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美术馆（下）

Wang Wei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到了洋人们的冬至节了，我们吃着饺子而他们只吃苹果。趁着这几天的清闲赶紧把下篇也写了。这次准备介绍一下巴塞尔美术馆的现代艺术部分的馆藏，上回说过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亮点。

美术馆之所以能够收集到大量现代艺术藏品这还是要从一次大战之后在德国被称为血与土（Blut und Boden）的种族意识形态说起，后来成了纳粹德国的主题思想，也被美国的三K党所借鉴。

血代表着血统，土指的是土地，这种意识形态假定每个种族群体都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相连，只有在相关的土地上，这个民族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施展个性并使其所建立的国家变得强大。貌似有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You are where you live），但实质上更有某片土地只属于某个种群的内涵，也是在为领土侵略铺平道路、提供理论层次的合法性。可好笑的是，美洲自古就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没搞懂三K党宣扬这种思想的逻辑合理性。

在纳粹阴霾之下的德国，只有血与土的价值观才能是文化和艺术作品的主流，如同我们曾经宣扬过的阶级斗争这类时代主旋律，除此之外一律被定性为颓废艺术（Entartete Kunst）。那时的前卫艺术就被认定为纳粹德国的封、资、修，要被一扫而尽。

而瑞士的德语地区就在那个时期充分利用机会收购了大量的现代艺术品。 此后，又因为拉罗什（Raoul La Roche），霍夫曼（Emanuel Hoffmann）和伊姆奥伯斯泰格（Karl Im Obersteg）等人的捐赠使得美术馆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成为现代艺术品的世界一流聚集处。

此三人都来自巴塞尔的望族（Daig），第一位是个银行家，建筑泰斗柯比意（Le Corbusier）的伯乐与挚友；第二位是罗氏制药（F. Hoffmann-La Roche AG）创始人Fritz的公子，这个家族依然是瑞士首富圈里名列前茅，在公益事业方面卓有成就；最后一位靠美洲移民中介起家，办证、旅行、财务等一条龙服务至今被视为旅游业界的典范。

下面介绍一下我在美术馆见到的作品、画家及一些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

这是莫奈（Claude Monet）于1884年画的《（Les Falaises d’Aval avec la Porte et l’Aiguille）》

法国诺曼底的埃特勒塔（Étretat）人称象鼻海岸，有三座海蚀门Porte d'Aval、Porte d'Amont和Manneporte。吸引着包括莫奈等多名画家来此地作画，十九世纪中发明的管装颜料，使得画家们在户外创作成为了可能，雷诺阿常说：没有它，塞尚、莫奈、西斯利和毕沙罗都不复存在。

为了描绘这一美景，莫奈在悬崖上架起了画架，吸引他的是光线在岩石和大海上的变幻。阳光在悬崖上映衬出粉色的色调，在大海中反射出明亮的波纹。粉白色的触笔与蓝绿色的波浪混并着。所有的色彩似乎都融合在一起，赞美着光滑的天空、厚重的岩石、振动的波浪的相会。作品如同一幅草图，颜色在画布上快速地涂抹，无需事先打底稿，也毫无细节可言。

老家在埃特勒塔的文学家莫帕桑曾证实了莫奈的创作方式。他形容画家为一名"猎手"，一次摆好五、六张画布，依次从一张画布画到另一张画布。跟随时间的转移和光线的变化，一丁点的黄色立马就变成落在悬崖上的光斑。短暂的光芒，飞速的瞬间，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述 -- “印象”。

这幅是梵高于1887年画的日式版画风格的自画像《Autoportrait à l’estampe japonaise》。

自画像在梵高的作品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共有三十多幅。难道是因为这位非凡的画家非常自恋吗？其实不然，要知道梵高生前穷困潦倒，请一个模特或许要花去他一周的生活费用，而买一面镜子这样的一次性投资他还是能承受得起的。这些自画像反映了他多年的风格转变，还有就是他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

在这张日式版画风格的自画像中，梵高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表现力。 他的胡须橙色发亮与蓝色外套形成对比，脸上的红色触感和那对绿色的双眼相映衬。

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先介绍高更（Paul Gauguin）于1892年画的《集市（Ta Matete）》，下一章节再讲述他的生平。

当中年危机的高更来到大溪地（Tahiti）时，期待的是找到一个天堂，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他见到的是一个被殖民者摧毁了的岛屿，酗酒、吸毒和卖淫无处不在。

这幅是他所有画作中引人注目的一幅，他将所有的人物形象平面化，大家注意到了吗，画中的物体一点体积感都没有。五个穿着长裙的窈窕妇女端坐在集市的长凳上等待为人提供休闲服务。仔细观察一下，她们上身面对着大家，但是头、手和腿都是侧面轮廓，是不是和古埃及壁画里的人物很像？根据她们的姿态和手势，似乎是在互相交谈着什么，对话一直延伸至右边身穿红黄彩绘衣裙的妇女。背景里有两位渔夫扛着鱼，这是隐喻着喧哗而又被青葱翠绿围绕着的市集。

