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公复与莫逆之交胡子昂

严衷

1918年，北京大学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北平大专院校读书的四川籍学生也自发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取名叫“诚学会”。

这些四川籍学生中，鄢公复、何北衡读的是北京大学，潘大逵就读清华大学，胡子昂进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由于是同乡，在异地倍觉亲切，他们经常交往，聚在一起。

这些四川老乡们在一起海阔天空，谈时局，也谈毕业以后的设想打算。于是，大家商议，组织一个小团体。因为没有任何政治主张，也没有草拟什么章程，更没有举行正式成立 仪式，便为这个团体取了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叫“诚学会”。其寓意是，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好有一个团体的力量作后盾，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大家公推胡子昂为诚学会的会长，每隔一、二周召集大家聚会一次。最早参加这个团体的除胡子昂外，还有鄢公复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活跃在四川、重庆的工商界、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诚学会”也因此被载入四川史册。

在北平教育界，“诚学会”的会长胡子昂小有名气。

胡子昂是1919年春来到北平的。他先前于四川巴县中学毕业，每学期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1916年赴成都，以成绩第一考入成都农业专门学校，又获官费资助。在北平，他先进入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报考大学作准备；“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秋，胡子昂考入了北京农业专科学校。

1920年的深秋，北平阜成门外，望海楼一直西连着钓鱼台、罗道庄、蔡公庄。广阔的华北原野上，座落着著名的京城八校之一北京农业专科学校。

“五四运动”学潮的影响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里，一场校园风波正在掀起。事关学校由大学专科升级改建为农业大学本科。

胡子昂代表全体学生起草了《国立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全体学生请改建本校为农业大学意见书》，在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学们都说，这篇长达3000多字的‘改大’理由书，写得太好了！

胡子昂道：“好！立即拿出去发表！”

这年11月21日，农校全体同学开会决定，成立大学促进会，胡子昂被推举为会长。虽然他刚入学不久，在这场风波中，处处显示出组织才干和超人的胆识。

12月10、11日两天，《晨报》全文登载了这份《理由书》。这是在该报兼职的鄢公复推荐的。

两年后，教育部批准北京农专校长吴季青辞职。同日，教育部发表训令，委任刚从欧洲回国不久的章士钊担任农校的校长。事隔两天后，教育部再次下文，同意农专升格，改办大学。

北京农校这场历时两年、风波迭起震惊朝野的学生风潮里，胡子昂成为这次风潮的弄潮儿

1923年的初秋，鄢公复思乡返乡之情，难以遏制。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熟谙英、法、日三国文字；离校时，蔡元培校长倍加鼓励，手书一联，联文大意是勉励他为新文化运动披荆斩棘，继续奋斗；上款写“公复同学雅正”，下款题蔡孑民。

重庆各学校争相邀聘，家人都希望他回渝工作。

鄢公复所面临的时代形势，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之时，祖国危亡之秋。大学读书时，他又处于新文化运动旋涡中心，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各种思潮，形成了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观念。在人生迈出事业的第一步时，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师长们给他以熏陶铸就的爱国情操和责任感，使他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要培养出大量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服务桑梓。

返乡第二年秋，鄢公复被邀赴蓉，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教务主任。很快地，严酷的现实在改变他的初衷。四川军阀各自拥兵为重，实行防区制，为争夺地盘，混战不已；连年战祸，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目睹家乡的这一切，让满怀青春理想的他，时常陷入深深的不安。

刘文辉统率10万大军，大败控制西康地区的刘禹九部，使之全军覆没后，尽数夺取了西康全境以及宁属七县所包括的会理、西昌等地，把川康边区联成一片。在他的防区下设川康边务处，通过择优竞选，任命胡子昂出任边务处处长。

就在胡子昂就职刘文辉处之时，他的密友、诚学会的鄢公复也同时应邀进入川军供职。

鄢公复凭借自己财政经济方面的专才，先后在川军21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处担任过财政经济职务和宁属七邑财务统筹处处长。

在川军担任财政经济方面的职务，方便他更深入了解了四川财政经济的实际情况。

鄢公复与胡子昂同在川军、还曾在同一川康边区内供职，相互之间联系密切。

诚学会的朋友坐在一起，凡谈论时局，对蒋介石颇有微辞。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军政之道，更对连绵不绝的内战为祸人民深恶痛绝。

