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阿妈——一个感不到的，但又处处时时在旁边的人

道真言中

　　大阿妈是我大孃嬢的奶妈。从大孃嬢在1932年呱呱落地后不久，放下自己的女儿，只身来到上海当乳娘。第一个走进门的就是我们的家，而那时，恰恰是祖母患妊娠后遗神经官能症的发作期，一天到晚只专注她自己的一些不是事情的事，自然也顾不上襁褓中的大孃嬢。照顾喂养大孃嬢的事也落在刚来家的大阿妈身上。大阿妈尽心尽力、赤胆忠心地挑起了家里的一切，先当奶妈，后来带着大孃嬢同床度过大孃嬢的童年。她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人，可是她却一直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重万斤。

早先爷爷和爸爸们都住在威海卫路永吉里，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子，长长的水门汀楼梯，陡峭地夹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抬头望上去真有上天梯登云霄的感觉。我每次走上走下总感觉有点头晕，要特别小心。

大阿妈刚进我们家的时候应该也很年轻。对从乡下出来没有进过城市的人，尤其是妇女，看到楼梯就犯怵，尤其是我们家的那个笔直的楼梯，更是恐惧万分。一开始每逢要走楼梯时，大阿妈的两腿直哆嗦，怎么也跨不出步子，没有办法，只能手脚并用，一边爬，一边嘟囔着“啊哟，啊哟”地壮胆，不是爬上就是爬下，很特别。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阿妈得了一种毛病，脸上的肌肉总抽搐个不停，看医生也没有办法。还算好，带上眼镜有所缓解，从此那一副平光眼镜就伴随了大阿妈的一生，一直带到眼镜架发黄。

大阿妈一直对我们家的人比对她自己的女儿还要好。她不希望女儿来看她，一则怕麻烦我们，二则嫌女儿打扰她的工作，再则就是女儿来要钱。每次女儿来了没有几天就叫她回去。

她每天任劳任怨变换着花样，张罗我们家里人吃喝，安排的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天蒙蒙亮，早上五点钟光景，大阿妈就轻手轻脚地起床了，带上那副发黄的平光眼镜，伴着抽搐的脸，撇着半裹未遂的半小脚，挎着竹篮，一晃一晃地到菜场去买菜。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没有一句怨言。

每天的午饭后，收拾完了家里老老小小的碗筷，到了大阿妈必不可少的午睡时间，雷打不动。而那时也正是我们家最安静的时候，阿爹在的时就立下了规矩，任何人在这个时候不可以大声讲话，更不可以喧闹。我们走路都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生怕惊醒大阿妈。

午睡起床后，目不识丁的大阿妈到了一天最难过的时候了。每天在这个时候对坐在爷爷旁边——她自己专用的藤椅里，“吧嗒吧嗒”！地眨着眼睛，拼命地搜索枯肠默报早上买菜的花费，一笔又一笔，爷爷用那又粗又大的“派克”黑钢笔一一记了下来，再给大阿妈补足花费。大阿妈小心翼翼地用手巾把钱包起来藏好。说也奇怪，她竟然能记的那么清清楚楚。偶而碰到有忘记的，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从脸上加快抽搐的频率，可以知道她的焦急。尽管一句不语。一种责任心驱赶她非要回忆出来，哪怕明知阿爹最后都会抹去那一笔的。可大阿妈非要不依不饶地把那笔漏账回忆出来，一直到晚上。这种记账习惯一直保持几十年，阿爹离开我们后，传到了阿婆手里；阿婆去世后，老爸老妈又接了过来。

大阿妈最揪心不安的是，看到自己烧的菜我们吃的不多。这种特别难受和煎熬感，从她脸上频繁的抽搐，一目了然。大阿妈独自潜心研究，精益求精，烹煮的一手好菜，总获得满座赞誉，尤其是油爆虾，糯米鸭，鲫鱼塞肉，发芽豆，那做得好吃，堪称一绝。时至今天一想到她烹煮的佳肴美肴味，就口水直流。而大阿妈看到盆底朝天的盆盘又特别的欣慰，流露出一种特有的如释重负之感，尽管不说一句话，可她脸上平静的抽搐，恰好证明一切。最让人惊讶的是，她竟一个人能烧出两桌子二十几个人的菜，而且每只菜又是那么的可口好吃。

碰到我们兄弟犯事受罚时，大阿妈一声不吭坐回到自己专有的藤椅里，“哔砝！哔珐！”地，脸上的肌肉抽个不停。我们身上挨的每个板子就好像打在她的身上一样痛苦，一会儿，实在是弊不住了，就跑到我们面前说：落水等人捞，相争等人劝，赶快讨饶吧！

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刚进家门，大阿妈就感觉到了，拖着那双半裹不遂的小脚，把煮好牛奶鸡蛋热气腾腾地端到伏案作业我的旁边，再三叮嘱趁热赶紧吃。那种无微不至照顾，一丝不苟的精神，无怨无悔的责任感，在我们家以后的保姆身上很难找到。

