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记忆

陈天宇

老宅周边的房屋都已拆掉，然而，老宅依然孤独地挺立着，让我产生了许多遐想。终于，2021年2月6日清早，在老家的大弟打来电话，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老宅作为老民居，已经签约保护。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希望有更多的文化遗存能得到保护，让我们感受到可以记得住的“乡愁”。

老宅记忆

几天前，在黄石沙坂老家的弟弟来电话说，家里的老宅已经丈量评估过了，几个兄弟都已签约，只要交了钥匙，很快就会被拆掉了。我为农村城镇化步伐的迅捷所震撼，也为老宅的行将拆去而遗憾。这栋老宅没我的份，小时候父母就确定我是回父亲老家“顾公妈”（顾香火）的，是渠桥陈家的后代，继承的是渠桥陈家的家产。然而，这栋老宅，毕竟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父母居于斯的地方；是我回去探望父母，接受父母教诲、关心和呵护的地方；是不管走到哪里都让我牵肠挂肚的地方啊！

我马上答应，如果几个在莆田的兄弟有空，我们一道回去，拍几张照片，留做纪念。我知道，父母在的时候，我可以每个星期天从城里赶到老宅去，看望老人家。几个弟弟一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在家里聚聚。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了，我们依然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到老宅聚聚，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因为，老宅里保存着太多老辈人生活的气息，留下了我们太多的人生记忆。今后，如果老宅拆了，留下的只能是无乡的乡愁和无边的人生记忆。

一、老宅与老祖母

据哥哥说，我们家的这栋老宅，盖的时间应该在85年以上。那时出生于渠头桥村的父亲才十几岁，常到在这个村的他姐夫家，结果被我祖母看上了。我祖母年纪轻轻就寡居了，有一大份产业和一个漂亮的养女。我父亲在渠桥老家也是独子，不可能去招赘。两家几经协商，达成了莆田特有的“两顾”婚姻模式。为了让小俩口有个好的居所，祖母与亲邻调换了房子，在原来两栋四个厢平屋组成的鸳鸯厝左侧改变朝向盖起了这栋房子。这栋房子当年在村子里是排得上号的，按莆田的说法叫“四眼厅”加一边小厅。楼层很高，过去一楼大厅挂上一丈多长的水车，都没有挤压的感觉。厅堂在村里算大的，并排办两桌酒席，中间通道还很宽。楼上楼层高，在两个“厝耳”（前厢房）上还各加了一层不小的阁楼，楼上这两间“厝耳”按现今时麾的称呼应该叫“主臥室”，从我记事起木楼板上已经铺上了红地板砖，那在当时村里是很有点奢华的。后墙红砖包砌，既坚固也挺气派的。因为房子是把旧屋拆掉翻盖的，原有的雕花廊沿石及其它一些雕刻着花纹的石材依然用在走廊边或墙壁上，人们都称赞古人的工艺很好。楼下走廊柱子原来是在两个石墩上用一种特制三角形（一边是弧形的）砖头砌成圆柱，楼上阳台的柱子是整棵大圆木头的，配上上面的雕花斗拱，也很好看。遗憾的是，楼下砌柱子的砖头当年是用泥粘的，几十年后变形了，只好换成方形石柱，楼上阳台木柱子由于被白蚂蚁蛀了，底下锯掉一段换上石的柱盘，阳台的楼板也换成水泥的了。

这栋老宅倾注了老祖母的全部心血和大量财富，因此，在建这栋楼的时候，她十分注意与盖房师傅的关系，她善待这些工匠到了胜过亲人的地步。这些匠人也把我们家真的当成了亲戚。据邻居们说，我祖母是十分俭朴的，节俭到在路上看到猪牛粪都要找东西裝上带回去倒在自己家的粪坑里。然而，只要这些工匠开口，她会把米瓮里最后一些米倒出来，让他们带回家去。这些泥水匠 、木匠一直都和我家保持着亲戚般的关系。这种事到了十几年后，我记事的时候还亲眼看见过。祖母一直叮嘱我们，在这个世上，谁都不可轻贱，那怕是娼优隶卒。

我们家楼下后厢房曾经是存放稻草的“草间”，据说在解放前夕，有一个国民党的逃兵，躲进我家的草间，祖母毫不犹豫地把他藏起来。还费尽口舌，把追逃兵的打发走了。我祖母是从清朝末年过来的人，丈夫虽然早逝却是读过一些书的。她见多识广，后来曾告诉我们说，如果那个逃兵被抓回去，会被枪毙的。我哥哥的母亲是回民的后裔，据说很漂亮，在生下哥哥和两个姐姐后不幸逝世，祖母看三个稚嫩的孩子很可怜，又让我父亲娶了个穷人家的女儿，她就是我的母亲。她嫁给我父亲前，在黄石街上给一个富人当丫头时摔坏了脚，因没及时治疗，一辈子落下了残疾。母亲脚虽有点瘸，但什么重活都能干，挑得重担，会撑沟船，又很疼爱我大哥和两个姐姐，因此很是受邻居们称赞。

