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杭州新新旅馆

暖阳

　　杭州新新饭店（旅馆）坐落于杭州北山街58号。

北山街，位于杭州市，东起保俶路，西至曙光路，南临西湖，北靠宝石山，葛岭，栖霞岭。北山街有岳飞墓（庙），首届西湖博览会工业展馆以及新新饭店（秋水山庄，孤云草舍），坚匏别墅，抱青别墅，静逸别墅，穗庐，玛瑙寺等一大群中西式近代建筑。

北山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向为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曾留下无数佳话逸事。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北山、老和山一带是西湖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区域，现存最早遗存为秦始皇缆船石。

　　杭州新新饭店概况。

杭州新新饭店的前身是开办于1913年的新新旅馆。解放后这里成为浙江省委第四招待所，1978年恢复并更名为新新饭店。新新饭店是浙江省至今唯一存世的百年现代饭店。这里人文厚重，无数政商名流曾经在此度过难忘岁月，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新新饭店位于西湖北山街中央，坐北朝南，东邻断桥，西接岳庙，面临孤山，背靠宝石山，山水环抱，风水极佳，是杭州为数不多、拥有漫长湖岸线的一线环湖饭店。

新新饭店由东楼（前身为何庄）、西楼（始建于1912年孤云草舍）、中楼（始建于1922年）、秋水山庄（始建于1932年）和北楼等楼群组成。西楼、中楼、秋水山庄被列入近代历史文物保护建筑，至今仍是西湖的地标性建筑。

饭店占地10余亩，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现有包括总统套房在内的134间客房、5间餐厅和酒吧、4个会议厅（多功能厅）等。

　　新新旅馆的历史。

新新饭店的前身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由上海最早的连锁企业“何锦丰洋广杂货号”老板何宝林（宁波鄞县人），在现东楼的旧址上陆续建成中、西式楼房三幢——称为何庄，用于自己家住。何宝林死后其子何积藩于1913年将何庄整修之后，开办了“新新旅馆”，聘请朋友董锡赓经营并取英文名为“THENEWHOTEL”、中文名为“新新旅馆”的店牌。而后由董锡赓独自经营，并于1922年独自在何庄西侧建成一幢五层高楼（现称中楼）的新新旅馆主体建筑，冠名还是沿用“新新旅馆”。

新新旅馆的店名取自《礼记·大学》中名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逢新文化运动，蕴涵着新社会、新时尚，既指新旅店、又指面貌永远保持新鲜、旅店日日保持清洁、满足宾客的时尚需求。

也许是何家在上海的生意越做越大，无暇顾及杭州，也许是何积藩觉得董锡赓经营饭店劳苦功高，也许董家无微不至地照顾何老夫人感动了何积藩，又或许是三者兼而有之，最终，小何老板把新新旅店的产权全部送给了董锡赓。

　　新新旅馆的建设背景：

新新饭店1913年开设的时候称为新新旅馆。为杭州较早开办的西式饭店之一。20世纪初，西式建筑的出现对杭州旅游业影响甚大。

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旅馆，杭州虽是著名旅游城市，但在民国前并无新式旅馆，只靠一些旧式客栈甚至会馆和寺庙来接待游客。到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尤其是沪杭铁路通车后游客的日益增多，杭州迎来了兴建新式旅馆的高潮。受时风的影响，这类旅馆在设计、建造时，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小规模、院落式的建筑风格，大都采用西方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建筑材料，转为高层楼宇化的大型现代建筑，加之于现代室内装修，从而基本达到西方近代大旅馆的硬件标准。据当时的记载：“湖滨各旅馆多为新式建筑，空气光线均好，布置亦颇清雅，与上海南京旅馆之比较，则杭市真可称为廉洁。里西湖之新新旅馆、西泠饭店为达官贵人及外国人旅居之所”。

然而岁月沧桑，到今天这些早年开设在湖边的老旅馆几乎都不复存在，唯有开设较早、规模较大、设施较全、管理较好的新新旅馆得以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也就是组成现在新新饭店的中楼。

