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交通部北京航务发信台，参加四清与文革运动

陈少友

（上篇：南海舰队我成长的摇篮）

（下篇：通信导航局与海事卫星通信）

陈少友1935年9月出生于广州湾（湛江市）1950年10月于湛江市一中响应抗美援朝号召，瞒着家人报名申请参加志愿部队赴朝参战，后学联根据中央决定，通知申请赴朝参战同学全部参加军干校，分配到广州市黄埔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海军分校学习，系南海舰队一名无线电技师。1959年交通部向海军要技术干部，同年12月18日带着南海舰队干部部介绍信前往北京，去宽街北兵马司交通部报到，（编入预备役海军技术军官）分配到海河总局电讯处，处负责人韩儒康科长(解放战爭离休局级干部)和我谈工作说：先报到的海军航空兵通信参谋朱立贤（61年参加交通部支援西北地区工作队留西安工作）同志在处里做业务管理工作，安排你在处里接李铁卿工程师(后调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系教授)做技术管理工作。我说：我没做过参谋工作，还是让我去北京航务电台做具体技术工作，后由总台长王志海(抗日战爭离休局级干部) 和我谈工作，并带我去安定门外发信台，要我负责航务收、发信台设备维护修理工作，收信台设在交通部机关北四楼，发信台设在安定门外外馆后身一号（现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大院，围墙内北面建有两层楼机房，楼上为发射机房、楼下有五间值班单人休息室、一间会议室、卫生间和楼外供暖锅炉房。东面盖有一间备用发电机房， 东北面盖有四五套平房家属宿舍。院内除建有道路、喷水池、花坛外，还有不少空地可种农作物，由办公厅派来一位常驻王俭师傅打里，冬天派苗师傅烧锅炉供暖，院外南面是原交通部干校，西面为农村私人奶牛场，东北面种玉米庄稼地是发信台天线场地(北三环路南)。

（下图是1970年前座落在北兵马司的原交通部五层办公大楼照片）

发信台由1951年上海航务学院(原吴淞商船学校后改为上海航务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无线电专科毕业的冯曼兰（女）为当时负责人（后调天津港）。我到发信台上班时她向我介绍说：1954年前交通部办公厅下设电讯处主管交通部航务通信，在城内皇城根设有自控电台，1954年国务院将邮电部江、海岸电台划归交通部新成立的电信局，老红军冯云芹任局长，主管全国船岸通信。1956年新建成现在的航务发信台，共有8台发射机，单机最大发射功率2kw ，固定频率定时、定点对部属港航单位航务电台通信，台内有4名值机技术员冯曼兰、邱玉霞、包世玉和冯雪雱。每日工作时间从08至24时早中晚三班 轮流值机，任务是定时开关机发射机和对设备清洁保养，延误开关机算差错记录在案，设备变换频率或出现故障，都得由部电信局工程师来处理。1958年机关精简机构电信局被撤销，部机关除进口自动交换机及王武安，阎桂仙等管理和值班人员由部办公厅接管外，电信局原有科室工程师、业务人员及收信台报务员本着”宁缺勿滥”分批调离，由军队转业同志替换，收信台由常巨英同志（64年航务电台撤销后调天津港）负责。海河总局设电讯处由天津港海岸电台调来的韩儒康科长负责，武汉交通学院无线电（报务）班毕业的，黄国道在处里分管电讯业务，李世佐负责电台器材保管， 偶而在收信台上机代班收发电报，颜梅仙借去运粮办公室工作。1960年调上海运局电讯处黄亭任电讯处处长并同时借调冯曼兰同学上海海运局电讯处许载峯来处里做技术管理工作。主管海河总局的于眉副部长有空常来发信台看望大家，他的收音机，电视机故障了叫我去修理。遇到了节假日海河总局里的庞炳彪、袁福昌等单身同志和处里李世佐和袁和也来电台值保卫班。

发信台工作业务单纯不用出差，有较多业余时间，59年部队已批准我在北京工业学院雷达专业一年级函授班学习，60年9月我插班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函授部，五年半制毕业无线电通信专业二年级学习。无论寒冬炎夏都坚持利用周日和晚上时间，骑自行车去学院听辅导课做实验，考试很严格我各课成绩优良，每人发一本记分册，期考不合格不准升级。后来冯曼兰、包世玉、冯雪旁、袁和、李世佐、颜梅仙和许载峯等同事也参加旁听学习，除李世佐外他们都未能坚持学下去。