就在他们进入川军以后，中国军阀混战拉开序幕。

这年年底，刘文辉电报邀胡子昂前往任西康省建设厅长，胡子昂辞谢了这个邀请。

随即胡子昂离开川军去江西，拒绝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许以高官的挽留，1935年底返回四川重庆。

就在胡子昂辞去军职的同时，鄢公复亦脱离了川军财政工作。

在四川军政界担任财政工作，鄢公复虽然自忖尽力作了一些减轻税赋、剔除中饱的努力，为人民减轻些痛苦，他深感未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无法实现救国利民的抱负，遂于1932年脱离军队财政工作，重入教育界做事。

鄢公复后又三度出任巴县视学。他与诚学会的朋友胡子昂同在巴县担任视学，继续加深着他们的友谊。后胡子昂又曾任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在巴县、重庆的教育界都有了名气。

此时，诚学会中他们的朋友们也都陆续毕业回到四川，这个团体在重庆活跃起来。许多其他城市大学毕业的学生也都希望加入诚学会，只要有老会员介绍，也都可以加入。诚学会扩大了起来，新增加了100多名大学生。

鄢公复又担任省立重庆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兼任淑德女子中学校长等职，历时5年，毕业学生逾千，多半在四川各地民族工商企业和金融界服务，颇得社会好评。

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

1940年冬，经过一番曲折，摆平了川军将领的反对，蒋介石指派控制西南的张群接手了四川省主席之职。

张群到任，想干出一番成绩，稳定大后方。他感到，首先必须把川康各方面的人都笼络住，以控制川康。

一日，张群与他的秘书长李伯申谈起此事时，李伯申微笑着进言道：“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保你满意。”“胡子昂”。“我的表弟。我在北洋政府当国会议员时，他正好来北京上学，那时他就很活跃，刚入学的新生，就组织救亡募捐义演，我还帮过他的忙呢。”

张群决定礼请胡子昂出山，约他去省府任职。先是派得力部属、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他是胡子昂同在北平读过书的老乡，专程赴重庆看望胡子昂，向他致意；随后又通过胡子昂的好友吴晋航，转达他希望胡子昂来成都工作的想法；同时，李伯申又接连不断给表弟写信、去电，说“张主席对他很敬佩，要他出任四川建设厅长，相信他能够把四川的建设搞上去。”

这时，张群又亲自出面，找胡子昂任职的上司孔祥熙要人。

孔祥熙说：“兴业公司初办，亟需用人之际，他又是创办人之一，公司离不开他。” 张群说：“那我就借吧，借用他一两年，公司的事，他可以兼顾。” 孔未置可否，要胡子昂自己拿主意。

胡子昂犹豫着，两难之下，便找好友商量。宁芷村说：“张群是国民党政学系的头目，又是老蒋身边的红人，把他得罪了，我们将来的日子不会好过的。反过来，关系处好了，对我们的事业大有裨益。” 胡仲实对胡子昂说：“傅沐波一手遮天，一意独行，公司越搞越乱；而官股力量又这么大，完全没有我们商股说话的地方。按这么的态势发展，将来再走，就无趣了。” 胡子昂点头道：“都有道理。我想老老实实经营实业，可是这个世界由不得我啊。”

他在华西公司当襄理两年多，眼见公司一天天腐败，深感环境难处，独木难支，傅沐波又不愿革弊除患。胡子昂深感空有一身本事却无法施展。

1941年底，由于前任何北衡调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胡子昂辞去公司襄理职务，接受张群的邀请，暂时到成都去接任四川省建设厅长之职，任期2年。

屡遭波折，胡子昂决意不再寄人篱下，自己开办银号。

胡子昂千方百计筹建华康钱庄之际，鄢公复正在为创办重庆市日用品公卖处四出奔忙。

恰逢好友胡子昂邀请，于是鄢公复前往华康钱庄任职，重新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1944年，华康银行正式开业。

