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广胜寺《唵》字赞

中镇隐士

　　广胜寺《梵题书》、《唵字赞》考证广胜寺上寺后大殿前墙壁上镶嵌着碣一方，长方形、高82（厘米）、宽60（厘米）。青石质，书体为楷书，上方为（唵）字，两侧佛教警语；

义净三藏于西天取得梵书唵字所

在之处 一切鬼神见闻者无不惊怖

下部为太宗皇帝御制赞诗一首；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龙蟠梵质层峰峭，

凤展翎仪已卷收。

正觉印同真圣道，

邪魔交闭绝踪由。

儒门弟子应难识，

穿耳胡僧笑点头。

我在广胜寺文管所工作近三十年，一直弄不清楚方碣上方的图案是什么，因此请教了多位老师和多位专家，没人能说太清楚。甚至有一位省级的专家给客人介绍《唵》字是（玄武），他的理解是这方（碣）镶嵌在广胜寺最后一座大殿墙体内。所以他说是玄武。那么问题就来了，南（朱雀）、东（青龙）、西（白虎）又在哪里？为了把这个图案弄明白，查找了有关资料。这首诗，是在《梵题书》、《唵字赞》添加两联再创作。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成书的《中牟县志》卷七中，发现一首标题为《题梵菴篆符》的诗，也与上面诗类同，作者为唐太宗。敦煌唐代手抄文书《题梵书》诗的作者是唐玄宗。究竟是谁？唐太宗或者唐玄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考据了《唵字赞》诗短序中所述从“西天”引入梵书“唵”字的“义静三藏”其人。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扬州兴云寺有法名为义净的沙门，随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义静是鉴真的弟子之一，在日本主持塑造了奈良唐招提寺中的“本尊毗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这些佛像至今还供人参观。但传世文献中，他没有去过“西天”（印度），更不懂的梵文、具有“三藏”尊号的记录。

三藏，原是佛家三大类文献；经、律、论的总称，后来成为精通；经、律、论的学僧的最高荣誉称号，如玄奘三藏，不空三藏等等，有如今天学术界的所谓“宗师”。扬州兴云寺的义净没有达到“三藏”一级的水平，与《唵字赞》中所说的“义静三藏”不象是同一个人。

《唵 字 赞 》中的“义静”更可能是唐代译 经大家“义净”的误写。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三十七岁在广州搭乘波斯商船经苏门答腊等地辗转到达印度。在访问印度三十余国、学法二十五年后，携带四百多卷梵文经典经海道返归东土。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到洛阳时，武则天亲自率领百官出城迎接。义净一生共翻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与鸠罗魔什、真谛、玄奘齐名。他长期留学印度，精熟梵文，学术成就无愧於“三藏”的崇高称号，应该就是《唵字赞》中所说的从西天取得梵书“唵”字的“义净三藏”，只是铭文中把“净”字错刻成了“静”字。如果上述推测正确，（题梵书）诗的原作不是唐太宗。此时义净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小沙弥，更没有去过印度，唐太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义净引入的梵书《唵》字赞的。从生卒年代判断，看到义净引入的梵书“唵”字赞的皇帝不是唐太宗，而是唐玄宗（那么广胜寺《梵题书》“唵”字赞诗；太宗皇帝御制赞也就不对了，应是玄宗皇帝御制赞。此碣刊于何年，文中无记。据有关专家称，碣为宋人刊立之物。也可能是刊石时觉的太宗比玄宗更贤明的缘故；所以刊为太宗！殊不知给我们带来了种种谜团。好在我们有年号、事件考察为证。弄清楚年代和义净引入梵书“唵”字，有助於我们近一步理解 《题梵书》诗。义净去西天求经时，印度本土的大乘教已经日见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吸取了大量印度教神秘仪式的密宗金刚乘。密宗修行主张“口、身、意”三到，其中的“口到”，就是口念咒语。在诸多咒语中，“唵”字占据重要的地位。如藏密中最重要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弥、吽”，就是以“唵”字开头的。义净在印度求法期间，必然受到当时印度佛教主流密宗的影响。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早就相信符录咒语具有神秘的力量。

义净回国後，把密宗咒语中最重要的“唵”字依梵文字（母）形状画成符录，如同诗中所述一毫（鹤）立蛇形，也认为它具有神秘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唐玄宗显然是看到了用五天文字（梵文）书写的“唵”字，注意到周围人的反应，有所感而写下了《题梵书诗》。他看到的是中土僧人（支那弟子）因不懂梵文默默无语，而佩戴耳环的洋和尚（胡僧）则因理解字义点头微笑。这首诗的灵感似乎产生於有印度僧侣的寺院里。当时的长安、洛阳，这样的寺院为数不少。从诗的轻松气氛推测，这首诗应该题於景龙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军政大权之前。从景龙四年到接位成为皇帝之间二年里，他忙於铲除太平公主势力，不会有余暇到寺院去看梵书。李隆基登上皇位以后，如果到寺院题诗，他身边的大臣们，其中不乏诗坛高手，肯定会题诗唱和，但《全唐诗》中找不到其他与此相关的诗。《梵题书》诗中原作为“（支那）弟子应难识”，在这里换成了“儒门弟子应难识”，“儒门”乃天下儒教至高组织。“支那”一词的古籍是北宋初期赞宁的《宋高僧传》（成书於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赞宁在所撰唐代外裔僧侣智慧、极量、慧琳的三篇传记中，多次依他们的口气，称呼中国为（支那）。其中智慧、极量是印度裔；慧琳是疏勒（今新疆省喀什地区）人，长期在印度高僧不空手下打杂。追本溯源，（支那）应当是唐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这个称呼是否是印度人的原创？后来是否传到其他地区去，手头没有可供进一步分析的资料。李隆基是知道这个称呼的，所以写入诗中。安史之乱以前的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作为当时世界级超级强权的皇族主要成员，李隆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毫无自贬的意思。当时的印度，分裂成数十个小国。唐帝国的远征军，还有干涉人家内政，参於印度国君废立的记录？古代印度人称大唐帝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为（支那），也不可能带有贬意，但时过境迁，今天一部分同胞对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非常反感，认为是耻辱。日本人口中的（支那）有没有贬意？只要查一查历史上日本人如何称呼中国就可以弄明白，但这已超出了本文和我的能力范围。以上；是我对广胜寺《题梵书》、“唵”字赞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