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访 司 徒 雷 登

老马的那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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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逝世于1962年，已经故去了五十八年。这里所说的寻访是指对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思想行为、宗教善举等方面的寻访。

生于斯——访司徒雷登故居

在中美建交前，如果要问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人是谁？我想当属斯诺和司徒雷登了。两个人作为正反教材，都是源于最高领导人的好恶：一个采访了领袖，记录了延安，成了座上宾；另一个是美国在中国旧政权时期的驻华末任大使，政权倒了，也就拜拜吧，您那。一篇《别了，司徒雷登》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初冬的杭州还像北方的秋天。在这个季节我又一次来到杭州赏秋。杭州的老友帮我提前订好了酒店，他知道我对人文类的景点感兴趣，于是顺便告诉我：司徒雷登故居就在酒店附近。

中午到杭州，打车到了酒店。不想远去，于是打开了高德地图，搜了一下司徒雷登故居和线路，没想到只有二百多米的距离。我知道周一是博物馆的休馆日，但又想这故居也许不在博物馆的范畴之内吧？反正不远，先过去看看。

故居离酒店只有二百多米

走过小巷穿过一条马路，就是耶稣堂弄。弄堂的入口处是一座基督教的天水堂。再向前走不远，是一个住宅楼的院子，门口立有“司徒雷登故居”的文保石碑。只是大门关闭着。问走过的路人，说要从西边绕过去。

穿过这条马路就是耶稣堂弄

弄堂口有座基督教的天水堂

故居前的文保单位铭示碑

故居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住宅楼之间，是重新修缮过的样子。故居东南两边十分逼仄，尤其是南边，也就是故居正前方，被住宅楼紧紧的相拥着，想拍一张舒展一点的照片是不可能的。故居的墙上张贴着开馆时间，周一果然是休馆日。

故居深藏在一片老旧的居民楼之间

感觉修缮过不长的时间

这是第二天见到的照片 1946年司徒雷登由南京

回到杭州 在故居前留影 和现有故居相比

外观还是有了不同的变化

第二天，我和朋友一起，再次来到司徒雷登的故居。

立于巷子里的司徒雷登塑像

故居占地呈正方形，上下两层，均有檐廊。正中开门，进去是走廊，走廊两侧是卧室客厅等房间。走廊通向后院，紧贴后院是一家幼儿园，那里原来是司徒雷登夫人开办的女子学校。

从故居侧面拍一楼前廊

故居门边的铭牌

前外交部部长 燕京大学校友黄华题字

我们可能是最早的访客。大门开着，楼下四间是起居室、办公室兼书房、餐厅、卧室。室内的摆设及墙壁上的美术作品再现了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的生活特点。

故居的起居室兼书房

墙上挂着司徒雷登父母亲的照片

故居藏有司徒雷登晚年患病其间的私人秘书、曾经的学生傅泾波先生捐赠的二百多件生前使用和收藏的珍贵文物，包括杭州市金钥匙，国民政府褒奖令及各界名流赠送给司徒雷登的书画作品等。

故居的卧室

楼上布置了两个主题的展览陈列：《司徒雷登的中国名流印象》，《生于斯，葬于斯——司徒雷登的杭州情结》。展陈以照片为主。在司徒雷登故居参观以及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使我又一次认真的梳理了司徒雷登和中国的情缘，他的在华五十多年的经历，让我对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尊重。

楼上是两个主题的展陈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生于中国杭州，1887年回美国读书，1904年，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司徒雷登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受父母影响，他于这一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之江大学前身)、曾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8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为燕大的创立和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6年起，任美国驻华大使，因参与调停国共纷争失败，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逝于美国华盛顿，终年86岁。著有《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等。

司徒雷登

在司徒雷登出生前，司徒雷登的父亲就是这条巷子里天水堂的主事。144年前，司徒雷登在这所房子里出生，在这条街上长大。父母的信仰和事业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司徒雷登的全家福 后立者是司徒雷登