　　名人光顾。

新新饭店接待过的名人众多：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以及宋庆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陈布雷、朱家骅、于佑任、李叔同、徐志摩、巴金、胡适、张元济、史量才、刘子衡、鲁迅、茅盾、郭沫若、丰子恺、华罗庚、启功、沙孟海、汪道涵、李可染、程十发、周昌谷、傅抱石等众多政要和社会名流；1929年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在此坐镇指挥首届西湖博览会；1935年奥地利姑娘瓦格娜与中国警官杜承荣在此成婚并演绎了一场催人泪下的跨国恋情；1981年首届中国金鸡奖、百花奖明星夏衍、秦怡、白杨、达式常、王馥荔、张瑜、谢晋等也在此下榻。

　　图为新新饭店中楼，也就是饭店的前身新新旅馆。

董锡赓，宁波镇海人。早期是新新旅馆的经营者，后来是新新旅馆的所有者兼经营者。很多近代史学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职业酒店经理人”。

新新旅馆在董锡赓的经营下，知名度越来越高。1922年，董锡赓在何庄边上建造了一座别样的古罗马科林斯式5层高楼，这座建筑占地1.604亩，建筑面积2685.9平方米，大小房间92个，里面设有会餐亭、书楼阁、弹子房、跳舞厅、露天电影院等，并有自备的包车、轿子、游船等，冠名沿用“新新旅馆”。此举使“新新”一举成为旧中国最豪华的旅馆之一，并以其独特的圆顶、西式的楼宇、幽雅的环境而成为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到今天，董锡赓主持建造的5层高楼还是新新饭店的核心，被大家称为“中楼”。

当时的旅游指南说：“新新旅馆建筑精美，风景天然，饮食一项，既备中西，且兼荤素，游湖者以居此为最适。”当时宾客云集，各界名流纷纷下榻于此，客房标价高时达每天约10 个银元，为杭州高档旅馆的最前列。在1929 年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时，新新旅馆被组委会指定为唯一的一家接待外宾的迎宾馆，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经年累月，新新饭店积淀起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成为一座记录杭州对外交流情况的“文物旅馆”。

　　中楼侧面，底层为1913餐厅。

　　这是新新饭店的东楼。东楼于上世纪80年代建设于何庄旧址，高7层，是现在新新饭店的主体建筑。

　　西楼——原名孤云草舍。

孤云草舍，其名字取自于对面孤山岛上一块书有“孤山一片云”的石刻。

　西楼建于1912年，由湖州南浔商人，“四象”之首的刘墉和他的儿子刘梯青在何庄之西建造了孤云草舍。这座半罗马式3层楼3开间带红色圆顶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曾是北山路标志性建筑，在西湖上远远就可望见。

　后来，由于刘梯青长住上海，便将孤云草舍借给他的吴兴同乡、国民党要员朱家骅。朱家骅早年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后，陈布雷受朱家骅之邀，在孤云草舍落住，替蒋介石起草著名的《西安半月谈》一文，其时的孤云草舍成了朱家骅的官邸。

　抗日战争初时，孤云草舍成了浙江政治决策的中心，许多重要会议都在此举行。如今，它又被称为新新饭店西楼，成了“新新”历史的一部分。

　　秋水山庄。

1925年我国报业巨子、上海《申报》报主史量才以他的爱妻沈秋水命名而建的江南庭院式建筑。面积约二百平方米，位于当时的孤云草舍西侧，临北山街而建，现为新新饭店之一部分。

　据说，秋水山庄仿照《红楼梦》中“怡红院”的格局，内有小溪、长廊、假山，四面有庭院，沿着北山路有围墙和铁门。那时，沈秋水就在山庄内弹琴学艺，史量才也在闲暇之余与沈秋水双栖于此。