华康银行是由原华康钱庄改制而来的。

华康钱庄筹备时，胡子昂原来华西公司的熟人胡仲实等以及和成、川康、重庆、聚兴诚几家银行的朋友等纷纷解囊相助，川军24军刘文辉听说他要办银号也凑了一份子。

这样，1941年初，在华西企业集团的支持下，胡子昂筹得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地址设在陕西街。他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请好友鄢公复担任华康钱庄襄理。

华康银行成立时的资本已增加为1000万元，后来又在成都、武汉、上海设立分行，声名雀起，成为重庆一家很有影响的私营银行。应胡子昂之邀，其好友鄢公复继续担任华康银行协理。另一位在华康银行任职的叫陈祖湘，四川南充人，1935年在重庆参与发起筹组“青民社”，后任华康银行襄理、副经理、经理。

胡子昂办实业很有一套办法。

他制定了一条扶助工矿事业的主要经营方针，稳健地开展经营业务。加上他在许多企业任职或有股份，因此办起来也得心应手，中国兴业公司、华西公司等与他有关的企业的款项大都存入华康；同时他还利用四川省银行存入的低息存款作为信贷资金，业务发展很快。华康还投资煤矿、水泥厂、重庆油漆厂、四川丝业公司以及《新民报》等企事业，获利不少。

胡子昂始终生活和工作在夹缝之中，但在经营管理上仍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重庆下半城太平门内有条街叫白象街，传说此地曾有大石白象，长江对岸有狮子山，有“青狮白象锁大江”的说法。又有，说是当地原有为白象沐浴的白象池，街名因此得来。它不愧是城市里占排头地位的街道，处于古城中心，濒临长江，西南与四方街、太平门大码头相连，出口连通新丰街和王家坝。这里是重庆传统上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商业中心。

1939年下半年，白象街15号，新建的西南实业大厦内，中国西南实业协会成立了。可以说，这是以西南各省大中型民族工商业为主的工商业组织诞生了。卢作孚、胡子昂、鄢公复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共同谋取民族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西南实业协会和中国国民经济研究会虽然挂了两个牌子，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主要工作是搞会务活动与资料研究。

重庆先后成立的几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团体，其中较大的是三个：“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和“中小工厂联合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样多的工商业企业汇集重庆，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抗战的形势，使得上海、南京、江浙沿海等地的大批工厂内迁重庆。据“中小工厂联合会”徐崇林回忆，当时在西南各省中，重庆有工厂1649家，四川有1158家，多是中小工厂，占生产的80%，积极为军需民用生产，不仅成为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支持抗战胜利，也为以后民族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迁移工厂的过程中，黄炎培为此四处奔走游说，力劝那些与职教社素有联系的工商界人士早下决心，迅速迁移，以保住有生力量不被敌人所利用。

“迁川工厂联合会”里，职教社的老会员胡厥文先生“尤为热心，自动地各方奔走拉拢，汗珠湿透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少息。”胡厥文还召集了上海机器五金工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工厂内迁问题。随后，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胡厥文当选为委员。经过劳资双方齐心努力，终于在上海沦陷前完成了100多家工厂的内迁任务。这些工厂大部分迁往四川。

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成立，胡厥文理所当然地担任了该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在重庆参观了迁川工厂展览会。董必武还题了词：“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的基础”。

左起为吳玉章

　　新建的西南实业大厦，占地甚广，有办公室多间及图书资料室，并有大小会堂、中西餐厅，除供会员活动之用外，也对外开放，成为重庆一个经常集会的活动场所，政治、经济、文化各界人士均在此进行过多次有历史意义的活动。

1940年冬，许涤新调到南方局宣传部，负责《新华日报》社论稿的相关等工作。不久，他又担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

“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的、经常的接触。”这是周恩来对许涤新提出的新要求。

即使如此，许涤新也从不灰心，并告诫自己：“既然接受这个任务，就要好好的干。要打败日本，要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后来经人介绍，许涤新参加了重庆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开始了与工商界的密切接触。

当时，参加“星五聚餐会”的人数很多，有时甚至超过200人。

利用各种机会，许涤新和经济组的同志一方面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统制和管制手段，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敲诈和掠夺；另一方面收集、宣传工商界人士的意见和主张，为民族工商业请命。

“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酸碱收购价格太低了，连成本都不够。”在一次交谈中，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向许涤新抱怨。李烛尘是久大、永立、黄海化学工业社的负责人之一，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的助手。

