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词典》二三事

陈晓文

从左到右：刘成杰（左二）、彭德庆（左三）、何路（左四）、陈晓文（左七）。

10月24日文革学者、电子通讯网刊《昨天》编辑/发行人何蜀来电话说，他的朋友看见，网上有署名“scheler”的《文革词典》电子书售卖，询问知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漫应之曰：这个情况，至少有好些年了。也不止一个人、一次这么做。一直感觉，既然无法在国内公开、合法地出版，即使这样的做法，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却有利于文革史料和真相的传播，有助于抵抗遗忘，亦所望矣。至少对官方主导的遗忘文革史的主流，起了刹车、疗救作用，虽有弊，也有利。或者也算利大于弊？可以不予追究，乐观其成。

次日的重阳节同学聚会，我把此事作为趣闻白话了一嘴。不意大家都说: 网上售卖《文革词典》电子书，你可以不予追究，但是著作权人是谁则必须明确。事关知识产权，不能含糊，不能听之任之。因此才想起作为当事者的我有必要、也有义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正视听。

一

1984年做职大毕业论文酝酿选题时，我曾属意文革语言。后来因为语料和分析工具都缺资源储备，不具备条件，放弃了。只留下一则简略的札记，描写“词语感情色彩（褒贬意义）中性独立性的消失”。但这个愿望一直萦绕于心。1987年左右已经就职于重庆出版社文史室的我产生了做文革词典的想法，以此解决文革语料的搜索、汇集、储备问题。

当时一些同学、朋友，有我、谢军、彭德庆、何路等在歌乐山郊游中，议论过。后来实际着手时，有陈晓文、谢军、贺洪志、彭德庆、刘成杰、刘世龙、朱一平、樊家勤、陈五一等陆续或长或短地参加。借彭德庆兼着单位两办主任之职的方便，开好了介绍信，周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去重庆市图书馆枇杷山历史资料部，分人分年份查阅《人民日报》，找到文革词语，用复写纸一式五份誊抄，抄出词语、例句，注明出处（作者、篇名、时间、版数）。后来购置全套《红旗》杂志（彭德庆出差天津时发现、经手，董强出资），这个工作才得以改在家中分头进行。提高了时间的利用效率，进度加快了。

重庆市图书馆枇杷山历史资料部

陈晓文手稿（文革辞典词条撰写规范）

谢军手稿（1967年词语）

彭德庆手稿（1972年词语）

刘成杰手稿（1968年词语）

刘世龙手稿（1976年词语）

刘凯娟手稿

与此同时，因一次商讨工作进程、方案的地点约在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发现那里的风化使文革墓碑文面临湮灭危险，意识到必须立即展开抢救工作。这些人（陈晓文、彭德庆、贺洪志、刘凯娟、文迟、王明智）便投入了文革墓的碑文抄写工作，后来我又据以进行了调查采访，得到一批死者遗属的口述材料。形成了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上的调查报告《重庆红卫兵墓素描》。

（后来我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的碑文资料（包括序表）整体公布在网上，以期引来更多人使用。2007年，听取重庆籍旅美学者张跃宏的建议，他说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解释，其时段上包括了1949年迄今。我于是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表的要求，进行了填写。并通过曾钟传递给了沙坪公园调查红卫兵墓工作班子的李中华。公园启动了申报工作。2009年底重庆市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这是中国文革遗迹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国第一。幸乎不幸乎？至今还是唯一。）

差不多二年时间，形成了一个近1500多条的词目表。还分头（陈晓文、彭德庆、贺洪志、刘成杰、刘世龙等）做了一些词条的试写、体例创制工作。江明愈曾对词条撰写、体例提出意见。

其时已近1990年代初期，经济大潮涌动，这批人北漂画画的北漂画画，下海的下海，跳槽的跳槽，出洋深造的出洋深造……虽然天各一方，他们互相因此结缘都成了对方的终身朋友。只有我这个发起人，由于兴趣狭窄，一根筋，没有找到别的方向，仍在坚持。