高更在用激进语言表达着：朴实的对话形象，装饰性的大块色面，严谨的音乐旋律结构，试图探究这原始性的真面目。他要寻找的是一个不被近代欧洲文明所沾污的清新世界。

这是高更十七幅自画像中的最后一幅，因为画成后不久他就过世了。

法国记者的父亲和秘鲁作家的母亲让他能在利马成长到七岁才回法国奥尔良定居。因为童年的经历使得他并不认同欧洲文明，向往着朴实自然之地。内心充满了对永恒的雅望和对现实的逃脱，这可能就是矮大紧所指的诗和远方吧。

十四岁进入海军预备学校，十七岁上舰艇漂泊在海上。他去过地中海、加勒比、南半球甚至北极圈，满足了他远离单调都市生活束缚的渴望。他深切感受到土著居民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那种未被西方价值观念污染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成为他永恒的向往。

谁知他浪迹天涯后却画风突变，二十三岁退役进入巴黎的一家证券公司当上了股票经纪人，成为一名随波逐流的Golden Boy，真是很有戏剧性的蜕变。还娶了一名金发碧眼、大胸细腰的丹麦女郎为妻，十年间一直没有歇着，一口气耕耘出五个娃娃。公司高管，有房有车，开心地过着金领的生活。在金融圈里不乏有品位的艺术欣赏者，在一位文青同事的带动下，他经常参加一些文艺圈的活动，还认识了诗人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和印象派画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此人我在稍后还会介绍）。他自己偶尔小试牛刀，被文艺圈中的朋友们礼貌性地恭维，俨然成为有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天赋的才华的都市新贵。人一被吹捧就会飘起来，他感觉自己是天命的艺术家，对996这样的福报开始有些不齿。

三十四岁那年，随着一家天主教银行Union Générale的倒闭，在法国引发了股灾，这时高更觉得金融猛于虎，决定改行以画为生。但没想到的是，美术市场也受到不景气经济的冲击，使得他的画无法卖出好价钱。实在混不下去了，两年后全家去哥本哈根投奔妻子那工业大亨的娘家，这可是要有忍辱负重的毅力和精神。可高更不具备这样的个性，推销帆布的工作很难让这个有远大抱负的艺术家得到满足，一年半后他就抛妻弃子去法国布列塔尼的乡下作画，过费用极低的生活。闭塞的布列塔尼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独自的方语、民族服装以及宗教祭祀，这些均唤醒了高更童年时期深刻在他脑海中对异国风情和原始性艺术的憧憬。

三十九岁的高更和另一名画家去巴拿马旅行，由于经济匮乏，二人不得不在运河工地上当苦力，然后不久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因为染上了赤痢和疟疾，不得已而折回法国。何等的落魄，真是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

四十岁时，梵高（也是个神经兮兮的倒霉蛋）请他到南法阿尔勒过冬。但不久之后，两人反目，控制不了情绪的梵高切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被吓到了的高更赶紧逃回巴黎。

1891年，四十三岁的高更来到法属的大溪地准备“融入纯粹的自然之中，只与‘野蛮’的人们交往，并要同他们一起生活”，结果到了首府的他大失所望。于是搬迁五十公里外的玛泰亚小村开始作画。繁茂的植被和鲜艳的服饰，成为他灵感的源泉。在一时期他完成多部杰作，上图就是一个例子，还包括描绘他的情人 -- 未成年少女特哈玛娜的作品。在大溪地，高更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每夜更换性爱对象，渣男的本性渐渐暴露了出来，由此还得了那时的不治之症 -- 梅毒。

更要命的是他的钱已经快花完了，甚至都买不起颜料来作画，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后不得不再次回到法国。在巴黎，他一边举办个展出售自己的作品，但反响平平，一边根据他在大溪地的回忆与笔记，写作《Noa Noa》一书，想用这本书引导观画者们去了解有关大溪地的神话、习俗和宗教信仰。

让他开心的是，他得到了伯父的一笔遗产，飞来的横财使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蠢蠢欲动的高更想成为第一个热带画家，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重返自己的创作宝地 -- 大溪地。再次回到大溪地的高更，经历了人活在这世界上的三个苦难：贫穷、疾病、以及失去至亲。

在大溪地高更坐吃山空，生活费，买颜料，请模特，嫖妓女都是要花钱的，但是当地居民哪会买他的画。这种只出不进的经济模式让他再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腿上的湿疹，眼中的结膜炎和无法治愈的梅毒搞得他筋疲力尽。他的情绪开始变得狂躁起来，当四十九岁的高更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病逝消息后，心痛难忍。此时的高更绘制一幅长达3.75米的不朽之作《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D'où venons-nous ? Que sommes-nous ? Où allons-nous ？）》作为遗书，等作品完成后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未遂，才有了他后期精湛的作品。

