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矿业学院 三汇坝建校

杨惠文

忆北京矿院文革迁校华蓥山

本文作者 汪廷安

　　搬迁

1969年10月，林彪下达备战一号令，许多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北京一些高校也开始从城市外迁。

在极左路线下，上级决定将北京矿院迁至四川一个小矿——华蓥山煤矿附近办学，并限制在半个月内离开。由于应战备要求迁至三线，规定非矿院家属均需随迁，并将户口彻底迁走。

经日以继夜的紧张准备，1970年5月15日开始，人们分几批踏上去重庆火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北京和母校。

火车至重庆后，人们又转乘汽车去几处临时驻地。汽车沿着盘山道，在悬崖峭壁和一望无底的深山谷边行驶，云彩就在半山腰飘荡，这些平原过来的人们第一次体验到车在在云彩中行驶的惊险。准备建校的地区是一片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一间房屋，一切需要自己建设。

学校决定将年老体弱的和孩子们安置在重庆、广安、岳池、合川等四个市县临时居住，由随迁的小学、幼儿园老师和教职工进行集中管理、集体住宿、集体吃饭并组织孩子上课。

由于师资不够，有时一、二年级学生不得不合班教学或停课，学生的学业受到不少影响。当时四川物资供应很差，孩子明显营养不足，亲戚、朋友寄去的饼干、糖果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受到了批判，以后人们也就不敢寄了。

由于未能联系到建校的建筑工程队，孩子安排好后，教职工便开赴新校园建设一线。新校址离孩子们住处很远，家长不能经常见到自己孩子。

迁校四川后，学校改名“四川矿业学院”。

泼洒一片赤子心，战胜艰难创奇迹

关于建校，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建在略为平坦地区，一种是建在山上。前一种被认为多占良田，缺乏贫下中农感情。由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学校建成后，教职工、特别是老教授们每天不得不爬到一百多米的高山上上班、上课。从山脚到教学楼、图书馆，除斜坡外，台阶多达400余级。据说为了农民积肥方便，设计的所有的家属宿舍楼均没有楼内厕所，几幢楼才有一个公厕，而且一律建在校墙边。

这在高等学校也可算是独树一帜了。教职工建校队伍到达华蓥山顶后，分别居住在席片搭成的席棚内，油毛毡铺顶。在见不到一棵树的秃山顶上，夏日，棚内十分闷热，外面大雨，棚内小雨，棚内留条小沟，雨水从小沟流过。有的棚内有双人床，有的是两排大通铺。大通铺里一个靠一个躺着，有个女同胞通铺睡了80人。棚子没门，用两片席子对遮，这也为小偷创造了条件。一天夜间小偷进棚爬到人们枕边偷走了七个背包，经历一天强体力劳动，人们睡得很实，80人中竟没有一人觉察。大批人进山区，给食品供应造成很大压力。

我们刚去时，见到农民快熟的小麦只有半尺多高，麦穗也只有北方的一半大，产量低，他们仅能自己糊口，根本就不能供应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南瓜变成了我们唯一的蔬菜。有时从外地运些海带粉丝，便是改善生活了。

山上没有水，劳动过后便到山脚小河边洗澡，有的住地需用桶从山脚下挑水来用。华蓥山离重庆很远，交通十分不便，除煤矿以外，没有任何单位，信息闭塞，文化交流困难，教学所需图书资料得不到保障。

那里不具备办学条件，不少教工对再在此办学产生了不同看法，但搬迁是当时知识分子无法抗拒的。军宣队、院革委会针对这情况在全院开展了“大学习、大讨论、大批判”，教工们的不同意见受到了批判压制。在党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将学校尽快地建起来，以便尽早开始招生办学。

这种思想成为他们在艰难条件下创造奇迹的动力。当然，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到生产第一线接受改造的“极左”思潮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要在短期内建起能容纳数千人的学校需要的砖瓦、水泥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地根本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靠我们脚下丰富的石头资源搞“干打垒”。