我出生时莆田刚好解放，祖母历经三朝，洞明世事人情，见过太多人间不平和社会黑暗，虽然有些家产，却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新政权的到来，并说我们这些解放仔遇上了好时光。

我母亲生我坐月子时，解放军就住在我们家楼下。直到我三四岁时，还有解放军住在我们家，后来才知道是等着解放台湾的。我记忆中的第一印象，就是住在我家的解放军。天一亮，那些当兵的就开始扫地，挑水，操练，村子里会响起嘹亮的军号、口令和他们跑步的声音。院子大锅里飘出让人垂涎的大葱炒猪肉炖山东白菜的香味。炊事班的战士，说他们不吃猪皮，结果猪皮就成了我们家经常吃的一个菜。在我家住的军人中既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在我家大门口有时还拴着“山东马”，引得村里的许多小孩子围观。小时候我还看到战士天天为百姓扫地挑水，还见过他们参与村里救火的感人场景。这些兵和老祖母特别投缘，其中有一个是莆田籍的，叫柯文焬，是莆田城里梅峰街人。他和我祖母就象母子一般，和我哥哥又象兄弟一样。很难得的是他与哥哥、我及我的大弟合照了一张相片，成为我仅有的一张童年照片。直到过去好多年了，他还和祖母保持联系，几乎每年都会来探望祖母。他们部队后来在江西转成建设兵团，他转业回来后，还到我们家来过。我小时候穿的衣服经常是妈妈用战士们留下的旧军服改的。

再后来，老宅又成了一茬茬“工作组”的住所。不知道为什么，祖母和这些“工作组”关系也非常好，总能得到他们的尊重。正因为此，解放以后，我们家庭成份被评为“中农”，工作组的人认为我母亲是穷人家出身，从土改时就让她当积极分子，后来还在初级社、高级社和生产队当过干部。这些不同时期的“工作组”带来的共产党人作风给我们留下了很好也很深的印象，并成为我父亲 、母亲及兄弟姐妹一生追随共产党的一种动力。工作组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来到村里（后来叫大队），有协助办社的，有带着我们消灭钉螺的，有搞卫生防病的，有指导大家点灯诱蛾消灭病虫害的，有搞“四清”和“社教”的。我记得“四清”期间有一个“工作组”（乡亲们统称驻村公家人为工作组）是厦门人，叫黄炳跃，闲时他会带我到我家后门溜达。他有胃病，轮流在老百姓家吃派饭，有时不及时，很难受，但又怕人家说他搞特殊化，只好在背地里悄悄啃几块苏打饼干。

我非常佩服祖母，不仅因为她是个女强人，会干各种农活，还佩服她敢于一个人去看场守夜。村里人说她年轻时习过武，可我始终没看见她出过手。后来年老的时候，我听二姑妈笑话祖母，说她在陪祖母一起去守场时，看到祖母带一个夜壶放在她们的“寮”边，让人家以为是男人在守寮。

我祖母的气量无人可比。她修桥铺路，修建寺庙，老辈人常给我们说这些事。我一生下来，就注定今后是顾父亲老家香火的，她却从来没另眼看待我，总是护着我，怕我受委屈。我五岁那年得了病，哥哥星期天要回城里读书时，说我的病不对劲，有点象白喉，要送到圣路嘉医院看一下。我母亲要带两个弟弟，我父亲那时在泉州开会。我祖母很果断，马上到黄石街上找我哥哥的舅舅帮忙，送我去了医院。到医院后立刻上手术台，做了气管切口手术。医生说，如果再迟一些时候，这孩子就没救了。记得我有一个三堂婶曾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别人鬼、别人子孙”，结果被祖母一顿臭骂，吓得她再也不敢说这类话。

