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央社会部

文史编委

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

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2月，主要负责抗日根据地的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发展敌占区和国统区的情报保卫工作。此后，根据中央决定，从各中央局到省委区党委或县委，相继成立了社会部。1941年9月，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中央又在原中社部的基础上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组建了由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统一领导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一中央情报部与中社部合署办公，这种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结束。1949年11月，军委情报部成立，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的机构先后撒销。

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后，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部长，并由原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中央社会部1939年2月在延安成立，当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但原有芥蒂并未就此消除。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相关措施纷纷出台。于是中央社会部在此背景下成立了。

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中指出: “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指出: 目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用一切方法派遣奸细企图混入我们的内部进行阴谋破坏工作，为了保障党的组织的巩固，中央决定在党的高级组织内成立社会部，即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1938年6月，这里来了36名学生。三孔窑洞，一个班挤住一孔，8名女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学员们被告知，不准与外面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里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七期，培训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共产党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中共情报保卫部门办训练班可不是七里铺一家，上面有中社部的枣园训练班，旁边有边区保安处的三十里铺训练班。 

一九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情报队伍中，国民党有军统、中统，共产党有社会部。

他们相同之处都是有组织，也就是同，不同之处，军统、中统特务服务于国民党，社会部服务于共产党；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用真名与假名，共产党的社会部用化名；军统、中统名声大，如戴笠、郑介民、毛人凤、陈立夫等等，社会部没有名气，基本上都是隐形人，最有名的就是毛泽东介绍说的中共大特务李克农。

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2月18日，其前身是1937年冬天成立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康生任部长，李克农任副部长。1939年中共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

李克农（1899年～1962年），安徽巢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唯一一个没有上过战场而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传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延安中央社会部旧址位于枣园村西。中央社会部成立于1939年2月，社会部成立后，即驻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迁驻枣园后，社会部迁至枣园村西现址，旧址现保存有李克农旧居等。1999年7月由国家安全机关出资予以全面维修，并举办了专题陈列展览。对外开放参观。

从1939年2月18日到1947年3月18日，这里一直是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指挥机关，见证了我党隐蔽战线工作在延安走过的辉煌战斗历程,经历了无数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极其严峻复杂的考验，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份成员和中央苏区原红军干部组成，邓发长期担任局长一职，其副手是与周恩来有较深历史渊源的原上海特科重要干部李克农、潘汉年和李一氓，1932年秋李一氓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则被调往前方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在1932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国家政治保卫局具有领导与指挥性的影响。

在江西时期，周恩来还直接主管中共中央的机要情报部门。邓颖超具体承办中共最核心机密——与莫斯科的秘密电讯联络工作。由于处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共的机要情报、肃反、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互相交叉重迭——在长征之前，还有一个大概的分工，即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处、中央军委秘书处负责党和军队系统的机要联络，国家政治保卫局主管肃反和情报收集工作。但是在长征前夕，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中共所有的机要情报系统就已全部集中于中央军委机要科，中央秘书处事实上已停止活动，只保留个别工作人员。邓颖超作为中央秘书长，和刘英（以后成为张闻天夫人）随博古、李德、周恩来率领的首脑部门转移，主要承办具体的工作。

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1935年6月后，毛泽东亲自派秘书王首道接管中央军委机要科，不久又派王首道接替原由邓发负责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一职。尽管1935年末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央秘书处和中央各部委，并任命原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为秘书处长，不久张文彬即被调做统战工作，实际工作在副秘书处长王首道负责。

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情报肃反部门职责分工的关系开始逐渐理顺。在原国家政治保卫局基础上，先建立红军方面军保卫局，继而改称西北政府保卫局，由周兴担任局长，受王首道指导。中央军委机要科则一分为三，分别组成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方面军保卫局（西北政府保卫局）机要科。中央秘书处机要科负责党务机要电讯；中央军委机要科负责红军军事机要电讯；保卫局机要科负责情报系统电讯和秘密电台的管理。从形式上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机要情报系统，然而实际上，所有机要情报已完全集中于毛泽东领导之下，三个系统全归王首道领导，而王首道绝对服从毛泽东领导，深获毛泽东的信任。期间毛泽东将自己的老部下曾三调入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配合王首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邓颖超因病远赴北平治疗，完全离开了机要情报系统。

