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广场上的毛主席画像

浪迹天涯

长治市八一广场，始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9年，是为国庆二十周年庆典的献礼项目。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原来的英雄台广场已经不能满足大型的群众集会，市里才决定在城北兴建一座全市性的中心广场，主席台和两侧的观礼台，就是广场的主体建筑。现在，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八一广场已经是长治市著名的地标性建筑。

1992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市政府对八一广场进行了大规模升级改造，以主席台为中心的广场，占地面积达7200平方米。

1993年6月，又拆除了广场上原长治市商品交易中心，在广场中央建成雄据三晋、屈指华北的大型声控彩色音乐喷泉。喷泉水池直径50米，水容量1945立方米，标志长治的解放时间。446盏红、黄、蓝、绿水下泛光灯色彩缤纷，1290个喷头，再现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浴血奋战的壮烈画面。随着音乐的节拍，每20秒喷出一组花样，三个主喷头喷水高达36.9米，寓意长治市经济繁荣，蒸蒸日上。

长治市八一广场，也是山西省占地面积最大的广场之一，现总面积达114333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44717平方米，硬化面积67753平方米，水池面积1963平方米。

广场主席台中央的毛主席画像，也是市民聚焦的中心。主席台建成之初，需要悬挂一幅高六米，宽五米，重一千多公斤的巨幅毛主席画像，这在长治市的绘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艰巨任务。应该如何去完成，还真是一道从未遇见过的难题，一张毛主席画像——就成了当时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城建局工作人员想方设法，终于找到了全市美术界著名的一位老前辈——画家王永恒。

要画这么大型的毛泽东标准像，对于王老师来说，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主席的标准像，不是想画就可以随便画的，上级对领袖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

建国之后，全国各地的报刊插图，杂志封面、群众集会上，刊印了许多毛主席的照片或画像，其中不少存在着“随意勾画、画像走样、照片印反、用色不当”等问题，上级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提高政治责任心，做好领袖像的编绘工作，既不能马虎草率，又不能追求形势。

1964年，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商业部、新华通讯社发出联合通知，规定“为了保证革命领袖照片的印制质量，今后由新华社统一印制，新华书店发行。”

文化大革命中，领袖像基本半价出售，造成了印刷企业的大量亏损。文革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中宣部通知停止发行印有“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等题字的毛主席像。新华书店总店下发通知，强调毛主席标准像各地要经常有售，不能脱销。

1950年以前, 我国还没有毛主席的标准像。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城墙上悬挂的是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拍摄的一张头戴八角帽, 身穿粗呢子制服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党中央对国家领导人标准像的重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访问期间, 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大幅照片。 斯大林是一张身穿大元帅服的新照, 显得华丽端庄、威风凛凛；而毛泽东是在延安穿着粗布衣服的老照片, 看起来老旧土气, 朴素随便；两者放在一起, 反差很大。

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看到报纸后, 立即向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提出建议：应该为毛主席拍一张标准像, 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胡乔木向中央报告后, 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党中央批准之后, 摄影局立即派出四位记者去给毛主席拍照。谁知这四位记者见了毛主席，既兴奋又紧张, 加之灯光、相机、拍摄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局限, 结果拍出来的照片没有一张很理想, 难以采用，摄影局只得再找时间给毛主席拍照。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 毛主席工作非常烦忙。让他抽出大块时间去拍照十分困难, 时间一拖再拖, 萨空了局长心急火燎的坐卧不宁。转眼到了10月的一天，萨局长下班吃完晚饭，从书柜中拿出一本画册随意翻看, 其中一张人物肖像照映入他的眼帘, 对摄影非常熟悉的萨局长突然想到，既然毛主席没有时间拍照，何不选一张他的照片, 通过暗室后期加工, 制作出一张标准像呢。第二天一上班, 他就找来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 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让他抓紧物色制作人选。

陈正青找到刚从香港回来的陈石林，交代了制作毛主席标准像的任务。陈石林曾在‘南京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 修版技术非常过硬。他接受任务后，一头扎进资料堆里, 找出毛主席的所有照片, 经过反复比较, 最终选定了一张毛主席不久前会见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时与他们的合影。这张照片中, 毛主席半侧面, 目光有神, 神态庄重。选定照片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制作中, 先将照片中的毛主席像，从第三个纽扣起单独剪下来放大, 对照片进行了面部、头部的加工修整, 最后翻拍成底片, 再放大成照片。仅仅两天时间, 就制作出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