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饭吃。祖母把我们这几个小家伙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生怕我们这些小家伙被饿死。她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让给我们，自己就把涮锅洗碗的沉淀物烧开了吃。她把二姐以及我们钓回来的青蛙去掉内脏，有时候还会自已到什么地方捉几只小鸟杀了，熬汤给我们吃。那时大姐已经在城里百货公司高楼二楼当营业员，不久出嫁了。二姐那个时候正唸初中，每天午饭满饭罐装的都是包菜皮，没见几粒米。祖母带着我们把甘蔗渣磨成粉吃，带我们到处挖野菜采野花野果吃，她几乎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甚至把原来积蓄的一些银元拿出来，让母亲去买回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为的就是让我们能熬过饥荒。祖母本来十分硬朗的身体终于扛不住了，脚浮肿了起来，脸色发青。有一回我母亲不知道从那里弄到一些米，趁我们不在家，给祖母做了一小碗米饭，不巧的是，刚好我放学回家，撞见了，祖母就再也吃不下去了。父亲那时在灵川办万猪场，据说这个养猪场曾养到上千只，后来连人都没吃的了，万猪场无法办下去。他与职工一起开荒种地瓜，把分到的几个大地瓜带回去，还想办法弄到一点地瓜酒，想让祖母扛住。可祖母终于还是没熬过来，当地里终于能长庄稼，有了收成的时候，她倒下了。她当时真的只是饿坏了，但拖得太久了，把身体耗垮了。在她停放在厅堂边病榻上的那段时间里，她依然极其顽强地抗争着，希望能看到我们长大成人。病榻上，她交代，怎么也要把刚添加的三弟养大，不能送给别人家。她盼望着远在新疆的大孙子能够回来。哥哥赶到机场后因部队有任务，没能回来。中秋节的前一天，祖母用十分微弱的声音问我：“阿宇，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告诉她明天就是“做秋”后，我清楚地看到有几滴浑浊的眼泪从她干瘪的眼角流了下来。那天晚上，她撒手离开了曾经让她绝望也给她带来希望的世界，离开了她永远爱不够的我们。她曾经盼望，什么时候我们家人口有一把筷子那么多就好了，当她的希望实现了，她却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着的我们。祖母去世前后，我二姐因家庭成份（当时社教期间有人说我们家是上中农）不好，没办法上高中，回到村里。二姐很会唸书，字写得像男孩子。无法继续上学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大队领导让她当小学民办教师，她仍有点郁闷。当民办教师没多久，有一次在上课时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送医院治疗，说是脑溢血，经抢救命保住了，可是瘫痪了。出院回来后父亲想尽许多办法，她还是没能重新站起来。在我唸初二的时候，二姐也离开了我们。连着送走两个亲人，我们觉得老宅有点阴森。母亲让人在楼上大门上方挂了一个八卦和一个衔剑的麒麟，说是可以避邪，她的做法遭到了在公社当公安助理员的她娘家侄子的训斥。

哥哥在二中唸书时与父亲合照

二、艰涩而幸福的童年

老宅留下了父母亲和我们一家人太多的生活气息。

我父亲土改时就在村供销社当负责人，据说是经理。不久又到镇上，成为黄石供销社的副主任、主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好人，一生谨小慎微，努力工作，善待他人。他在村里当供销社经理时的账本一直锁在箱子里，存放在阁楼上。直到我读小学高年级后，到阁楼上翻找我哥哥的书箱时，才发现了那两个上面满是灰尘的箱子。父亲告诉我，那些账本不要去动，或许什么时候要查账，也有个交代。这些账本一直保存到文革以后。几乎所有与我父亲共过事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许多同事或他手下的职工，与他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父亲业务能力强，因此组织上经常让他去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他曾到涵江筹办纺织厂，也到灵川当过莆田县商业局万猪场的场长，当过商业局城厢办事处主任，当过城郊供销社的主任。虽然时间都不长，但总有一些干部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他退休多年后，有一个灵川万猪场的职工找到老宅去探望他。涵江纺织厂的同事陈文耀，一直密切来往直到文耀去世。在他晚年，还不断有老朋友到老宅看他。他很唸旧，只要谁有恩于他，他都不会忘记。我印象深刻的有他唸叨的许多老领导，如苏秋合、赵有为、段喜顺及朱鸿祚、方尚仁等。他的一些同事后来到福州或别的地方工作了，却始终与他保持亲密关系。我曾经随他去过福州，看着他的那些朋友对他那么热情，心里挺羡慕的。45岁那年，他到福州协和医院动肺部大手术，母亲因为家里有几个小孩，没办法去照顾他。他的那些朋友张文彩、蒋如泉等轮流着去看望他，当时单位也派了几个同事轮流照顾他，记得有黄春泉、曾金波、龚元标等，这些人他一生都念念不忘。因为父亲为人好，我曾经沾了他不少光。小时候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去，都会因为自己是“阿田仔”而受到特别爱抚。就连我到渠桥成家以后，因渠桥公社原来是从黄石分出去的，供销社、食品站、粮站的许多职工，都认得我父亲，一听说我是“阿田仔”，都很关照我，给了我不少帮助，让我心灵深受触动，感受到“好人”的魅力，让自己也暗下决心，一辈子做个好人。

