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中学生活

刘增森

　　前几天，在微信中看到了中学老师钱立诚编辑的美篇，“69中历史回顾”。他从1958年69中学的前身------“宣武红旗中学”建校说起，一直说到了69中学撤校，与北线阁小学合并为“北京小学北线阁分校”为止。

从钱老师的美篇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新中国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教育路线和办学模式。

我是69中学的毕业生，1968和1969年是在69中度过的。那是文革初期，是一个十年内乱的年代。

　　尽管在69中学仅仅呆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且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是对钱立诚老师的印象还是很深的。钱老师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嗓门挺大，是我们69届4连的一个班主任。

真佩服钱老师！👍

一是80来岁的人了，不仅与时俱进玩起了微信，还编辑出那么漂亮的“美篇”。

二是老先生的记忆力超强了！五、六十年前的事情还记得那么清楚。也可能是曾担任过校长的缘故，69中学各个时期教职工的名单，以及教职工的工作和生活照片他都能搜集到了，并且给照片上的每个人都标注上名字。

　　我们这一届学生，本该1966年9月升入到中学学习。但由于当年6月全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遭到破坏，致使我们滞留在小学，在家放养了一年多。直到1968年初，我们才和下一届学生（70届初中毕业生），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一同升入到中学。

　　北京市第69中学座落在北线阁北口三百米远、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南角。

现在，69中学的校舍与南面原北线阁小学的校舍合并，成为了：北京小学北线阁分校。

　　当年我们上学时，学校的规模很小，只有一座坐东朝西的U形教学楼。教学楼西面、北面相邻马路，只是在南面和东面有两个面积不大的场地，安装了篮球架子和单、双杠、水泥乒乓球台等体育器械。

作为老宣武人，我知道宣武区一类中学有师大附中、15中。二类中学有14中、回民中学、63中等学校。当年我们入学时听到对69中评价的是：“中学不考69，小偷、流氓遍地走”。钱立诚老师在“美篇”中说，当年69中学“实属宣武区极差的三类初中学校”，其实也是当年官方对69中学的评价。

1967年复课闹革命时，小学升初中的原则是就近划片上中学。我们清泰寺小学6年级的6个班都到了69中。

学校的管理极差，校外的闲杂人员可以随便进出学校打人、滋事。记得刚刚入学没有几天，我们正坐在教室上课。突然，一个年龄与我们相仿、脸上长着有一分钱硬币大小黑痣的人（后来知道是3连1排的学生）带着六七个人闯进教室。他来到班里一个同学面前，二话不说冲着脑袋就是一拳。班主任曹启元老师赶忙上前拦住他们，大声斥责他们离开教室，我们同学则被吓得目瞪口呆……。😳

　　升入中学时，解放军宣传队还进驻在学校。学生的班级是按着部队番号排列。我们这届学生分为3连和4连，共八个排。一个排即为原来的一个班，我在3连3排。

清泰寺小学的6个班全部到了69中。因此，我的中学同学多一半是来自清泰寺小学，其余是来自北线阁和善果寺小学。

3连3排中，有4名同学和我既是小学同班同学，又是中学同班同学。

　　中学时代，最大的遗憾是全班同学没有拍摄一张合影照片。上面这张照片是我和中学同学唯一的一张合影。

68年秋季的一天，我和李春生、李连之、霍星、吕燕国到广安门电影院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正片放映前，先放映了两部中国的“新闻简报”。其中一部是纪录片“大海航行靠舵手”。片中有两首歌曲，一首歌曲是海政文工团歌唱家吕文科领唱的《幸福喜讯传海防》。

　　另一首歌曲是海政文工团女高音歌唱家赵云卿演唱的《海军战士想念毛主席》（遗憾，网上没有找到原唱录像）。😞

　　文革初期，人们耳朵听的、嘴巴唱的都是一些类似“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口号歌曲。以及“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彻底砸烂旧世界，扫除一切害人虫……”等节奏感超强的歌曲。

当听到电影里吕文科和赵云卿唱的这两首歌曲时，哥几个觉得太好听了！👍

吕燕国同学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电影结束后，他立刻跑到购票处又买了5张下一场的电影票，我们陪着他再看了一遍电影。当然，主要目的是听那两首歌曲。

看完电影，吕燕国邀请我们到他家玩，看看他画的画。

吕燕国家住在北线阁，仅挨着广安照相馆。进他家院之前，我们几个人先到广安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合影。

　　中学期间，没有开设文化课程，因此，好多老师我都叫不出他（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是教授什么课的。但是，对3连和4连各班主任还是比较熟悉。