没有水泥，就利用附近的石灰石，自己建水泥厂；没有建筑材料，就自己造石粉机、石灰厂和预制构件厂；没有炸药就用两口大锅、一台石磨资质自制炸药。

于是满山遍野响起了打眼放炮的轰鸣声，一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建新校的战斗打响了。教职工被分成若干连队，每个连队负责建一幢楼，秃山没有一点平地，需从山腰向里开出一块平地，盖一排楼房，再向上爬一段，再开一块平地盖楼。

打眼放炮后的石块，有的很大，需用16磅大锤砸开，运石头的小板车只能沿轨道去有限的地方，很多石块靠人们排长队传出来。有时大石足有个矮女同志半身高，要靠全身力气抱着传给下一位，人们在说笑声中传着，忘却了疲劳。面对大山石，人们唯一拥有的工具就是钢钎和镐，用钢钎撬出的石块有时足有一米多宽。不少教工在劳动中腰部受了伤。

盖楼房工地只有几台简易提升机，砌墙石头、水泥主要靠人工抬，大批教工汗流浃背，有的肩上还起了水泡。就连一些老教授也不得不光着膀子跟着抬，由于脚下踩着泥石路，人们胶鞋破了好几双。后来人们动脑筋自制土索道、土翻车，减轻了部分劳动。

盖房小梁、大梁等预制构件，只能在山脚土地上浇，有时广播一声令下，大批人员下山，四人一根，从山脚抬到山顶。山高足有120米，而小梁轻的200多斤，重的400多斤。昔日知识分子今日当上了瓦工，别看没干过，干得还不错；不过砌墙时，石头搬到一米多高时就费劲了，不免要用肚子帮忙。尖硬的乱石和水泥咬破了他们手上的皮，疼的钻心，大家咬咬牙忍着。有的教工过于疲劳晕过去了，醒来又接着干。

山顶夏日温度很高，温度 计拿到室外就炸，穿着凉鞋走在水泥路上会感烫脚。人们经常要在40度以上的高温干活，当时各连队都互相比着，都想提前完成任务，烈日挡不住人们争分夺秒地抢速度。

下起雨来，只要不是很大，都在工地坚持干。每人发块白塑料布，披在身上一件棉背心御寒。等到下班，棉背心早已被雨淋透，上面沾上石头上的黄泥，第二天还要穿。于是人们又想出了好办法，建起一个烘干房。下班后各连队将棉背心收起来，泥糊糊地送到烘干房烤干。第二天5点以前，烘干房同志将烘后的泥背心再送到各连队。

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下班了，人们披着白塑料布沿羊肠小道直奔山下，犹如杨子荣下山一般。

用乱石砌墙与用砖砌墙不同，每砌一块石头，要先找一个略微平一面放在墙外侧，然后再垫上许多小石块，好让石头站稳，尽管麻烦，但墙仍以超常速度上升着，一日能砌一米高，两个多月就能盖一幢家属宿舍。

　　1970年1月，江津地区又派来500多民工，进一步加快了建校速度。至71年底，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在这石头山上盖起自行设计的四层楼房30多幢，计三万多平方米，教职工及家属陆续迁进了新居。至73年，学校建校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到搬迁前校本部建筑面积,八万六千平方米。

整个楼群没用过一块普通砖，家属宿舍楼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远望好似进入布达拉宫；两侧楼房中间，数百节宽阔台阶一直通天，远望过去，好似到了泰山。

