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舍弃的责任和担当

冲锋陷阵

我的从警生涯（之二）

　　这是我曾办理过的一起案件，由于相隔年代久远，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声誉，特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名实姓。

　　记得大约是1993年8月末的一天上午，分局陈德生副局长要我去了他的办公室，很庄重的向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这是一起疑似奸淫幼女的恶性案件，仅有被害人的指控，无其他任何实物证据，希望你能查明案件事实，以便作出正确的处置。”

　　接受任务后，我对案件进行了初步的了解。居住在本区某街道的一位中年女士昨天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年仅7岁的女儿被邻居袁某奸淫。派出所受理此案后，民警即对袁某进行调查讯问，但袁却大呼冤枉，气焰十分嚣张，声称自己遭人污告陷害，还强烈要求政府还以清白，否则将与控告人共存亡。

　　案件的性质是恶劣的严重的，但却缺乏有力的证据。我面对的一边是被害人母亲泣泪含痛的指控。另一边是被控告人声嘶力竭的矢口否认。这其中的是非真伪真的难以甄别区分，我深深感到了此案的棘手。

　　我决定先从外围调查入手，第二天上午，为了详细了解案发经过，我与报案人即幼女的母亲周某见了面。只见她双眼红肿，一付憔悴的样子，见到我后便不停地拭泪哭泣。之后便叙述了以下事实：我女儿今年才七虚岁，马上要上小学了，今年夏天她一直住在外婆家。前几天，我对她说“囡囡，过些天你就要开始上学了，以后放了学你就先回家，妈妈给你把钥匙挂在头颈上好吗？”谁知道女儿不肯，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妈妈，我讲了你不要骂我哦”。我说，妈妈不骂，你讲吧。于是她就告诉我在前些天的一个上午，她在外面玩耍后就回住在四楼的外婆家，当走到二楼时见到了一个老伯伯。他就叫我去了他家，还给我吃了西瓜和冷饮。

　　之后这个老伯伯就摸我小便的地方，他还脱了裤子给我看了“小吊吊”，我还看到了他的黑毛毛。接着他又碰我小便的地方，我很疼的。”听到这里，我的脑袋象被人打了，嗡嗡作响，一下子就蒙了。

　　我拉着囡囡冲出了家，马上拦了辆出租车，直奔长海医院。经医生检查后，明确告诉我她受到了性侵，处女膜也损伤了。顿时我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在地。这个袁某就是个畜牲，我真恨不得抽了他的筋，扒了他的皮。

　　我聆听着周女士的泣泪倾诉，被她的悲愤之情所感染，天底下有哪个母亲看到自己亲手培育的花朵被摧残时而无动于衷呢？此刻我从内心里更确定此案的真实性，一种责任感，使命感由然而生，我一定要将罪犯绳之以法，纵然有艰难险阻也要锲而不舍，负重前行。

　　鉴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特意到区检察院向他们提出了“提前介入”的要求，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沈科长便与我一起参与了对“小女孩”的调查询问。因为这不是对成年人的询问，所以我们特意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让她自然地与叔叔伯伯们的“聊天”，作为监护人，她的母亲也端坐在一旁。

　　小女孩开始还有些紧张，慢慢的，她就显得很放松了，她时而在母亲的怀里扯扯妈妈的衣襟撒娇，时而又到办公桌前看看警察叔叔的照片，时而又抢着为叔叔伯伯伯点香烟。她依然那么的天真可爱，活泼快乐。全然不晓得叔叔伯伯们是为了她在认真严肃的进行取证工作。

　　在宽松自然的氛围中，小女孩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被侵害被摧残的过程。真实完全地映证了其母亲在报案时所陈述的内容，并且还讲出了袁某家中家俱的颜色和电视机位置等细节。

　　结束询问后，我和沈科长及在场的派出所长都一致确认了案件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判断案件发生时间己有二个星期。

　　从证据角度判断，被害人的指控亦是直接证据，但要对所指控的人定罪量刑必须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而此案中的相关物证己不可能获取，只能倚靠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佐证。所以制服袁某拿下口供，便成为此案的关键。我深知这是一场“攻尖战”。

　　为了打好这一仗，我先后向袁某的工作单位，居住地居委会，及他的妻子作了调查了解。袁某，男，现年45岁，初中文化，某工厂职工，平时表现尚可，无违法犯罪前科。性格比较孤僻，据其妻子透露袁平时爱看色情黄色录相带。

　　与袁某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十多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当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进行“火力侦察”。当袁某在看守所的审讯室见到我时，就大 声呼喊“冤枉”。当我对其进行政策教育时，他却说“你们这一套我见得多了，文革时我参加造反派时也搞过案子，这次你们肯定抓错了我，如果不给我个说法，我决不罢休”。态度恶劣，气焰嚣张，一付凶神恶煞的模样。