3连1的班主任叫肖爽；3连2的班主任叫果自强；3连3的班主任叫姜维滨；3连4的叫田素文。4连的班主任是徐乐生、张婉、钱立诚、吴静怡老师。

我们排的第一任班主任是曹启元老师。他是学校革委会的成员，在我们排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第二任班主任是姜维滨老师，据说是从公安部门调到69中的。他一直负责管理3连3排，直到我们毕业。

　　对马伯凌老师，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一是学校每次游行时，都要到他那里领取红旗。二是在大董村三夏劳动时，我从排里抽出来到食堂帮厨，马老师是食堂的负责人。

尽管在69中学呆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对一些老师，还是留下了较深的记忆。

　　文革期间，学校老师是最没有师道尊严的，学生可随意给老师起外号。

果自强老师长得又高又瘦，学生们管他叫“细又长”。有的学生当他的面都敢说他：“果自强细又长，不细不长不叫果自强”。姜维滨老师的额头好像有点凹，我们背后叫他“门头沟”。但是，没有人敢当面叫，因为他原来是公安局的，忒厉害！田素文老师的外号叫田奔头；钱立诚老师的外号叫钱串子。徐乐生老师个头矮小，学生们背后叫他“徐部长”……。

钱立诚老师在另一美篇“深切缅怀69中已故的教职员工”中介绍说，自1965年69中学成立以来，已有50多名教职工去世，并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其中，有我熟悉的肖爽、田素文老师，和曾经给我们上过课的李予夫、刘琦恩等老师。

让我们这些学生“永远怀念他们，祝愿他们在天堂里获得幸福和永生”。🙏

　　1966年5月7日这天，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成为了我国很长一段时间的教育路线和办学方针。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工是必须的！68年和69年，我们都抽出来一周的时间到工厂参加劳动，向工人老大哥学习。

我们劳动的工厂是具有百年历史、位于学校东边王子坟(后改名为广义街)的義利食品厂（现该厂已迁址）。

第一次进厂劳动，我们排是在酥糖车间，给酥糖包糖纸。第二次是在巧克力威化饼干车间，给饼干裹上包装纸。

在義利食品厂，我们和工人一样，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在厂里的食堂买饭吃。该厂食堂的饭菜不仅好吃，价格还不贵。在食堂还常常能够购买到一些车间生产出来的残次产品。像缺了角的威化饼干和不成型的果料面包等糕点，非常便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不是任何家庭都能买得起義利食品厂生产的食品。面对这么好吃的诱惑，肯定会有学生会偷吃、偷拿厂里的产品。但向毛主席保证：我没有偷吃、偷拿过義利食品厂的任何食品。👌

干活休息时，我常常到各车间里转一转，看看糖果、面包、糕点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因此，对義利食品厂非常熟悉。

30年前的1990年，我在北师大工会工作。学校党委要求工会组织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我首先想到了義利食品厂。因为在那里参观，我都可以做讲解员。

后来，我校的青年教师参观義利食品厂时，在一个车间居然遇见了我在北大荒插队时一个连队的兵团战友王曾。王哥也是69中学的毕业生。但他是老三届的学生，比我们69届学生大一两岁。🤗

　　中学期间，我们两次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支援三夏参加麦收劳动。

第一次下乡是1968年6月中旬，我们到了房山县大紫草坞公社，住在离新镇不远的一个消防队的营房里。

每天早饭后，公社会派来一些人把我们学生领走，或到大队的麦地割麦子，或到麦场干活。我愿意到麦场上干活，怵用镰刀割麦子，倒不是麦场上干活有多轻松，主要是怕割麦子时镰刀划到腿上。

那次下乡，有件事记忆挺深。

一天傍晚，因为下午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晚饭就吃了顿“忆苦思甜”饭-----棒子面掺杂了野菜蒸出的黑窝头。难吃！☹️

正在吃饭时，听见外边有激烈地争吵声。李春生立刻放下碗筷、攥着黑窝头就镩了出去。因为他听出来，吵架的其中一人是3连4排的胡长顺。胡与春生是小学同学，怕哥们吃亏，所以赶快出去帮忙。周文路体格健壮，练过摔跤，单打独斗胡肯定不是对手。胡长顺有李春生帮忙，人家周文路也有哥们、伙伴呀，两边谁也不服谁。幸亏有老师和军宣队两边压着，这场架没有打起来。不过双方都撂下狠话，没完！💪

　　1969年学农，我们3连去的是房山县的大董村。这次我没有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到地里干活，而是和3连1的刘春贵、3连2的张景龙、3连4的路双起到食堂帮厨。

