况，热气腾腾的烟雾下，人挨人人挤人，尽管池子里泛着肥皂沫污浊不堪，但孩子们仍然会在里边扑腾玩耍戏水打闹，淋浴头下能挤五、六个人排队冲洗，这样每次洗澡下来都会耗时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还不知能否洗干净。 生活区还有开水房，我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提着竹编暖水瓶打开水，每次去之前母亲都会嘱咐“路上小心点，不要烫着了”，日复一日的重复着这句话，但还是经常会看到小孩子在打开水路上跌倒暖瓶摔碎，小孩子吓得惊魂落魄，一怕烫着，二怕挨吵，那时暖水瓶也是家里不可缺少的一件家当。母亲的话始终保佑着我。 三厂食堂是一个能够容纳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走到食堂门口一股热气腾腾的饭香味扑面而来。我们家离食堂很近，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母亲就会让我端着锅，去食堂买馒头打稀饭，如果有客人来了还会去食堂买小酥肉、糖醋排骨。馒头二两粮票四分钱，稀饭一两粮票两分钱，荤菜一毛五或两毛一份，素菜五分或一毛一份，职工食堂没有盈利，价格很公道，尽管这样厂里大多数家庭都还是以自己做饭为主。那时我特别喜欢去食堂买食物，因为能看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我最喜欢食堂的食品是糖醋排骨和葱油饼，虽然吃不上但最起码能饱个眼福，我看到那么多好吃的，心里默默的想，等我长大挣钱了挨着吃个够。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合作社，在我的眼里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好东西。酱油、醋、糕点、雪花膏各种香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总是让我闻不够。那些糕点平时很少吃到，只有在生病的时候，父母才会给开个“小灶”。最经典的动物饼干是我们的最爱，各种动物造型，吃到嘴里香甜酥脆。一段时间我整天趴在玻璃柜台下面，看着各种玩具、文具、糕点，掰着指头算着给老家的小伙伴们带什么礼物，一次营业员看到笑着问我：“小妮，你掰着指头算啥嘞？”我不好意思，扭头跑了。 生活区南北两边的建设路、棉纺路是当时的主要干道，几大纺织厂的大门就在棉纺路上。小时候我们经常趴在厂大门的铁门上，看着进出的叔叔阿姨们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围裙，拿着吕制饭盒匆匆忙忙的上下班，有时还会偷偷溜进去洗澡（厂区里的洗澡堂全天开放仅供职工洗）。记得在三厂大门前晚上时常会有卖花生的老太太，母亲有时会买上一两花生用小手绢包着带回家，分到我们每人手里也就寥寥无几，吃到嘴里那个香呀！只是那个香味再也回不来了。 三厂对面是工人文化宫，占地有几千亩，里面有露天舞台，舞台两边还有观礼台，下面是个足球场，市里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也称万人大会。此外还有篮球场、电影院、礼堂，有花园、亭子，我和小伙伴们会经常到这里游玩，赛跑、捉迷藏、爬高上低的，我们玩遍了文化宫的每个角落，这里留下了我们幼年时无数个脚印，留下了童年快乐的回忆，如今的文化宫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碧沙岗公园也是小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公园里有各种动物，老虎、狮子、猴子、孔雀等等，还有假山、花园草坪、亭子，正对着北门的方向有北伐军烈士墓碑，记得还有冯玉祥的题词。每到星期天我们就会缠着父母带着去碧沙岗公园玩，那时每周仅休息一天，到了星期天父母就会忙活很多家务琐事，所以不是每次都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每年的“五一节”、“国庆节” ，市里就会在公园搞游园活动，公园里彩旗飘飘，人头攒动，节日气氛十分浓厚，公园里还搭建了很多舞台，由各个文艺团体、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文革期间的节目除了样板戏就是忠字舞，但那时的人们永远都看不厌听不烦，拥挤不动，意犹未尽。 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什么钢琴、舞蹈、画画想都不要想。物资生活也没有那么优越，什么巧克力、奶油蛋糕、可乐、果汁也根本没有听说过。三分钱一根的冰糕是我们的最爱，五分钱一根的牛奶冰糕，八分钱一包的香草饼干是奢侈品。家里有点好吃的，母亲都会藏起来分次发给我们，细水长流。那时最盼望有病，因为有病就能有好吃的，父母会围着自己嘘寒问暖。 收集糖纸，是当年我们小女孩的一个普遍爱好，把糖纸按人物、动物、成对的还有玻璃纸的进行分类加在书本里，我们会把皱巴的玻璃糖纸洗一洗贴在门上，等凉干了再存放。我保存有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期间的糖纸，有文革期间的糖纸，还有整套的八个样板戏糖纸。