缘于斯——司徒雷登与中国

司徒雷登的一生与中国结缘菲浅，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多过于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司徒雷登日记》

他和燕京大学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教会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已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但是，他还是成为了新校长的最佳人选。因两校原有矛盾较深，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劝他慎重考虑，而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挑战。

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到北平后，会见了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的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在中国

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后，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进行募捐筹款。其中最多的一次竟募得了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他曾对朋友讲：每当他看到路边的乞丐，他就觉得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有了经费后，他决定为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们或骑着毛驴，或骑着自行车，跑过了太多的地方。最后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作了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他又聘请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古代宫殿的风格设计燕京大学校舍，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建筑风格。

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较早时期的图片

他和校工们一起挂起了燕京大学的校匾（蒙布未揭）

并为校匾揭去蒙布

燕京大学的照片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被拆分合并），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一万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就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百分之一以上，可以说燕大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十分之九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在国共双方，也都有燕大的毕业生成为两党的官员。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还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完成了学校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能在中国立足和发展。按照教育部的规章，他调解矛盾，使校董事会的中国董事占有了多数。他也由校长退居为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1936年 司徒雷登与学生会成员

燕京大学的师生们

1941年 燕京大学的学生们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的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他登门拜访，高薪聘用。那时的燕京大学云集了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以及写《西行漫记》的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的情况，而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司徒雷登和文学院的教授们

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要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择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燕京大学的教授们

司徒雷登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利夫兰律师见面之后，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要在一年之后兑现，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他给燕京的捐款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的发展思路和遇到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这次，律师答应的比第一次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司徒雷登和燕大的先生们

燕京大学的学生们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而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这其中也有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期间，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返校的急电，原来北平的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赶回北平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司徒雷登不会支持罢课，而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经在身体力行的践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里要说一下，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司徒雷登与学生们在一起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商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司徒雷登是反法西斯的勇士，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而燕京大学一直坚守在北平。许多中国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为此，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能达到标准，而无一人进入燕大。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了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

当时司徒雷登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日本宪兵队将他逮捕并押到北京。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四年的监禁生涯中，司徒雷登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完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他还在狱中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英文小册子。

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

司徒雷登在囚所留影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许多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来的……”

“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有的校友回忆：每当学校开学，校长总要在他的住所临湖轩放置茶水、点心，招待每一个想和他见面的学生，同他们握手，倾听他们的意见。

当年的燕京大学校门

然而，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的院系被五所大学所拆分，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墓的去向无人得知)，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从此，中国再没有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校匾

当今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的外交生涯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停国共纠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苏联驻华大使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他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任美国驻华大使时的司徒雷登

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但是，在司徒雷登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司徒雷登很无奈，他在解放了的南京只好“坐着不动”，100多天后，不得不起身离开。国民党政府还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而是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一起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等人在一起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抨击美国的“白皮书”和美国政府扶持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政策。文章中用极具讽刺的语调写到“……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随后，那篇著名的文章还被收入高中教材，从此，司徒雷登被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大遭讽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我国也成了家喻户晓、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我在司徒雷登故居里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参观更加加深了我对这位有恩于中国的老人的了解，也促成了我要到他的墓地去看一看的决定。

和工作人员交谈 了解更多的情况

离开故居时，我在留言簿上写到：感谢司徒雷登先生为中国所做的那些有益的事情，向您致敬。谢谢杭州市留下了这个故居。

本文作者在留言簿上留言

葬于斯——杭州半山安贤园公墓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就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十三个春秋。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担任校长27年，他只领教授薪水，不领校长薪水。晚年回到美国以后，孑然一身，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五十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没有任何财产，临终前他住在他从前的学生也是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家里，生活起居完全依赖傅泾波及其家人的照料。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极高的评价。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在美国正式出版。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瓷瓶返还中国（注：现藏于南京梅园)，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燕园他妻子的墓地旁（注：此墓已不知去向)。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他葬礼上播放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创建了燕京大学，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一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他将自己的所有都给了中国，他照顾过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他的葬礼却少有人参加，他的名却无人纪念，他的爱却被视为假装。