我们家的老老少少都体会到大阿妈的辛苦，总想方设法地去分担她的家务。每逢家里要拖地板和洗床单之类的大家务活时，我们兄弟和暂住在上海的小爷叔总从大阿妈手中把活抢过来自己做，生怕累着大阿妈。大阿妈在旁边一声不吭，从眼镜下面的抽动的肌肉里流露出无限的内疚。

每次路过采芝斋，总要包上一些大阿妈喜欢吃的粽子糖，大阿妈看到脸上露出小孩般的天真笑容，如数家珍般的藏起来，慢慢地享用。每当碰到桌子上有我喜欢吃的菜，恰恰又来了客人，她就特别担心，唯恐我吃少了，犹如母虎口被夺孜那样，恨得牙痒痒的，这时我总去安慰她，“没有什么，我吃饱了。大不了明天再连一次”。 秋冬天中午放学回家，大阿妈总带着万分的歉意同我商量，“中午饭吃芹菜肉丝蛋炒饭”，我体谅到大阿妈的辛苦，从不去挑剔。

天长日久，我们都把大阿妈当我们家庭的重要成员，敬为长者，没有人敢对她说一字重言。更有甚者，那次当大阿妈胃出血的时候，老爸竟亲自背大阿妈下楼，我急奔到马路上拦了一辆三轮车，一家大小心急火燎地送大阿妈去医院，比自己得病还要急。

大阿妈康复后，为了补充营养和钙质，家里特地多定了一瓶牛奶，老妈逼着她喝。对她来说，简直等于是要了她的命，她是那么地虔诚的爱惜耕牛，到了爱牛不食其肉的地步。这回要她喝牛奶，真是如同吃药，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紧皱眉头如同嚼蜡般的，屏息闭眼，一轱辘地囫囵吞下。

其实一个人不管出身怎样，受教育程度多寡。只要勤勤恳恳，认认真真，默默地付出，自会得到别人的尊敬。而世界上最鲜丽的光亮点，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可以说是和谐社会共处的不二法门。

沉默寡言的大阿妈，在我离家只身去西班牙前两个星期，突然变得一言不发，闲时一个人呆然地静坐在后门边的板凳上，“咂巴咂巴”！地抽搐着面部的肌肉，频率之高，很少见到；泛黄的平光眼镜后面的两只噙着泪水眼睛茫然地注视前方，一动不动；浑身透露出百般的不舍。

我拿出了自己剩下的几百块钱全交给了大阿妈，知道她省吃俭用，不怎么花钱，让她能在增长的数字面前高兴高兴，也算是回报她陪我长大的一点孝心了。告别老家出远门时，时值八月盛夏，汗流浃背，蓦然回首的我，看到身着肥大的白布凉衫的大阿妈依立门栅处，远远的偷偷地抹着眼泪，任凭汗水顺着两颊流了下来。形单影只，那种不舍和无奈，凄凉无处不能语。万万想不到那竟是我和大阿妈的永别。大阿妈那特别沉闷，肥大白布衫下矮小的孤身独影，至今历历在目，挥却不去，几度魂牵梦回。

五十多年来，大阿妈同我们一家三代人和睦相处，荣辱共存。记得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来抄家，挑唆大阿妈斗我们，逼她揭发。大阿妈那本来抽搐不停的脸，这时更不听使唤，“吧哒！吧哒！”地眨着眼睛，透过那发黄的平光眼镜，用一种愤怒带恐惧的声音，从牙缝里慢慢地憋出了，东-家-是-好-人。这几个像似从眼镜里蹦出来，霹雳作响，掷地有声，搞得那些造反派哭笑不得，灰头土脸，落荒而退。

大阿妈那种中国原始纯朴的农民情怀远远胜过那小撮丧尽天良，穷凶极恶地变着法子，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和食品的，坑害无辜的农民败类，要好上几万倍。一个在天上，一个却在地狱。天壤之别，无法比拟。

大阿妈的伟大，在于她无私地付出，不声不响，从不求回报。而平时丝毫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却时时处处又体会到她在旁边。一个不识字的村姑，平平淡淡，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无声无息，潜心钻研烹饪技术；埋头苦干，耕织着我们对她的尊敬；辛勤耕耘，在我们家锭开了一朵朵灿烂的玫瑰花（大阿妈特别喜欢月季花）。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那么奇怪，越是想青史留名，树碑立传造像的，却越遭人唾弃；反而那些不想被人挂齿的，却越使人永久思念，流芳百世。大阿妈就是那种用不想让人夸奖的，刻苦耐劳，自力更生作为在我们心里竖起了一个矗高形象，永远使人思念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她，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静静的走了，不带任何色彩，哪怕是一缕青烟，可留下的竟是无限的思念和满嘴佳肴的无穷回味。她永远活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也活在我们子女的心里。更活在周围人的心里。她低调踏实的做人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永远！永久永久！

注：

* 大阿妈生于1906年，那时女人盛行缠小脚，三寸金莲是美的一个标准。大阿妈的小脚刚缠到一半，碰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解放妇女运动把大阿妈的脚解放了出来。留下了一双半缠不遂的半小脚。

* 阿爹是爷爷。

* 阿婆是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