　　结束审讯后，我对袁某的表现进行了思考和分析。认为他一是畏惧法律制裁；二是心存侥幸，认为公安不可能获取物证，仅凭一个幼儿的一面之词，很难定他的罪。所以他肯定会死抗硬赖到底。

　　那么如何击破他的心理防线，从而迫使他“缴械投降”呢？我左思右想，一个大胆而冒险的策略冒了出来。我立即起草了一份“微量物证检验鉴定书”，其中的内容就是在幼女身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鉴定后与袁某血液中的DNA一致。之后又在这份打印后的“鉴定书”上盖了专用印章。

　　为了让这份“伪造”的“鉴定书”成为击垮袁某的“利剑”。我再一次来到看守提审了袁某，首先向他问了三个问题。1.你是否认识小姑娘？2.小姑娘及其家人是否去过你家里？3.小姑娘和其家人是否与你有冤仇？对此，袁某不假思索地均以否认作答。接着我叫来了着守所的医生，对袁提取了血液，还拔了几根阴毛。最后，我对袁撂下一句话“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它会给我们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经过一番思考，我把对袁某“摊牌亮剑”的时刻定在了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晚上，我和刑侦支队的资深侦查员高海龄同志一起来到了看守所，此时看守所内正在举行联欢会。当我们将袁某从中押走时，迎来了在场人犯齐刷刷的目光。

　　在与袁正面交锋前，我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中秋节”。“你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没什么心情，和平时一个样”。我立即站立起来，啪地一声拍了下桌子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你的妻子和家人正在思念你，也为你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你却说和平时一样，你真不是个东西”。

　　他抬头看了看我说：“那我也是没办法，我是被冤枉的，以后我要让冤枉我的人加倍偿还。”“收起你这一套吧，我们正告你，今年的中秋节你不能与家人团圆，以后你将在监狱里过无数个中秋节。”我和高海龄同志都历声对他喝道。

　　他一下怔住了，随即反问道，“我又没犯罪，为什么要去监牢？”我说，既然你问我们为什么，那么现在就问你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从没见过小女孩，而她却能讲出你的体貌特征；为什么你说小女孩及家人从没去过你家，而她却能知道你家里的家俱颜色及摆设；为什么你说小女孩及家人与你无怨无仇，而她却要“冤枉”你对她实施了犯罪。

　　面对这几个“为什么”，他实在无法正面解答，只能摆手连声说“不晓得，不晓得”。此时，我和小高顺势而为地对其进行了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他似乎有些触动，声调语气也低了下来，嘴里嗫嚅地说道：反正我没做过，你们要定我的罪就拿出证据来。好吧，既然提到了“证据”，我便问他“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取你的血液和阴毛”？他答：“不晓得”。“那么我就告诉你，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你对小女孩实施了犯罪也同样会留下证据”。我语气坚定地对他说。

　　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我不相信，如真的有，我就交待”。我见时机己成熟，就抽出案卷中的那份“证据”，放在了他面前，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脸刷地一下白了，然后他终于“缴械投降”。

　　“大约在8月20日左右的一天上午，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小女孩正上楼，就叫住了她并把她拉进我家里，我先给她吃了冷饮和西瓜，然后以抱抱她为由就摸她的生殖器，之后我一下冲动了，忍不住就脱了裤衩，接下来就……。事后我非常害怕也很后悔，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一直担心小女孩告发我。当派出所找到我后，我想事情己过去了这么多天，肯定不会取到什么证据了，所以我想只要抗拒抵赖到底，就无法定我的罪，顶多关两天而己。想不到……，唉，我真的后悔啊！”

　　袁某的供述与小女孩所控告的事实完全一致，且有三级甲等医院的检验报告。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袁某奸淫幼女的犯罪事实。所以我依照《刑诉法》规定的办案程序。先后对袁某逮捕和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但是，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去区检察院接受质询的通知，当天下午当我来到检察院后见到了市、区的人大代表和公检法的主管领导。这是专门针对我因在审理袁某一案中使用了“伪证”的质询会。

　　我首先如实陈述了办案经过，并出示了我制作的“鉴定结论书”。声明这只是作为突破袁某的一件“道具”，也只是审讯的手段和措施，并没有用它作为此案的证据。最后我说：作为一个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惩恶扬善，是自己的职责和担当。如果因为罪犯的狡诈抗拒而逃避了法律制裁，就是对不起被摧残被伤害的人民群众，也对不起自己的这身警服，如果你们或者法院最后认为袁某不抅成犯罪，是一起错案，那我个人甘愿接受任何处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以后区人民法院以强奸幼女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9年6个月。袁某不服，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被依法维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