由王首道统掌中共机要、情报、肃反系统的局面在1937年11月康生由莫斯科共产国际回国，（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乳名张旺，笔名鲁赤水，山东诸城县大台庄人1946年立胶南县后始划归之，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回延安前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1966年后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革的主要成员之一，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1980年，中共中央鉴于他犯下的严重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并公布其罪行。）康生返回延安后发生变化。毛泽东经过观察，对康生的忠诚、情报专业经验和工作能力作出了肯定的判断，遂在1938年9月以后任命康生担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中社部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但在这之前，实际上已经运作）。

毛泽东并没有将中共情报、机要、肃反所有完全交给康生，康生仅负责肃反和反间谍业务，同时兼管一部份情报业务（1939年情报部成立半年后，即宣布撤销情报部），党务机要、国际通讯等情报业务仍由毛泽东部下王首道和王观澜负责领导。

1938年后，康生在全力支持毛泽东，支持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对张国焘、王明代表等共产国际派的路线斗争同时，竭尽加强中央社会部的内部建设，将社会部办成了一个机构齐全、集中大批专业人员、情报网密布全国的第一大部。向中共成立的各中央局各省委或区委派出社会部负责人与直属报务电台人员并筹组社会部组织与工作人员网。

社会部依照苏联格伯乌的结构加强了组织建制，使社会部成了门类齐全的情报反间谍机构。社会部下辖有五个局：一局主管组织、人事；二局主管情报；三局主管反间谍；四局主管情报分析；五局主管特工训练。社会部还有两个直属部门：保卫部和执行部。为了培养派往国统区的特工人员和根据地内的情报、肃反干部，社会部还办有西北公学。

在社会部系统，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专家李强（真名叫曾培洪，原中央特科成员，1938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军工局和军委三局副局长，是老资格的电讯专家，其工作与中社部有交叉）、许建国、曾希圣、邹大鹏、冯铉、李士英、罗青长、黄赤波、杨奇清等分别担任了各局室领导职务，少数具有外语、电讯业务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例如符浩等，也被吸收到各局工作。社会部可以称得上是延安专业人才最集中的单位。

社会部在延安广布情报侦察网，触角伸及四面八方。在延安重要的党、政部门和教育系统，都有社会部的特派员和秘密网点，在特派员之下，另有受特派员领导的“网员”，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和侦察工作。受社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的秘密情报员，一般都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他们或是各单位的负责人，或是学校在读的学生。

社会部还建立起对延安社会情况的全面监控，在邮局、旅店、饭庄、交通车队、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延安著名的“西北旅社”即为社会部所办，社会部干部汪金祥、曲日新都曾担任过“西北旅社”的经理。

社会部对前来参观访问的外来人员的监控更是极端重视，主持接待来访人员的专门机构——延安交际处，名义上属边区政府的编制，但边区政府对交际处并无支配力，因为交际处实际是社会部的下属部门。

在毛泽东的同意下，社会部也将它的工作网络扩伸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在延安时期，这两个机构是融为一体的）。与斯大林身边的工作人员皆属于格伯乌的情况相类似，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社会部成员，不仅毛泽东身边叶子龙参加社会部工作，甚至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组织关系上也隶属社会部。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统一的军政战略情报机关，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有王稼祥、叶剑英与李克农。中央情报部组成不久，便将军事情报业务分出去了，叶剑英不再兼任情报部副部长，王稼祥副部长并没有到任，副部长只有李克农一人，并且对外依然称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主持中央情报与保卫的日常工作。 

为了加强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李克农不仅重视秘密情报的搜集与研究，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公开情报工作，组织班子收集各种报刊资料，从中获取有用的公开情报，并使秘密情报与公开情报互相印证。有时得不到秘密情报时，从公开报刊中也可获得一些有用信息，使秘密情报与公开情报相互印证、相辅相成。在延安时期，李克农每月拨出300块大洋，到敌占区购买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人背马驼运到山西。晋绥边区社会部设有运输队，将报刊转运到延安。为此，李克农参与领导中央社会部编辑出版了《书报简讯》杂志，他指示西安、晋绥、华北地区情报组织，订阅、搜集日文报纸、日伪国民党报纸和杂志、期刊，通过众多资料的分析研究，把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动向以及各方面反映等，组织成主题鲜明、内容翔实的文章，提供给中央领导与有关部门阅览参考。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领导与支持，因此越办越好。为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书报简讯》从日积月累的资料中，提供了一份1941年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方面投降日本的20名中央委员、58名高级将领的具体名单，中共中央将其公布，引发社会震惊，起到了制约蒋介石投降日寇的作用。 

