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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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一一《安顺城记》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访谈

记者 刘现虹 康馨月

12月25日，82岁高龄的著名学者、《安顺城记》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冒着严寒，在身体状况不益走动的情况下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安顺，参加《安顺城记》首发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

问：请问设计编撰《安顺城记》的想法缘何而起？出版发行在当下的意义？

答：编撰《安顺城记》的想法由来已久，我有清晨早醒半小时在床上“胡思乱想”的习惯，2004年11月2日那天，我突发奇想，能不能用仿《史记》体例的方法来写地方史志。接着，我给安顺的杜应国打了电话，把编撰《安顺城记》这一奇想告诉了他。这粒种子就在16年前的冬天萌芽了。

酝酿重写新时期的安顺地方志《安顺城记》动因即在时代、历史背景。其一是我们在考察与思考贵州文化的当代发展时，发现在现当代中国文化总体结构里，贵州文化始终处于“被描写”，甚至根本被忽视的弱势地位，由此而提出了一个“贵州本地人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同时发现了一个“文化的安顺”:安顺拥有独特文化，自成一个完整的地方文化生态圈，这才是被遮蔽在历史深处的这座城市的本原。而这样一个“文化安顺”，却是我们长期忽视以至完全陌生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寻回失去的安顺文化”的任务。其二，在新时期对安顺文化的考察与认识，不能就安顺谈安顺；对家乡土地的认识、把握、描写，必须本于本土，又高于本土，有一个全国、全世界的大坐标，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于是，我们又发现，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消灭差别、去个性化、文化趋同的背景下，以多元化与多样性为支点的地方性文化，就显示出一种特殊价值:它是制约全球化单一与趋同法则的最重要的平衡点之一。这样，我们的安顺文化考察与书写，就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要通过《安顺城记》的编写，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以此重新凸显地方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价值、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尝试性的例证。

问：您说小城里自有大文章，你是怎么样把一个人的梦变成一群人的梦，带领70余位作者做当代“司马迁”？

答：这是一部以安顺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乡贤与乡民）为中心的地方历史。“土地”“文化”和“人”，构成这本书的中心词、关键词。那么谁来写？我们确立“黔人和黔友相互合作”的原则，主编与编委成员，既以本土学人为主体，又吸收了非安顺籍但对安顺有深厚感情、有所了解与研究的外地学者参与。同时有意识组织了一支老中青作者队伍，从“30后”到“80后”，六个年龄段，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形成了一支“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达到了“既出书，又出人才”的双丰收。

我们还计划把《安顺城记》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学资源与教育资源，在广大青年和市民中普及、推广，为方兴未艾的地方文化、乡土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我们更着眼于未来，为后代子孙了解贵州、安顺文化，认识脚下的土地，提供基础性的历史文本。撰写《安顺城记》是一件“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通过《安顺城记》的写作，纪录今天，告知后人，从中获得了自身的精神慰籍与成长，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您曾经在安顺工作生活18年，安顺给您什么样的印象？您怎样认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答：安顺给我的印象是：安顺人生活非常悠闲、安逸，但是在悠闲中也有自己的追求和坚守，守住一些做人的基本底线。

我21岁到39岁人生最美好的18年生活在安顺，这块土地哺育了我，我拿什么来回抱？作为一个学者，只能通过编撰这本书来回抱安顺这块土地。

现在年轻一代有种倾向，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大中城市到国外，这是逃离了土地失去了脚下的根。另外一种，虽然在这块土地上，却不了解这块土地。要了解这块土地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希望年轻一代，从历史入手通过读《安顺城记》进一步了解本地历史，认识脚下的根。同时参加一些文化经济建设，在实践中认识安顺的这块土地。

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除需要经济发展外，还需要有精神追求，希望《安顺城记》能为安顺的发展鼓把劲。书的出版，既是总结也是开始，希望年轻一代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更多创新，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在前人基础上建立起“安顺学”，为建设安顺历史文化名城再立新功。

集众家之手 成一家之言

——探寻《安顺城记》背后的故事

记者 康馨月 刘现虹

12月25日，由著名学者钱理群领衔主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主持编撰的“发展视野中的贵州城市记录系列丛书”第一部——《安顺城记》首发式会议在万绿城铂瑞兹酒店举行。

这部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体，以安顺文化、安顺人民为中心书写的地方史志，从立项到结成果实，历时八载，凝结了七十多位编委和文史界作者们的心血。不仅为后人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重要的文献支持，更为中国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尝试性的例证。

这本地方史志为什么耗时整整八年才真正问世？该书又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现场采访了多位文史届专家学者们，探寻《安顺城记》背后的故事。