秋水：沈秋水，原名沈双清，是江苏吴县一个穷苦农家的女孩，后被卖至上海当了雏妓，改名为花慧芝。由于她才貌绝伦，因此名噪一时。有松江富家子弟钱友石得其芳心，两人关系甚密。但不久，她被清皇室一位贝勒相中。没多久，那位贝勒爷就病故了。在与前几任姨太太的争吵中，她最终带走了贝勒的一些遗产，南下上海直奔钱友石家中，钱见之喜出望外，立即拉她外出就餐，将她的财物交给当时在座的朋友代为看管。等他们兴尽而归时已是深夜，那朋友还守着财物，独坐以待。因此，秋水认识了那个朋友――史量才，也开始了她后半生的爱恨情仇。

史量才：

史量才（1878-1934），字家修，江苏江宁人，报业资本家。清末曾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接办《申报》，素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为立身之本。他立主抗日，反对内战；倾向民主，力求进步。努力将上海滩这份最老的报纸办成民主的阵地。因而深遭国民党忌恨。1934年11月13日午夜，史量才与秋水自秋水山庄返沪，至海宁遭特务枪杀。1936年，安葬西湖天马山麓。学界泰斗章太炎为其哀撰《史君墓志铭》，极尽褒扬之辞。

　　史量才与秋水。

秋水与史量才相识后，秋水擅长鼓琴度曲，与史量才高山流水，视为知音并相恋。1911年，年仅19岁的花慧芝与史量才结婚，成为史的第二位夫人，不久史量才给让花慧芝恢复沈性并改名为秋水。秋水成了史量才的二太太后将所带财物全部给了史量才，由此史量才购进《申报》《新闻报》，一跃成了上海报业的泰斗。可是秋水的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史量才有了外室，也是个能帮助他事业的才女，并为他生了个女儿。

史量才一生有三个女人帮助他成就事业：其一是正室，也是个才女，帮他创办了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开始了他的事业，还给他生了儿子；其二是沈秋水；其三就后来的外室。三人中只有沈秋水无儿无女，将自己的所有都托付给了史量才，也全心全意地依附了他，当她知道了史有了外室后，心里的孤独愁苦难以言表，大概是史量才觉得于秋水不公，就在杭州西湖边北山下建了别墅送她，并亲手写了“秋水山庄”的匾额。

女人总是最傻，也是最容易受感动的，当秋水来到西湖边看到了秋水山庄，所有的委屈和不平都被付之西湖。后来她经常住在秋水山庄，也许只有在秋水山庄，她才能忘却烦恼，真正做个秋水伊人。

1934年11月13日下午2时20分，史量才和沈秋水以及史量才的儿子和侄女坐着小车从“秋水山庄”出发，半个小时后，史遭到刺杀，伏尸于沪杭公路旁。同行的沈秋水因惊吓过度而吐血数日。据国民党特务组织人员回忆，刺杀史量才是蒋介石的主意，因为他同情共产党，曾接济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

据说，在史量才的灵堂上，秋水白衣素服，形容憔悴，抱着史量才最喜爱的七弦琴，弹了一曲《广陵散》。乐曲将终时，琴声突然激昂，“蹦”的一声琴弦断了，秋水抱起琴走到火钵，将琴投进了火中。《广陵散》绝，知音不再！

等到沈秋水渐渐从失去史量才的伤痛之中缓过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秋水山庄捐给了慈善机构，成了妇孺医院。解放后，秋水山庄收归国有，成了新新饭店的分部，并一度改名为“西子楼”，1990年恢复名称为“秋水山庄”。

秋水离开了秋水山庄，也离开了史家，独自一人，焚香诵经，了此余生。

　　门牌。

　　大门，新新饭店的大门位于东楼入口。

　　大堂总台。

　　大堂小摆设。

　　大堂副理。

　　电梯。

　　展示区。这里展示了当时民国的时风。

　　新新旅馆开办者何积藩开办的产业介绍。

　　廊道，富丽堂皇，尽显当年气派。

　　1913客厅——书房（咖吧）。这是新新饭店的传统特色。这里的咖吧设在书房中，上面是个半层的阁楼书房，有廊道通向中楼。在这里喝下午茶，看书，绝对是个不错的休闲选择。