祸不单行，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也是官司缠身，临去世前还因诽谤当地警察而被判罚款及三月的监禁。终于在五十五岁时因梅毒性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从三十五岁起，高更放弃了股票经纪人的优裕生活，选择当一名苦逼的艺术家，一共留下了638幅作品。其实这是一道每个人都要做的选择题，那就是在现实与梦想之间选择哪个？

世界不会因为少了一个股票经纪人而遗憾，但会为少了这么一个疯狂而又伟大的渣男而扼腕。

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是印象派画家中的中心人物，后期走新印象派的点绘画法（Pointillisme）。那什么是点绘画法呢？大家有没有做过石原氏色盲检测（Ishihara Test）？就是那种感觉。批评者觉得印象派捕捉的是稍纵即逝的瞬间和粗糙的笔触，而新印象派又被他们斥责为笔触精心设计，过于机械化，反正带印象二字就是愚蠢荒唐的艺术。

毕沙罗出生在加勒比海的丹麦属地圣托马斯岛，他父亲是出生于法国波尔多的葡萄牙裔犹太人，母亲是岛上的犹太人。父亲早年去岛上帮自己的舅舅打理五金店，舅舅过世后就娶了舅妈。这是犹太人的禁忌，七年后犹太教堂才承认他们的婚姻，所生的孩子们备受歧视，所以他父亲早早就把他送去法国读书。之后他又回岛上帮家里打工，同时学习绘画。

二十五岁时毕沙罗再次去巴黎读美院。在巴黎的瑞士学院（L'académie Suisse）学习时接触了柯洛（Jean-Baptiste Camille Corot），受其指导绘制乡间风景。学习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等人的画风。结识了莫奈、基约曼和塞尚等一批年轻画家。

普法战争爆发后，他迁居到伦敦。之前二十年间绘制的一千五百幅作品大多丢在了法国的画室，被丘八们用来擦鞋，只有四十幅幸免于难。在伦敦遇见了一个画商，帮他把艺术事业搞得很有起色。

四十二岁时回到法国，走上了印象派道路和后面的新印象派道路。此人在圈子里被称为老毕，不光是因为他的年龄，更是因为他为人朴实淡然、热心真诚。老毕始终是印象派画家中最坚定的，当艺评家们耻笑他们的作品只是印象而不是成品时，大家都非常沮丧，而老毕却说要把这个名称看做是荣誉和奖赏，在印象派大师们互不买账时也做过很多调解工作。他始终不懈地筹备画展，最终使得印象主义得到接受并赢得尊敬，真正地树立了起来，但他本人却常被世人所忽略。

他关心过梵高的处境。塞尚常步行一两小时去拜访老毕，回忆道：“他对我来说就像是父亲，一个可以谈心的人”。高更也曾随毕沙罗学画，说他“有一种未来艺术家必将重新审视的力量”。美国画家卡萨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说老毕“是如此好的一位老师，以至于他能够教石头画好画”。可见他的人品非同一般。

这幅作品是他于1889年创作的《拾穗者（Les glaneuses）》。前面说过毕沙罗学习米勒的风格，他也有一幅作品《拾穗者》非常著名，不仅被老毕模仿，也被梵高、雷诺瓦和秀拉（Georges-Pierre Seurat，点绘画法大师）抄袭过，连街头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也用米勒《拾穗者》里的人物开了个玩笑，很有意思。这个主题的出处是以旧约圣经路得记为蓝本，路得（Ruth）在波阿斯田里捡麦穗，供养她的婆婆拿俄米（Naomi），讲述农民让贫苦人捡拾收割后遗留穗粒以求温饱的故事。

给大家看看毕沙罗的老师柯洛画的风景油画，《松树后面的意大利别墅（La villa italienne derrière les pins）》，1855-65年作成。

塞尚（Paul Cézanne）于1871年作的《乡间小路（La Route）》。

看看是不是体现了画家所谓的“线是不存在的，明暗也不存在，只存在色彩之间的对比。物象的体积是从色调准确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思想？

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于1883-4年作的《初领圣餐（La Première Communion）》。

这是天主教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礼仪式，一般八、九岁时通过圣礼第一次接受圣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其实就是一块面片和一口红酒），对他们来说是神圣而欢庆的日子。

这是两幅毕加索的画，第一幅是他于1906年画的《两兄弟（Les deux frères；Frühsommer）》，第二幅是于1923年画的《坐着的小丑（Arlequin assis）》。

了解毕加索的朋友应该知道毕加索早期的蓝色风格和粉色风格。1904年春，毕加索迁居巴黎的蒙马尔特，他的蓝色风格时期也由此告终。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单一蓝色中去，很快成为他画布上主要色彩。

那种暖洋洋的、娇滴滴的粉色替代了空洞抽象、沉重抑郁的一片蓝色。青春和爱情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上，人物形象往往是富有着青春美。“粉色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毕加索的创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而且毕加索对马戏团的小丑情有独钟，他曾回忆道：“我最喜欢的是小丑。。。” 虽然马戏团演员总处于动态之中，但毕加索更倾向于描绘他们休息时的幕后姿态。后一幅画是毕加索正沉浸在他的立体主义之中时重拾旧笔来了一幅粉红意识流的作品。

