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我差点当了一个木匠

普尔达正

1974年元月，我从宜宾市二中初中毕业时，上一届刚恢复的，通过考试凭成绩升学的方法被废除，又改回了推荐加政审的方法。学校公布升学名单时，我发现高中已经与我无缘。

读大学，是在我童年时，母亲就编织进我心底里的一个人生美梦。没想到刚初中毕业，这个梦就要这样破碎了，我还是心有不甘。我找老师去问为什么，老师一句学校决定的，就让我感觉无力回天，垂头丧气的回家郁闷去了。

初中毕业时，我快要17岁了，那时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深入之中，连社会青年，城市居民都被动员下乡，失学的我自然也该纳入下乡名单之中。可是，我姐姐下乡几年了，乡下生活的艰苦，返城工作的影子都看不到一点，这已经让我父母操碎了心。家里有一个知青的情况下，要再送一个半大孩子下乡去，家里肯定更无法承受。所以母亲打定主意不让我下乡，即使要去，也要等长大一点再去。

升学名单公布时，班上的同学落榜的不止我一个，而其中和我经常在一起耍的七、八个同学，几乎全都没有被推荐上。几位同学的父母也去找了学校，然鹅，都是白费力。16、7岁的孩子失学了，在家里耍着，要吃饭，将来也要有一个立身之本。社会给我们设计的道路就是上山下乡，去农村接受锻炼，自食其力。而父母们因为孩子还不是成人，都不愿意立刻送下乡，那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全交给了父母，成了他们的人生考试题。

一段时间，上不了学的我们都陷入苦闷和愤恨之中，同学来往中，大家谈论的都是关于升学的传言和猜测，议论中的怨气很容易变成激愤的语言和行动。这让父母们更担心，害怕我们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赶快找一点事情先安顿孩子，成了他们必须立刻做的事。

很快，我的同学们有的被父母带着去上班，跟着学习父母的手工技术，有的找了店铺学习打铁，有的去做临时工。我的母亲托单位的一位同事，通过她的丈夫尹三哥，也给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在咸熙街农机局修房子的工地上抬土挑砖。临时工三个字定性很准确，我在工地上肩挑背磨刚满一个月，这份工作就结束了。当通知我不用再去上班那天，知道我失去了这份得来不易、又繁重劳累的工作，我的心情是遗憾中带着一丝解脱的快感。

临时工做不成了，母亲开始考虑让我学一门手艺。她们单位上有一位在宜宾有名的西服裁缝师傅，名字叫甯伯康，我叫他甯伯伯。因为母亲和他在丁字口门市一起同事多年，他的裁剪技术帮了我们一家人很多忙。我们穿的衣服裤子，基本上都是请他到家里来帮忙裁剪的。为了感谢他，我们家里有时做了好一点的菜，就会请他来喝酒。

甯伯伯到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母亲就要我陪他，负责给他斟酒。每次甯伯伯也让我倒一小杯陪他。甯伯伯吃饭时，总是在桌子前坐得笔直，就像他走路时一样。他的酒量不大，五钱的小酒杯也就喝四杯左右。他喝酒很慢，一次只撮一小口，不怎么吃菜，是那种一粒花生米都可以下一杯酒的人。喝酒时他喜欢不停和我们说话，最爱教我们要孝敬父母，他说做父母的再辛苦都很关爱儿女，做子女的也应该爱父母。潜移默化中他说的这些真的影响了我们。

一次，甯伯伯在端酒杯时，我发现他的右手食指第一关节有点异样，不是直的，而是向拇指方向折弯了一定角度，感觉很奇怪。就问甯伯伯是受伤的吗？他说不是，是长期拿划粉在布料上划线，用力太多，骨折变成了残疾。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的这个说法。我听甯伯伯在说话中偶尔有一点点外地口音，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下江人。我第一次听见“下江人”这个词，不知道在哪里。他就给我解释“下江人”就是长江下游的人，主要是指江浙一带，他就是浙江宁波人。他还说，以前好多当官的都是下江人。为什么下江人当官的多，我后来长大了读了些书，才知道原因。至于甯伯伯这个下江人，他说他是在学徒的时候跟着师傅到宜宾来的，所以家乡口音已经很少了。我猜甯伯伯的人生一定有很曲折的故事，可是他没有讲给我这个孩子听。

母亲想请甯伯伯把我当徒弟，教我学习裁剪衣服。可是甯伯伯说我现在不应该做这行，不肯答应，只是说以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再说。