（下图是陈少友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证）

为了解决发信台人工值机容易忘记开、关机，做成差错影响通信时效，必须从技术上解决此问题，在处领导全力支持下，首先将窄带线形天线全部改为宽带的笼形和分支笼形天线，利用电感、电容器充放电不能突变原理和电子电路功能，60年7月开始设计遥控器电路图，多次前往东郊有线电厂购置步进继电器和相关特性继电器，通过多次实验研制成功遥控器样机，摸拟接入试用一个月，然后将草样机送去民航通信导航修配厂（当时民航总局归交通部管）加工成正机并定名为《6071型遥控器》还将原手动低压电力开关和手动调压器废除，新购一台电磁开关和电动调压器利电子稳压管特性设计成为电子稳压自动调压器。61年2月系统准备联调时，台里同志发现我眼脸发亮得了浮肿病。六十年代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困难时期，我每月的粮食定量，由部队时38斤减到机关干部的28斤，部机关党委乔英怀书记得知后，立即要我停止工作回部机关休息，每天给我增加些黄豆加强营养，身体稍为恢复又回发信台继续完成联调试运行成功。经领导批准将北京航务发信台改造成为机房无人值机的发信台。收信台所有通信电路报桌上，都安装遥控装置，值班报务员只要按发信机代码拨号，发信台的《6071型遥控器》按照代码指令，先空载接通发信台机房低压磁控总电源开关，再自动接通报务员选定发信机低压电源，延时接通发信机高压电源。并由《6071型》遥控器回送选定的发信机准确无误开通的声光信号给收信台，发信机如超过设定（可调）时间不发报，高压自动断电，报务员只要再按电键，发信机高压便自动接通。该电路选定的发信机，其它电路不能遥控，报务员关断遥控装置后，该发信机自动先切断高压后关断低压电源。收信台关闭全部遥控电路，所有发信机全部自动关断后，发信台就自动切断空载后的机房低压总电源开关。改造后的北京航务发信台，取销轮班值机技术员，杜绝了人工开关机差错，只保留两名维护人员，提高了通信时效，节省了能源。61年4月首次开通北京航务发信台与执行印尼接侨的《光华轮》远洋船队直接通信，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交通部团委通报表扬。

（下图是1961年4月交通部广州远洋公司派往印尼接侨光华轮照片）

 

1963年4月30日由大连船厂建造国产万吨远洋货轮《跃进轮》在青岛装滿玉米首航日本，5月1日下午13时55分《跃进轮》用应急电合报告其船位在韩国济州岛南80浬左右，近日本海的苏岩礁海域并发出”我轮受击，损坏严重”密电并附上经纬度，随后又在500kHz频率上发出SOS遇险求救信号，船舶迅速下沉，离船船员上救生艇，继续用救生艇电台在遇险频率上发出SOS求救信号，周边各国船岸电台收到后，按国际惯例多次与救生艇电台联系无回应。后来日本广播电台播出《跃进轮》遭鱼雷攻击迅速沉沒，美国立即发表声明：”我们的潜艇没在该海域活动”。周总理接到《跃进轮》沉没信息，就问王首道部长：《跃进轮》装什么电台、多大功率？用什么雷达、何种导航仪器？王部长要电讯处立即上报。为了查清《跃进轮》沉没原因。周总理前往上海组织交通部、东海舰队派出舰船和潜水员前往调查，交通部由水运局副局长陶琦带队。经过调研和水下探摸获得了《跃进轮》触礁沉没证据。开航前船上的人员都通过审查政治可靠，但对船舶左弦偏航性能未掌握，又未能用好导航仪器及时测定和修正偏航船位，导致触苏岩礁。水线下船体被划破约十米长裂口，海水大量进舱，船舶迅速沉没，船上的报务员自称。已发出SOS求救信号。经查除上海岸台最早收到一次SOS信号外，其它青岛、大连等地的海岸电台当天日志，都没发现收到任何SOS求救信号。查清事故原因后，交通部借冶金部礼堂，召开部机关全体干部大会，第二任部长王首道就《跃进轮》沉没事件作了说明，进行检讨和承担责任。王部长提出：“交通部每年《跃进轮》沉没这一天，要开大会永远记住这次事件引以为戒”。

（下图是由大连船厂建造《跃进轮》相片）

《跃进轮》事件引起部领导对通信导航工作的重视，于眉副部长就规定：船舶十不开航，“通信导航设备不完好不准开航”。

1963年8月时隔十多年，交通部机关首次接收三名学习无线电应届毕业生，清华大学蔡镜和邮电学院陈建成到发信台实习，邮电学院唐桂玉分配到船检港监局规范科，派去上海办事处实习。清华毕业蔡镜能将学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动手能力，很快能独立工作是个技术型人材，陈建成专业水平略低沒动手能力经常讲：“在京一条虫出京是一条龙”，是位行政型人材。