这两幅画都很有代表性，也见证了毕加索的艺术历程，现在说说美术馆收藏这两幅画的来历。

1967年4月，一架Globe Air的飞机在塞浦路斯坠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家小型航空公司面临破产，股东之一的斯泰切林（Peter G. Staechelin）被迫出售其部分收藏来筹款。 他首先出售梵高的作品，卖了320万瑞朗。随后又宣布将出售借给巴塞尔美术馆的那两幅毕加索作品。

于是州政府就和这位倒霉的斯坦切林达成协议：州政府将以840万瑞郎的价格把这两件作品买下。其中240万来自捐款，州政府从税收中出大头，600万。在瑞士，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去购买艺术品这事可不是领导们拍拍胸脯就能决定的，除非他们准备自己掏腰包去填这个窟窿，于是决定提交州全民公决。他们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在大街上迅速收集到足够的提议签名。在民主社会，任何议程都会有赞成和反对的两派，反方的意见是与其把钱用在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上还不如去造两个养老院。

而正方则动员群众，用去大街上造声势这个方式来影响投票。当时红得发紫的披头士乐队有一支歌曲《All You Need Is Love》在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了流行歌曲榜首，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口号，约翰列侬想利用口号的力量来团结民众传递世界大同之爱的信息，有点类似像现在的Yes We Can或者MAGA产生这样的凝聚效果。于是乎“All You Need Is Pablo（您所需要的只是巴勃罗·毕加索）”这样的标语满城尽是。同时，无论是嬉皮士还是银行制药化工大亨都为此事凝聚在一起，一派和谐的政治气氛。大量捐款涌入，甚至邻州也拨款资助这个项目，结果超过240万的捐资目标。

1967年12月17日，州全民公决被通过，这两个件作品就被永久地收藏在巴塞尔美术馆。

但此事并未就此结束，民众的热情产生了阵阵余波。

此时的毕加索隐居在法南Mougins的别墅里日夜创作，但他并未与世隔绝，他的夫人Jacqueline每天给他讲述巴塞尔百姓们的热情，毕加索感叹道：这是对我艺术最大的认可，这不算是真爱那啥是呢？他静心等待着巴塞尔州全民公决的结果。

在投票结果出来后不久，巴塞尔美术馆的馆长Franz Meyer突然接到Jacqueline Picasso的电话：我丈夫有个惊喜要给你。于是馆长兴冲冲地赶到南法艺术家的别墅，毕加索告诉他想赠送给美术馆最新的两幅大型作品其中的一件。左图《维纳斯与丘比特》1967年6月9日作，右图《成双作对》1967年6月10日作。

精明的馆长并没有立马接受赠送并致辞感谢，而是用他丰富的艺术知识评论起毕加索的这两幅作品：它们有很强的互补性，如同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姐妹，Blabla。最后在毕加索夫人的撮合下，毕加索金口一开：既然你那么懂我的画，那两幅都送你们吧。

毕加索又加了一码，把原先就想赠送给巴塞尔美术馆的两幅粉色后期的作品一并抬出。

下面这幅是1906年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Homme, femme et enfant, Herbst）》。

还有一幅是1907年画的《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草稿，成画后收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亚维农是巴塞罗那红灯区的一条街名，画的是那里的失足妇女。此画抛弃了透视法，转而使用平板的原始主义画法，被视为立体主义的开端。

好事要成双才算完美，Maja Sacher-Stehlin，前面提到的制药大亨的公子Emanuel Hoffmann的遗孀，在同一时刻开着私家车，把一幅毕加索1912年作的《诗人（Le poète）》放躺在副驾驶座上送到了美术馆。

就在1967年底的前一周，巴塞尔美术馆一下子收到了五幅毕加索赠品，那年圣诞老人特别惠顾他们，为这座博物馆面积世界第一的城市的锦上十足添了一番花束。

左边那幅是法国艺术家布拉克（Georges Braque）于1909-10年画的《壶与提琴（Broc et Violon）》，他和毕卡索在二十世纪初所创立的立体主义运动，深深影响了后来美术史的发展。因为天性安静，他的名声很大程度被毕加索的招摇所掩盖，又是一位被毕加索害了的艺术家。

我把它和毕加索的《诗人》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出这两人在那时期的作品风格与绘画手法的相像性吗？艺术家们以许多角度来描绘对象物，将其置于同一个画面之中，以此来表达对象物最为完整的形象。物体的各个角度交错叠放造成了许多的垂直与平行的线条角度，散乱的阴影使立体主义的画面没有传统西方绘画的透视法造成的三度空间错觉，刻意对抗艺术模仿生活的主流思想。

