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淮南子》笔记

王世華

《淮南：儒家的圣人文化》文｜王世華 刘安的《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是一部集儒、道百家大成的著作，文化自新者是绕不开的，刘文典君的集解是一个高度。从刘安的《主术训》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儒、道百家的均衡与融会，远不像后世对道家的虚幻，对儒家的篡改，对百家的罢黜，虽然同时代的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安排，只是由于儒家“治世”有道且易于操作而被重视。所以罢黜百家的恶果并没有在当时就造成后世的那些罪恶（奴性、万马齐喑）。 在刘安的文化观里，儒道本是一家的，墨及百家也不是外人，都是为了治理这个世界天下。《淮南子•主术训》:“法出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句话一定是道家的路数，走到“众适合于人心”，就进入了儒家的大门，儒家后世被诟病，我认为问题也出在这里！问题就是“人心不古”，在皇帝老儿那里“人心”被他吃了，吐出的是兽性。说到人心，那是儒家的天下，原教旨的儒家人心是“圣人”之心，儒家的“治世”之“人主”不是后世的那些皇帝老儿（还有那些比照皇帝的各种儿），而是“圣人”。儒家的核心是“圣人”，圣人是“仁心宅厚”，圣人是“执约以治广（《淮南子•主术训》语）”、“其所守者有约（《淮南子•主术训》语）”。 儒家的圣人，是头上三尺有神灵的，是循道生的，是有所“执”的，是受到“道”的制约的，儒家的圣人远没有乾隆的自诩圣人那么不要脸，那么僭越儒家。儒家的“约”与现在西方的“契约”有所不同，但“约”的本质是没法不同的。儒家的完美是不缺乏“约”，儒家的悲哀是被皇帝老儿们把“约”之道家的依据天道、人道篡改成皇帝的“家道”。家天下绝对不是儒家圣人文化的本义，核心循道的人人可以为尧舜的圣人文化才是儒家“仁”的本义。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批儒批孔的文化自新似乎是跑偏了，应该批批怎么把儒家之“约”给弄成了傀儡！ 《淮南子•主术训：孝忠辨》文｜王世華 “入孝于亲，出忠于君”，见[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篇，这个说法比我们今天世上流行的“孝忠”观要接近古人的本意，也符合新时代孝的定位。 “孝忠”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原则和价值观，刘安的这个说法，“孝忠”是有条件的，是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人伦，就是家里讲“孝”，出了家门面对国君时讲“忠”，这个原则基本上是儒家的本义，现在看，不管是中西哪一个视角这种附带有条件的“孝忠”观都没问题。且不说忠君之本义西方也是流行的观点，就是“孝”亲，即或是西方人不如此也是他们该学习的吗？ 儒家后来被诟病，很多是出于对“孝忠”的攻击，那个血淋淋的《二十四孝》除了违反人性的部分被包装外，传统的“孝忠”也模糊了“入孝于亲，出忠于君”应用的条件:以家门为界，以亲、君为别。 今天看，家门里讲“孝”，还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点，要提示的是人性层面的清晰之孝。孝本身是义务和奉献的复合体，不是纯粹的义务，不是人性的一个枷锁，而是人性的温暖所在，这都是现代人行孝需要思考的。今天出了家门讲“忠”，就更需要深思了。过去讲忠君，是忠于人、权力，忠于那个可以霸占你的所有的图腾，今天的“忠”应该是忠于人与人之间人性边界的清晰与尊严。今天人的人性是不从属于任何他人、图腾，人性直接最清晰的状况就是互为“忠”，所以“忠”在今天除了是要记住依然有家门之边界外，还要考虑忠的对象变了，今天高高在上的“君”已经不在了，“君”的阴魂只是不愿意散去而已，如果“忠”的思考在社会上被广泛推演，会加速“君”魂烟消云散的。 儒家的本义并不扼杀人性，但是其演绎却让“孝忠”变成了人性的杀手，文化自新、复兴传统文化就是将那些人性的东西恢复到我们的传统经典中。 《淮南子•齐俗训：论治》节选文｜王世華 今天谈《淮南子•齐俗训》:“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于君,以欲;治欲者不于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文化反思是当今文化的动向，西学东渐已经200多年，该批的已经批了，该学的也学了，但是还是需要继续做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反思学习功课。比之于曾经流行的《四书五经》、《道德经》、《心经》等显学的热闹，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淮南子》这样一部经典。后世诟病传统文化大多是对儒家的批判，其实在汉朝以前，儒道并不是分庭抗礼的。