1963年冬在于眉副部长亲自坐镇指导下，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交通部第一次全国航务电信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代表除了各港、航单位领导外还有各单位电信处、科和电台主管，《光华轮》报务主任边同凯作为特邀代表，会议就如何进一步做好电信工作进行交流和讨论。

1964年为了加强电信工作，部领导决定将机要处、电信处合并成立机要电信局，调邮电设计院党委书记，老红军无线电员黄奕琪任局长，下设业务处、技术处、机要处和办公室。并根据中央对无线电台“少设严管”指示，北京航务电台被撤销，我回技术处上班，蔡镜要求去基层，后来成为西安微波研究所总工程师，陈建成派去天津岸台继续实习，65年回来后自荐去局办公室做收发工作。

1959年前中国没有掛五星国旗远洋船队，在部机关海河总局设远洋处，负责掛波兰、捷克国旗的中波、中捷合资远洋公司业务。在天津海岸电台设立大功率发射机与合资公司船队通信。1960年后国家决定建立中国远洋船队，交通部设立远洋局并在广州沙面设立远洋办事处开始组建广州远洋公司。国家要求远洋船电台必须直接与国内通信。随着我国远洋船队发展壮大，上级决定建设大功率海岸电台，与航行三大洋我国远洋船队与国内保持24小时通信，64年派我去邮电部设计院参加电路计算，就是选择在新疆设置海岸电台，使用国际电联分配给我国的几个固定短波频率，要与航行在南美洲加勒比海的我国远洋船通报，一天也只能断断续续联络4、50分钟（信号2、3），得到结论是移动航行的船舶使用。固定短波频率是无法与国内保持24小时通信的。限于当时技术条件，经部批准1964年开始分期扩建广州 、上海和天津海岸电台，采用不同方位 、角度 、定向天线分别覆盖不同海域，各个岸台承担各自覆盖海域远洋船队通信任务。64年4月由技术处韩儒康科长带队，我参加邮电设计院广州岸台选址，后与广州海运局肖一先、魏立蓬、湛江港周传新去海南岛勘察八所岸台台址，回广州进行八所岸台设计，9月完成设计工作才回部。65年从海军调部彭德清副部长从战备观念决定广州岸台选址”靠山进洞”。

（下图是于眉副部长照片）

1964年11月至1965年7月交通部决定抽调部机关和部属单位干部参加直属基层单位四清运动，机要电信局技术处韩儒康、王志海、陈少友和机要处小张被派往孙大光部长率领的交通部大连港四清工作团，参加大连港务局机关四清工作二队，并由部机要电信局、水规院、长航局、旅大警备区，大连电信局、大连海运学院驾驶和船电系学生组成以韩儒康科长为组长电信科工作组，我和两名队员根据群众举报，进行內查外调取证并与犯错人核实，报请上级将一名贪污300元公款党员开除党籍和一名有妇之夫利用值班时间诱奸其女徒弟的违纪团员开除团籍，保留工作处分。对照现在社情处分太重了。

（下图是电信科四清工作组部份队员合影，前排左3陈少友，二排左1沈蜀、2吴宝宁、3陈济珍，6小张，后排左1王志海，3郭禹，5韩儒康）

1965年8月部抽调机要电信局黄亭、韩儒康和陈少友前往广州，参加广东省工交四清工作总团，由陶琦副部长率领的交通部黄埔港四清工作分团，分团由部机关相关司局干部、广州港务局、广州海运局、省委组织部、南海舰队和大连海运学院师生组成。由南海舰队国家海洋局广州分局张 硕、交通部黄亭、交通部干校苗鼎和大连院桑主任组成黄埔港装卸大队四清工作队瓴导班子，八中队（老工人）工作组由舰队王成基为组长、陈少友副组长黄埔基地周宗德（后任海军少将）和大连海运学院学生等人组成，陶副部长在该队蹲点与工人一起去码头扛大包、装卸货物，组织上派我负责陶琦副部长粤语口译、安全秘书工作。1965年底根据中办通知：机要和电信要分管的规定，部里又撤销机要电信局在水运总局设立电信处。