经历了野兽派（Fauvisme），巴拉克在这个阶段进入了“分析型立体主义”（Cubisme Analytique）的时期，后面还有合成立体主义（Cubisme Synthétique）。这幅静物画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壶和提琴外，最上方以自然主义的手法画了一颗钉子，画就象是挂在那颗钉子上似的。巴拉克比任何人都更会创造造型空间，给人以深远之感。

野兽派先驱之一的马蒂斯（Henri Matisse）于1907年作的《河岸（La Berge, Frühjahr）》。

马蒂斯和他同学德兰在学习期间一拍即合，两人都喜欢用颜料管直接在画布涂挤上明亮的色彩。1905年在巴黎的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上，艺评家沃克塞尔（Louis Vauxcelles）把马蒂斯的画与在同一画廊展出的文艺复兴时期雕像进行对比时，指着雕像惊呼：“ Donatello parmi les fauves”（一群野兽中的多那太罗 -- 佛罗伦萨旧宫里大卫像的作者）。三年后在同一沙龙上当评委的他看着巴拉克的作品造出立体主义（Cubisme）一词。

另一名野兽派领导人物德兰（André Derain）于1904-05年画的《春天的葡萄园（Les Vignes au Printemps）》。

挪威表现主义绘画先驱蒙克（Edvard Munch），三个月前他的《呐喊》等作品降临魔都，曾引起在沪美术爱好者们的阵阵尖叫。这是他于1901年画的《阿斯加德斯特兰德街（Hagen i Åsgårdstrand）》。

1897年，蒙克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于是他就在挪威Åsgårdstrand小镇为自己买了一座避暑别墅，面朝克里斯蒂安尼亚（Kristiania）的峡湾。他称这座建于十八世纪后期的渔民小屋为“快乐之家”，并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这里度假。 当他在国外，感到沮丧和疲惫的时候，就会想念这个地方。 “走在Åsgårdstrand的街上，就像在我的画中漫步一样。当我来到这里时，我会受到如此的绘画灵感”。蒙克在那里创作了多幅街上的女孩以及小镇的日出等作品，现在那座小屋是个蒙克纪念馆。

这是夏卡尔（Marc Chagall）于1912年画的《牲畜贩子（Le marchand de bestiaux）》

这里只介绍一下画家前半生。夏卡尔生于白俄罗斯，早年的犹太人习俗是他根深蒂固的想象之源。他来自底层家庭，父亲是个鲱鱼搬运工，每晚把鲱鱼的气味和糖果一起带回家。敏感而内向的夏卡尔带着一种漫游的神态过着自己的内心生活，他喜欢坐在屋顶发呆，俯视整座城镇。

虽然生活在底层，他的内心却带着一种超越生活的上升感，并为自己的敏感、孤独和幻想感到一种模糊的优越。在他的自传里写道，当每次听到歌手唱起那句“新娘啊新娘，会有什么等着你”他就会哭泣，然后感到头颅飘了起来，到厨房去哭，那里藏着鲱鱼。

他在音乐和文学方面同样具有极高的天赋，曾经想当诗人或者乐手，最终却成了一名画家。之所以选择了绘画，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生活的偶然性，但大概最吸引他的一点就是命运的非现实性，飘浮着的非现实性把年少的夏卡尔引向了未知的道路。

13岁那年，他勇敢地告诉家人，他想要当名画家。也许在后人看来，夏卡尔选择绘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举，可对于当时的夏卡尔，生活却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当每个人在无数中可能性中或不加思索或反复思考地作出最后的抉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宿命。宿命意味着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意味着非此不可。

此时夏卡尔已经显露出自己的个性，他酷爱紫色调，从来不愿严格按照范本临摹。他画出来的图画都是歪斜的。

在朋友的鼓动下，15岁的夏卡尔去圣彼得堡学习艺术。在圣彼得堡，夏卡尔获得过奖学金，也获得过贵族们心血来潮的资助，但在找到庇护之前，这个穷人的孩子，只能长期流浪。

21岁时夏卡尔认识了贝拉，以她为模特，画了《带黑手套女人的肖像》。这幅在现代俄国绘画史上的崭露头角的作品使他赢得了杜马一位议员的赞赏和友情，这位议员为他提供了一笔钱，使他得以前往巴黎学习。

23岁那年到达巴黎之后，夏卡尔便住进“蜂箱”艺术社区，结识了阿波利奈尔和莫迪等前卫艺术家。这是他的多产之时，但却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有三万名画家云集在巴黎，蒙帕纳斯到处徘徊着未来的大师，来自白俄的夏卡尔显得如此孤独，被淹没在众人之中。他的作品无人问津，在巴黎藉藉无名，人们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优秀的色彩画家”，却不愿去理解他那贫困而忧郁的生活，以及对俄罗斯黑色大地的复杂爱恋。

夏卡尔远离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一切流派，他与各种流派保持距离，可能并不是因为独立，而是因为心里胆怯，害怕受到嘲笑而受伤害，宁肯一个人默默地关在摇摇欲坠的屋子里，光着身子作画，在充满爱情的回忆里追寻着他的祖国和乡愁。

