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我要参加国际‘支左’ ”作者:赵安明

雷达

　　 “我要参加国际‘支左’”

赵安明

时任空军高炮第十五师四十四团一连炮二班副班长

计划赶不上变化。

原定我们在军区空军指挥所简阳农场劳动一年,可8个月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970年11月下旬的一个早上,中队突然召开紧急会议。中队长在会上说:“凌晨接到上级通知,高炮十五师要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要求从十五师各连抽调来的干部、战士立刻返回原部队。中队已派人买好今天下午回重庆的火车票,大家散会后立即交接工作，收拾自己的背包行李,午饭后集合,集体去附近的庙子沟车站乘车返回原部队。”

我很是纳闷,什么任务这么急,说走就走?不过,两年多的军旅生活已把“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子里了,革命战士本是一块砖,上级搬哪就往哪里搬吧。

会后,我把分管的工作简单梳理了一下,三下五除二交给了接替工作的战友。接着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头。头天刚刚洗了的衣服还没有干,刷过的鞋还在滴水。顾不了那么多了,干的、湿的、滴水的,一块卷在一起,塞进了旅行袋。

下午一点,我背着背包和冲锋枪,提着旅行袋上路了。从农场到庙子沟车站是田间小路,大约有十几华里。刚刚开拔还没有觉得怎么累,可走了大约一个钟后有点吃不住了。停下来小憩会吧,田埂上连个放东西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不过行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在过一段稻田埂时,走在我前面的雷荷枝脚下一滑,眼疾手快的我顺势用左手扶了他一把。雷荷枝倒是稳住了,可我由于用力过猛,身体突然失去平衡，一下子栽进了灌满水的稻田里,顿时成了落汤鸡。我肩上的背包、冲锋枪,手里提的旅行袋全部浸在了水里。我赶紧爬了起来。可身上的衣服已全部湿透,背包和旅行袋也吸足了水份,原本20来斤背包行李，这时足有百把斤。浑身流着水的我在战友们扶助下上到了田坎。尽管11月的四川还不是很冷,但毕竟是初冬季节。冷风嗖嗖一吹冻得直打抖。由成都开往重庆的列车,下午4点进庙子沟。这时已近下午3点,时间紧迫，我来不及脱下身上的衣服拧拧水,更顾不上清理一下行李。只好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背着增加了成倍重量的行囊继续往火车站赶。

下午3点40分,我们一行终于赶到了庙子沟。大伙还没有来得及放下行李,就听到车站的广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抱歉地通知各位旅客、由成都经本站开往重庆的ⅹⅹ次列车晚点,预计到达本站时间为18点左右,请旅客同志们在候车室休息等候。”我一听,火冒三丈。拖着两腔清鼻涕从乌紫的嘴唇里发出颤抖的声音“妈的,这什么世道,火车从成都到庙子沟四五十公里,再慢的火车两个钟头也到了,这么短距离的火车怎么会晚点两个钟呢?”

一旁的雷荷枝还是听清楚我说的什么,“副班长,你可是说话从来不带脏字,而且一贯教导我们要莺歌燕舞,歌颂大好形势,今天你这是怎么了?”雷荷枝心里明白,那年月我国旅客列车平均速度每小时只有43公里,列车发车不准时,行车不正点,司空见惯。副班长为了赶车遭了这番罪,发点牢骚讲几句怪话,情有可原。

“发牢骚火车也正点来不了，还是赶紧换换身上的衣服吧。”于是我向雷荷枝借了条毛巾和一身衣去了厕所。

在厕所里我随便擦了下脸和身体,然后换下了湿衣服。

枪支是战士的武器,我把它看得重于生命,平时总是擦得油光锃亮。今天枪进了水,如果不及时擦拭干净,就会生锈。于是我返回候车室后水没有顾上喝一口,立即把冲锋枪拆卸开,把每个零件都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然后再把枪装好,拉了拉枪栓,抠了抠扳机,一切正常后,才歇了下来。

候车室没有取暖设备,我穿着单薄的衣服感觉有点冷。看一下候车室的钟,火车来还有半个多钟,于是从换下的衣服口袋里翻出了1斤半粮票和4角多钱,打算去站外的小饭馆吃点东西驱驱寒。粮票和钱是上午中队司务长退给返队士兵的1天伙食费。要不我连这点钱粮也没有。1970年，已当了近3年兵的我每月也只有8元钱的津贴费。这几元钱除了要买肥皂、牙膏、牙刷、信封、信纸、邮票和香烟外,还要请毛主席像章等“三忠于四无限”商品。剩下的钱积攒起来准备来年买件汗衫背心或袜子。那年头当兵的基本上都是“月光族”。我在车站广场一家面馆花8分钱2两粮票吃了碗担担面。肚子还有点空,身上还没有暖过来,但舍不得再吃了,省下来以应不时之需吧。

下午6时,我们一行上了火车。开车没有多会儿,我感觉身上越来越冷。雷荷枝一摸我的额头,马上说:“副班长你发烧了。”他赶紧把自己的大衣裹在我的身上。那年头,出门在外,大伙都没有带应急药品的习惯,雷荷枝给我打了一军用水壶开水,让我多喝点水。是夜,我无精打采地依偎在他怀里睡着了。清晨,列车到了重庆。雷荷枝和另外几个战友帮我提上行李,搀扶着回到了老连队。