    三

到2007年，这个词典达到500条规模。到2015年时，这个词典已经达到700条的规模。进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因为与草创初期的创造性、挑战性联系在一起的兴奋已经成为过去，这项工作更多成为日常的一份苦役，考验着人的坚韧、毅力。

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把这个系列冠以“文革词语”名义，在各个语文网站揭载（多数守规矩的注明“转载”，仍署“scheler”，如“个人图书馆”2007年5月3日“何处闲愁”刊出“小姐”条，“麻辣”2017年7月3日“草书”刊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条；少数不守规矩的就标“原创”，署转载者的名了）。使它成为语文教育的公共基础资源。而且也有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把它做成电子书，在网上售卖（有个网名“卡鲁比”的，2008年2月23日在“溜达电子书库”给出【史料文献】《文革词典》作者：scheler（完结）TXT下载。注明下载附件需要扣除溜达币）。这些消息，让我感到喜忧参半，既有无能为力感滋生，又为这项工作已经进入知识生产、传播的流程，成为正在进行时的历史，而欣慰。

戴着不同帽子的文革词典不止一个人做，已经纸质出版或网络流行且广有影响的不止一部。但我的做法，有两个最易辩识的标识：一，视角广阔，重视观念史、制度史、社会史、生活史、器物史，收的词条为其他往往文革词典不收，如“红”“黑”“新”“大办”“一万年”“谁胜谁负”“接班人”、“运动”“单位”“二部制”“两报一刊社论”“团营连排班”“集体创作”、“改名风”“向阳院”“专案组”“群众专政指挥部”“自然辩证法”、“票证”“自留地”“大寨田”、“芒果”“红海洋”“投机倒把”、“的确良”“解放鞋”“中山装”“飞鸽牌”“防空洞”“干打垒”……许多焉见不察的词都被深挖出来、划归到那个时代的词语系列里，尽可能还原彼时言语丛林的原生态。显出不同别书的眼光的广度和深度，友人赞其“词语咫尺有史观”。

二，体例上，也不同，词条加注是一般辞书不用的；我为了保存更多感性、原始材料，让没经历过文革的后世读者，也能通过它，直观感知到文革氛围，力求达到理性认知和感性统觉的融合，特意创制了这样的看似逾矩的体例。还在文末给付了参考资料的出处，以利于读者自己更进一步的寻找线索、深度阅读。显出别样的历史现场感。

 

四

这些年不断有朋友（以当年词条检索收集参与者为主，他们一直都关心着这一工作的进度）多方询问、敦促我应当着手出版工作。他们多次疾呼青年一代对那段历史的茫然、隔膜，亟需这样的著作来消除。因为国内出版业现行管理方向，决定了这类选题注定无法通过，我对此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态度。更愿意让词典数量积累到1000条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现实、环境压力使然，一方面是事情本身进展逻辑的自然生成。

虽然一直关心、督导、批阅这个词典的蒋洛平教授曾反复说，不宜主观预设一个规模尺度，应该是应收尽收，有多少写多少。这一态度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性和历史性。但我还是觉得一部词典应该有一个规模的底限，以保证对那个时代反映、描写的最低限度的完整性。

1000条可以看作第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它仅仅是一个操作性的工作进度设置，而非终极性的目标设定。以后再进一步徐徐增订、调整、完善。文革词典这样庞大的工程，也不会一次性就能完成。这样逐步到位的做法，可以把阶段性和延续性结合起来。

    我也实际设想过在大陆以外联系出版。但即使这样，哪个出版商也不愿做蚀本生意，说不定还得自己掏腰包。粗略估计有可能不是很大一笔钱，各种办法都能筹到的。即使自己掏腰包，亦不至伤筋动骨。但就是出版印制成纸质书了，仍要合法常规通过海关进入大陆，恐怕大概率行不通。是书的市场、读者、功用，都在大陆本土的中国。进不来，发挥不了作用，就是一堆废纸。这个绝望的米诺斯迷宫，有无破解之道？谁能给出解套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多歧路，今安在？”

 

2020.10.28.

从左到右：谢军（左一）、彭德庆（左二）、何路（左三）、刘成杰（左四）。后排：朱一平（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