在《我的一生》一书中，夏卡尔曾用很大篇幅回忆父亲的房子。他描写了姐妹们的天真烂漫和叔父们的古怪陆离。纳克用一辆颠簸的带蓬小车运着牲畜，并且会拉提琴；赛西是位理发师，有着烫过的小胡子；在祖父的家里，象晾衣服一样挂着牲畜的皮。这些古老绘画所展现的题材，在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搬移之后，终于孕育了他的艺术。

夏卡尔在巴黎的成名作是24岁时画的《我和村庄》。那是一幅神奇的作品，充满了俄罗斯大地的气息。他曾解释说这画作所关注的是童年的回忆，所捕捉的不是某一时刻，亦不是某一季节，而是成长的岁月。随后的画中的动物、物体和人取材于个人生活、美梦和俄罗斯民间传说。“超现实主义派”一词据说是阿波利奈尔为形容夏卡尔的作品而创造出来的。

之后他回到了俄罗斯，应征入伍，娶贝拉为妻，继续着他那长久而多产的艺术生涯。。。

夏卡尔的杰作《坠落天使（La Chute de l'Ange）》。

《坠落天使》是夏卡尔中期创作的一幅史诗级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自传，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分三次完成，在此期间夏卡尔经历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生的重大事变。1922年他带着对于苏维埃革命希望的破灭开始这幅作品的创作，在巴黎的一段美好时光曾使他暂时将它放在一边。随着欧洲一步步走向战争，1933年夏卡尔在柏林重新继续它的创作，此时他感到欧洲在反犹势力的乌云笼罩之下。1941年，从死亡的阴影中逃脱出来的画家带着未完成的作品前往美国。也就在夏卡尔抵达纽约的同一天，纳粹德国占领了他的家乡。1944年，画家的妻子贝拉突然离世，这使他将近一年无法拿起画笔。又过了三年，他的私生子大卫出生，同时，这幅作品才终于完成，并随画家一起返回被他视作第二故乡的法国。

最初的构图，在这幅作品中只有犹太人和天使两个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形象不断地添加进去。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事件被同时呈现在画面中，尽管它们在时空上相隔遥远。但整个世界和历史都被浓缩在一起，画家所有的感情都被凝结在其中。

《坠落天使》中每一个形象都具有复杂的寓意。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中心的天使。像一团火焰一样，红色的天使在黑暗的天空中向下坠落，火象征了苦难，也意味着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天使是夏卡尔绘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在此前的作品中，天使都是祝福、安慰、庇护、希望和出路的象征。而这次，坠落的天使代表了宗教信仰的坠落，是世界的末日。在画的左上方，一个失重的男子，惊愕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被天使带走了，就像人类与宗教一起倒下。 耶稣在画的右下角被钉在十字架上，腰间是犹太人的祈祷垫，混合了两种宗教，以显示人类在二战期间的苦难。左下方，一位犹太拉比保护着手中的经卷，回首发出惶惑的疑问。时钟意味着时光飞逝，从而死亡。无人演奏的小提琴也再次出现，它是犹太人在被驱逐时常带的乐器。在拉比的身后，是反复出现在夏卡尔绘画中的牛犊。虽然夏卡尔说那不过是童年生长环境留下的深刻印象而已，但这一意象显然有着明显的宗教象征意味。它同时代表着平和与力量，是原始世界中宇宙神性秩序的象征。只是，它的眼中现在充满了哀惋。画面的下方，是画家的俄国故乡维捷布斯克（Vitebsk），那是画家心中充满神圣意味的童年世界和尘世天堂。一个穿着婚纱的女人抱着孩子出现在画的右边，与天使的翅膀混并在一起。这是夏卡尔的美国情人Virginia McNeil。孩子是他和维吉尼亚的儿子大卫。夏卡尔通过画他的情人和家乡来代表他生活的元素。作为犹太教象征的太阳、蜡烛和山羊是希望元素，画家试图在作品中描绘犹太人的苦难与终将被拯救的希望。

这是巴塞尔美术馆收藏的夏卡尔的犹太人系列。

这幅就不用介绍了，莫迪于1918年画的《玛丽（Marie, fille du peuple）》。

德国画家马尔克（Franz Marc）于1913年作的《动物的命运（Tierschicksale）》。

这是画家著名作品之一，在马尔克的去世后，这幅画的三分之一在191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损坏，后来被他的密友克利用旧照片将画作还原。 他在画中添加了褐色调，与其余部分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他原来的题目是《树木露出它们的年轮而动物显示它们的脉络，所有的生命是炙热的痛苦》，后来保罗克利建议他用现在的画名，在创作这幅作品时，马尔克正在读福楼拜的《圣朱利安的传奇》（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l'Hospitalier）。这个人物集两种矛盾于一身，他既是武士，又是教士，慈悲为怀却又刻薄残忍。