照片中的毛主席神采奕奕, 面带微笑, 合体的中山装衬托出他的自信和坚毅。萨局长看到照片后连声称好，立即送给毛主席审定, 毛主席也非常满意。很快，这张照片作为新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张毛主席标准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不到一年时间, 就印制发行了2000多万张, 传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至2000年, 我国发行的新版20元和100元面值人民币，使用的毛泽东头像还是依照这张标准像印制。

1960年到1966年, 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悼念大会时，悬挂的也是用这一版本放大的毛主席遗像。

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有群众就对画像提出了意见。说悬挂在天安门上的这幅毛主席侧面像，为什么只突出了一只左耳朵，且左眼珠偏上，显得有些“偏听偏信”。于是，要求政府制作一张全新的毛主席正面标准像，以满足热爱毛主席的群众需要。

早在1964年，新华社就想给毛主席拍一张标准的正面照，以为新闻报道时备用。当时，出生于广东中山县，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郑景康，为了不惊动毛主席，他带了简单的灯光和照相机，只身赶赴中南海，瞅准时机、卡擦一下，为毛主席拍下了这张十分传神的正面黑白照。

照片拍摄成功后，陈石林就开始进行了紧张的修片工作，终于制作出一幅层次丰富、形象端庄的第四版毛泽东标准像，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毛泽东画像，就是用此版为蓝本绘制而成。

文革前，陈石林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负责审定主席像的制作质量。文化大革命时期，主席像需求量极大，在生产过程中，均由新华社统一把底片和标准样品发给各地宣传部门，各地在正式大量印刷前，要把样片返回新华社逐一审核签字后才能生产，陈石林当时的工作任务之重，确实使人可想而知。

1966年12月26日，广安门新影照像馆的一位经理，因为烧毁毛主席照片，被红卫兵当场抓获，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将被判处死刑。公安局找到陈石林让他认定，陈石林看过照片后，却表示这个照片应该烧。公安局的人当时就大声斥责他，陈石林说：“这样的照片质量不好，发到外面去影响主席的光辉形象，有谁能负责？这样的照片就应该烧毁！”那个人又问：“就只能烧么，不能埋掉么？”这下陈石林立刻说：“难道你要埋掉毛主席？”公安局的人一听就被吓跑了，第二天就乖乖的放了人。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从1949年到现在，更换了八个版本，最终确定的标准画像，主笔是北京市美术公司的画家王国栋。

依据毛泽东标准像的照片，在八一广场主席台绘制巨幅画像的任务，就交给了在市文化馆工作的画家王永恒。面对这样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王老师确实是瞻前顾后，有口莫辩。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没有摘帽子的右派。

王永恒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是《中国青年报》的美术编辑。1957年反右扩大化，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劳动改造。之后又从北大荒遣送长治，在市文化馆继续改造。当时的右派，可是指反对党的领导，要求共产党下台的阶级敌人，要这样的人去画毛主席的像，能让人民群众放心吗？王永恒也是心情忐忑，左右为难。这么大的一幅标准像，又是全国人民的革命领袖，画好了，一好百好；如果稍微出丁点差错，这不是罪上加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

要画——时刻会担惊受怕；不画——可就是罪加一等。如果二十周年庆典挂不上毛主席画像，后果确实很严重。画好主席的标准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夜不能寐，小心翼翼做着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他详细了解标准像的时代背景、当时毛主席的精神状态、照片角度、年龄肤色、皮肤特点、头发的黑白程度、服装颜色等等，都要进行考证；更要在创作上表达准确，要参考主席在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场面的表情特点、照片环境，典型动作，才能既画出领袖的亲切感，又不失其形象的准确性。

为了便于绘制完成后画像的运输、悬挂，就必须寻找一座一百多平米，相当于三层楼高的画室，才能完成任务。当时王老师究竟在什么地方画完了标准像，是否在停产企业的废旧车间，现在还不得而知。