1966年8月陶琦副部长被袁跃成、陈建成等人组成《水运局文革小组》点名回部参加运动，随后又有一些干部也被点名回部参加运动。

（下图是陶琦副部长相片）

组织上派我去港务局机关工作队组建“两清专案组”，审核各个工作组上报案件，我从部水运、公路、船检局和大连海运学院参加四清干部中提名庞炳彪、陈班民和洪惠领，分管清经济、清政治和学习班三位副组长。经调研并决定解散港务局客运站61年印尼接难侨行李丢失案件的交待揭发“学习班”，我要求专案人员：“要尊重人格、严禁逼供信、不轻信口供、要调查取证、去伪存真、慎下结论”。去调查取证时，人们都误认我们是“文革工作组”。当看到破四旧北京来红卫兵在黄埔街上，当众要剪女青年窄腿裤时及时劝止、登上远洋船扯下刘少奇相片很不理解，见到张贴“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不知是真是假。此时，省委组织部一位担任机关工作队领导，要将局机关38年参加国军少校林逸冰，上报定为历史反革命或黑帮，其理由是林逸冰是广东名作家，“文革”中被点名批判为“南方响尾蛇”秦牧的姐姐。遭到到我的拒绝：“三八年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国军少校定为历史反革命不符合政策。我们是四清工作队，不是文革工作组，不介入当地文革运动，更不能因为她是秦牧姐姐，就搞封建皇朝株连无辜亲属那一套”。还有一件事，保卫科送来一份两封匿名信，举报机械队一位大学读了两年的女职工系特嫌材料，保卫科不查就以《特嫌 》将举报信装入她的档案袋，便将该人下放去船仓和码头扫余煤，我就问这位保卫科长为何不去查清此事。他说四清了案件交工作组，我批评他是位不负责任的保卫科长。我认为应尽力查清此事，交分管清政治副组长去办，经初步调查得知该女职工系大学教授女儿，反右其父定为右派，就失学去夜校教书，与些′身份不明团伙青年来往，发洩些不滿言论，她与另一青年未婚育下一女，其中有一人仍在追她，遭她拒纶绝，案情研究后，分析举报人由爱变恨就诬陷她。为此，我们找该女职工谈话，请她讲述相识团伙青年情况和姓名，发现其中一人疑点最大。我们去市公安局查卡，找出同名人十几个，从 年龄找出可疑人，并从举报信封邮戳，初定该人地址，通过街道找到该人，设法让他写上七八个字交给我们，后与举报信字跡相比初定系此人写举报信。我们就与街道说明此事，需找该人询问，如属实就犯诬陷罪，约谈时他见我们穿海军便服（海院学生也穿海军校服），以为我们是派出所警察。他承认哪两封诬告信是他所为，并写出认错说明，我们警告他犯有诬陷行为，结清此案恢该女职工回机械队工作。

66年10月我参加广东省工交四清工作总团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作了最后一次报告，并说：“要见红卫兵了，一旦回不来省委工作由刘田夫副书记负责”。在黄埔港参加四清工作团的南海舰队、省委、部机关干部和大连海运学院大部份师生，也先后分批离开工作团回单位参加“文革运动”，此时。只留下“两清专案组”28名队员进行结案核查工作，审结的大部分案件上报省委刘田夫副书记批复后，省委李牧同志在省党校通知我：“省委已无法正常工作，要加快结案，12月底撤销专案组你和全体队员各回原单位”。12月下旬我回到部机关后参加接待来京串连红卫兵，院校小报到处发，不知是真是假，后袁福昌告诉我，才得知官办袁耀成、陈文兴和陈建成“水运局文革小组”曾贴出：“陈少友是三反份子陶琦的黑爪牙”大字报。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上海工总司》夺了上海党政大权，传闻总理对各部领导说：国家机关夺权运动来势不可挡看准了就坐过去。此时来京串连的部属大连海院、西安公路学院学生和在京直属交研院、水规院、公路设计院群众组织于1月19日夺了交通部权（印），并开始批判交通部机关党委向在京直属审位派出的《文革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部杌关群众也自发成立各种名称群众组织，也开始批判各《局文革小组》把矛头指向群众资反路线，群众就支持或反对《119夺权》先后分别成立”红交通造反委会”简称《红交通》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革联总部》两大派组织。水运局钱傢祥成立《东方红》是支持夺权的，经考察我不是“三反份子陶琦的黑爪牙才同意我加入《东方红》并派我去新成立《交通部革命生产委员会》当联络员，会上被选为常委，根据总理讲话传闻：“群众组织只能夺文化革命领导权”。我建议：“应将业务权（大印）交回主持生产于眉副部长，并更名为《交通部革命委员会》”，得到与会多数代表赞同。1967年3月21日通知我作为群众代表，晚上参加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铁、交、邮三部党委委员和群众代表会议，在座的还有先念、富春、谷牧和余秋里同志。总理首先讲述工矿企业和交通系统文革形势，宣布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的决定。然后逐一点群众代表名让其发言，总理点到远洋局群众代表王振球名时，他来不及发言。总理看着名单就说：陈少友你是广东人，我应答后，就向总理汇报群众揭发孙大光部长很多三反言论和历史疑点，已写报告请求批准让他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审查，总理就问：报告收到了吗？富春同志说：收到了。我继续说革委会只管文化革命亊宜，业务生产工作请于眉副部长负责，革委会只监督。总理说：交通部还有这种做法。我接着说：有人不承认革委会，提出解散革委会，实行军管了，我们怎么办？总理说：“你们要谦虚一些嘛！遇事要和他们商量商量”。基建局叶汇插话：革命委员会，我们不承认，一开始，他们搞的所谓“革命生产委员会”，他们下部文调在缅甸的（基建局）刘济舟专家回国参加运动，我说：此事我们有错，应报国院务批准，总理说：“你们年青人没掌过权，落笔千斤重啊”。叶汇又插话：他们根本就没有监督生产，总理说：“邢顺荣（交研院）不是签字了吗！”叶汇说：以后是不是重新组织。总理：那就不用了，维持现状嘛。叶汇说：以后还是让它去领导他们二百多人好啦，我们不承认。总理这时生气地说：你非要逼我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的话，你就不理解这个精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有意见了，我就要发脾气了。会议结束前总理要大家批判薄一波。第二天社会上出现”斗批批”和”斗薄委”跨部委群众组织。