我们经常去糖烟酒店，去文化宫捡糖纸，每当看到路上的糖纸就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我们小伙伴们会经常相互交换糖纸玩，这些糖纸至今我都保存的完好无损，有些糖纸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有空的时候我会经常拿出来翻看，回忆一下童年。（哪位朋友如果也有这个爱好可以给我联系，我们共同分享） 我们那时作业很少，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玩，从没有上过什么补习课，我们有大把的课余时间玩儿。放学后女孩子跳皮筋、跳房、抓子、撑交（绳）；男孩子斗鸡、跳高、打弹蛋、摔“面包”，晚上是孩子们捉迷藏的时间，这些民间游戏现在的孩子见都没有见过。 （三） 我们楼栋里，有的人家里有奶奶或姥姥跟着一起生活，回到家就能吃到现成饭，家务活都有老人帮助做，我好羡慕她们，而我们家就没有这个条件，在我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家务了。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母亲从小就灌输我，“男孩子干出力活，女孩子家务活就应该多干一些”。我八岁就站在凳子上学揉面蒸馍；八岁母亲就把家里的零碎旧毛线拿出来教我织毛衣，我的第一件毛线作品，是给自己织了一件五颜六色的毛背心，至使今天我看到一个花型就能织出来；八岁就开始学补袜子，那些年家里的袜子破了都是补补再穿，父母出门前会找出一堆破袜子让我在家里补，回来后会对我大加表扬，哄的我干劲十足。我也确实是个做手工的好手，从来也不烦，这也促使我十四岁学会做布鞋，从浆布、纳鞋底、到上鞋帮，给自己完整的做了一双布鞋。十七岁我自学摸索着裁剪制做了一件短袖上衣，穿在身上还像模像样的，也自此开始了我的缝纫之路，至今我们家的缝纫机就没有停用过，我织的小孩毛衣送给我的亲戚朋友们遍布各地。 有时我会埋怨父母，为什么要把我从小培养成一个具有超强生活能力的人，让我如今变成劳碌命。我们这代人特别是城市出来的，不论男女大多从小都会干家务，父母上班子女又多，没有时间照顾家里，所以很多家务都需要子女自己做，不会干家务就会饿肚子。每当和同龄人叙说往事时，都会有相同经历，当年我家邻居大姐就非常能干，我并不是个例。 现在的人们会说，这么小就开始干家务，难道不学习吗？文革时期的学校政治活动多，作业很少甚至没有作业，没有补习班，没有高考，毕业后没有招工，而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加上“白卷先生”、“黄帅事件”、“唐河事件”的影响，哪里还有学习的气氛。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学校才有了生机，社会上才有了空前浓厚的学习气氛，可惜这一年我们毕业了。 我们的家庭和所有家庭一样，小时候兄妹们也免不了吵闹、打架，最后总是以我失败而告终。我们家虽说只有我一个女孩，但干活最多，挨打也最多，父母从未因我是唯一一个女孩而娇惯袒护我，而对弟弟特别偏爱，小时候我一直不得其解，心里愤愤不平，心想等我长大了再说。为此长大后我总是以此来“控诉”父母，当然父母予以否认，母亲给出的答案是“你小时候脾气倔好哭”，我不这样认为。以后长大成人了，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和原因：一干活多，出的错也多；二兄妹之间吵闹打架，女孩肯定是吃亏一方，偏偏女孩又爱哭；三母亲在文革期间是个活跃人物（保皇派），在外面未免受到冲击，心情不愉快，回到家会把情绪带到我们身上；四弟弟是家里最小的，天下所有父母都偏爱最小的，总结以上原因我挨打能少吗？然而长大后父母对我的关怀和厚爱让我铭记于心。 知识青年下乡年代，每家只能有一人留城，父母念着我是女孩，让哥哥下乡我留城了。毕业后虽然留城但社会上到处都是待业青年，想找个正式工作如此之难，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帮我安排了工作，我还挑三拣四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而父母都满足了我的要求，以后有了孩子父母又帮我照看孩子。我感谢父母对我的关爱和付出，但这个“谢”字始终埋在心里从未表达，如今我只能用行动来报答我的父母。 计划经济时期每个家庭生活水平基本不差上下，子女少没有负担的会好一些，子女多负担又重就会差一些。我的父母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人均生活在当时只能算是中等水平。我们家继承了父亲山东老区人民的勤俭，母亲江浙人的精打细算，所以从小养成了勤俭持家，生活中精打细算的习惯，买物品讲究物美价廉，至今我买东西都很挑剔。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每当我在物质上提要求时，父亲就会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所以从我记事起，父亲没有给我买过新衣服，也没有给我们买过零食，但是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我穿的衣服没有比别的小朋友们差，我们家隔三差五的也会吃上红烧带鱼、红烧肉。粗粮多时每顿饭先吃粗粮（红薯面、高粱面窝窝头），再吃白面馍。因为母亲是南方人我们家每天都会做大米饭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