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写诗

赵树发

那些年，我们一起写诗

文/赵树发

我说的那些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真正属于诗歌的年代。诗人之间无关职业，无关贫富，无关性别，无关年龄，相识与相知，完全源于诗，源于彼此的诗歌阅读和对写作的尊敬，源于嗜诗如命般的共同爱好与共鸣。诗人之间听到名字就感觉像亲人一样，见面时只要说上一句“我是写诗的”就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相互的关系纯粹得只剩下了诗，全然没有世俗的拘束。

我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写酸了吧唧的分行文字了，真正懂得诗歌、理解诗歌是在1986年。那个时候徐敬亚所供职的《深圳青年报》和蒋维扬主编的《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诗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打旗号、称派者接近百家。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对诗坛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他们”、“大学生诗派”……这些诗歌流派的旗手后来都成了当代诗坛的标志性人物，比如于坚、韩冬、李亚伟、尚仲敏、周伦佑、欧阳江河等等。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写“朦胧诗”的北岛、舒婷和顾城以及为“朦胧诗”摇旗呐喊、“三个崛起”之《崛起的诗群》的作者徐敬亚。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我们中文系的公共邮箱里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诗友声援徐敬亚的信。其实徐敬亚是吉林大学中文系的，他们误以为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了。当年，我作为辽宁大学诗社的“主力成员”（峻岭语），频繁往来于省城的各种大型诗歌活动，并不厌其烦地拜会省城的知名诗人。也是当年，我在沈阳市第五届诗会上结识了获得一等奖的待业青年西岸和获得三等奖的“情歌王子”万琦。记得当时西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靠稿费活着”。这句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以至于我现在也能靠稿费活着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是他的这句话给了我鼓励，让我一直坚持到今天。到了1988年，我差不多走访了省城一大半的新闻和文学媒体，见过不少编稿的诗人，包括《辽宁日报》的丁宗皓、《沈阳日报》的齐世明、辽宁电台的林雪，还有现在还在努力提携我的、当时的《诗潮》主编罗继仁先生。

那个年代辽宁大学诗社在全国声名显赫。1980年，我的学姐兼诗姐阎月君等编辑了一本《朦胧诗选》，在全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三个崛起”之《在新的崛起面前》的作者谢冕先生亲自为这本书作序，肯定了《朦胧诗选》的文本价值和学术归类。后来，我们上届诗社的学长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后朦胧诗选》，同样掀起了一点风波。到了1988年，时任辽宁大学第六届诗社社长的侯多野联合我等五人搞了一次《中国高等院校、中专学校诗歌大展》，虽然没有前两次引人注目，但在全国的校园文学社里制造了一些响动。那个时候，大学里的校园诗人和省城的社会诗人都知道，辽宁大学有几个写诗的。再后来，我的学弟兼诗弟峻岭等又编辑出版了一本《最新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收录了我的三首诗），发行仪式的时候还专程邀请我和侯多野回了趟母校。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1988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营口，认识的第一批亲人就是活跃在营口文坛的诗人们（此前我在市内举目无亲）。那个时候我除了写诗没有任何爱好，除了诗友基本上没有其他朋友。我差不多在两年之内就发遍了市内所有能发表诗歌的平台，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厂报和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的内刊，后来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家。时任营口电台文艺部主任的丛云峰先生在“文艺窗口”栏目编发了我的诗歌后，专门配发了一篇短评，题目就叫《营口有个赵树发》。

　　认识翟营文的时候他刚刚中专毕业。好像是1989年春天，我在一张憋憋屈屈的油印小报上看到一首青涩的诗，题目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但诗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其实我和她只隔三条街。”就为这句话，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翟营文所在的纺织厂总机转至某车间的分机电话。那时我们尚未谋面，甚至还不知道对方的年龄。我只说了一句“我是一粮库的，也写诗”，一下子就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后来我从一粮库写进了大机关，翟营文随后也从纺织厂写进公安局。

认识王爱民的时候，他正在读营口师专中文系。我看了他当时发表在《营口日报》副刊上的一首诗《老街》，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1989年夏天，王爱民毕业后分配到盖县农民中专教书去了，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媒体上一直没看见他的名字，就约上翟营文，事先也没打招呼，直接就登上大巴车去盖县的东部山区找他去了。那个时候交通极为不便，等我们找到他家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王爱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条件有限，就炖了一锅酸菜加野生蘑菇招待我们，酒足饭饱之后，我和翟营文就在他家的土炕上和他们一家三口一起，和衣而卧。其实那次去找王爱民，没有什么特别目的，就是想当面跟他说：“你得写呀。”后来王爱民真就恢复了写作，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了一句非常感性的话：“使劲地握疼你的手！”三年之后他出了一本诗集，作为敲门砖，进了《营口日报》社。