其实，我挺愿意帮厨。一是上世纪60年代，城市居民的口粮有定量，且粗、细粮也是有比例的，不是顿顿都能吃到馒头和米饭。二是我们那会儿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时候，到食堂干活的好处不言而喻。😛

我们的任务是，收取各排同学们的餐费和粮票、在厨房帮着摘菜、挑水、刷锅。开饭时，掌勺为同学们盛饭菜。做饭、炒菜不用我们，有专门的大师傅。

这次劳动，学生们分散住在老乡的家里，很多同学都是打完饭后，就在厨房周围的空地上围坐在一起开吃。

一天，晚饭时，班里的几个男生在一起边吃边聊，话题是“鸟蛋”。原来，他们干活时找到了一个鸟窝，里面有几个鸟蛋。其中一个鸟蛋壳已经裂开，看得见里面的小鸟在动。这时，一个同学说这是毛蛋，吃了大补。另一个同学说，你要是敢吃，我这个馒头给你。其他的人也纷纷说，我的馒头也给你 。可能这位老兄认为毛蛋就是大补，也可能今天没有吃饱，几个馒头在诱惑着。他拿起那个破壳的鸟蛋，去掉上面的蛋壳，把雏鸟塞进嘴里嚼了嚼吃了，看得我是瞠目结舌！😳

一次晚饭时，3连1排的几个男生来晚了。一个男生对他们班一个已吃完饭的女生说道：“把你的勺儿借我用用，我忘带了”。没想到那个女同学一口回绝，理由是：“那不等于变相亲嘴吗，不借！”，多奇葩的理由啊！😄

　　中学期间，我们进了工厂学工、到了农村学农，没有就是下部队学军。因为，学校里就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69中的军宣队来自海军，他们穿着灰色的海军装。3连连长姓葛，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时，葛连长总是乐呵呵的，和我们学生说话和蔼可亲，可带领我们操练队列时却非常严厉，有点吓人。

我们没有上过体育课。我想解放军带领我们学生队列训练，可能有两个作用：一是替代了体育课，二这就是学军啊。

　　我们不仅进行队列训练，还向解放军学习，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

“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就是班里两个同学结成“对儿” ，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我们班结的“一对红”是一男一女，由老师指定，但不知是老师随意指定，还是有意安排的。

我的“一对红”是陈慧琴同学。陈同学不仅人长得漂亮，钢笔字也写得也好。她嗓音好，唱歌很好听，是班里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

陈慧琴曾教唱过我们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忘记了，但第一段歌词还记得。

不能忘、不能忘，

不能忘记皮鞭和牢房。

不能忘、不能忘，

不能忘记杀死我们父兄的枪。

我们都是苦里生，啃过树皮咽过糠。

头上有地主的刀砍的疤，

脚下有地主的狗咬的伤……。

陈慧琴对老师布置的“一帮一、一对红”工作挺上心。记得上午老师公布了“一对红”名单后，下午，她就和杨红同学（班里个子最高的女生）来到我家，制定了“一对红”计划，并工工整整地抄写在信纸上。呀！字写得好漂亮啊！👍

1970年5月，在兵团时，陈慧琴随3团八营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到我们32连慰问演出。在连队新建的大食堂里，宣传队表演了精彩的节目。陈慧琴奉献了两首独唱歌曲，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

　　中学时代，我们走出教室学工、学农，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真的就是“以学为主”，学习文化知识吗？没有！

那时，我们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向党和毛主席表决心。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偶尔，也有老师到班里讲授一些文学知识。因为，我们的写作水平太差，批判稿写得实在是没有水平，让人听了可笑。

记得在一次畅谈学习“九大”报告体会时，姜呈东同学进行了发言。他最后慷慨激昂地说：“毛主席伟大、伟大、实在是伟大！”，好多同学都偷偷地乐了。这句话是不是跟地道战里的汤司令“高、高、实在是高”学的呀！😛

在教学楼一楼的楼道里，有一个3连的宣传栏，上面常常粘贴着3连一些同学写得比较好的批判文章。路过此处时，我会驻足看一看，不是看文章里面的内容，主要是看谁的钢笔字写得好。记忆中，3连1排的卓春江和3连2排的陈增久钢笔字写得最棒！👍

　　一天，李予夫老师来到我们班教授语文课。他进入教室后，站在门口把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非常虔诚地说道：“手捧红宝书，心向北京城，首先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李予夫老师说话斯文、文邹邹的，有点老学究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几句名言：“文章不能写得像白开水煮白菜，那样没味、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现在的学生以玩为主，兼学别样、逍遥书生何处去，金鱼缸里可养鱼。