　　1913书房入口。有个叫陈伯的会在这里讲新新饭店的故事。

　　咖吧台。

　　隔窗就能看到西湖的景色。

　　阁楼。

　　阁楼上的书房敞开式小会议室。

　　1913餐厅。民国风的餐厅，装饰考究，服务不错，但味道一般。

　　普通客房。

　　中庭大草坪，颇有西方园林的味道。

　　园景房，推开窗户，看到北山脚。

　　站在中楼顶的小平台，西湖美景尽收眼底。

　　新新饭店夜景。

　　新新旅馆靠西湖这面的房间称为景观房，带有露天阳台，打开阳台大门，西湖就呈现眼前。新新旅馆这样的房间共有7个。当年，胡适和曹诚英就住在这里的房号为403的湖景房，这里曾经演绎过一段爱情故事。

　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小胡适11岁。作为五四新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曹诚英反抗包办婚姻，积极求知，被称为“翻版许广平”。

　1917年，胡适回乡成亲与曹诚英相识后，两人一直通信往返，互有好感。

　1923年4月29日，胡适先生利用在上海参加会议的休会时间，来到杭州，下榻新新旅馆，与在杭州读书的曹诚英久别重逢，并写下诗句：“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其后，胡适又两次来杭，其间更是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从9月13日到10月4日的日记里，胡适每天都记载了他和曹诚英形影不离的情形，他们一起游湖、爬山、下棋、观花、赏月，过起了神仙般的生活。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让胡适久久难以忘怀。

　可惜，性情温和的胡适，终究抛不掉包办婚姻的结发妻子。与曹诚英的一段挚情，也在西子湖畔、新新旅馆边烟消云散。

　1949年，胡适不听曹诚英的劝阻流亡到美国，从此两人鸿雁断绝。后来成为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的曹诚英终生未再嫁人。

　　孤云草舍轶事。

北山街上的孤云草舍位于新新旅馆西面。长期以来，由于孤云草舍与新新旅馆建筑风格近似，屋顶都有红色的圆顶建筑，所以，大家都曾认为，孤云草舍也是当年新新旅馆的建筑。据考证，五层的新新旅馆是镇海籍老板董锡赓建造的，三层的孤云草舍则是湖州南浔巨富刘镛的第三个儿子刘梯青（1876—1950）所建。据史料记载，刘家是在1908年以700两银子买下了这处地产（面积为2亩6分6厘5毫）。当时双方的买卖协议书上，卖家的姓名是“依德堂陈”，在民国的史料上，这块土地的主人姓名是刘湖涵，即刘梯青的弟弟。

赌气建楼。刘梯青早年曾下榻新新旅馆。当时，当时新新旅馆还只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二层小旅馆。但是，小旅馆接待的却都是富豪和洋人，对来自带有南浔口音的乡村客人刘梯青有点冷眼相看，作为富商之子的刘梯青，咽不下这口气。由于弟弟刘湖涵正好有块土地在新新旅馆边上，于是刘梯青就在这块地上建起了北山街上的第一座洋楼。洋楼为三层，建筑面积989．07平方米，具有古罗马科斯林风格，刘梯青依对面孤山岛上一块石碑上所刻的”孤山一片云“给它命名为——孤云草舍，目的是要邻居好好瞧瞧：我盖一座草舍也有这么豪华。

这时，小旅馆的主人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一位大富豪。

1921年，有了一定资金的董锡赓在孤云草舍的东面建起了一座五层的大洋楼（1922年建成）。虽然，在建筑设计、建筑用料上，五层的新新旅馆都不及三层的孤云草舍，但是从高度和体量上压住了孤云草舍，使得从远处及西湖边上首先看到的只能是新新旅馆。

由于孤云草舍只是赌气的产物，气出了以后，刘梯青也就不再关心这栋高楼，于是孤云草舍便长期空置。1936年，刘梯青将他的孤云草舍借给了同乡——省主席朱家骅居住，成为了省主席的官邸。