同年五月以交通部革委会名义，在和平里第五俱乐部召开交通部群众揭批孙大光大会，会议轮到我当司仪，我在台上右边放一个桌子一把椅子，请孙大光坐在哪里听上台代表揭批发言，部长办公室祕书、部党委成员、司局长和各局代表自发上台揭批，高潮时台下群呼喊口号要孙大光回答，孙大光站起来总是用记不起来了回答揭批者问话，见他站得太久了，我就叫他坐下来，台下参会”北航红旗”红卫兵就大声呼喊：你们不是文斗是温斗！我是反对掛牌、喷气式、弯腰罚站 和侮辱人格做法的。就不理会这些人喊叫，还是叫孙大光坐下来。过后孙大光收到”北航红旗”在校院召开批判”八一纵队反中央文革大会”，勒令孙大光到会并听说他女儿是八一纵队成员，孙大光找到革委会办公室说：是否革委会也拿个主意，我理解其意，在当时形势下，我只能讲：我要辆车陪你去，安全陪你回来，哪天开会时我坐在他傍边”北航红旗”未难为他，散会后我和他坐车回机关。孙大光历史查证，是由参与夺权交研院等群众组织驻部《213联络站》组成专案组去调查其身份，机关没人参与。

（下图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相片）

1967年6月底中央派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为部军管会主任，把交通部分成业务生产小班子和群众运动大班子，每个局派去一名军代表。1967年8月20日钱傢祥和我正在上海调查工农兵12号轮文革事，接到通知要立即回部参加22日晚，总理在人大堂会接见相关部委军管会和两派群众代表会议，当晚总理要求各部委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基层抓革命促生产、化解矛盾、促进联合。我们响应总理号召，就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基层，机关各局群众和领导干部都踊跃报名，组成广东、上海长航和南京支队，我参加的上海长航支队，到上海后即向市革委会工交组报到说明来意。我随港机厂分队进厂笫二天，厂內工总司两派为争夺礼堂开会事，发生小规务肢体冲突，分队长袁福昌问怎么办？人民海军创建人之一、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1966年春转业交通部政治部副主任汪大漠（副部级），主动提出要去劝解，我提出老同志一个都不能去，袁福昌在港口处原分管港机厂，他也不能去，我穿着海军便服带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前往，财务局滕波怕我出事也跟着去，我站到会场台上，合下两派安靜下來。我举着毛主席语录大声地说：工人兄弟要不要听毛主席的话，台下说“听”，我大声说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內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家就散开了。后来接到交研院芜湖港分队报告称：芜湖武斗要求去人支援并得悉他们没有一碗水端平，又丢失一本记录驻军支左领导內部讲话：好派拟用棺材偷运武器入芜湖扩大武斗，请分队留意港务局异常情况的笔记本，我就同部计划局等同志乘船，前往芜湖港，听了分队情况介绍，就决定将分队各人笔记本收齐， 交（空军转业交通部任政治部主任梅盛伟少将）沙秘书带回南京支队保存。随后我们分别去见两派头头，征求其意见，得知《好派》对分队一些队员倾向性表态很有意见，声称要扣表态队员，关系比较紧张，尽管支左部队派一个连与分队住在一起保护我们，晚上经常听到朝天打冷枪，为安全起见，要大家外出工作，三人结伴同行，晚上不准外出……。春节前富春同志通知宣传队回京，交研院分队怕出意外想不告而别，提岀过江北从裕溪口回京，我不同意，我们打着红旗来，我们就打着红旗走，走前我们向港务局《好派》和《 P派》负责人、芜湖港务局领导和军队支左部队领导告别。并作出决定一旦有队员被截扣，全体留下都不走了。后来两派群众都到车站相送我们回京。 