十年磨一剑 砺得梅花香

“其实从2004年，我们就开始萌发了想要编撰一本地方史志的想法。”《安顺城记》的总纂杜应国向记者谈起了最初的构想。

杜应国说，安顺的历史虽可远溯至先秦乃至史前时期，但因边远闭塞，故历代史书有关安顺的记载极为稀见，几为空白，直到明以后才稍有改变。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安顺老一辈乡贤多次组织编纂了《安顺府志》，并在地方志编撰中不约而同出现的意欲寻求新体例、新写法的多种努力与尝试。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顺开始了的新地方志编修，虽然其体例设计虽显得较为系统、完备，但却出现了千志一统、千志一面的现象，缺乏应有的变化和多样。因此，如何扬长避短，既要摆脱新、旧方志的局限，又要能够发挥旧志之所长，写出一部具有地方特色、能够将缺失的民国历史续写下来的新安顺志，就成为地方文史界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安顺城记》的创意和设想应运而生。

经过多年筹备，2012年，一个以“撰写一部仿《史记》体例的《安顺城记》”的文史项目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得以启动。目标虽已确定，但这次编纂的不是一本普通的文学书籍，而是体量宏达的地方史志，编委们不仅要保证书中各处均真实客观、有据可依，又要在表现形式上生动、全面、有所创新，工作量无疑是巨大的。

2013年，刚刚上任的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守应开始与杜应国搭档，接手《安顺城记》的组织与服务工作。上任之初，高守应就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既然做了就要做好，不能图政绩而把“历史”做成“快餐”，要全心全意为《安顺城记》的编纂提供好田野调查、资料收集打印、分发、手写稿的电子化，成稿的汇总、编排、送审等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努力把《安顺城记》做成精品工程。”

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推进，编委会确定由市社科联具体承办，并商定主编与编委会成员，既要以本土学人为主体，又要吸收非安顺籍但对安顺有深厚感情、有所了解与研究的外地学者参与，发挥各自长处，相得益彰。

同时，设立了一个“主编——编委会——总撰稿人——撰稿人”的组织结构。由主编提出总体构想，负责最后审稿；编委会进行具体联络、组织工作；而最有特色的是设置“总撰稿人”，实际主持撰写工作。总撰稿人提出“编撰构想”，具体设计全书的条目、结构；组织作者队伍；最后负责统稿，严格按照统一的要求， 修改文字，核对资料，有的甚至重写或部分重写。这就有效地解决了“以众人之手，立一家之言”的矛盾，保证了全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成浑然一体，而非各个条目的拼凑，保证了全书的质量。

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写《安顺城记》不仅是一项学术工程，更是一种感情的投入，一种生命的投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这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谈起这本地方史志的编撰，钱理群的话语掷地有声。

事实上，这不仅是钱理群的心声，更是广大参与编撰《安顺城记》作者的心声。在该书编纂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文史届各专家学者无偿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光是投稿作者就有百余人，社科联收到的第一稿就达三、四百万字之多。

“在图书编撰的过程中，曾发生了许多让我非常感动的故事。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叫陈国经的学者的投稿，当时他老人家已经有80岁的高龄，但听说我们想要为安顺编写一本地方史志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半年多的时间里，陈老手写了上万余字的作品。然而，就在他亲手把手稿交到我们手里核对完毕后，他却不幸离开了人世，没能见证《安顺城记》的诞生。”高守应遗憾的说道。

安顺籍学者丁武光也是其中一位撰稿人。他回忆道：“2012年11月底，当杜应国先生将编纂《安顺城记》的方案发布出来时，整个贵州的文史届都热血沸腾了，我当即就决定要参与到这个大工程里面来。这个参与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重新理清思路、重新思考、重新发掘史料的过程，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收获。这本史志的编纂过程虽然漫长，但我却一直都对它充满了信心，因为我相信有这样一群不以功利为念的“好人”在坚守着，这件“好事”就一定能做成。”

70多位学者们无私奉献，最终成就了《安顺城记》的诞生。图书出版以后，钱理群以个人出资的方式购买了1000套，赠送给省市县各地市（州）、县图书馆和大中学校收藏。他表示，希望把《安顺城记》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学资源、教育资源，在广大中青年、市民中得到普及推广，推动和深化地方文化建设及文脉传承。

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尝试性例证。

　经过研究、搜集、校对，今年12月，这本用“大散文”笔调书写的地方史志终于顺利出版面世，全书共7卷，计230余万字。

在《安顺城记》首发式会议上，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张本强动情的说：“这本厚重的书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市文化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为子孙后代了解安顺文化，认识脚下的土地，提供了基础性的历史文本，为我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激发安顺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热情和信心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和精神养分，各位先生、各位专家学者的辛勤付出，必将随这一成果载入史册。”

据了解，该书在地方志的体例、理念等方面均提出了颇具创造性、实验性、开拓性的构想，如在变通性地采用《史记》的体例与结构的基础上，也参照传统方志学的体例，并作了重要的调整与分解，形成分篇较细、门类较专的特点，凸显了地方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价值、重要意义，并为中国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性的例证。

更为难得的是，市社科联和贵州文史馆在编写该著作的过程中，还有意识地在组织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作者队伍，做到了六个年龄段的作者通力合作，并且各得其所。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形成了一支“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达到了“既出书，又出人才”的双丰收。

“入宝山不能而空手归”。下步工作中，我市将把对《安顺城记》的推广普及与地方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安顺城记》转化为一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激发更多安顺人对本土文化的兴趣、信心，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讲好安顺故事，展示安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