我的烧还没有退,雷荷枝喊来卫生员。卫生员看了下,赶紧跑到连队附近生产队的赤脚医生那里花5分钱买回一支安乃静给我做了肌肉注射。

躺在床上的我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听到战友们在议论:“毛主席下命令了,要咱们师出国打仗了!” “今天一大早,连长、指导员已去团里接受命令去了。”……

我一听战友们议论说是要出国打仗,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个激灵从床上翻下了地。也不知道是安乃静起效了,还是要打仗的消息刺激了我,全然和没有生病一样,精神饱满地加入到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行列里了。

下午,连长、指导员回到了连队。先是召集支部委员在连部开了个短会。而后,召开党员大会。我是党员,名正言顺参加了党员大会。

会上,指导员吴晓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军委1970年11月18日命令。

接着连长李学彦传达了师、团执行“一一·一八”命令行动预案，要求各班、排会后分别制订本班、本排详细具体行动预案,各类人员迅速按照随身携带、留守做好个人物资分类。随行物资写上班排，留守物资写上姓名和家庭住址。连长明确提出,从即日开始,所有人员写信一律不准泄漏部队出国作战的行动计划,不论干部、战士凡是寄出的信件一律交文书,经连队审查后才能寄出。

我听了出国打仗的命令后热血沸腾。小时候就羡慕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憧憬长大后有一天自己也能“嗨拉拉拉嗨,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打败美国狗强盗……”上中学时也一心想迈过友谊关,严惩侵越美军……今天,机会来了,终于可以梦想成真了。

我正在海阔天空遐想的时候,突然听到指导员说,“等会散会后请安明留一下。”

我满以为指导员留下我肯定和出国作战有关系,说不定让我提前出发去打前站呢。不料指导员却说,“安明,上级确定你留在重庆,参加‘支左’,连里已通知炊事班准备晚餐送你,明天午饭前请你赶到师部留守处报到。”我一听愣住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稍事平静后,急切地对指导员说:“我从农场回来就是要参加出国打仗的,要不我急着回来干什么吗？请连里满足我出国的愿望,安排别人去‘支左’吧。”指导员说:”这是营教导员通知的,我们也爱莫能助,还是服从上级安排吧。”我一想这事和指导员磨破嘴皮也肯定无济于事。事不宜迟,赶紧去营部找教导员。我暗下决心。

从连部出来,我马不停蹄,直奔营部。从连队到营部要下一座山再爬一座山,来回需3个小时。我不顾病体,三步并做两步径直往营部跑去。

到了营部时,已是大汗淋漓。我没有顾上擦汗就来到教导员魏其根办公室的门口。轻轻敲了几下门,上气不接下气地喊了声:“报告!” “进来！”教导员应声说。

我一迈进教导员办公室,二话没有说,摘下墙上挂着的行军水壶，拧开壶盖,咕噜咕噜就喝了个底朝天。教导员看我喘的话也说不出来，心里明白了八九。故意说:“让你明天到师部报到,天这么晚了,你跑我这里干什么了?”我把水壶往桌子上一扔,用抽子抹了抹嘴,气喘吁吁地说:“教导员,我要出国参加国际‘支左’,这机会太难得了,仗打完我如果没有光荣,回来后,不用说参加国内‘支左’，就是再让我去种菜喂猪我也不说二话。教导员说:“士兵选干部前最好到地方去‘支左’锻炼锻炼,你是提干苗子,正好赶上这一批‘支左’,你不去怎么行呢?” “不,我不去,我就要出国‘支左’,提干不提干我不在乎。”教导员见我这么倔,没有再言语,黑着张脸走出了办公室。我见教导员火了,心里像火烧蚂蚁,急得在办公室里团团转。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教导员回来了,仍然紧绷着脸。我一看教导员的表情,心想,完了,出国没有戏了。“安明!”教导员喊。我一楞，忙答:“到!” “命令你即刻返回连队,作好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教导员接着说。哎呀,这下我可听的真真切切,扑过去抱住教导员一个劲地转圈圈。教导员哈哈大笑:“快回去吧,我已通知你们连长、指导员了。”我立即给教导员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按标准军姿向后转,离开了教导员办公室。教导员望着我的背影,喃喃自语:“这是颗好苗子。”

我离开营部,迈着轻盈的步伐,连蹦带跳地回到了连队。

　　作者简介:赵安明，曾用名王安明,男,1947年1月23日出生,山西交城人,高中毕业,中共党员，1968年2月19日从山西太原应征入伍,在空军高炮四十四团一连任炮手、副班长。1968年2月-1969年6月参加援越抗美作战;1970年12月-1972年11月赴老挝参加援寮抗美作战。1971年5月调二营四连,曾任该连五班班长、二班班长。亲自参加1971年老东线会商宁防区“一·二八” “二·二”和孟夸防区“九·二三” “一一·二八”等战斗。1973年3月退役,在山西太原钢铁公司质监处工作,1989年获太钢公司劳模、太原市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1993年下海创业,任山西企业家协会理事。爱好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