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三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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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在三厂，三厂的生活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生活区里设有学校、幼儿园、食堂、医院、合作社（商店）、图书馆、洗澡堂、理发店等等，所有居民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家属楼是苏式三层楼，坐便抽水马桶，黄色方块化学地板，这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楼栋，每一颗花草树木，都留下我太多的回忆和遐想。在这个小社会中我逐年长大。 我出生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1960年，母亲生我时回到了上海娘家，我是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的，据此我的户籍本上永远记载着“出生地上海”。这也为我以后的粮食供给提供了便利，六、七十年代粮食匮乏，每月仅对南方人供应五斤大米，而我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我上面是个哥哥，父母二胎生个女孩当然很高兴，父亲受苏联女英雄名字的启示，给我取名“卡娜”，在我八岁前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小名“卡娜、小卡”，而父亲从来都不叫我名字，总是“丫头、丫头”的叫我，我很烦但也无法阻止。然而文革中母亲未和父亲商量，私自将我们兄妹仨的名字给改了，名字组合为“红卫兵”，父亲知道后很生气，但已无济于事。至今老邻居老阿姨们还仍然叫我“小卡”，说实话我不喜欢现在的名字，太有时代感了，“卡娜”多洋气呀！ 在我一岁多时一场大病差点夺去我幼小的生命。那个年代幼儿得麻疹是常见病，而我偏偏又在麻疹期间患上肺炎，当母亲把我送到纺织医院（现在的市中心医院）后，医生当即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束手无策一直在哭。父亲因外出执行任务怎么都联系不上（当时通讯设备落后），然而那天晚上父亲在巩义执行任务时突然害眼疾，两只眼睛红肿，领导即派车把父亲送回郑州，父亲赶到医院时看到母亲在哭，奶奶嘴里嘟噜着在祈祷，我静静的躺着那里，医院已穷尽所能。父亲当机立断做出转院决定，那时医疗设备差没有救护车，半夜三更他们抱着我坐上一辆三轮车来到医学院儿科（现在的郑大一附院），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同时立即进行抢救，医生拿着一小支玻璃瓶针剂问父亲“你们家条件怎么样，这药是德国进口的10元一支，打不打？”（六十年代初人们的工资也仅有几十块钱，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父亲果断的说：“打”。这样住院十多天，连续打了十几支进口针，再加上其它的抢救措施，总算把我的小命救过来了。医生说：“麻疹肺炎是毒上攻毒，九死一生，能救过来不容易，算孩子命大”（那时医学落后，医疗条件差，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大病）。 回头想想，如果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害眼疾，如果父亲没有果断要求转院，如果父亲放弃使用进口药，我早已变成黄土滋润大地了。可以说是父亲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天晚上又为何不是父女间的一个心灵感应呢？因为这个麻疹肺炎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疾病——支气管扩张。 三厂幼儿园的原址在现在三厂医院的南边，离我家一步之遥，幼儿园那个二层楼很有建筑风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中间是办公室，水磨石地板，两边各有个楼梯，两边上下有两个大教室，木地板，吊扇，这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豪华建筑了。我是在三厂幼儿园从小班到大班长大的，因为母亲在幼儿园工作，所以从小就受到老师阿姨们的宠爱，每天阿姨会变换着给我梳各种发型，盘头麻花辫，马尾辫，丸子头，吃饭每人一个鸡蛋，有时阿姨会把多余的鸡蛋再分给我一个。幼儿园每周末会给表现好的小朋友发不同的奖品，有时一朵小红花，有时一个食品袋，食品袋里装着各种水果糖，我拿着奖品高高兴兴，一蹦一跳的回家给楼栋的小朋友们显摆。 