中小学建在最高峰，住在山脚的孩子每天要两次爬一，二十米高的山去上学，体力消耗很大。

楼房建好后，还有大量的桌椅、图书、设备要布置。仅图书馆，从北京运来图书就多达两千多木箱，每个面积都有约六十公分见方。为了备战，一些贵重图书的书箱都用上好木料制作，木箱很重，装好图书后，每个就有二、三百斤重。图书馆职工基本上都是女同志，要将装有六十万册图书的两千木箱的书及大量书架抬到图书馆各楼层，继而重新开箱上架，继而按分类号进行有序排列，其任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在没有人支援下，为尽快布置好图书馆迎接新生，图书馆同志们不怕苦、不怕累，争分夺秒抢速度，保质量。箱子搬不动，就推着在地下滚着走，像举哑铃一样将一批批图书搬至大书架的五、六层上排好。在大家努力下，硬是用两个多月时间，将这两千多木箱书全部拆箱上了书架，这可谓是矿院职工在华蓥山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教职工搬进新居后，人们开始自己做饭，山上自然没有蔬菜，坐班的教职工只有星期天背着四川的长背篓，到大山下一个小镇背上一篓蔬菜，好吃上几天。当时，虽然每月每人供应半斤肉票，但很长时间镇上没肉卖。后来有肉卖了，又供不应求，以后也都不买了。孩子没鸡蛋吃，也不敢找农民买，因当时私人卖蛋被认为“投机倒把”。开始做饭没有煤，就用罐头盒改造成小煤油炉做饭，为解决大家困难，学校自制了蜂窝煤。夏天四层室内温度能达到38度多，又有一年四十度以上高温持续到九月30日，长期高温使人全身乏力，晚间热得无法入眠，就搬凉椅凉席在楼下休息至半夜一两点才进屋睡。为了降温，人们不得不在晚间用水管将楼房大山墙和楼顶水泥瓦都浇上一遍。

这里山风很厉害，一阵山风从两排楼房间穿过时，好似楼房要被推倒一般。一次图书馆楼顶80斤重的水泥瓦被大风掀走了七、八块，楼内库房锁着的门也被推开。工作人员以为小偷来过，但库房外大门还锁着，保卫人员分析后，认为是大风惹的祸。

山上老鼠特别多，放在桌上鸡蛋长常叫老鼠搬走，人们不得不将食品放在竹篮里吊在空中。老鼠有的比小猫粗壮多了，人们称之谓为“耗子精”，难怪人们都说四川猫怕耗子，一点不假。

为改善环境，人们决定在石头上种树。先挖一个洞，由于洞的周边与底部有那么多石头，人们就用别处泥土搬来埋上。曾有男男女女五个职工，挖了一个五、六十公分见方的树洞，先用镐挖，后用钢钎撬，用了大半天时间。然后挑土，种一棵树足用了七个小时。过些日子，树果然成长了，人们汗水没有白流。虽树叶都不很茂盛，但人们终于在楼前见到了绿色。

　　这里生活比较单调，放演电影自然备受人们欢迎。开始时没有场地，将大银幕在山脚一挂，人们就满山遍野的在山坡上坐着看。后来在山顶清出一块平地，每到星期六晚餐后，各家老老少少便带着小板凳上山看电影。说不清哪来的那股劲。

虽说靠山脚的住户看电影要爬数百个台阶，但不论多么忙累，电影还是必须看的。下雨了，人们打着伞坐着看，刮大风、下大雪，人们披着大棉袄看。这里生活虽艰苦，但为了教育事业，人们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一边建校，一边招生。搬迁的第二年，11个专业就招收了260多名短训班学员，并于1972年（建校仅两年时间）于全国招收了工农兵学员。

至1978年，在校生人数已达2000多人。当然在校人数与办学条件都无法与北京矿业学院相比，但能达到这种程度实属不易。这是矿院教工用汗水与辛劳创造的奇迹！它集中体现了新中国知识分子与广大干部的高度爱国心与无限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革命精神。

学生入学后虽办学条件很差，学生没有运动场，许多实验仪器在潮湿环境下逐渐损坏，但广大教职工为了培养好学生，仍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一种原因不明的严重疾病暴发了