当时我的兄弟姐妹多，有一个哥哥、四个弟弟、二个姐姐、一个妹妹，共九人。祖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妹妹出生时刚好是困难时期，祖母说连男孩子都养不活，作主把妹妹送给蒲坂村一户人家。祖母也心疼，偷偷地去看过几回。早年哥哥在上海读大学，每个月要寄去十几块，渠桥老家的祖母一个月至少十元，还得留下自己的生活费，父亲一九五六年工资63.5元（二十一级），不算低，但因母亲在家务农，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这样一分根本不够花。于是他总是想各种办法让家庭多一些收入。他让母亲在家里养母猪，每年两窝猪苗，可以卖好几百块钱。他在外工作，顾不上家里的事，除了买回一些饲料外，其它的活还得落在母亲和我们身上。母亲太辛苦了，既要忙着生产队出工，种自留地，还得照顾家里的一窝小孩和一窝小猪。我们几个小孩每天要轮流喂猪，要把母亲从地里挑回家的土块（有时是晒干的河泥）敲碎，准备垫猪圈用。每年出几次猪粪，可以换到不少工分。就这样还是难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支出，于是，父亲又想办法让家里加工麻绳，赚点加工费。好几年里，只要一有空，家里大人小孩就忙起来，而父亲周末都会回来，亲自带我们打麻绳，催促进度。记得当时每把一百斤黄麻加工成绳子，可以赚到二十多元加工费。我到渠桥撑家立业时，我和老婆孩子也干过这种话。

那时候，我母亲是“单手工”，生产队的许多活她一个人干不成，于是她和我的一个堂婶福珍搭手。可有些活她们两个也干不了，比如车水灌田，四尺车以上的她们俩踩不动，只好让我们小孩子去添点力。因此，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学会了跟大人一齐去“踏车”（踩水车）。有时一些包干的农活，比如，把土敲碎了做地瓜畦（莆田人称做“番薯鼓”），比如把地瓜滕翻动不让它长闲根，等等，妈妈忙不过来，便会把农活派给我们兄弟，报酬就是每人一碗“焖蛋饭”。我和大弟二弟干完了活，母亲便动手做“焖蛋饭”，那时候我们觉得“焖蛋饭”几乎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饭了。母亲会从锅里捞些干饭到碗里，在中间敲一个鸡蛋，撒一点盐、酱油，有时候撒几只小虾米，再加几滴熬好的花生油，上面再盖上米饭，再扣上一个碗，放在灶膛里红红的火灰中。隔一会儿，香味便出来了。端出来，闻着香喷喷的，吃起来美滋滋的，全部劳累都忘掉了。唸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我读书，这种活我干得少了，基本上是我的两个弟弟干了。他们农活从来干得比我好，特别是我的二弟，他长得快，活也干得特别好，年纪小小就成了个好劳力。后来三弟长大了干活也比我强。

母亲不管有多忙，总是想方设法多养一些鸡鸭，既可下蛋，又可以杀了给我们增加营养。鸡鸭的饲料除了“冇谷”、烂菜叶、薯叶等外，在收成季节，我们会挑着鸡鸭去“放洋”，就是在收完庄稼的田地里，让鸡鸭去啄食撒下的粮食。平时为了让它们长得快，多下蛋，我们小时候常常天一亮就到田里钓青蛙。有时候在老宅后门那片“田洋”（我们习惯把大片田地称“田洋”），有时甚至钓到与清江村相邻的那片“田洋”去。钓青蛙是个技术活，也挺考验一个人的耐性。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弄一小块水果肉系在小竹竿末尾的线上（等钓到青蛙后换成青蛙腿），然后放在田里的各种植物缝中，轻轻地抖动着线，让那诱饵象小虫在爬动一样，诱惑青蛙去咬饵，它刚咬住，就得迅速地把绳子提起来，准确地放到“青蛙兜”里（一种特制的口子用铁丝固定撑开的布兜）。这时动作要一气呵成，十分利索，假如不能尽快放到兜里，青蛙一松口，跑掉了，这些小生灵很厉害，轻易不会再上当了。那个时候青蛙真多，有时候一个清晨就可以钓到二三斤。那些鸡鸭养大了，我们的口福就来了。母亲会把每年养大的“红鼻番”鸭，每个人炖上一只，让我们美美地享受上几天，她有一个说法，认为小孩只有整只吃下才补身体。祖母在的时候，常调侃我妈“丫头鬼”（当过丫头）做的饭菜好吃。我母亲确实厨艺很好，她做的煎粿、油炸豆腐、碗糕、红团馅都堪称一绝，做好后祖母总会分些给左邻右舍。逢年过节，邻居也会请我妈去帮忙。这样她就更忙了。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裁自己缝的，都要赶在节日之前做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三个兄弟都只差一两岁，二弟长得特别快，所以三个人好象个头没差多少。每年端午节，我们都穿上她用“龙头糙”做的白衬衫和这种布染成蓝色做的裤子，胸前挂着姐姐为我们编的蛋兜，里面装满了黄黄的鸡鸭蛋和桃子，挂着用五色丝线编的“避毒丸”（樟脑丸）小网兜，排着队去串门，总会赢得许多人的称赞。有一年母亲忙昏了头，端午节前无论如何熬夜也没能把我们的新衣服赶出。那一年就因为端午节穿不上新衣服，我们三个都很伤心。