何不将这一意见刊登出来？许涤新在征得李烛尘的同意后，将李烛尘的意见刊登在一家商务报刊上。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民族企业界的共鸣。最终，慑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好适量调高了收购价格。

许涤新（1906年——1988年），广东揭阳人，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1946年在重庆工作期间，许涤新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一直是《新华日报》记者。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等职。在重庆工作期间，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他参加民建，历任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等职。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许涤新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

华康银行位于重庆繁华的都邮街广场（今解放碑），青年馆的对面，旁边是国泰电影院。三层楼房，水泥柱子，夹壁墙，一楼是营业大厅。

鄢公复经理室兼住房，就在银行的二楼。因为人口多、住房挤，家人上班上学的方便，于是胡子昂一家在华康银行四楼住，鄢公复一家借了三楼的几个房间来住

此时，鄢公复常与吴玉章、马寅初、黄炎培、胡子昂等交往，对吴玉章同志尤为尊崇。

鄢公复一方面勤于职责，协助胡子昂擘划银行业务，一方面在吴玉章同志指引下，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不久，由吴玉章同志介引，鄢公复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后又认识了许涤新等同志。受他们的教育、启发，对共产党产生了新的向往。

鄢公复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他鼓励子女宝璋等参与民主青年的进步活动，并告诫子女们随时警惕国民党对青年的拉拢、腐蚀。

1942年，黄炎培邀鄢公复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

在重庆，胡子昂进了国民参政会。当了参政员，他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胡子昂看出，国民参政会刚成立时，提出的宗旨是团结社会各界力量，集思广益，抗战建国，曾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欢迎。

自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出台，掀起反共高潮后，参政会就成了欺骗人民的工具。国民党利用参政会欺骗社会舆论，制造反共摩擦，破裂国共合作。

而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常利用这个场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力量，使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得到各方面的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从而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努力。

在参政会里，他跟随的是“川北圣人”张澜，那是在北京上学时认识的。大家接触交谈，十分投契，虽然张澜比胡子昂长25岁，两人遂成为忘年交。张澜的刚正不阿，胡子昂亲眼所见，为之折服，深受其影响。

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热潮里，刘文辉所作出的又一政治选择是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张澜从多年实践中深知，武装力量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特别是1944年日军大举进犯，豫、湘、桂大部国土沦陷之后，他更感争取西南军人积极投入抗日反蒋的重要，且有中共争取西南实力派之托，故更加努力于对西南军人的争取工作，以增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力量。

刘文辉对张澜很尊敬，互有往来。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酝酿期间，刘文辉经常到重庆，与张澜和中共同志都有接触。

刘文辉每到重庆，总要聚会恳谈，在经济上支持张澜等人，对张澜进行民主活动所需经费，总是尽力予以资助。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以后，张澜和他几次商量，并协议：政治上互相配合，经济上刘文辉尽力支持民盟。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根据抗战和民主运动的需要，经张澜建议和介绍，刘文辉正式加入民盟，作为秘密盟员；后来1945年，还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但不公开。入盟后，他在经济上对民盟支持极大，在掩护革命人士方面也作了很多工作。

吸收刘文辉入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时，张澜对他们说：“你们不从发展观点看人！我们应与人为善，让他戴罪立功！他手边有几万士兵，只要出自真诚，可以为民主事业效力。我们应从效果上看待他，若要计较他过去，岂特对我们不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还吃过他不少的亏。”

他们还是思想不通。直至几年后，刘文辉为四川和平解放作出特殊贡献，这些人那时才“顿开茅塞，佩服表老的高风亮节，实不可企及”。

鄢公复更加积极靠拢吴玉章、许涤新等，并主动争取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民主运动及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同时对民主建国会的筹组更加深了信念，积极参与讨论会章和成立宣言等文件，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胡子昂曾参加过筹备会，由于当时客观原因和处境不便以民建身份公开出面活动，经与黄炎培、施复亮等研究，由鄢公复代表。

10月19日，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来到协会礼堂，出席这次聚餐会，首次公开与广大工商业人士见面，并作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阐明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看法和中共的经济政策。他的讲演，使大家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了解。

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夕，周恩来又在大溪别墅宁芷村家，约集工商界和新闻界人士谈话。

