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之战到底谁先开枪？现场接触者已阵亡无从考证，揭秘战后态势

八一⭐老黑

我边防部队在巡逻

苏军挑衅我边防部队

我军指战员据理力争

一语不合双方大打出手

解放军和苏军一片混战

被我军消灭的苏军遺照

战死的苏军家属悲痛万分

作者：桅杆/老黑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大国博弈背景下一次并非偶然发生的冲突。此战规模虽小，却影响巨大，对中国和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谓小仗改变了大格局。

战斗过程：短暂激烈

准备反击

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立即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此时，中方决策层对边界冲突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一味忍让转向准备回击，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的挑衅进行反击。

1968年3月12日，我边防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在23军67师217团1营营长冷鹏飞的指挥下，潜入七里沁岛，准备伏击苏军巡逻队，以报复苏方制造的流血事件。但是，由于苏军突然停止在七里沁岛的巡逻，致使我军伏击行动计划落空。

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针对苏联在边界地区愈演愈烈的挑衅行动，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方案。

得到批准后，沈阳军区派遣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率领工作组进驻前沿，现地指导战备工作；命令由合江军分区具体组织反击，成立了饶河前进指挥所，由合江军分区副参谋长曹建华任指挥，随即开始反击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计划参战的是合江军分区边防部队，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事态扩大，还是从23、46军抽调部分部队以及从其它野战军抽调的侦察连队，作为后续力量投入备战。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为珍宝岛附近地区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增加了当地的边防军人数，并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托化步兵师调到附近地区（包括1个摩步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和1个火箭炮营）。

早在1968年11月，苏联远东军区给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就下达了口头命令：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这实际上是给前线军官一个开放动武的命令。

可以说，中苏双方都在为一场预料会发生的战斗做准备。但对中国而言，反击当时的世界军事强国，是需要极大的胆略和勇气的。

3月2日战斗

中方最初选定的反击地点是七里沁岛，因为苏军在岛上极其野蛮地制造过流血事件，在七里沁岛反击道义上更有正当性。但是由于地形因素，反击地点最终选择在珍宝岛。

1969年3月1日，按照预定方案，反击部队开始集结。

晚上8时左右，曹建华率领一个指挥小组上岛潜伏，就近指挥次日可能发生的战斗。

3月2日上午8时40分，我边防部队约30人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在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登上珍宝岛巡逻。苏方观察站发现后，即从邻近的两个边防站抽调40多人，由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乘坐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赶来。

苏军上岛后，立即分成三个战斗小组，一个从正面、另外两个从侧翼，呈包围态势接近中方巡逻队。双方正面人员接触后，和往常一样，开始口角、推搡发展到扭打；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突然响起了枪声，双方立即爆发了激烈的枪战。

这次战斗，可能是中方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苏方吃了大亏，被打死31人，但中方也付出17人牺牲的代价。取得胜利后，中方参战部队撤出珍宝岛。

苏方随即派出支援部队上岛，后又撤走。此战后，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开枪。由于双方正面接触的人员全部阵亡，到底是谁先开的枪已难以考证。

老黑认为，实际上在双方都准备动武的气氛下，考证谁先开的第一枪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苏军挑衅在前，中方反击在后，是完全正当的自卫反击。

3月15日战斗

3月2日战斗后，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大打。苏方将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投入战场，中方也调23军67师217团1营等野战部队参战。

由于战斗规模升级，沈阳军区全面接管了前进指挥所，但仍由曹建华担任珍宝岛作战总指挥，由23军1营长冷鹏飞负责岛上的阵地指挥。

为了对付苏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T-62坦克，中方在3月14日晚间派人上岛，布置了三个反坦克雷场。

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运兵车开到江边，运载30多名士兵进入珍宝岛东北部的树林里潜伏下来。

让苏方意想不到的是，中方在4个小时之前，已经在附近潜伏了一个建制班，苏方的潜伏行动被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并迅速报告到指挥所。

我军布置雷场和潜伏分队，成为3月15日战斗取胜的关键因素。

当天8时许，中方巡逻队上岛巡逻，当看到对岸苏军开始行动时，便与往常一样折回。眼看中方巡逻队即将离开，苏军潜伏分队当即开火。

解放军巡逻队迅速隐蔽，引诱苏军进攻。对岸的苏军立即派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20余人，沿江面向中方巡逻队所在位置发动攻击。

苏军在行进过程中，恰好把侧翼暴露给了我军潜伏分队。

冷鹏飞沉着冷静，指挥潜伏的部队近距离作战，待苏军坦克、装甲车靠近我方阵地只有五十米时，才下令火箭筒发射，苏军坦克、装甲车起火燃烧，苏军只得钻出“铁乌龟”，这时，我军机枪、冲锋枪一齐开火，苏军死的死、逃的逃；后方炮群也对苏军潜伏阵地和沿江面进攻的苏军进行打击。

苏军潜伏分队阵地被炮火覆盖，进攻的部队在没有依托的江面上无处躲藏。在付出巨大伤亡后，苏军进攻分队和潜伏分队的残余人员匆匆撤回对岸。第一次冲击被打垮。

9时40分，不甘心失败的苏军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在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正面由3辆坦克、3辆装甲车引导步兵冲击，另有4辆坦克和2辆装甲车从侧面迂回，试图合围岛上的中方军队。

