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仍然焕发着新时代的光芒

黎军科

　　八十二年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城市相继沦陷，亡国灭种的危机犹如黑云笼罩大地和人心一一中国到底会不会灭亡？抗战到底要打多久？如何才能取胜？整个中国社会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正是在这种黑暗迷芒、莫衷一是的时代背景下，有一位智者，他超脱于历史的眼光，严肃批驳了“亡国论”的荒谬、“速胜论”的虚妄、“拼命论”的鲁莽，写下一本堪称预言级别的书，这本书不仅准确的为抗战八年指明了走向，更点醒了当时的中国。这个智者，就是毛泽东，这本书，叫《论持久战》。

　　深秋的延安，晴空万里。凤凰山下的一孔普通的窑洞，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处故居。对抗战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全国抗战进行的10个月里，在这里写成的。

　　1936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指出，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又指出，中日之间最后的胜负，要在持久中解决。

为了写好《论持久战》这部专著，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和战争理论著作，精心拟定撰稿提钢，开始撰稿后，集中精力，废寝忘食。有时，他两天两夜不睡觉，实在太累太困时，就让警卫人员打盆水洗洗脸，到院子里转一转，在躺椅上闭目养会儿神，接着继续写。其间由于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缺乏休息，毛泽东病倒了，头痛、失眠、吃不下饭，医生检查后说，沒有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医生开了药，要求毛泽东注意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一天，沒等全好，又继续撰稿。

一天夜里，天气降温，警卫员把一盆炭火放在毛泽东脚旁。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毛泽东送水，刚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焦糊味，进去一看，毛泽东正在埋头写作，而火盆旁毛泽东脚上的棉鞋却冒着青烟。警卫员连忙喊：“主席，棉鞋着火了！”毛泽东脱掉棉鞋，捂着脚说：“好痛，好痛”。然后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沒有觉得就烧着了”。说完，又写起来。

警卫员翟作军回忆：“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毛泽东在窑洞里，靠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支毛笔，经过不分昼夜写作和修改，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如及时雨般问世。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立起了指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思想灯塔。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000册，分送国民党要人；白崇禧得到周恩来送的《论持久战》后，便认真阅读起来，对书中的立论和见解非常佩服，深表赞赏，不禁拍案称赞：“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宏略”。还根据持久战的观点和精神，归纳并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口号，又将此书推荐给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经蒋介石批准，《论持久战》破例出版，要求全军学习，作为全国“对日作战方针”。奇迹般在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在学习中，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对《论持久战》佩服的五体投地。

　　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阅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的亲近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版，他们对这部书赞不绝口。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泽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很多外国军事将领和记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持久战》以它超前的、划破时空的胜利预言，给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之路线，则犹如带有明灯的指南针，不仅指明了方向，还照亮了前进的道路，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坚定了全国人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心。《论持久战》也是世界军事理论的打鼎之作，它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石，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法宝。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但指导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落下帷幕。但事实上，在当时很多日本人看来打败他们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强敌美国和苏联。因此，别说是忏悔反省了，就是想让他们低头服软，也很勉强。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这么顽固不化，有一个陆军中将就输得心服口服，名叫远藤三郎。

远藤三郎在中国的名气虽然不大，但是在中日战争中却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脚色，曾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等职，还曾以第三飞行团团长的身份，执行过轰炸重庆的任务。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远滕三郎还嚣张地写道：“即使放下武器，赤裸裸的日本也不用惧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说，在与中国军队交手这方面，他的资格够老，作风也够剽悍。那么问题来了，像他这样的顽固战犯，怎么就心甘情愿地服软了呢？其实，在1947年以战犯身份关押时，远藤三郎还始终不肯低头，拒绝承认输给了中国人，直到他看到了《论持久战》，才幡然醒悟。

　　在此之前，远藤三郎认为，日军“中间突破、两翼齐飞”的大战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日本的失败归结于两翼战场的不作为，而非中国战场原因。然而在看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被中国军队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理论所折服，承认了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是日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毛主席在书中关于和平的阐述：“战争将使全人类意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战争”！彻底使得远藤三郎放弃了他曾固守的军国主义情怀，从一个打死都不肯认输的顽固分子，转而成为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和平大使。

　　1956年，远藤三郎作为日方代表来华访问，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会谈过程中，他将一把家传的日本武士刀赠予主席，并表达了自己对于中日友交往的期望。

武士刀在日本军人的眼里几乎比生命还重要，远藤三郎将其作为礼物赠予中方，也显示了他对于和平的诚意。而毛主席也回赠他一幅齐白石先生的画作，并亲书：“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兹以齐白石画竹一帧为赠”。

　　在告别之际，面对远藤三郎的再次道歉，毛主席说了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话：“我们还要感谢你们，你们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了起来”。

回国之后，远藤三郎根据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战后对中国的研究，出版了《旧军人所见之中共》、《日中十五年战争和我》等书，揭露了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的罪行。还在日本国内成立了日中友好军人协会，致力于中日战争中的老兵的交流。

　　今年是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82周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全国形成了重读《论持久战》的热潮。80年多年过去了，《论持久战》为什么还有如此魅力？主要是因为《论持久战》一书，内容博大精深，而文字却通俗易懂，是一部“满腹经纶的哲人不觉其浅，粗通文墨的老妪不觉其深”的奇书，该书一问世，就以其特有的魅力，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和深远影响，赞扬之声响遍海内外。《论持久战》处处散发着真理和光芒，它像茫茫大海中的航标灯和漫漫长夜中的北斗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今天，我们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倍感亲切，也真真体会到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过去它是照亮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明灯，今天仍然是指导我们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法宝，学习好、理解透、运用好毛泽东这一光辉著作，对于我们解决好当前的国内国际矛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要运用《论持久战》的思想来指导现实，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维、主体思维、辩证思维、过程思维，正确认清中美贸易战的形式，分析敌我力量，既不被“抗美必亡”的悲观声音所干扰，也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盲目乐观所轻信，而是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新的国内爱国统一战线和广泛的国际捍卫多边主义的统一战线，以新时代人民战争思想凝聚战斗意志。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把“人犯我”预想在前、考虑充分、准备到位，把“我犯人”力量备足、手段备够、决心备强。当前世界面临百年不遇之变局，国际格局重塑，国际秩序重组，不确定的因素空前增多，来自全球的挑战不断，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坚守人民立场聚合力量，运用《论持久战》的斗争精神，坚定决胜信念，树立敢打必胜的决心，不管敌人多么强大，只要胆敢来进犯，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并消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