母亲这时又想到了另一个人，我的保保张九云。四川人的保保就是外地人喊的干爹干妈。

张九云是院子里杨五孃的弟弟，家住在离合江街不远的衣服街。他当时在建筑工地上做管理，母亲知道他的工作使他认识很多工匠，就想请他给我物色一位木匠师傅，让我去学木工技术。母亲认为木匠师傅心细手巧，技术实用，找口饭吃没有问题。这时候，正好张保保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就带着我去衣服街吊唁。母亲走了以后，我在那里守了一个通宵的灵堂。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者遗体。本地人有句老话说“人死如虎，虎死如泥”，意思是人死了像老虎样吓人，老虎死了却像一滩泥土，一点都不吓人。以前遇见哪里有丧事，我都是有点害怕的远远绕开。我以为自己靠近遗体一定会害怕，可是那天看见老奶奶的遗体放在临街的屋子中间，安安静静的躺着，仿佛睡着了一样，我居然没有产生任何害怕的感觉。只是在心里想，原来人死了是这样子，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夜深的时候守灵的人很少了，漆黑的街道上飘起了雨丝，我一个人坐在门槛边，背后就是老奶奶的遗体，我也没有感到恐惧。开始我以为是熟悉的人死了我才没有害怕，其实，从那以后我发现，即使是不熟悉的人死了，我也不觉得害怕了。

老奶奶的丧事办完以后，母亲就向张保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保保看了看我，然后对母亲说：现在好的木匠师傅，一时半刻也不好找到，你说的话我记在心头了，找到合适的我就给你说。得了这句话，母亲仿佛看到了希望，那几天情绪都好了许多。而我，这时还在懵懂中，除了上学是我最想要的事，其它事情大人叫干啥就干啥吧。梦想在现实面前是个脆弱的东西，不堪一击，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办法。我父亲出差从筠连回来，知道了这些情况叹了一口气。父亲常年都在外面住站出差，对家里对我们读书都没有什么时间来关心，到该出差时就又走了。

毕业过了几个月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在一起耍时意外的发现，升上高中的同学好像还没有上学读书。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猜是不是这次的升学办法不公平，引出问题不好解决，造成了拖延。不过这已经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这些确定上不了学的人只有自寻自在。没事就伙在一起闲耍闲谈，等着命运的安排、或者说父母安排的事情落实下来就认命了。

就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中，我梦想不到的，一个与我有关的好消息突如其来，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晚年的父亲和我

大概是6、7月份的时候，一个晚上，我父亲从筠连回来了。我听见他和母亲说，要把我带到他出差的筠连沐爱去上高中，问母亲同不同意。因为去筠连读书，我的生活费用要单独开支，家里的负担会突然加大，这必须和母亲商量。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听到过两句话，经常都在说“富不丢猪，穷不丢书”，她自来都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多读书，自然毫不犹豫的说：只要有书读再困难都要去。

我听见父亲带回来的消息，顿时兴奋起来。我太感谢父亲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候，我根本想象不到是他解决了我短短人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把我的命运转向了朝着亮光的方向，让我又有了上学的机会。于是我赶紧问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说，他上次回来知道了我没有升上高中，知道了母亲为我寻找手艺师傅的事情，同时也知道我仍然很想读书的情况，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回到出差的驻点单位筠连沐爱经营站，他无意之间流露出情绪低落和忧心忡忡的样子。经营站站长陈道智和父亲关系很好，看见他愁眉苦脸不开心的样子，就关心的问遇上了什么事？父亲把我想读书又没有升上高中的情况告诉了他。陈道智听了以后说，宜宾读不了书，到沐爱来读书要的不嘛？如果愿意我给你想想办法。

父亲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和母亲也没有想到过）可以用异地读书来解决我的问题，听说以后马上说愿意。于是陈道智告诉他，沐爱中学的王校长是他的老朋友，王校长本来是筠连中学的校长，因为受运动影响的原因，被调到沐爱中学，他可以去把我的情况告诉王校长，看能不能请他帮帮忙。

陈道智马上去找王校长，向他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和我渴望读书的情况。王校长听了之后说，他们这个年级现在还没有入学，娃娃想读书是好事情，这个忙还可以帮。但是，他要把我接收进学校读书，还需要我从就读的学校开一个转学证明。有了转学证明，下期就可以入学了。

到那个假期过完开学的时候，为了开转学证明，母亲和我到学校去找了很多人。那一年因为我们这个年级升学的比例小，入学时间又拖了整整一期（这事对我很有意义，如果没有拖长开学时间，开转学证明肯定要麻烦很多），一直都有很多学生和家长到学校质询，发生争吵的事情不少，学校也感到很头疼。开转学证明能减轻学校压力，又不用学校增加安排学生，是比较好解决的事。所以去了几次以后，我拿到了一纸证明，把读书的希望握在了自己手里。我要好的同学胡光德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也到学校开了证明到筠连去上过学。

我读书的事情有着落以后，母亲很快告诉了甯伯伯，也告诉张保保不用为我找木匠师傅了，他们都为我高兴。我在心中很感谢他们，更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感谢我还不认识的陈道智叔叔和王校长。在决定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是他们伸出援助的手，我以后可能就真的只有去当一个木匠了。

筠连，沐爱，就这样突然就走近了我的生活。我将要离开宜宾，到这些我经常听说，但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读书，我不知道会有些什么陌生的人，陌生的事在等待着我。但我知道，不管会遇到什么，我都将在那里坚持度过我得之不易的两年高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