国棉三厂是市里为数不多的供外宾参观的单位，三厂幼儿园也是必去参观的地方，如果哪天有外宾参观，阿姨们就会给我们小朋友统一穿上小白兜兜，女孩子扎上蝴蝶结，阿姨们弹奏着脚踏琴，领着小朋友们唱歌跳舞，外宾们对我们的表演拍手鼓掌，等外宾走后阿姨们就把小兜兜和蝴蝶结收回了。 一九六五年春我随母亲回到上海，这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回上海，我们大包小包带了河南的大枣、核桃等土特产。大姨和大表姐去车站接的我们。我第一次见到了外公（实际是第二次了，只是出生时不记得），我也跟着表姐叫“阿公”，他那浓郁的宁波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能看出来他很喜欢我，给我买好吃的。阿公是上海手帕厂的退休工人，住在上海小西门一间很小的平房里，所以我们每次去上海都是住在大姨家里。 大姨家有三个女儿，大表姐给我的印象是话不多，看到她总是在干家务，而二表姐和三表姐，整天带着我在她们的里弄里楼上楼下的到处跑着玩，玩的好开心。至今我和大姨家的几个表姐关系都非常好，来往密切，虽是表姐妹胜似亲姐妹，我们相见无话不谈，每次去上海她们都会热情的接待我们。 我第一次坐电梯是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第一次坐有轨电车是在上海的北京路，第一次照哈哈镜是在上海大世界，母亲还带我游玩了豫园、外滩，还看了木偶剧，吃了上海小笼包。当时我虽然只有五岁，但对那次在上海的每个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让我更高兴的是，母亲给我买了一双红色小皮鞋我爱不释手，这双红皮鞋是我儿时的最爱。 这次上海之行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上海大白兔奶糖、上海五香豆、上海年糕，上海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地方，以至于后来每隔两年我就想去一趟上海，我对上海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不约而同的是我的儿子从小也对上海情有独钟，如今定居在了上海。这也是我母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她的后代又回到了上海，风水轮流转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帮派，只看到大人们整天开会、游行、吵架（实际是两派辩论），大街上到处贴着大字报，时常听到大卡车、消防车啦着警笛声，车上站着头戴柳条帽，手拿棍子的工人，也会听到大人们议论哪里打死人了，哪个领导是走资派被揪出来，常常看到被戴着高帽游街的人。 为了安全，父母把我们兄妹三人送回山东老家，我的老家在革命老区沂蒙山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乡村生活。回老家后父亲把我们兄妹仨分别安排在三个亲戚家，我被安排在三姑家生活，因为三姑家有个表姐在村里当老师，父亲为了让我跟着她上学。母亲会定期给几家亲戚寄生活费，还会寄书本、文具、糖果。 三姑家有七个子女，是个大家庭，六十年代的城市粮食是供给制，粗粮多细粮少，可想而知当年的农村又会是怎样的呢？每天煎饼卷大葱，拌咸菜，糊涂汤，一年四季似乎吃不到白面见不到油星。偶尔来亲戚了，才会包一顿饺子，饺子吃在嘴里全是菜没有油水，更见不到肉星，尽管这样也很解馋。那段时间我常常想起大米饭，想起白面馍，想着父母什么时候能来接我们回家。 乡村的孩子们什么都没有见过，我回老家刚进入夏季，穿着粉红色人造棉连衣裙，红色小皮鞋，他们围着我看，像是看外星来客一样，我带的文具盒、带橡皮的铅笔他们也当稀罕物，当时我就想着，等我回郑州我要买很多礼物，回来发给村里的小伙伴们。但是等我再回去的时候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老家的生活虽然贫瘠，但是很快乐，我跟着表姐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整天跑着疯玩，光着脚丫跑田野捡豆芽，下河沟捞小鱼，去菜园挖萝卜。老家的小河清澈见底，我们趟着漠过脚脖的河水戏水打闹，光脚踩在水里的鹅卵石上光滑舒服，河水溅湿的衣服一会就干了，这些快乐都是城市生活没有的。电影《南征北战》就是我老家的背景，那条河就是我老家的河。 也就是这段时间，我在老家首次听到了沂蒙小调“沂蒙那个山来，好风光……”，至今每当听到这首歌，我都会热泪盈眶，会想到山东老家的亲人，想到我的父亲，想到儿时的小伙伴，想到那里的一山一水。我爱沂蒙山，非常怀念那段时光。 一九六七年冬我要上学了，父母让四叔把我们送回郑州，回到郑州的我，穿着三姑给我做的大腰棉裤，绣花鞋，花棉袄，一口沂蒙话，俨然就是一个山东小土妞。而因为回老家，让我躲过一劫，保留下了我一双长辫子（文革一段期间长辫子都被剪），拖至臀部下面，走到大街上会引来人们惊奇的目光。 入学后我不敢和同学们说话，一直在极力的改变自己。因为入学晚了几个月，我学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是“S”，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车儿慢慢的走……”。