《书报简讯》对于日本报纸的摘编工作也非常富有成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曾发表文章称：“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书报简讯》立即做了编译刊载。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予以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有力地驳斥了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1944年冬，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

1942年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成立机要局的通知”，宣布将原先三足鼎立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中央军委机要科和中央社会部机要科合并为统一的中央机要局，由康生兼任局长，康生成为中共核心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最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康生身兼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总学委副主任两职，社会部与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分学委等重要部门密切合作，派员直接指导有关单位的审干。康生与中组部部长陈云均是1931年5月顾顺章事件后改组成立的中央特科负责人，1935至1937年，两人又在莫斯科长期共事，1937年11月同机返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陈云与康生同属毛泽东所领导的少数几个中共领导人之列。中央组织部作为党的干部管理和审查的专门机构，与中央社会部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中组部负责为社会部选送干部；社会部在侦讯、调查重点怀疑对象时，往往也需要中组部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两部门关系一向十分紧密。彭真虽与康生无历史渊源，但从整风之初两人关系就十分密切。中社部直接派人深入到中央党校各部配合审干，而中央党校“挖出”的重点“反革命”也大多移送社会部关押。中社部还具体指导关押边区系统嫌疑干部的西北行政学院的审干业务。

中央社会部虽然广泛深人党内斗争，但是并没有越出毛泽东的领导范围。早在1940年，社会部派驻各单位的特派员制度取消。整风运动展开后，康生权限扩大的同时，

首先，毛泽东不允许康生插手他本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讯联系系统，而是指定任弼时具体负责此事。王观澜、吴德峰（吴崇宝）、帅孟奇领导的“中央农委”（农村工作部）受毛和任弼时的直接须导，中共其它任何领导人不得过问毛和莫斯科的来往秘电。康生和社会部只是负责绝密电讯系统的外部保卫工作，及对该系统人员的政治审查。尽管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属于社会部系统，但师哲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和毛泽东与斯大林来往文电的译员，与康生仅维持一般的工作关系，而绝不向康生透露有关毛和斯大林来往密电的内容。

第二，毛泽东在社会部内安排非康系人物作康生的副手，以牵制康生。周恩来由于历史因素，对中共的情报工作长期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1938年后，周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虽部份转移到康生的手中，但是，因周恩来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迅速转变立场，加之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从事统战工作的便利条件，毛泽东仍让周恩来分管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情报及对英、美的国际情报的工作。同时，在社会部内，继续保留大批与周恩来关系密切的情报干部。周恩来的两个老部下李克农和潘汉年，经毛泽东的同意，也一直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职务。

在康生的社会部系统，毛泽东将与自己有着较深历史渊源的老部下担负重要工作，曾三长期负责中共中央的核心机要，即使在中央机要局系统一归由康生领导后，曾三仍然是对毛泽东负责的。

第三，毛泽东在让康生兼管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同时，限制康生在军队的情报和保卫部门发展。决不允许中央社会部垂直在八路军中建立组织，而是规定由各大战略根据地的党委和军队领导各自的社会部，中央社会部与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军中保卫部门的关系只限于业务指导。这样可以避免军队和党的特工部门的冲突。

第四，毛泽东给予边区保安处一定的独立工作权力，让社会部与边区保安处形成某种相互督察的关系。边区保安处是延安地区公开的治安管理机构，在形式上隶属边区政府领导，但实际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真正的上级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社会部。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红军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易名为西北政府保卫局，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成为拱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之一，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母所生的关系。但是，由于隶属关系的交叉性和工作分工的差别，保安处受到陕甘宁边区与西北局的领导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干部队伍，已不单纯是社会部的下属机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事实上成为仅次于社会部的第二个保卫系统，而康生对边区保安处不具有绝对的支配力与领导。

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指挥机关。社会部在延安工作的数年之年间，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