经过多年的的艰苦生活，矿院师生员工及儿童的体质明显下降了。1973年底，矿院师生员工及儿童大面积患了一种原因不明的严重疾病。从该年12月7日开始，有的教师在上课时突然晕倒，有的学生打着扑克时突然晕倒，有的儿童半夜起来上厕所突然晕倒。多时，一日晕倒十余人。病人发病时嘴唇发紫，浑身哆嗦，胸闷憋气，心区疼痛。1月7，8，9日，平均每天发病人数达40余人。半夜期间只见一个个单架抬着病人向医务室奔跑。病人经抢救后，仍持续不断地发作。有的隔几小时犯一次，有的隔几天又发作。期间经检查，有相当一部分幼儿园孩子心脏有二、三级杂音。教工们都互相议论着，我们年事已高，得病也罢！学生还年轻，孩子们这么小心脏就有病，今后咋办？人们个个心急如焚。到1月18日，发病人员多达385人，其中教职工173人，学生61人，儿童105人，家属46人。在十分紧急情况下，院领导立即向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作了报告，以后又报告了国务院。省市委派了四批医疗队来进行病因分析，并抢救病人。医疗队给病人打了大剂量维生素C后，病情虽暂时得到缓解，但病人病仍不断反复发作。以后，国务院又派陕西、黑龙江省的克山病专家来调查，调查后专家写了一个不确定的结论。结论中说：“矿院是全国高等院校中的一面红旗，是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典范，对这种疑似克山病患者之处理必须慎重，既不能轻易肯定，也不能轻易否定。”此前，专家已认为病人中“有30名疑似克山病者，其中心肌病变引起的19人”。许多医疗队员都不敢对这种病做肯定结论，以回避可能导致的“复辟”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当时只要有人提出迁离华蓥山办学的想法，就被认为是“复辟回潮”。然而严重的病情及专家们似是而非的结论仍使人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学校怎能看着学生年轻轻的都得上这么重、又难以治疗的疾病呢？党委决定首先将儿童与病人撤离病区，暂住北京留守处。

　　1974年正月初一，当人们都在欢度春节时，学院数百人乘坐火车撤回了北京。

火车上载有14个重病号，每个病号一个担架，输着氧气，吊着瓶子。当火车行驶秦岭时，由于山势很高，发病人数很多，随车带的抢救药品已经用完，情况十分紧急。列车员对学校教职工的处境十分同情，随即电告行驶前方三个县市紧急收集药品，送到火车站抢救病人。

在石家庄等三个市、县的配合下，病人总算得到了抢救，安全到达北京。当十四辆救护车进站接出重病号时，北京站的人群蜂拥而至，问到：“你们是哪里的？”答：“北京矿院的。”人们不禁惊奇地问道：“你们这几年上哪儿混得这么惨！

”矿院教职工从北京迁走后，教育部门将原校址大部地区交由北京语言学院使用，北京留守处仅剩一幢教学楼和几幢实验楼，这800多人回去后只能挤在实验室居住。每个实验室用纸板隔成几小间，每家住一小间。没有床铺，大家都打地铺，那情景酷似难民营了。

人们在焦急与忧虑中度过了这个终身难忘的春节，谁也没有心思包饺子吃。有条件或因工作离不开的一些教工将孩子送到了亲戚朋友家寄养，这一措施日后给矿院的家庭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有的孩子因在亲戚家受歧视，幼小心灵受到伤害，家长在接到孩子信时，往往泪流满面；有的孩子因长期不在父母身边，与父母感情渐渐疏远，以后当父母再把孩子接回来时，长期与父母闹矛盾，孩子逃跑成了矿院一个特色，遇到这情景，父母好不伤心。由于这种疾病短期内难以治愈，夫妻双方有一方卧床不起，另一方要承担照顾病人任务，很多教师因而上不了课。在病因不明，又治不好情况下，继续在华蓥山办学已无可能。院党委常委上交了另选校址的报告。但是，在“极左”思潮横行年代，院党委竟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虽然病魔笼罩着矿院，有着高度觉悟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们心里仍惦着教学，为保证身体健康又不耽搁学生学习，党委决定全部学生到外地现场上课。