妈妈的几个兄弟和她的大姐，看到我母亲太辛苦了，每逢农忙都会过来帮忙。妈妈的哥哥和弟弟，在离我们有几个村的“华东”，都是撑溪船的，小时候，妈妈会带着我们在楼上后窗，看着远处河沟里揚着竹篷帆的溪船，告诉我们，舅舅撑的就是那种船。几个舅舅特别疼爱我妈，他们住在河边，抓“水鸡”（大青蛙）的本事持别好，常会提着一“筶”（莆田的一种小竹篓）的“水鸡”过来。在发洪水的时候，是舅舅们大显身的时候，他们会拿着竹编的鸡笼去罩鲤鱼，据舅舅自己说的他们捉到的鲤鱼最大的一条有二三十斤重。那时，舅舅们就会带一些鱼一起来到我们家，给我们侃他们捉鱼的经过，让我们听得津津津有味。大姨妈是个种田好手，不仅帮母亲干农活，还常常帮贴我们家粮食。

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很羡慕我们家老宅，我祖母和母亲又很喜欢小孩子，因此我们家也成了许多小伙伴的一个集散地。那时，读小学高年级的我已经看过不少小说，曾经把几本小说的故事混编成新故事，把小伙伴听得一楞一楞的。老宅比较宽畅，经常成为我们兄弟和村里许多小伙伴捉迷藏的好地方，楼上、楼下、小厅及下间，除了我父母亲的房间偶尔上锁外，其它的都成为大家藏猫猫的地方。老宅楼下福堂后曾经放着两副棺材，是两个祖母的。沙坂祖母去世后，渠桥祖母的那副还在。我们看到时心里总有点发毛。我二弟胆子贼大，小时候就敢躲到棺材里面去，结果谁也没能找到他。老宅的几个门槛是龙眼木做的，经常成为我们下各种土棋的棋盘，记得有“老鼠钻牛角”“四单”“齐摘”等各种玩法。老宅外埕院，是我们经常玩“兵丁抓土匪”“老鹰捉小鸡”的场所，常常闹得沸反喧天的。我们小时候，我的两个姐姐比较文静，经常玩的是踢毽子、跳绳、抓“石仔”等。那个时候的小孩子真的“很野”，不象现在把小孩子管得严严的、死死的。

就在老宅中，我度过了虽有些艰涩然而充满童趣，也充满幸福感的童年。

三、半开放的老宅

我们家大门的门闩当时木工设计得很巧妙，门闩分上下两个，下面的门闩上有个槽，上面有个木头机关，下面的门闩推到位后，上面的机刮便自动落下来，让门闩从外面无法拨动，机括落下去后，上面的门闩才能推过去。开门时要先把上面的门闩拉开，把那个机括挑起来，下面的门闩才能打开。在记忆中，老宅大门白天对亲邻处于半开放状态。家里除了位于楼上西耳房父母的房间偶尔会在门上用一把挂锁锁上，他们房间楼下的那间库房是经常锁着以外，其它的门户都开放着，与外面相通的大门基本上是虚掩着的。在我家的后门外，有一座学厅，后门外从“学厅”到我家有围墙，围墙与我家小厅间有一个门，我们叫作“廊后门”，“学厅”里没人住，早先外面没人出入，那个门长年是关着的。后来我堂叔把“学厅”拆掉，盖了房子，才与外界连通。原来我们家后门只有到菜园的时候才出入。祖母在的时候，天黑前后她都要提着灯巡一下房，然后关门。她大半生生活在乱世，见过了许多匪盗扰民，这是她多少年来形成的习惯。她还教我们怎样小心火烛，怎么在关门前巡看一下各个房间。村里还有一个老人叫马如的，白天为邮局送信，傍晚时分，敲着锣从村头走到村尾，吆喝着让大家防火防盗。看来尽管解放以后盗贼在乡间已经很少见了，但老辈人还是心有余悸。