    1969年春军管会号召大联合，请两派群众组织勤务员讨论大联合，成立《机关大联委》”革委会”自动撤销，我参加《大联委》专案组，参加调查陶琦副部长和部总工程师谭真历史，为解放干部成立三结合的交通部革命委员员会做准备。专案组调查工作结束后，我被结合到军代表乔崖同志（原苏振华祕书）为组长的军管会七人专案组，参与落实政策工作。各局《大联委》按照上级部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联委》群众组织在院子里搞了个”点鬼台”，将一些历史上被俘、被捕、的干部揪出示众，关在地下室学习毛著交侍问题，各局大联委也向军管组报送查证材料，其中有两位局级干部历史嫌疑，经过这次调查找到当年证人为他们去除疑点恢复正名，我要求调查组与被调查人谈话，请他们放下几十年包袱。运动后期张瑞基副主任到专案组问我，有没有可解放、三结合部级干部。我讲：经查马跃骥和和陶琦历史上没有被俘、被捕过历史请楚，其他有的历史疑点问题各局仍在调查中。又问我清队上报材料有否宽严落实政策对象，我答：上报材料中有个伪警长是落实的，经查档本人已交待过属历史问题。还有一份办事组上报要求从严处理，只有本人手写材料无傍证、物证，阅后疑点太多，本着对人处里慎之又填，要军代表同我一起询问其人情况才能定，见到我们后全部推翻其自写材料，诉说他受不起长时间罚站、弯腰、挨打才写出来的交代材。见此，我提出：解散被群众组织“点鬼台”点名被送到地下室所有人员，回原单位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遭到两派一些人反对，但得到张瑞基副主任的支持。

1969年10月生产的小班子到铁道部办公。大班子除老、弱、病、残外全部下放到吉林五七干校。周日专案组组长乔崖同志到我家中，见我家四人只住18平米一间居室，就建议我将家搬到交通部红楼宿舍，我爱人说哪里离她上班转车不方便，谢谢他的关照。他和我商量希望我随王副主任去吉林敦化干校，在整党办公室参加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1月份大班子乘火车去吉林敦化交通部干校，整党后期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各连建立支部，有个连队要将支部书记位置空着，留给未入党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我提出这个不符合党章规定。

（下图是1967年交通部笫一任军管会主任赵啟民中将55年授衔相片）

1970年1月敦化交通部五七干校迁河南，我才得知部军管会大换班，北海舰队后勤部长潘友宏为部军管会主任，要我留在部机关运输组参加清查”五一六”运动，我是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才参加到运动中去的，怎么被成为“五一六”嫌疑审查对象，抄走我所有的笔记本，家人无辜受到株连。新来军代表张映南 (海司情报处)主持运输组揭批钱傢祥会上，阴阳怪气地对我说：钱傢祥承认是“五一六”你信吗？我说：又信又不信！他自认是“五一六”。按你所说发展“五一六”成员，都是选择造反早、出身好、转业军人、共产党员。钱傢祥造反早，他是水运公社总头，但我是革委会常委，出身我比他好，我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五一六”为何不发展我，所以不信他是“五一六”，1970年6月铁、交、邮（邮政总局）正式合併办公。审不出什么名堂来，就将我下放到河南堰城交通部五七干校，我要张代表得给我份结论吧！他说：我们没宣布审查你呀！我只好一人乘火车去干校报到，分到五连参加劳动，此时干校又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又将部机关大字报转贴到干校，校领导和军管组开大会传达文件称：卫生部军代表向抓“五一六”中央领导汇报说：卫生部经查没有发现“五一六”分子及其组织。这位领导说：查什么组织彭(德怀) 黄(克诚) 张(闻天) 周(小舟) 军事俱乐部也没有组织，他们思想一致就定为组织。军代表继续汇报说：群众组织头头查不到罪行，这位领导就说：他们有没有错误？上纲一批判就是罪行。更离奇的是打倒总政主任肖华后，就说肖华是“五一六”后台、打倒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后，又说杨、余、付是“五一六”总后台。此时，干校今天开会总部勤务员胡洪策上台坦白交代自己是“五一六”、明天张肇祺勤务员上台交代说：“68年8月20日我们“五一六”骨干开会陈少友也到会……。”会后就要我交代罪行，我讲：“你们都知道当天我在上海22日才赶回参加总理接见的，你们拿这种伪造、胡编的话只能欺骗群众”。五连派性指导员张乃仁对我定性说：“你比516骨干小，比一般516份子大，好好交代吧”。他们一会说交通部“五一六”后台是“点鬼台”点名，关到地下室劳动改造彭德清、后又说是陶琦。为加大清查”五一六”成果张乃仁就组织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的人对我审查，将我关进马棚受到非人道“隔离审查”， 童维源用暴力打我，逼我承认是 “五一六”分子，遭到我抗议：“如再打我就自卫还击”， 群众背后说：国民党审查共产党。 毋马生仔了我才离开马棚。其后，部“清查五一六”小组沈宁、唐桂玉专程赴郾城干校调查、收集陶琦“五一六”黑后台材料，要我揭发陶琦，遭到我严词拒绝。后听说军管会潘友宏准备召开大会公开逮捕陶琦，遭到先念副总理质疑才作吧。913林彪事件后干校清查”五一六”工作开始降温。我爱人提出带着两个小孩回湛江探亲，顺道要来看我。干校领导不准，后来又准许我回湛江。探亲返干校后又准许我参加党的生活会，有一次讨论部民间运输局长张维慔恢复他组织生活会上，我问他：“你是三八年老干部为何胡说八道，某某发展你为五一六”，他说：“毎晚要我站着遭批斗、被打、血压高受不了才被迫无奈说的”。1972年5月军管会主任潘友宏来到郾城干校，我只身一人就到干校军代表办公室，房间里都是军代表，我找潘主任汇报说：“干校军管组和校领导派性严重，借清查“五一六”之机，积极贯彻执行林彪的“一个不漏” 指示，大搞逼供信、扩大化，还传达编造假历史说：林彪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山与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请调查处里。他不哼不哈不以理会，据说回部后就讲：“在干校陈少友围攻我”，天大笑话。曾当过南海舰队后勤部长潘友宏同志，我真没想到他是这个水平。