那天，李老师正在讲课时，突然教室后面传来了蛐蛐的叫声。他说了句：“咦！这个季节怎么还有蛐蛐呢？”，便走到了后面观察。到了后面，蛐蛐的叫声停了，可前面传来了蛐蛐的叫声。李老师又说道：“这个蛐蛐蹦怎么又蹦到前面去了”。同学们都笑了。

原来，我们排有两个男同学，一个叫孙俊杰，一个叫吕兆昱，都会口技学蛐蛐叫，而且学得非常像，惟妙惟肖。

现在想起来，其实李予夫老师怎么会不知道教室的蛐蛐叫声是人学出来的呢？只不过不点出来，是逗你玩儿，给捣乱课堂纪律同学留点面子罢了。😜

　　刘琪恩老师也教授过我们班文学课。他长得很像我们清泰寺小学的陈瑜老师，所以赵建章同学称呼刘老师是“瑜弟”。

一次，刘琦恩老师讲起了三国时期曹植创作的那首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刘老师讲课效果非常好。那天，是班里同学上课听讲最认真的一次，没有人搅闹课堂纪律。那时候上学，我们没有教科书，也不带书包、不作笔记。过了些日子，“七步诗”里最后一句”相煎何太急”我忘了，就问同学是什么。有人说是“有什么过意不去”，我信以为真了。

在兵团插队时，我曾跟别人侃起了这首“七步诗”，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有什么过意不去”。后来，看过了《三国演义》，才知道侃错了。😜

　　文革期间，无论工农兵学商，三天两头都会做同一件事------上街游行。

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晚上8点一定要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只要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重大新闻，就要赶到学校参加游行。

1969年4月初，党的“九大”召开期间，学校组织了全校师生几次上街游行。

游行时，69中学的校旗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学校的鼓号队。我们师生队伍跟在鼓号队的后面，边走边高呼口号。途中如果遇见其他学校的游行队伍，队伍会暂停几分钟，两个学校的鼓号队员会较劲，用力敲打鼓、镲比试高低。

69中学的鼓号队相当棒！因为鼓号队的指挥是我的同班同学张元良。小伙国字脸型长得帅气，指挥棒舞动起来十分潇洒。另一个同学曹建国是敲大鼓的。

负责鼓号队的老师姓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学生们都叫他“樊八门”，因为他会8套鼓号队乐普。每当有两校鼓号队较劲时，我们3排的好多同学都会快步走到鼓号队跟前，冲着张元良和曹建国呐喊，给他们助威。👏！

　　记得游行时，看到许多单位的人都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杨爱珍等几个女生提议，我们排刺绣一副毛主席十字绣画像，游行时举起来，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几个女生负责购买了绿色的塑料窗纱和黑色丝光线、绣针等十字绣工具。吕燕国负责画了一副2米长的“毛主席去安源”木刻画，一切准备就绪。一天放学后，十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开始了十字绣。

十字绣花，就是把透亮的纱窗别在要绣的图案上。然后，按图案上的颜色，用相同颜色的丝线缠绕纱窗田字格中的十字，使纱窗形成的图案与底图一样。我们绣的“毛主席去安源”画像图案是黑色的，绣起来相对简单一些 。但由于只能是几个人同时绣，不能搞人海战术，所以速度相当慢。

记得为了加快速度，同学们分成了几个小组，歇人不歇马。有的小组放学后在教室里绣，有的小组是晚上或周日在同学家里绣。小组里有男有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我们组是利用晚上时间在金秀芬同学家里刺绣，她家住在粮食部宿舍、平房。全排女同学中，我只到过她家。

我们排“毛主席去安源”的十字绣3米长，是69中学游行队伍中举着最高的毛主席画像。1969年支援三夏劳动结束，在与大董村老乡告别时，我们把那副十字绣送给了他们。大家知道，回到学校就面临着毕业分配，同学们要离开学校各奔东西，不会一起游行了……。

　　中学时期，的的确确像李予夫老师所说的那样，“现在的学生啊，以玩为主，兼学别样、逍遥书生何处去，金鱼缸里可养鱼”。🐠🐟

排里的好多同学都痴迷养热带鱼，包括我在内。因为文革初期，北京居民兴起了一股饲养热带鱼风。

霍星同学是干部子弟，家里住房较宽敞，自己单独有一间屋子。他也养着一鱼缸热带鱼，所以我们几个养鱼的同学常常到他家，或交换一些热带鱼品种，或送、要一点鱼虫。

霍星家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和一摞老唱片（其中有一套黄梅戏天仙配唱片）。我们常常七八个同学一块到他家，喜欢鱼的人就鼓捣鱼玩，喜欢听黄梅戏的就坐在留声机旁边……。