绘制巨幅标准像，起码需要画三遍才行。首先要起稿确定好五官和总体轮廓；其次画大的形体和色彩关系；最后进行逐个部分细致刻画。因为画幅巨大，要整体考虑，分成几个部分绘制，而且每一部分必须要一气呵成。

画像的基本要求是达到“平、光、亮”。平，就是不能用大笔触，铺色彩要均匀，如果画得不平、就会有灰尘落在纹路上，会被雨水、灰尘腐蚀，留下痕迹。光，就是相互的衔接处理好，红要用得恰到好处，这不仅是肖像本身的原因，更有当时的政治因素考量。亮，就是要表现出领袖的神采，人物肖像是二度创作，绝非是简单地临摹照片。

画巨幅标准像不仅是个技术活，而且还是个力气活。王老师每天在高凳搭建的画架上爬上爬下，画到一个阶段，就要跑出100多米看看效果，甚至还要用望远镜来仔细观察，从虚实处理到画面颜色、领袖神态各方面找问题，一张大像画下来，要跑个几百次。

王老师在绘画时，注重了毛主席眼神的表现，在慈祥和善的同时，还表现出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性格，使主席画像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虽然画的是照片，但是在处理局部画面时，需要特别注意泪囊、鼻唇沟和面部肌肉的整体关系，这些都是关键部位，有时要反复调整，才能使人物栩栩如生，逼真传神。

一幅好的标准像，还要在材料技术上把握合适，颜料要保证质量，绘画不能有明显的笔触，颜色既不能太厚，又不能太薄，每一笔都要做到一丝不苟，恰到好处才行。这幅主席画像，不管你站在前方哪个位置，感觉主席的目光都会注视着你。绘画者的基本功必须到位，准确表达人物的神态，画像才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绘制画像主要使用的都是天津和上海美术颜料厂生产的国产颜料。也就三、四角钱一支。油画色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很容易褪色，最多只能坚持一年，这也是为什么主席画像每年都要更换的原因。王永恒老师从1969年开始画八一广场主席标准像，每年都成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直到他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接班人，才慢慢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标准像画框的造型也是特有的金色、粗细与画面的比例适合毛主席像特有的东方风格。画像底板最早由五合板和铝板制成，每逢下雨下雪，五合板总是受到雨水浸泡，造成画板变形翘角，影响画像的整体效果。1994年以后，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画像板由成型的平面玻璃钢层压板，弥补了此前五合板拼接的不足，使画像效果有了明显改善。

1981年8月13日，胡耀邦主席视察了高平县后，14日乘飞机来到了长治。胡主席偕同随行人员来到宾馆稍事休息后，即通知晋东南地区、长治市的领导到宾馆会见。

市长王太魁及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郭大唐、郭贵琳、陈昌奇、王仲青、陈有根、刘己未等到宾馆拜会胡主席。到会人员介绍姓名、职务后，省委书记霍士廉问：“市委书记陈杰怎么没有来？”到会的领导没人回答。大约一分钟后，市长王太魁才说：“陈杰书记病了。”接着，胡主席请地、市领导汇报工作。王太魁代表市委、市政府汇报，主要谈到长治是个老区，经济比较落后，工作中困难多，需要上级给予帮助……。

会见后，胡主席与省、地、市领导合影留念。闲聊中，胡主席对省长罗贵波说，《中国青年》有个记者，是个青年画家叫王永恒，在当年群众运动中，出了点不算什么问题的问题。听说现在下放到长治市锻炼，此人很有才华，你们可安排适当的工作。

罗省长回太原后，向长治市有关部门了解王永恒老师的情况，并让征求本人意见，是否愿意到太原安排适当的工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王老师已有点心灰意冷，他说“谢谢胡主席了，他在台上能给我安排合适工作，他下了台，谁还能保证我的工作呢！”王老师谢绝了领导的好意，从此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后来，在市有关领导的关怀下，让王老师当了“太行书画院”院长，只可惜到了1994年，这位湖南土家族的优秀画家王永恒老师，英年早逝，令人怀念。

长治八一广场上的毛主席画像，至今已经悬挂了四十多个年头。它见证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也鼓舞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王永恒老师精心绘制的主席画像，将永远留在全市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