周恩来站起来，摊开双臂，开导道：“你们都是工商界中有力量、有影响的人，要想发展自己的企业，就应当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为实现《双十协定》施加你们的影响。”

临别时，周恩来和胡子昂并肩而行，周恩来对他说：“你的元旦谈话我看过了，很有力量，影响也很大。你在政界、工商界说话都很有分量，以后希望你多多和我们合作。”

通过中共南方局的各种工作，使广大工商界人士从国民党长期歪曲的宣传中逐渐醒悟，看到了自己的出路。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鄢公复被选为理事，并由第一次常委理事会推为基金筹募委员会委员兼总会财务组副主任、民建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召集人。

民建会的成立没有得到国民党批准，所有活动经费都是由成员和有关人士热情捐助的；而成立后的各项活动在在需要经费，因此财务组的任务较重。鄢公复与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黄墨涵一同积极筹集会务活动经费，取得较好成效，颇有助于民建会初期活动的开展。当总会刊物《平民周刊》经费拮据时，曾由黄炎培、李组绅、李烛尘、黄墨涵、鄢公复五人具名，假聚兴诚银行宴请金融界人生，为《平民周刊》的出版费用当场募捐，使该刊得以继续出刊，先后出版了4期；一年后，总会迁上海后停刊。

鄢公复不仅对民建重庆分会的会务开展和经费筹集煞费苦心，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从事民主运动的同志和革命青年组织。当时直接受到经费支援的有中国青年民主社。鄢公复与胡子昂对“青民社”的革命活动曾与中共南方局吴玉章、许涤新秘密联系，并尽力之所能，给予经济上的协助，深获“青民社”同志的好评。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在国统区加强了法西斯独裁统治，疯狂血腥镇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众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7月中旬国民党又接连杀害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

为了使国内外了解内战扩大、时局迅速恶化的真相，周恩来7月18日在上海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一百多人。对昆明暗杀事件，他愤慨地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党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在中共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众在追悼李、闻的活动中，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暴斗争。

吴玉章回忆，在重庆。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痛。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

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

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它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

经过邓初民、史良、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

人们看见有张群、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主持，顿时自由了一些。

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演讲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25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

我们又开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提高了。

鄢公复闻讯十分悲愤，他在公开讲话时，多次重复闻一多先生生前的两句话：“为民生哪怕牺牲，为和平何惧流血！”

他预感斗争更加艰险，在审阅其第五个儿子鄢宝潜的日记中，批了一行字：“吾儿天资不恶，小则服养老母，扶持弟妹；大则立德、立功、立言，为人民服务”，示意自己为人民民主事业已做好牺牲准备。

6月1日和2日，国民党特务、军警对进步学生、进步新闻记者、民主人士进行残酷镇压。

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进行大搜捕，魔爪直接伸向鄢公复。

这天上午，一辆中型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华康银行总行门口，一伙便衣特务和武装警察迅速封锁了银行进出口。

特务暴跳如雷，大吼道：“你鄢公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掩护他人？！”

　　特务将鄢公复拥上吉普车，挟持以去。

鄢公复被捕后，胡子昂等多方营救，月余始获释，但仍在特务监视中。

鄢公复坦然对人说：“为了正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鄢公复出狱后，并没有因为特务监视而停止活动。

1948年年底，胡子昂从上海办完银行事务返回重庆后，鄢公复便交给他一张国民党特务机构要逮捕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约有几十位民盟盟员、中共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名字，希望他设法营救。

胡子昂心里十分着急。当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刚到任不久。听说他上任前去上海曾征询过张澜的意见，张澜要他到四川做点好事。因此，胡子昂便把上述被捕者名单转交张群，请予帮助，使这些无罪的爱国者得到释放。

由于胡子昂与张群等有一定私交，又是当时重庆市有影响的人物，不好不给一点面子；加之张群上任之初也想为自己扩大些影响。同时，民盟组织又通过潘大逵、鲜特生等也交了一份同样的名单给张群，要他释放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这批人不久就被释放了出来。

抗战胜利后，胡子昂当选为重庆市参议会参议长，因反对国民党独裁，受到国民党迫害，1949年他秘密离开重庆，经广州去香港，转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胡子昂先后担任过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