在我家老宅的南面是原有鸳鸯厝的另一栋，没有拆掉重建，一直保持原状，我们习惯称“那边厝”。“那边厝”大厅是全房公用的，有婚丧喜庆都在那里举行。四个厢房分别属于我堂叔三个兄弟和另一个族亲。两边小厅及护厝比较复杂，属于几家族亲的。老宅后门出去，靠南面在“那边厝”屋后有一个菜园子。菜园子分成两半，一半是我家的，一半是堂叔三兄弟的。菜园矮墙外稍靠北点，有一口水井。在水井东边，就是“学厅”。“学厅”也是“四眼厅”结构，前面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架小小的石盆假山，那太湖石很美也很雅，石头上面长着青苔，几个小洞里会长出几枝蕨叶。“学厅”的大厅和几个厢房门上的黑漆还基本完好。小时候祖母不让我们进“学厅”，说那是个凶宅，解放前有个国民党警察死在里面。我的三堂叔还曾绘声绘色说他听见过里面的异常响动。后来建初级社时，这里就成了社址。许多人在里面聊天议事。当时，第一次在里面拉了一个广播，大家都觉得很神奇：一个木匣子怎么会说话唱歌呢？当有人说，如果在地线那里浇些水，声音会更大。因为一时找不到水，还让我在上面撒了一泡尿，一试，果然声音大了不少。后来升高级社了，学厅又没用了，又闲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我和年龄相仿的堂弟曾把学厅当成我们及其他一些小伙伴玩耍活动的场所。

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那几年真个怪，走集体化道路的，地里庄稼长得特好，那些单干户的田地夹在中间，一比，差多了。于是不断有单干户要求入社。现在有人说当时强迫大家入社，我们村好像没这种情况，到公社化时，我们村还有单干户，我们相邻居民点就一户同宗的老人一直单干。

在“那边厝”小厅护厝前方有一个没有门只有屋盖和挂着“正月里”匾的门洞，我们叫做“门巷”。这个“门巷”现在还在。从门巷隔着两个砖埕，才到我家的外大门。

小时候，我的舅公郑阿齐，一到我们家外面的“门巷”，老远就喊：“阿宇，舅公来了！”一听到这声音，我会迅速拉开虚掩着的大门，飞快地跑去迎他。舅公照例穿着兰的或灰的整洁的长衫，手里每次都会提着几根油条或几块葱饼什么的，挺诱孩子们喜欢的。我一到他跟前，他就把东西塞到我手中，然后抱起我来。他长长的胡须搞得我脸上痒痒的。我祖母和她的这个弟弟感情很深。祖母的娘家是一个叫“田厝”的村子（现属黄石凤山村），祖母嫁到沙坂后，人们都叫她“田厝”，这田厝就成了祖母的名字，我们家人就叫她“阿厝（声母变声为n）”，她原来叫什么名字后来人们都不知道了。听说我家老宅翻建时，舅公经常过来帮忙，后来，只要一有空依然常来看我们。舅公生养了好几个儿子，个个都很有出息，这些表叔也会来看我们，我退休前，一个最小的表叔和我还有来往，他的两个儿子都曾是我在四中时的学生，后上都考上上海的大学。

老宅楼下走廊西侧放着一架很大的石磨，没两个人是拉不动的。东边原来放着一架给稻谷脱壳的砻。后来有了碾米厂，这砻子没用了，先是搬到大厅里放在角落处，后来干脆搬出去扔掉了。小厅里放了一个大石臼，可以用来舂米齑及其它各种东西。因为有了磨和臼，四邻都会来借用。因此，我们家老宅的前门就只能虚掩着，无法关锁。到了逢年过节之时，连着好几天，磨米浆的，磨豆腐的，舂齑（把大米加工成粉）的都会排成队。所以，那些时候我们家的大门（堂叔房子盖好后，后门也开通了）始终只能开着，我们一家人也得在拉磨的“吱吜”“吱吜”声、在舂臼的“篷、篷”声和嘈杂的人声中渡过一段时日。

老祖母治家有方，我们家的各种家居用品十分齐全，比如，光蒸笼我们就有两架，“红团印”好几套，“过巾”（过滤豆浆的布）、“不求人”（过滤豆浆的木十字架）、“篮层”（莆田民间一种竹编篮筐用品，很精緻，因为几层可合可分，十分实用）等都备齐了，左邻右舍要用，经常到我家借。从我祖母到我母亲，从来都乐意相借。而我们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比如煎粿呀，发糕呀，头几锅大人总是让我们先给那些亲邻送去。我家大锅里的豆浆烧开了，香气飘出来，我祖母（后来是我母亲），不急着“点”，因为那些居住在“那边厝”的几家“大细人”（族亲）会拿着碗和米粉过来烫豆浆。这种习惯除了“过渡荒”（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外，直到我们长大后依然坚持。