新中国成立以后，孤云草舍和新新旅馆，一起成为省人民政府的招待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孤云草舍曾经被用作省主席官邸的历史，和这栋洋楼的“姓名“——孤云草舍，也被人们所遗忘，甚至认为孤云草舍也是当年新新旅馆的老建筑。1995年出版的《西湖志》，没有给出孤云草舍的确切位置，甚至还将三层楼的孤云草舍，说成是“西式五层楼”

1996年初，终于有人找到了刻有“孤云草舍”的界石、铸有“孤云草舍”的铸铁。被历史遗忘的孤云草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据在新新饭店担任18年总经理的王大土说：“通过几次大修，使我们接触到了这两座历史建筑的本质。虽然孤云草舍只是三层建筑，而新新旅馆是五层建筑（如果包括地下室，还是六层建筑），但是，无论是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在建筑质量上，孤云草舍都大大优于新新旅馆。许多研究建筑艺术的专家也往往把赞美送给孤云草舍。”

如今，孤云草舍是新新饭店的西楼，建成于1922年的新新旅馆则是新新饭店的中楼。这两座历史建筑都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新饭店的中楼，当年由法国公司设计，二○○二年，新新饭店突然收到法国设计公司的通知。作为当年的设计方，他们告知新新饭店：“饭店八十年的保养期已到，请注意使用安全。”接到通知後，饭店进行了多次整修，最为彻底的，是在G20峰会之前那次。

　　瓦格娜与中国警官的故事。

1935年3月24日，新新旅馆见证了奥地利姑娘瓦格娜与中国警官杜承荣的跨国婚姻。从此演绎了一场催人泪下的跨国恋情。

格特鲁德·瓦格娜，中国名字叫华知萍。1916年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位金发碧眼女孩，1935年只身远渡重洋嫁到中国，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整整68年，2003年2月19日在浙江省东阳市上卢乡湖沧村逝世，享年86岁。老人去世前留下的唯一遗愿是把她葬在丈夫的身边，她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而她今生今世的“根”，就在杜承荣身上。

小说《蓝眼睛·黑眼睛》、纪录片《嫁给中国》、电影《芬妮的微笑》、同名音乐剧《蓝眼睛·黑眼睛》，就是讲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

格特鲁德·瓦格娜与杜承荣的故事概况：

1931年至1933年，警官杜承荣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往维也纳受训，那时奥国警备水平世界一流。瓦格娜父亲既是杜承荣的教官又是近邻。1933年夏，17岁的瓦格娜向女伴宣称“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我父母反对，但我要这么做！”。在众多反对声中，尤其在父亲激烈坚决的言辞中，瓦格娜用“这是我的幸福”表明她的态度。之后，父亲面对同事的意见“我同意，因为杜是优秀的”，而最终让步。杜承荣回国前，这对异国恋人观看了表现异国婚姻悲剧的歌剧《微笑的国度》，剧中歌词“你是我全部心灵之所在”成了他们的海誓山盟。

1934年，瓦格娜坐船历时数月只身来华与杜承荣相聚，遵守了他们的誓言。1935年2月24日，瓦格娜与杜承荣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日，瓦格纳有了新名字“华知萍”，杜承荣取意“萍水相逢，人生知己”。度过两年最幸福的时光后，在正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国，1937年至1949年，瓦格娜跟随杜承荣经历着战乱、逃难和频繁的调任，到处颠沛流离，辗转杭州、福州、重庆等多地。瓦格娜发给母亲的信里，叙述了在重庆疲于逃避空袭的日子。永远在跑警报，不分白天黑夜，我们的生活完了。到处是死者、伤者。家被落到邻近的炸弹彻底毁了，天花板全掉下来了，自己不幸早产。后来，美国飞机来保卫重庆不受日机的侵犯，他们被中国人称作飞虎队。其中1946年7月瓦格娜得知父亲已于1945年去世，而在她告别父母时，承诺5年后就回来，但10年过去了，3个孩子在战火中出世，她的爱情、亲情经历着战争的考验，她却没能回去。