此画和另一幅《蓝马之塔（Der Turm der blauen Pferde）》第一次展出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俄国艺术家瓦西里·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于1914年画的《即兴作品 35（Improvisation 35）》。

此人出生俄国，三十岁去慕尼黑学习写生，素描和解剖学，在那里和马尔克成立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表现主义艺术家团体。俄国大革命后回苏联，但是前卫艺术不为革命人士所接受，于是再去德国，在包豪斯学校教书直至1933年学校被纳粹关闭，移居巴黎在那里离世。

此公具有知觉混合的能力，他可以十分清晰地听见色彩。这一特异功能对他的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把他的绘画命名为“即兴”和“结构”，仿佛它们不是绘画而是音乐作品。在德国，他开始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于1912年发表了《精神和艺术的关连（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 ）》 这本书，剖析了心理作用和色彩的关系，并比照了绘画和音乐。

法国画家德劳内（Robert Delaunay）于1914年创作的《向布莱里奥致敬（Hommage à Blériot）》，这是他的一幅重要作品。

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早年毕业于法国中央理工，1908年诺斯克里夫勋爵拿出一千英镑通过伦敦每日邮报悬赏第一名驾驶飞机穿越英吉利海峡的人，一年后他驾驶了“布莱里奥11号”成为第一个尝试并成功的飞行员。

德劳内和他的妻子索尼娅（这位来自乌克兰的新娘在画商丈夫的画廊里遇见德劳内，对油菜花的他一见钟情，毅然选择七天无理由退货，改和德劳内共结连理直至白头）共同创作了这幅画向英雄致敬。这种艺术风格是他们夫妇俩创造的，被阿波利奈尔称为共舞派（Simultanéisme），他们俩在绘画中引入颜色同时对比的原则，后来在服装时尚和装饰艺术中被大量使用。

在画中有埃菲尔铁塔，因为这是布莱里奥特那次飞行的起点，我们还看到螺旋桨和轮子，甚至一架双翼飞机以及舞动的人。

这幅画不能完全算是抽象艺术（Art abstrait），但不是具象艺术（Art figuratif），因为画里使用了大量的色块。

贝克曼（Max Beckmann）于1921画的《法兰克福Nizza河畔小区（Das Nizza in Frankfurt am Main）》是一幅歌颂城市之美的画卷。

贝克曼出生在莱比锡，他没有加入任何前卫艺术运动，然而印象派、表现主义、新客观主义及抽象艺术却在他的作品上留下了印记，他一直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艺术家，近年来，他的重要性在国际上渐渐得到承认。

与现代派的倾向相反，贝克曼以肖像、神话故事、裸体、静物和风景的方式，对经典的具物流派进行了一生的坚持。作为一名“人类的境遇（condition humaine）”画家，他在经典画法里予以新的概念。

他对风景的处理方式比较写实，用高架远景的角度绘入门窗、窗帘、护栏、柱子，连接着人居世界和无限的自然。

画中是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超现实的地中海植物和欧式的建筑对应，以及天空中的神秘飞行物和滑向天空的画家签名。一幅在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之间徘徊的画，突出了都市景观的神奇。

1936年，在希特勒关于艺术的讲话之后，他的作品被定性为颓废艺术，他迁居阿姆斯特丹，在荷兰被占领时期过着艰辛的日子，直到战后移民美国，在纽约教书直至辞世。

柯林斯（Lovis Corinth）于1925年画的《试观此人（Ecce Homo）》。

“试观此人”是一句拉丁文。出自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是上篇提到的犹太行省总督彼拉多所说的话。彼拉多令人鞭打耶稣基督后，在把他钉上十字前，向众人展示身披紫袍，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时，对吃瓜群众们说的这句话。这一场面，成为很多基督教艺术作品的题材，博斯、丢勒、卡拉瓦乔、提香等人没一个错过这个主题，传统上都以Ecce Homo为名。

这是柯林斯最后一幅作品，画的中心人物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位女性，左右两边押着她的是一位神甫和一名警察。你品，你细品。

稍微介绍一下柯林斯，生于东普鲁士，在柯尼斯堡和慕尼黑艺校学习，游学安特卫普和巴黎。后回到柯尼斯堡、柏林，1891年定居慕尼黑，五年后开始靠卖画为生。1900年去柏林成立艺校，积极参加柏林分离派（Secession）活动，那个时期属于柏林印象派。1902年和自己学生结婚，并生二子。1911年中风，此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他转向了一种更为宽松，表现主义的绘画风格。1925年，科林斯在去阿姆斯特丹旅行时死于肺炎。

他是一位多产画家，有一千幅作品。1937年，科林斯的作品被纳粹谴责为堕落的艺术。纳粹当局没收了295件他的作品并运至慕尼黑，在戈培尔主办的颓废艺术展上展出批斗。以至于他的大量作品流出德国，其中大部分被卖到了瑞士。