建国之后，甚至在文革期间，社会治安一直很好。偷盗的事件很少发生，菜园里的菜，自家的要是没了，家里又来了客人，煮碗米粉、面啊，急着用菜，就在邻居菜地里采几棵，到时候打个招呼就行。我们家后门外菜园里，有一棵一人高的“香椿”，周围许多人家来了客人，要熬“香椿油”，就到那里采几个嫩芽回去。那些汤米粉或线面里，撒上几滴香椿油，那个真的叫香，那香味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

村子里也偶然有个别人“手贱”，偷别人家的东西，一传出去，名声就臭了，在村子里连头都抬不起来。也曾有外村进来的“偷鸡贼”，一旦被村民捉住，会被打得半死。因此，说那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然有些过誉，但也并非全是虚言。那个时候，我们村（后来称大队）有栋专门的楼房，是民兵队部，村里人叫那座房子“民兵楼”，当时里面挂着枪，放着手榴弹，木头的大门上也就用稍大点的挂锁锁着，从来没听说出过什么事，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当时，一个大队就一个民兵队长，一个治保主任，管理村子的安全。那时黄石只有我的一个表兄当公安特派员，居然能把一个好几万人口的大公社搞得没出什么刑事案子，也算是奇迹。

我们家房子的地势稍高，房子又比较坚固，每逢洪涝灾害，我们家便成了房子在地势低洼处的人家临时避难所。那个时候，许多户人家携家带口地来到我们家，我们祖母（祖母去世后由我母亲）便把家里所有的煤油灯都找出来，晚上在楼上楼下厅堂及楼梯口都点上了。我们家还会从草间里搬出一梱梱稻草，铺在楼上和楼下的大厅里。孩子们打打闹闹的，没什么忧虑，一些大人会聚在我家楼上后窗边，听着屋顶“辟辟啪啪”和窗外哗啦啦的雨声，看着后窗外的一片汪洋，议论着什么时候雨会停，水会退。灾情严重时，连我们家也得和大家一起坐沟船搬到高坡地龙渡自然村去，有时也搬到镇上去。我祖母让母亲带着我们走，为的是以防万一，怕小孩子出事。她自己很固执，村干部和“工作组”费尽口舌，就是不跟我们走。她坚信我们家不会被淹水的。她说当年打地基的事候，就估计了防水灾。实际上，从我记事起，几次大水灾真的只淹到我们家的庭院里，基本上没漫上楼下的廊沿。

由于初级社转高级社的成功，五十年代中后期，刮起了共产风。当时不少人认为共产主义真的来了，房子什么的都要归公了。记得有一次小学老师带着几个准备参加演出的学生来到我们家，请祖母给女孩子梳“丫头髻”。在祖母为孩子梳髻子的过程中，一个老师看了看我家的厅堂和小厅后说，你们家要是办幼儿园是个好地方。我祖母说，好啊，如果能办幼儿园，她很高兴，可以把房子让出去。我祖母说，如果真的到时候大家都住集体厝，过共产主义生活，那也很好。我的祖母思想很开通，抗美援朝期间及后来，我的两个姐姐从家里拿金银去捐献，祖母也很支持。

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黄石公社举行大规模踩街游行，我和我们小学的一个女生一起“装架”（即在手推彩车上装饰各种故事背景，由小孩子扮演故事里的人物站在上面），参加了游行。村里人称赞我的扮相忒好，老祖母和家人很是自豪了一番。那些日子里，各大队之间互相挑战，看谁更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村田土越挖越深，说是要大畦密植；产量越吹越高，说是亩产“千斤稻万斤薯”。到处搭擂台，一些人手里拿着铁皮卷的喇叭喊着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我的邻居沈天佑是个科学实验的人才，他觉得什么都有可能，他确实通过实验也搞出了一些名堂，人们称他“可能佑”。他还因此当上了公社干部，后来还到过北京。

村子里大炼钢铁的高炉一个个建起来，指标越吹越高，为了放钢铁产量的卫星，先是我们家和许多人家窗上的铁条都撬下来，投到高炉里面去。

后来办起食堂了，不用起锅造饭了，人们把家里带铁的家伙什都拿去了。对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小学生大点的去沿海淘铁沙、挑铁沙，我们小点的就在炉前帮着递木炭。后来木炭不够用了，许多木材甚至村头的风水树“大榕树”都放倒锯断，被填进高炉。我当时曾被干部带着到邻村去送挑战书、唸挑战书。后来木材木炭都找不到了，我们这些才唸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跟着大人到壶公山上烧炭去了。记得住在宝胜一个农户家里，楼下养着牛，我们睡在小搁楼上。我当时只有十岁，笨手笨脚的，在传递松枝的时候，把眼角挂破，流出血来。大人背着我跑到一个记得叫“牛头埔”的地方去包扎。后来就让我回去了。