实际上从刘安的《淮南子》中看出，那个时代人们并不区别儒道的高低，刘安的态度是恰当的:儒道本是一家。对于人，儒道同是理解、治理这个世界的学问，老子孔子只是侧重不同，在“治”这个问题上是连续的。譬如《淮南子•齐俗训》:“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于君,以欲;治欲者不于欲,以性;治性者不于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刘安的这一段“治”的叙述，今天看，也是古今中外皆尊崇的原则。刘安的“治”涉及了“物治”“人治”。所谓“治”也不外乎“物、人”两项需要“治”的，这两治应该就是文明的所有，这个概括是两千多年前中国人说的！刘安又将“物治”与“人治”联系起来，指出“人、君、欲、性、德、道”作为遵循的脉路，今天这个脉路需要理顺（就是文化反思批判的任务），但是“治”的原则逃不出这几样基本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古典、经典中对于现代文化是适应和兼容的，且是开放和自新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像刘安《淮南子》这样的“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性、社会发展检讨先贤们说过的话，然后从经典中升华，促进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我们赞叹刘安“治”的完备，也应该检讨其“治”的时代、人性的局限性，前提是虚心学习古典，认真思考现在！ 《晨言古语•淮南子点滴》文｜王世華 文化自新，一方面要回归古典、经典，一方面要潜心于眼前的世道人心，还应该谦虚地放眼世界。 就古典、经典来说，传统文化的要素基本上是全面的，但需要一番批判的功夫方可“古为今用”，前提是古典、经典的古今之辨。清晨美好，读书有得也好。 汉•刘安作的《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是一部充满了活力的古典文化集大成者，与另一位大思想家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有很大的不同。从天地人和谐的角度来看，刘安更理智一些，刘安在儒道两家之间更倾向于兼而蓄之、论之，将道排在了儒前面，这其实符合世界的本质。董仲舒侧重于儒家，虽然没有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董仲舒将儒家排在道家以前，但是其文化宗旨是对于“治”的追求，将儒之“人道”放在了重要位置。细究“独尊儒术”，董仲舒并没有忽视道家的意思，只是将“独尊儒术”当成“治世”之工具，比刘安的儒道并举更加实在、更加有效率。“独尊儒术”意不在忽略天道，但是揭示了“人治”的本质。其实尊儒家为“术”，如果回到“术”的本义去理解（其实就应该如此）其工具意义，也就知道董仲舒并没有那么糊涂，对儒之外的百家有些许的轻蔑，反而是是董仲舒通晓天道的高论，过于信赖人心而已，或者说认为所谓人人都应该做圣人有仁心，细说起来可能也就没完没了了。 “无为”历来被模糊化解读，老子的“无为无不为”说的也像是开玩笑，但刘安在《淮南子•主术训》里面有一句很通晓的解释:“无为者，非为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于己出也。”在探讨“人主”之“治世之术”的这一篇（《主术训》）中将“无为”作了清楚的交代，“无为”不是啥也不干“非为其凝滞而不动也”，而是“言”不能从“己”出。出“言”不从“己”是不“专”于己，“人主”出言不专于己，庶人其实也应该也同样如此（可能早就如此了），即或是不为权利，“谦听则明”也是提示“言”要多元化的意义。 《淮南子•主术训》还有一句:“法出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基本上说出了中国古代“法”的缘由，点明了“法”与“众适”的关联，这已经非常现代了，当今西方的法，也不过是“众适”的表达，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法、众适”相关联这样的精神要素早就在文化中确定下来了。需要思考的是其“众适合于人心”出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惟“人心不古”，人心在“人主”那里很快被篡改成“己”心，那么“以其言莫从于己出也”也就变得模模糊糊，也就随“己心”所欲起来了。黄老追求的“无为而治”也就成了汉武大帝的权宜之计（历史何尝不都是如此？）。西方解决“众适”可靠的办法是通过“契约”，或者说“契约”本身就是“法”来来保证，失之千里的是我们的“众适”靠的是“人心”，一路演化下来“人心”变“己心”，“己心”就偷偷地坐在了龙位上了，至此中国文化就走到了“人治”，“法治”就成了画皮。 惟“众适”可靠，有保障，把“己心”从“人心”中加以甄别，且加以调适，才是“法”之文明、和谐的不二选择，西方就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