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于1930年画的《边缘（Ad Marginem）》

这里我们不讲述克利的生平，就画论画。首先这个标题就很具有暗示性，有点故弄玄虚来博眼球。一个红色的太阳，周围是植物，矿物，动物等元素，但也有字母重叠在边缘。

这幅画是克利于1930年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学校（Staatliches Bauhaus）任教期间绘制的，后来在1935-1936年又重新加工了一番，聚集了克利作品的许多重要题材：重构的布局，充满画家潜意识里具有多种含义的动物，以及那些渐为明显的谜。

虽然克利的艺术作品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和不断实践新生事物的特性，但他的作品里图案及其形式还是容易鉴别的。他的模式形成了一种暗语，这些符号通过自然界的元素向观众表现：文字，板块，箭头，色调等等。譬如太阳，植物和鸟类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分。

他把充满活力的色块强加在画的中央，与边缘不同的棕绿色调形成对比，并用交叉的细条纹表现出漫射的感觉。但是画中央似乎在离心作用下从观者的视觉中逃离出来。大家注视一下这幅画中的一个细节，感觉顶部的鸟一会儿是正立着的，一会儿是倒立着的。

红色的太阳有明确的轮廓，这在西方绘画中是较新的表现方法。譬如莫奈或者梵高的太阳都以划界的方式表现。

在《Ad Marginem》这幅画中，首先中心球体捕捉观众的目光，然后演变为朝向更暗的动物、植物和花卉形象，最后让人在框架外想象森林和野生动物，或者一个奇异世界。

在包豪斯学校的课堂上，克利强调了色彩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动感在任何绘画中的启发作用。运动也反映了对重力的抗争，在这幅画中所表现的地平线的位置则与太阳处于同一水平，抹去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

这是达利（Salvador Dalí i Domènech）于1937年画的《着火的长颈鹿（La Girafe en feu）》，此时正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达利在战争中痛苦地挣扎，之后他去美国流亡了八年。达利的画一直不是那么好理解，我讲解一下其内涵。

达利通过一系列作品来描述内战的悲怆和病态，比作是一种自然灾害。画里巨大的红头蓝衣女性伸展双臂，身体被支架托着，一种绝望无助的姿势，也代表了人的堕落和软弱。胸下一只大抽屉，左腿上有七个打开的抽屉，达利将其称为“尾骨女人（Femme-coccyx）”。在背景中，另一个黑色女人手里拿着一段红绸。最后面是一只着火的长颈鹿。这些象征符号都排列在荒凉的土地之上，背景是海中流着岩溶的山。明亮红色火焰和宝蓝色的天空造成一种悲剧和焦虑的气氛，展示了达利对迫在眉睫的无情战争的预感。

他在发给买主的电报上是这样解释的：

荣幸您购买我的作品。

Suis heureux et honoré de votre achat - stop

根据诺斯特拉达莫斯，怪物的出现是战争的先兆。

Selon Nostradamus apparition de monstres est présage de guerre - stop

这幅画是在德奥合并前几月在奥地利塞默林山上画的，有种预言感。

Cette toile fut peinte sur les montagnes du Semmering quelques mois avant l'Anschluss et a caractère prophétique - stop

妇女代表怪物母河， 着火的长颈鹿是男性宇宙末日怪物。

Les femmes-cheval représentent les monstres fleuves maternels, la girafe en flamme le monstre cosmique apocalyptique masculin - stop

其实达利这幅画的创作源泉来自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达利非常欣赏他的心理分析方法，认为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他曾经说过：“不朽的古希腊与我们时代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弗洛伊德，古希腊时代只有新柏拉图主义，而他发现了只能通过心理分析来打开的人体秘密抽屉”。

与毕加索、达利并列西班牙后现代三大艺术家米罗（Joan Miró i Ferrà）于1949年画的《太阳下的人物和狗（Personnages et Chien devant le Soleil）》。

这是委内瑞拉艺术家索托（Jesús Rafael Soto）的作品，他是奥普艺术（OP Art，使用光学的技术营造出视觉效应的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

1950年赴巴黎时研究光学现象，他发现一随意移动的物品以黑白条纹构图，在黑色底子前移过，会使人认为它发生振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制作了大量触发人眼幻觉效果的作品。

百分之百的瑞士制造 -- 霍德勒（Ferdinand Hodler）于1916年完成的《无限观（View Into Infinity）》

登上楼梯，到达三楼，这里是霍德勒的女性世界，是他最后的也可以说最出名的画作，这位画家曾经在

五月之风 - 瑞士瓦莱行（下）里介绍过了。

这个女性世界短暂而细腻的本质体现在长裙的颜色上。和当时德国表现主义者一样，红色等同于激情，蓝色等同于灵性，霍德勒没有把这些凝视遥不可及地方的女人涂成红色，而是选择属于精神境界的蓝色，完全脱离了肉体的欲望。

巴塞尔美术馆的介绍总算结束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次跳过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只能做蜻蜓点水式的讲解。我还会去巴塞尔美术馆参观，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机会再给大家推荐些其他的馆藏。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祝岁末快乐，2021年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