那时候，村里办起了公共食堂。当时有一个说法，粮食大增产，多得吃不完。要大家放开肚皮吃饱饭。我们从学校放学回家，就到村东头的“万善寺”改成的食堂里，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生产队杀猪宰羊的，隔三岔五加餐。我们小孩子端着干饭，大块吃肉，大口喝汤，把吃不完的地瓜往屋顶上扔，非常开心。回家的时候，祖母老是叹气，说这样糟蹋五谷，会遭天谴的。

果然过了不久，食堂里分给各家“戈”（莆田对一种深陶盆的叫法）里的饭变成米汤了。大家也不聚在一起吃了，都端回家去吃。我和两个弟弟把饭一捞，祖母、母亲和姐姐她们只能喝稀汤了。我一看这样不行，给我们三个兄弟定下一个规矩，自制了几张饭票，一人一天固定几瓢粥，这一顿多吃了，下一顿就得少吃了。这样防止我们三个男孩子把饭吃光。又过了一段时间，连粥都没得分了，食堂散了。大家渡起了三年灾荒。就在饥荒的日子里，我小学毕业了，我代表我们学校在黄石剧场召开的学区誓师大会发言，我姨表哥与我同年毕业，他是黄石小学的，会后他称赞我讲得很好。

那些日子里，许多人都饿得受不了。但是有一个，就是人心没有散，相信共产党、毛主席会带着大家熬过去的。

看到大陆闹饥荒，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他们说大陆老百姓就是一把干柴，只要撒上一点火星，就会引起大火。台湾派了几股特务登陆，结果一上岸，不用解放军，光老百姓和民兵就把他们收拾了。这九股特务的成员被捕后，还让他们到处作报告，当时刚唸初中的我们就在黄石戏院听过这种会。

共产党有很强的自我纠偏能力。据我那已经当上公社副社长的邻居沈天佑说，对于浮夸风、共产风，毛主席作过几次讲话，要求加以纠正，还颁布了《二十三条》等文件。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不再征购过头粮，又给了各家各户一些自留地，情况开始好转了。

少年时的生活是艰涩的，也是幸福的，待得我到莆田一中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户口已经转到父亲老家渠桥去了，但周末回家，依然是到黄石的老宅去。当时父亲已经在城郊乡供销社当主任，我住在学校，先是在学校吃饭，后来父亲让我到他们单位食堂搭伙，虽然每个月多花了一些伙食费，但算是和他们单位职工的伙食标准一样了，当时我的许多同学都很羡慕。

我在老宅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光，文革后，为了照顾渠桥的老祖母，因为渠桥老家没有房子，又要照顾老祖母，我不敢让自己心仪的女同学跟着自己一起受苦，一咬牙，在渠桥村娶了个农村姑娘，在渠桥村安家落户了。从此正式离开了作为出生地和摇篮地在当时很有些气派的老宅。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老宅度过的那些虽有些艰难，但却充满真情和童趣的时光。

四个兄弟在大厅和楼上阳台留影

楼下大厅

楼上大厅，福堂上挂着我们父母的遗像

八十几年前红砖包砌的后山墙

屋顶的梁椽

福堂后的楼梯

老宅前部外景

楼上阳台的挑檐

老宅走廊的廊沿石雕

庭院里的一口水井

祖母和两个姐姐留影

解放军战士柯文煬与我家兄弟合影

后排从左到右：大哥 柯文煬 我的堂叔

前排：我（左） 我的大弟（右）

在上海唸大学时的哥哥

原来楼下走廊的柱礅，后来移作楼上阳台的柱礅。

我在莆一中上高中时与父亲合照

69年哥嫂从新疆回来时一家合照，当时我刚结婚，第二年，哥哥、姐姐和我各添了一个女儿

兄弟姐妹八个与父母合影，二姐已经去世

我母亲（右）和她姐姐在老宅大门口合影

八六年哥哥回来时合照，后排中间是二姑妈

我大外甥女外甥回老宅时合照

哥哥与二弟合照

父亲与我的妹妹、妹夫合影

父母合照

晚年父亲在老宅，他八十八九岁时还会骑自行车

晚年时，父亲的朋友找来，父亲喜极了

晚年时，父亲与后来调到省轻工设计院的早年同事张文彩合影，他们后来居然成了儿女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