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入晋早期的传播

怀想仁人

　　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佛在古代印度创立，后逐步传播到世界范围，形成许多不同派别的世界宗教。从信仰观念上说，佛教是以佛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佛是梵文音译“佛陀”的简称，意译“觉者”，即指觉悟了的人。佛陀之 “觉”，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自己觉悟，二是使他人也要觉悟，三是觉行圆满。从基本教义上说，佛教主张人的生命及与人的世俗生活相关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无常的，其中绝没有丝毫不变不动的本质或“灵魂”存在，生存就意味着承受永无穷尽的痛苦。只有按照佛所给予的启示努力修行，才有可能完全跳出苦海，进入持久欢乐、祥和、自由的涅槃彼岸。

　　佛教传入中国正值公元初，那时的华夏大地还是刘氏汉朝的天下。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两条主要脉络“儒道互补”已然形成,对社会的文明演进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佛教作为一种异族宗教，来到中国经过了试传、比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深深地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就历史的发展看，佛教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发生了多种关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文化的发展看，佛教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经过与儒家思想和道教之间的长期比较、斗争和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此外，佛教在中国一些民俗的演变形成，在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一批批难以估价的稀世瑰宝。

　　佛教到三国、西晋时期传播范围渐广，但传播的主要对象还限于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之间。随着司马氏在江南建东晋，佛教也随之传到南方。而在东晋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自然而然地把佛教作为自己的宗教，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要和中原固有的儒教、道教所抗衡，所以佛教在山西迅速传播和深入民间就有了最佳的契机。尤其到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积极推动佛教的传播，山西在当时成为北方佛教传播的中心。这一时期，山西发生了佛教传播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法显西行取经。

法显本姓龚，出生在平阳郡（今山西临汾），是我国东晋时期对佛教作出卓越贡献的山西籍佛学家，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法显3岁被度为沙弥，20岁时受比丘尼大戒。65岁时，已经在佛教界度过62个春秋的法显，深切感到佛经的翻译不适应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的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上层僧侣穷奢极欲。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逾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399年，法显5人从长安启程西行，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同行者在艰难的路途中，有的因事中途离去，有的因病死亡，有的留在印度，只有法显历经种种艰难险阻，于413年独自东返回到建康。法显前后15年游历29国。回国后在大量译经的同时，把沿途游历所见写成《佛国记》，记叙沿途各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概况，不仅为我国古代史学界所重视，也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诸国历史、文化、宗教的宝贵资料。法显终年86岁。

　　第二件大事，开凿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寺，原名灵岩寺，亦称石佛寺，是我国由皇室经营的第一大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它与敦煌、龙门石窟并为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石窟的代表。北魏在征服四方的战争中，集各地僧徒于京师。北魏太武帝五年（439），徙凉州僧徒3000人及宗族吏民3万户于平城。随之高僧昙曜、玄高、惠始等人先后来到平城，造成“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的局面，平城随即成为中国佛教的新中心。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就是来自北凉的工匠。和平初年（460）昙曜当了沙门统，由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16—20窟），相传20窟即道武帝，19窟为明元帝，18窟为太武帝，17窟为景穆帝，16窟文成帝，为云冈第一期石窟，居于石窟群中部。此后，在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期又续凿了第二期的大窟大像。晚期为北魏皇都迁洛阳后民间补刻的窟龛。先后用了60多年完成。

　　法显西行取经，作为我国历史上到达中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人，为开阔我国古代人民的视野、沟通古代中国同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开凿云冈石窟，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对后世佛教传播和发展影响深远，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