各系的领导干部、教师们紧急向各矿区奔跑，联系教学地点，得到许多矿务局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将自己的招待所、办公室腾出来给学生住宿、上课。教学仍艰难地进行下去。

面对矿院的正当要求得不到领导理解，反被认为“复辟回潮”，全院学生十分气愤，1974年5月学生罢课，并派48人代表团去省市委上访，要求解决矿院问题，7月又有30多名学生去北京上访，要求领导解决迁校，上级领导均未予理睬。

雪上加霜

教工、学生、儿童在华蓥上大面积患病的事实使人们越发感到矿院必须迅速搬离华蓥山。

院党委本着对事业负责的精神，顶着挨批压力，又向上级递交了两次报告，要求另换校址。群众也不断要求领导给予解决。

然而，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党委正当要求却被上级认为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走回头路，借“病”闹搬迁，并要求矿院师生迅速返校上课。

1974年12月国务院科教组、燃料化学工业部、四川省委联合组织的领导小组开始整顿矿院领导班子，决定在北京召开矿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1975年3月7日至4月12日又在北京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在会上，党委三名负责同志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上级领导强行矿院领导干部检查错误，统一思想。思想不统一就不散会。

于是，领导们被迫在北京开了历史上最长的会议，两会期长达104天。最后三位负责同志被迫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党委表示执行上级决定。

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怪事，医疗队来校后，一些大夫不顾外来压力，为一些病号写了“克山病”或“疑是克山病”的诊断，应部里某领导的要求，矿院几位同志（其中有医务室大夫）将这些诊断整理后上交煤炭部作为当地不适合办学的依据。

负责整顿院领导班子的某负责人对此十分不满。但出于部某领导要求，又不好说什么，于是莫须有地说矿院医务室造假，依据是整理诊断书时个别大夫签名看不清，抄录时个别字有出入的。最后由部里一位好心的基层干部为医务室主任代写了一份检查，告知医务室主任到会上唸一遍才算过了关。

其实，矿院教工心里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仍对着矿院教工要搬迁。

矿院教职工不仅身体受到了摧残，而且头上还多了一顶闹“思想病”的帽子。有理无处讲，又不能讲，人们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

5月，为贯彻上级决定党委不得不动员去京人员限期返校，并规定不限期返校者将停发工资，人们无可奈何的带病返校了。

上火车的那天早上两病人又犯了病。到了重庆，十几付担架抬着重病号们在广场上等待救护车，面对这些人们十分愤慨。

社会破坏活动增加

学生至现场上课后，校本部诺大的校园内只剩下一百多人，20多幢家属宿舍楼只剩下20多人，这一状况引起了盗窃犯的注意。他们不断串到校内行窃。

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县里为校保卫人员发了枪支弹药，白天，保卫人员带着自动步枪，三人一组地到处巡逻。

然而，大院内毕竟人烟稀少，反动道会门看上了矿院这块地盘，试图利用校园作为活动基地。他们首先通过封建迷信手段拉拢矿院某些司机，要求带着空瓶子或一块石头到山顶一个山洞拜佛，说是拜了一生有福。司机上山并未找到，他们欺骗说心诚则灵，说明你的心还不够诚。司机被他们拉过去后，就开始利用学校的车为他们从事破坏活动。他们还将收发室一名机要通信员发展为成员并担任了组长，又设法了解学校存放枪支弹药的库房地址，配了钥匙。直到重庆市破获了这起未发生的反革命暴动案，才真相大白。

为教育群众，矿院开了批斗会，在和平时期，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要提防敌人可能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

春天终于来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矿院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无不欢欣鼓舞。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主抓科学、教育工作，批示我校“同意学校可另选校址”。人们意识到希望来了。

通过矿院34名党员联名上书，受到方毅副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重视，春天终于来临。

本文作者 汪廷安 原矿院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