1949年，杜承荣作为旧职人员解甲归田，瓦格娜随着丈夫回浙江东阳湖沧村当农民，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小女儿爱华降生在东阳。在她庆幸战争结束，又能和家人恢复通信和收听欧洲广播时，她不会想到等待她的将是另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杜承荣往往在夜里被拉去批判。1952年，大儿子上高中的时候，瓦格娜把惟一一个母亲送给她的金手镯剪成三截，一份给儿子交学费，一份买肥料，一份买种子。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瓦格娜的母亲和兄弟曾从奥地利寄来路费，让她回国。但为了丈夫和孩子，瓦格娜没有走。面对丈夫所处的政治环境，异国城市长大的瓦格娜不仅要努力学习理解和忍耐，还要担起她陌生的农活和繁重的家务活。回想瓦格娜第一次见公婆时，婆婆看了瓦格娜的手后说“这样的嫩手怎么干活呢？”日后岁月证明，瓦格娜用这双年年生冻疮的手抵挡着射向丈夫的风刀霜剑，护佑着年幼孩子需要的温饱和健康心灵，劳作着灶台上的活计……瓦格娜养鸡、烙玉米饼子、纳鞋底、用棒槌洗衣服。

1979年，杜承荣被平反，日子也恢复正常，1990年4月，她拿到了奥地利国籍证明。然而，瓦格娜沐浴好日子仅10年，1989年，杜承荣被确诊为身患癌症，1990年4月28日，84岁的杜承荣离开相伴55年的妻子和5个儿女及孙儿。临终，杜承荣用嘴示意他已无力表达的话，聚在周围的子女百猜不解，瓦格娜从里屋拿出国籍证明，杜承荣闭上眼睛。

瓦格娜在1990年10月应奥中友协的邀请，携带大女儿杜丽华探访了维也纳，维也纳市长海姆尔克·契尔克多次接见了她，并授予她“维也纳荣誉市民”称号。虽然瓦格娜的三位胞弟一再挽留她定居奥地利，并且她的丈夫也已不在人世，但瓦格娜在维也纳作100来天的逗留后，仍然回到了东阳农村。1991年3月12日，在瓦格娜的家里，一间传统板木结构的旧房里，身着中式丝棉袄，脚穿保暖鞋的瓦格娜，用她特有的东阳话和带杭州腔的普通话，动情地说：“维也纳是我的故乡，那里也确实富有，但我的根已在中国。让我离开丈夫的故土，是难以想象的！”

2003年2月19日，瓦格娜因突发脑溢血在家中逝世，此时距以她为原型改编的中奥合拍影片《芬妮的微笑》首映仅两天时间。2003年2月26日的雨是和着泪一起滴洒在东阳湖沧村的，当瓦格纳的棺木被放入墓穴的那一刻，人们几乎不由自主地长吁一口气。她，一个纯粹而坚强的奥地利女人就这样长留中国，留在她的中国丈夫身边，守在这份坚守了一辈子的爱情边上。

奥地利驻沪总领事温伯格女士曾说：“对瓦格娜来说，自从1990年丈夫去世，她的生活就结束了。”

瓦格娜的五个子女都是普通人，他们的名字体现了杜承荣和瓦格娜对祖国的感情，也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大儿子强华，从事地质研究，大学毕业后一直生活在云南昆明；二儿子兴华在老家务农；大女儿丽华是教师，已退休；二女儿韶华是幼儿园老师，也早已退休；小女儿爱华早先在家务农，后来去上海郊区，摆了个小摊，卖些小日用品。强华他们这一辈还是欧洲人的脸孔，但语言、行为已经完全与乡邻无异，而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更加与当地人融为一体。在孙儿们看来，祖母的爱情故事，也已经是动人而遥远的传奇。

几年前，杜家修了族谱，在那里头，奥地利姑娘格特鲁德·瓦格娜的身份是：杜承荣的媳妇——华知萍。

　　在西湖白堤上，隔湖远眺北山，新新饭店是个地标。

新新饭店，虽在杭州，但它早期的创建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百年新新饭店，见证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风风雨雨的缩影。

　　摄于2020年11月26——28日。文中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