认识沙爽的时候她还在营口纺校读书。在她家低矮的平房里，她给我看她写在日记本上的诗歌手稿，我惊奇于她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错别字。她的每一首诗都毫无矫饰之情，始终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全然不顾忌世俗的喧嚣和躁动。她小小年纪就有诗作见诸于权威的《诗刊》，她坚实的文字功底让我刮目相看。沙爽毕业的时候我和诗友贺紫威帮她安排了工作，在一个民政口的仪表厂当质检员，后来在薛涛的力荐下，进了《辽河》杂志当编辑，从此走进了专业作家队伍。

认识董琦的时候，他正在创作《诗体三国》，那时候他风光得不怎么平易近人，但董琦出第二本诗集的时候，特意邀请我去他家帮着选稿。认识于成大的时候，他一直处于背井离乡状态，为了谋生四处漂泊，我们俩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其间通过几封信，他特立独行的钢笔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俩一见面就感觉恰好是想象中的样子。认识禹得志的时候，是在九十年代初（禹得志说他在沈阳当兵的时候曾去辽宁大学看过我，时间是八七年或八八年，但我忘记了）。记得有一天，他拿着一本《诗潮》杂志来单位找我，兴奋地说，邓荫柯给我发在《诗潮》上的组诗写评论了，我当时正在跟同事打麻将，对他的到来没有足够的热情和响应，禹得志站了一会儿，忽然火就上来了，当着众人的面踹了我一脚，头也不回、骂骂唧唧就走了。认识李胜春的时候是在姚志刚家，姚志刚介绍说他是社会人，诗写得不错。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他确实靠拳头闯荡过江湖，他为人豪爽，诗也大气。认识郭金龙的时候，他刚刚出了一本诗集《太阳雨》，让我由衷地羡慕和嫉妒。再后来，相继认识了薛涛、曲文学、许德彬、张雪亮、王志宏、吕传海、付刚、张健等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在营口这个地面上经营出了自己的一点小名声。据许德彬回忆，他第一次下馆子是我骑着跨斗摩托，把他从师专的宿舍里接出来的；据张健回忆，我还住独身宿舍的时候，他曾经代表师专文学社去看过我；据薛涛回忆，他初涉文坛，曾经造访过我当时供职的工商所，说我利用职务之便，还给他拿走过一袋水果；据我自己回忆，当时年轻气盛的吕传海和付刚，拿着打印好的《营口市青年诗人学会章程》来找我，想推举我出任会长，我掂了掂自己的分量，理智地谢绝了。现在，薛涛已是闻名全国的儿童文学的大家（薛涛也有诗集问世），沙爽的散文创作也在全国有一席之地，曲文学在小小说领域赢得了一定的地位，董琦在长篇历史小说领域独辟蹊径，成绩斐然，翟营文、王爱民和于成大一直在诗坛耕耘，都可以称作是国内知名诗人。我则一头扎进了曲艺圈，玩起了商业写作。所幸的是，我还没有放弃和远离诗歌，偶尔也写点诗，或为他们写写诗评，他们每个人的进步，都是我骄傲的理由。

那些年，我们身边集结了一大批诗歌写作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共同的身份就是诗人。那些年，我们一起写诗，一起愤青，一起不知天高地厚地憧憬着未来，互相之间只有羡慕和鼓励。那些年，我们互相也攀比、也帮衬，怕别人掉队，也怕自己掉队。那些年我们这些人在诗歌的道路上，幸运地得到了雁翎、丛云峰、刘文景、李弘等前辈诗人的悉心指导和引领，幸运地得到了我们称之为“诗兄”的姚志刚、刘秋烈、李秀文等人的无私帮扶和提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这些人后来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得益于诗歌这门技艺的给养，成就了我们现在还算说得过去的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过来，那种感动依然滋润着、温暖着我们平凡的人生。当很多人羡慕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想说，在诗歌这条道上，没有横空出世一说，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内心是何等得纯净。时至今天，我们这些人都已接近或超过了知天命之年，身份和心态都迥然于从前，唯那份诗歌的初心还在，这是我们终极一生的宝贵财富。

最后我想说，一路走来，感恩有你们，有诗和远方。

　　作者简介

赵树发，男，辽宁营口人。1988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诗集、杂文集、诗论集、曲艺作品集5部。“小说北2830”成员，营口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营口理工学院文艺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