回到家父亲考核我的学习情况，从课文中抽出一个字我不认识，但让我顺着课文念，我会很顺溜的念下来，父亲说我的学习不扎实。后来我学习很努力，很快就入了主流，学习在班上名列前茅，经常考双百分（语文、算数），作业写的整洁工整，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也受到同学们的拥护，入学的第二学期，我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至此我肩负起了学生时代副班长、班长的重任，直至毕业。 我们是三厂子弟学校，现在的三厂幼儿园就是我们小学的原址，L型的两排平房前面是一大片操场，有两个老夫妇专门给学生们打开水，厕所是旱厕，冬天上厕所寒风刺骨。后来我们学校又搬到现在三厂医院的位置，此后又搬到三厂对面的纺院，在此高中毕业（一九七五年我转学到郑州市五十一中）。 我们班同学的父母来自五湖四海，有半数是南方人，还有部分山东人，他们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从江苏、上海、山东支援郑州纺织事业的技术工人。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融入了南北方生活习惯，南方人学会了包饺子，北方人学会了烧南方菜，大家其乐融融，和睦相处。 那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人心，两三个人就能组织一个宣传队，大街上随处可见小学生们，找个空地扎起架势就开始唱样板戏跳忠字舞。路上遇见一个人不管是否认识都会让他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不会背诵我们还会对他批评教育，那时不论什么场合首先要先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楼栋有六、七个年龄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聚在一起排练节目，晚上我们把楼栋的叔叔阿姨们组织到一起给他们表演节目，我个人表演的节目，是在山东老家跟一个大连女知青学的歌，“人说毛泽东思想比太阳，我说太阳比不上，比不上，太阳上山又下山，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这首歌至今记忆犹新，随口可唱。 小学二年级，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活动，我也被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从班上推选到年级又从年级推选到学校上台演讲。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小小年级也背的滚瓜烂熟。那时人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争做好人好事，人人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枚毛主席像章，各种形状各种板面，有夜光的，有转色的，人们把毛主席像章的设计，发挥到了极致。我的胸前也经常变换着戴各种像章，以此为荣，以此为傲。 那时候最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时期，人们激动万分，欣喜若狂。各个企事业单位组织编排了不同类形，各种花样的方块队，制作了绚丽多彩、雄伟壮观的大型彩车，大街上到处红旗飘飘、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口号声、锣鼓声响彻四方。我们学校也组织了军鼓队、腰鼓队、藤圈队及方块队参加游行。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排着队，跟在学校游行队伍的后面挥舞着小红旗，喊着口号“热烈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在迎接“十大”召开时，我参加了藤圈队。那个时候的人们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精气神，这种精气神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们生活区每个周末都要放映一场露天电影，文革期间很多电影禁演，而经常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奇袭白虎团》、《英雄儿女》，我们永远都看不烦，每个情节都会背下来，其中《地雷战》中有个情节，伪军假扮老百姓探情报，看到一个老人叫“大爷”，下面看电影的孩子们都会齐声答应“哎！”，回想到当时的情景，好可笑呀！周六晚上我们会早早的吃饭，夏天还会带上厂里发的冰水，搬着凳子去占位置，开演前小朋友们在一起嘻笑打闹着，这时的我们是最快乐的时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