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与十八

绿豆兔

——谨以此文纪念双中八十岁生日与我的不惑之年

悠悠八十载，双中在风雨星河中走过。

漫漫十八载，我在双中的校园里穿梭。

　　我和双中的缘分，从2002年的夏天开始。

那年夏天，大学毕业，拖着一个暗红色的行李箱，带着一个用了七八年也舍不得丢的妈妈买的绿色洗脸盆，坐上一辆白皮长途汽车，苦苦熬了好几个小时，和三个毕业生一起从重庆北碚来到了成都五桂桥汽车站。

双中的老校车司机欧师傅开着一辆中巴校车来接我们，还热情地送我们到火车北站去取拖运的那几大箱子厚重的书。自此，我便在双中的这方教育热土上，扎根、发芽、成长。

如今，当时的同行伙伴们，都已志在他乡，转赴战场。而我这棵苗，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语文组里最老的“本土大学生”。

　　初入双中，校门还是红瓦顶，钢铁门的那扇。进门便见方形花坛，左边则是无数的乒乓球台。高楼房没有，最高的楼是科技楼，图书馆就设在科技楼里，明亮宽敞。每一个新入学的学子，在我的第一节语文课上被要求做的事，就是入学一周内，必须去图书馆办借阅证。

　　正对大门最威武的楼，是德馨楼，当时还不这么称呼它，因为它也只是一栋教学楼，并不像后来那样单纯用来办公。我现在引以为傲的是，双中几乎所有的楼——早已拆掉的一教、二教；刚拆的明雅、德馨；现存的博雅、乐雅、弘雅；曾经租借的邻舍教师进修校，外加现在的科技楼，我都在里面上过课，教过书。

　　现在的114会议室，当时是2005级13班的教室。而这个班，是我所执教的班级中人数最多的，近80人。那上课的阵式，必须手提第一代像绿色箱子一样的“小蜜蜂扩音器”才震得住。

漫漫十八载，我亲眼见证了双中校园面貌的几度变迁。校门变洋气了，花园变多样了，围墙变雅致了，校舍变高大了，唯有钟楼依原址静静地屹立在绿树下，不卑不亢，秀丽端庄。

　　刚出茅庐，初进课堂，第一次上组上的公开课，穿着一件蓝色的“真维斯”牌运动外套。课后语文组教研会上，郑治国老师点评：“刘丹就像一个高中生一样，站在讲台，上了一堂课！”大家听后哈哈大笑，我也笑弯了腰。年轻真好，时常还会有被双中门卫拦住，让出示学生校牌的“烦恼”。

　　早些年的课堂，没有多媒体，全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当家。满满一黑板的板书，一身的粉笔灰，那是家常便饭；学生抄笔记也常常抄得叫苦连天。

早些年的备课，没有网络百度，没有大数据云盘，最可靠的方法是查阅自己积攒的几十本大学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还有随身相伴的字典、书籍。

早些年的语文晚自习，一晚连上三节，全校语文老师集体放映经典文化名著电影，多年后偶遇当时的学生，他们告诉我，那是他们高中岁月，最难忘的晚自习时光。

现在想想，或许越简单越朴素，越显语文教育本真。

　　异乡漂泊，幸遇一群可爱、可敬、可亲的双中人。语文组的老师们，自有一股书生意气，自带一种视名利为粪土的洒脱。语文组这个大家庭也总是温馨暖人，藏龙卧虎。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可谓百花齐放，自成一家。

　　还记得冯云祥老师晚自习慷慨激昂地给学生讲篆书，讲得眉飞色舞。而他作为语文组大组长主持教研会，也总是言简意赅又幽默风趣。

还记得陈慈良老师在课下温和可亲地对我说，“一个人远在他乡，有没有什么困难？有，就说。没处吃饭，家里来，师娘做。”

还记得王泽军老师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公开课教案，认真细致的程度令我仰望。

还记得张国荣老师在办公室给我们讲佛理佛经，还送过我一个护身符。

　　还记得我的导师朱建彬老师曾帮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毕业生垫付了一年的房租费，周末带着我去K歌，领着我去相亲。

还记得杨传志老师办公桌柜子里珍藏的好几十本自己手抄的武侠小说读书笔记。那些漂亮的墨宝曾一度让我钦羡不已，以致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全部给了一品文章的老板——用它订购了一套梁羽生全集。老板当时吃惊的话语，我至今没忘记，“你确定你要哦，你确定？我去订回来，你可不能退哦！不然，我亏大了！”

　　漫漫十八载，我在双中的校园里穿梭。

人生有多少个十八载？18岁，我离开家乡，从此便在他乡的土地上辗转漂泊。如今，在双中的日子已经和我在故乡的日子一样长了。

十八载异乡成故乡，十八载回忆浓白发长，十八载芳华似梦，梦里装着我的年少轻狂。

悠悠八十载，双中在风雨星河中走过。

幸运的是，我在其中唱过十八载青春的歌。

                                                      刘丹

                                   2020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