司徒雷登晚年很喜欢一首诗：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他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他无需这世界的酬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圣经中的句子)。” 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

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先生一家在一起

然而，骨灰安葬的事情却一波三折。1973年和1974年，应周恩来的秘密邀请，傅泾波先生两次回国，并两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的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的答复。1986年1月，傅泾波亲笔上书邓小平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安葬的问题。同年6月底，中央书记处做出批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

但此后又枝节横生、波折再起，一群“马姓”老太太，以政治正确的出发点和“两个凡是”的思维逻辑上书中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玷污北大。于是，北大很无风骨，此事成为永远的遗憾。

傅泾波先生1988年去世后，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由傅的女儿傅海澜女士供奉在家中，正当她求北大而不得的时候，厚道的杭州人伸出了温暖的双手，大度地欢迎了司徒雷登。2008年11月17日，在司徒雷登去世46年之后，得以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落土为安。如今，司徒雷登与他的妻子一南一北，就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空相望。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虽然没能实现遗嘱中的愿望，也可算是一个慰藉，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魂归故里。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也是他儿时生长和青年时工作过的地方。同时，杭州还是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安息地。

在司徒雷登骨灰的安葬仪式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发表感言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骨灰安放仪式上

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向校长献花

参观完故居的那天下午我决定再去墓地看看。司徒雷登的墓地位于杭州市区东北方的半山公墓，名叫“安贤园”。

从城里乘地铁，再转公交，大约一个多小时到达公墓。初冬天短，下午四点墓园里已经见不到祭祀的人们了。墓园很大，三面环山，绿草铺地，树木郁郁葱葱，环境还不错。好不容易见到一名工作人员，问了司徒雷登墓的大致方向，便摸索着找了过去。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又见到一位骑电动车的工作人员，他让我沿着他的骑行路线走，到了远处他停下来，示意我就是这里。我打手势向他表示感谢。

安贤陵园的大门

陵园内被道路分割成多个区域

司徒雷登的墓区应该是稍好于最普通墓区的那种。一是占地不大，长宽最多一米五见方，墓前的甬道不足一米宽。

中间那座就是司徒雷登墓

墓碑是抛光过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凿刻着墓主人的肖像，墓碑上的文字是：司徒雷登 1876——1962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墓碑侧后方是一块白色石材雕刻的十字架、橄榄枝、和平鸽。墓的四周是花草和一棵长青的小树。

简洁而庄重的墓碑及装饰

在我之前应该是有不同的人来过，墓顶上放置着几束不同的鲜花。我没有带着花来，只有心香一瓣藏在心里。打开我的背包，发现还有一只橘子，就把它作为我寒酸的供礼吧，但愿司徒先生不要嫌弃。

墓顶上的鲜花应该是每天都有吧

我把那只橘子轻轻的放在了墓顶上

偌大的墓园里放眼看去只有我一个人，我屈膝坐在了墓前的甬道上，我想陪这位老人稍稍呆一会儿。唉，还是说几句话吧，我不想在心里说，周围又没有人，就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吧。我说：司徒先生，您不认识我，我从很远的地方来，今天特地来看看您。我知道您的一些情况，知道您为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有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没有涌泉之水，但我的心还是湿润的，血还是有温度的，我从心里感谢您。愿您能在这里得到幸福的安眠。

我坐在司徒雷登先生墓的旁边

司徒雷登墓的区排号码及祭祀二维码

诗二首

访司徒雷登故居有感

司徒庐隐弄堂深，冷雨和风几度春？

传教兴学持日久，隔洋一别向黄昏。

谒司徒雷登墓

燕园虽大不容身，一穴平常也暖人。

兴教古国多忘己，玄碑白壁花常新。

作者采访故居拜谒墓地是在2020.11.18

历史照片来自网络和故居纪念馆

文字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以及郝平的文章：

《魂归故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的前前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