1972年10月我从刘鄂(原朱田顺副部长秘书)同志处要来信纸就给周总理写信，并抄送分管交通部粟裕同志和交通部革委会杨杰(总参军交部长铁道部军管会主任)主任，三封信都是请钮冈同志去漯河用双掛号寄出的信，反映交通部堰城五七干校军管组和校领导派性严重，借清查“五一六”之机，积极贯彻执行林彪的“一个不漏” 指示，大搞逼供信、扩大化、制造大批冤假错案，请求中央派员调查处理。

1972年夏交通部堰城五七干校名存实亡，干校任命谷照芳 (彭德清祕书)同志为三连領导，他掛冠而去回上海了，从此干校宽松多了，我这人好找点事做，就将五连食堂人工水箱改造成自动抽水功能，将手扶拖拉机修好掛上车箱，就开到漯河去了。还将校部损坏摩托车修复，放映机无声了大家叫我去检查，是光电管坏了更换后正常，大家都能看上电影了。此时，我订了本“国外科技”杂志，还买了本“卫星通信工程”，阅读后感到我国科技水平与国外差距太大了。1973年中央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因此干校不少同志也陆续分配回部机关工作，但为达到派性掌权目的，宁从商务处调外行杨英为通信组负责人和向基层借人，也不安排电信处黄亭、韩儒康、黄国道等人回来工作。后来干校人员跟着撤回到北京北兵马司留守处等待分配，但由于潘友宏为首军管会撒出前，将交通部文革期间出现的812抢黑材料档案、孙大光专案组和机要学校部份学生冲击中办定为”五一六”反革命事件。再加上派性作怪。导致干校回京仍有一百多名干部未能安排工作。1973年10月26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我个人前往部机关院内署名贴出《（老）交通部和干校批林整风向何处去》大字报（这是我参加文革以来，亲笔书写唯一的一张大字报）引起众多人观看。后来杜天宇同志与我谈话、分配我工作，要我回部组织部上班，去基层落实干部政策，我说：“诬告我是“五一六”分子政策还没有落实呢”，杜天宇同志说：“没人说你什么嘛！调到组织部工作同志政治上都是可靠的。你做过群众工作搞过专案嘛”！我讲：“到基层落实干部政策，人家反问我，你的政策落实了吗？我无法回答”。所以我坚决要求回单位做技术工作。             

（下图是1970年原交通部笫二任军管会主任潘友宏相片）

后记

1975年叶飞任交通郜长，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十月交通部党组45号文，撤销原交通部军管会主任潘友宏时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将文革期间交通部文革群众运动中所谓”四大案”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并为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文化大革命中以”五一六”问题受审查的同志恢复名誉

（下图是1955年授衔时叶飞上将相片）

　　抄录如下：

交通部党组文件

（79）交党字45号

关于撤销原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关于”四大反革命事件”的决定

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党委、支部：

一九七O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群众组织的少数人曾因组织参与《调查孙大先历史专案组》（简称孙专）《批判卖国主义专案组》（简称卖专）、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月十二月砸抢机关保卫局等单位的档案（简称812事件）和一九六七年八月廿日冲击中央机要局（简称820事件）受到清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原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宣布：上述”四大事件”是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策划煽动下干的较重大事件，均属于反革命事件”。