那时的我们，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家庭作业压力，疯狂地玩呀……。😜

　　69中学往西三四百米，就是广安门护城河。夏天，放学后同学们常常结伴到那里玩，会游泳的男同学下河游野泳。

一天早晨，上课铃声响过后，姜维滨老师来到教室。他问大家：“昨天，谁到护城河边玩去了？谁下河游泳了”。我和八九个同学举起手来，姜老师让我们离开教室到楼道去。

楼道里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他领着我们几个人进了一间屋子，一会儿叫一个人出去，一会儿叫一个人出去……。

轮到我时，我跟着这个警察来到了另一间老师办公室。屋里坐着两个的警察，他们示意我坐在对面。俺从小没有跟警察叔叔打过交道，看到这个阵势，紧张得我有点发抖了。

一个警察问我话，旁边的警察拿着笔做记录。他问我昨天是不是到护城河游泳去了？和谁一块去的？路上都看到过谁？有没有看到王江同学？我结结巴巴地一一做了回答。问完话，那个做记录的警察把记录纸递过来，让我看看写的对不对。并说，如果没有错的话，让我十个手指都摁上桌子上的红印油，在那张记录纸按上十个手印……。

从屋里出来后，我已经浑身是汗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昨天在广安门护城河下游，一个叫二道闸的地方拦截到一具尸体，是我排的王江同学。

王江原是清泰寺小学六六班的学生。他为人非常低调，是一个独行侠，上学自己来，下学自己走，班里没有朋友。他的死因是什么？最后，老师没有和我们学生说，我们也没人去打听。不过，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段护城河。

　　从大董村学农回到学校没几天，我们就到医院检查了身体，投入到毕业分配动员之中。

当年，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生的毕业分配原则是：医院证明身体有病的可以留在北京；独生子女的可以留在北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有比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名额不限；本人可以申请回原籍插队。

姜维滨老师在大会、小会上一再强调：北京工厂一个名额也没有。

记忆中，赵燕芬因病留在北京、李连之是独生子留在北京、霍星回原籍插队。

王安平、孙俊杰、梁建萍、王立华和另一个女生（名字忘记了）5人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

除了个别同学的家长坚决不让孩子报名去外地插队，就呆在北京、爱咋地咋地外，其他的同学都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

　　1969年初春，全校师生在北操场欢送四五十名68届新兵入伍。他们是到新疆当骑兵，穿的军裤是马裤。

新兵中有同学李根才的哥哥，他还代表新兵讲了话。看到这些新兵穿着军装、戴着大红花，又精神、帅气，让人羡慕死了。那时，当兵不仅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而且是毕业生就业最好的出路。

原以为我们69届毕业生也会有一定数量的征兵名额，没想到只有3个。参加体检的学生还是学校内定的。有3连1张平、3连2陈增久、3连3李根才、3连4王铁卫、4连……。

陈增久因为近视、李根才因为平足没有被选上。最后，张平、王铁卫和4连的顾维全同学3人光荣入伍，真让人又羡慕，又嫉妒。

　　姜呈东的一个亲戚，得知他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送给他一套军装，还是四个兜的官服。

那天，姜呈东穿着军装来到学校臭显摆。正好，学校要求我们提交《上山下乡报名表》的照片，我和赵建章、吕兆昱决定穿这套军装照张标准像交学校。

我记得标准像应该是免冠的，所以就没有带帽子。那哥仨都是带着帽子照的像，也不知提交的照片合格不合格。

　　1969年8月23日，我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的同学，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踏上北去的火车奔赴了北大荒……。

火车就要开动时，周士豪的哥哥给我们拍摄了上面这张照片（右边的女同学有一个好像是袁艳秋）。

　　25日中午，火车到了嫩江车站，我们带着随身的行李下了火车。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各连队接我们这些新战士的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了。69中的知青集合好队伍，静等人家来挑选。

我们排的同学都分配到了8营的连队。大家来不及与分配到其他连队的同学话别，就坐上本连队的车丛丛离开了嫩江。

32连：刘增森、赵建章、吕兆昱、周士豪、任殿甲、钱立建、李春生、周志刚、于进元、刘克明、张元良

33连：袁彦秋、刘惠琴、金秀芬、李敬东、杨红

34连：曹建国、宋春生、吕燕国、姜呈东、李根才、李玉川、陈慧琴、杨爱珍、张焕荣、曲声文、徐建群、王祖英

　　中学毕业已经过去50多年了，当年我们这些年轻帅气的小伙、靓丽的姑娘已步入到老年人的行列，奔着70岁迈进。

一日同窗，终生为友。真心祝愿我的同学们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

老师们的照片截自钱立诚老师的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