现己查明文化大革命中，交通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谍，不能不把自已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一条极右路线。当时群众组织中的少数人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在这些活动中犯有程度不同的错误。现决定：”四大案件”原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策划煽动下的反革命事件的结论予以撤销。有关同志的审查结论，在这次复议中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们应当从上述事件中深刻总结经验教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入批判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交通部党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七日

交通部党组文件

（79）交党字45号

 关于为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文化大革命中以”五一六”问题受审查的同志恢复名誉的决定。

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党委、支部：

交通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于一九七零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进行清查”五一六”运动于一九七三年底结束。在运动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先后有285位同志。(其中部机关161人在京直属单位124人)。所谓”五一六”问题被审查。有的被办学习班，有的被隔离审查，点名批判。有的被拘留逮捕个别的同志被点名为”坏当权派”，造成这些同志长期背着思想包袱，他们的家属子女无辜受到株连。现已查明交通部机关和在在京直属单位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和”五一六”分子，上述同志作为”五一六”被审查批判是错误的。现决定为这些同志公开宣布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并组织专人统一消委有关＂五一六＂问题的材料。今后无论在单位或个人手中再发现有关”五一六”问题的材料一律无效。                   

中国共产党交通部党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廿七日

陈少友1935年9月出生于广州湾（湛江市）1950年10月于湛江市一中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就读于广州市黄埔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海军分校，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交通部注册机电监理工程师。中国通信、航海、造船学会会员。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电子技术委员会委员兼通信学组副组长。1992年享受国务逐月发放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会堂专家委员会专家、交通部海事、通信和救捞系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船舶检验局技术委员会通信导航分委会委员、交通部航海教育研究会理事、交通部北京航务发信台台长、交通部通信组技术组长、交通部331卫星通信工程办负责人、交通部通信导航局支部委员、技术处负责人、北京国际海事卫星地面站笫一任站长兼地面站支部书记。60年将《北京航务发信台》革新成为无人值班由收信台遥控发信台，圆满完成北京首次与前往印尼接侨《光华轮》远洋船通信任务，受到交通部团委通报表扬。75年力主卫星通信代替短波船岸人工电报通信。78年以部331卫星通信工程办和中远总公司通信导航处与美国COMSAT在北京新侨饭店举办航海卫星（国际海事卫星前身）通信技术交流会，得悉美国在日本建设印度洋和太平洋卫星两座网络协调站。79年得知国家331工程通信卫星83年才能发射，且无覆盖三大洋的计划，作为交通部331卫星通信工程办负责人，就建议用交通部通信导航局对外《北京船船通信导航公司》名义参加国际海事卫星组织，为建设北京国际海事卫星地面站作准备。83年起曾六次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和伦敦，出席国际电联（ITU）、国际海事组组（IMO）和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会议，编写提交预案维护国家权益。85年采用数字技术负责建设亚洲第一座518KHz航行警告（NAVTEX）台链，结柬人工抄报历史，在对外谈判中挣回144万外汇人民币，受到基层单位好评，获得部、局瓴导书面表扬。86年研究规划设计《中国实施GMDSS总体方案论证建议报告》作为各单位实施GMDSS指导性文件并获得中国航海学颁发技术咨询奖金。88年组织交通部召开GMDSS船岸电台人员配备和培训工作会议，结束船岸电台培训人工电报历史，开创GMDSS人才培训新纪元。89年在工程关键时刻出任《北京国际海事卫星地面站》第一任站长，负责建设和组建北京海事卫星地面站，1991年6月3日地面站建成开通投产，会议由林祖乙副部长主持，国家副主席王震剪彩并与航行在太平洋上《乐平岭》远洋船长通话。人大副委员长叶飞和历届离休部长出席开通典礼，分别与航行远洋船通话，中国海上通信一举跨入世界先进行列。1996年1月在中国交通通信中心副总工师岗位退休。同年被电子部研究院开发部聘为教授兼科林公司副总经理，采用海事卫星、GPS和电子地图进行技术集成，成功研发全球移动车辆和船舶导航定位系统。曾任北京、安徽和河北省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总监理工程师，2011年回家安 度晚年。

（下图是陈少友1994年担任中国科学技木协会、中国科技会堂专家委员会专家时相片）

《证书》

陈少友同志：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从九二年十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

（下图上是国务颁发特殊津贴证书、下图下是1965年2月北京邮电学院颁发给陈少友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