苏军迂回分队的坦克被中方引入雷区，致使打头的T-62坦克触雷，履带被炸断，行进在最后的2辆装甲车被中方火箭弹击毁，其余3辆坦克只得顶开被毁的装甲车从原路逃回。

在这次战斗中，冷鹏飞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到上级严令他将指挥权交给接替他的人，被战士们抬进了医院。

下午1时30分，苏军在侦察校射飞机的指引下，使用远程火炮对珍宝岛和中方5、6公里的纵深地区进行大规模炮击，持续时间长达2小时。

紧接着，苏军坦克、装甲车24辆，引导100多名步兵，再次向岛上冲击，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将中方军队从岛上挤走。

下午3时30分，中方远程炮兵突然加入战斗，对江面和岛上敌人进行压制射击，并轰击对岸的苏军纵深，击中了苏军指挥部。苏军战场总指挥、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重伤身亡，苏军第三次进攻再次被击退。

争夺T-62坦克

3月15日是珍宝岛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激战近9个小时，双方的一线指挥员一死一伤。

之后，双方没再动用地面部队交战。为了争夺那辆履带被炸断的T-62坦克，苏军多次抢夺和破坏均未成功。在抢夺过程中，双方进行了多轮炮战，直至附近的冰层被炮火炸开，坦克沉入江底。

后来，解放军派潜水员下水，在坦克尾部拴上钢丝绳，几经反复，终于在4月2日把坦克拖上岸，成为战利品，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从3月2号开火，到3月17号基本停火，战斗只进行了半个月的时间，战局被控制在较小范围内，没有再扩大和恶化。

此后，苏军停止了在珍宝岛的巡逻，中国当年8月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4名官兵常年驻守。珍宝岛逐渐地平静了下来。

战后态势：从剑拔弩张到理性处理

调兵遣将

东方阵营中两个最大且均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从口水战发展到战争，全世界都极为震惊。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在舆论上，苏联指责中国，并声称：沙皇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长城是中国“北部疆界的标志”，中国西部没有“超出甘肃和四川”。这个言论，与沙皇的“黄俄罗斯计划”如出一辙。

在军事上，苏联向边境地区陆续增派了40多万兵力，总兵力达到114万人，包括33个战略导弹基地、64个陆军师、3400余架飞机等，并不断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演，炫耀武力，进行战争准备。

对此，中国针锋相对毫不示弱，一方面要求苏联停止一切挑衅和武力威胁，建议双方避免边界冲突，通过谈判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一方面抓紧军事应对准备，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向北部边境增调大批军队，表达决不屈服于武力的坚定决心。

双方在边界地区剑拔弩张，一场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核打击阴影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决策层反应十分强烈。

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几百万当量的中程核导弹，对我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但苏联投鼠忌器，因为中国也拥有核武器。８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试探美国的态度。

苏联认为：中美当时是死敌，在中美关系当时很尖锐的情况下，即便不愿意采取联合行动，如果苏联动手，美国至少会保持中立。

但尼克松和他的总统班子研究认为：西方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其后果不堪设想；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由于当时中美之间积怨已深，没有可靠的渠道通报苏方意图；即便通报，中国也不一定就会相信。

于是，美国将苏联的意图“泄露”给了《华盛顿明星报》。这家三流小报立马刊载文章，透露了苏联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他们。

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地反响。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主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准备打仗”的态势。

更让苏联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明确反对其核打击计划；同时，苏军情报系统发现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可以进行核还击，并且在当年9月进行了两次“临战测试”性质的核试验。

最终，苏联决策层的理智占据了上风，不得不放弃了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计划。

机场谈判

珍宝岛之战后，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开始谋求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

苏联内部的有识之士认为：持续的冲突和对立会把中国推向西方，不符合苏联的战略利益。同时，中国在珍宝岛之战及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决心，也使苏联意识到，沙俄时代惯用的“先强行占领、再谈判确认”的公式，对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是行不通的。

因此，苏联也通过一些渠道，表达通过会谈缓和局势的意向。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总理赴越吊唁。获此消息，苏联领导层决定派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恩来会见。

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但周总理来去匆匆，有意识地回避。等柯西金到达越南时，周恩来总理等人早已回到北京。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

苏联方面同时通过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同意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但一直等不到中国回音的柯西金，已经准备飞回苏联了。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到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

河内之行明显让苏方成员心情不好，大家在塔什干想放松放松，喝点啤酒。当时柯西金不在场，大家围着桌子刚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突然，柯西金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马上集合，到机场去。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总理、李先念等人到机场迎接。一见面，周总理就同柯西金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

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决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总理也立即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进行了3小时40分的坦率会谈。显然，周总理对谈判有着充分的准备，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但什么是“争议地区”，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接着，周总理缓和了语气：“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最终，中苏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周总理还顺便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顿觉大事不妙——如果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但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打着哈哈地对周总理说：

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象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问题可在5分钟之内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我们的周总理在外交上当然要高明得多，柯西金讲这些话时，他始终装作没听见，不予回应。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情局更是急不可耐，向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3小时的详细情报。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

但战争并没有爆发。中美苏三角关系，由此拉开序幕。

不管怎么说，此次会谈之后，双方剑拔弩张的边界局势才逐步平静下来，边界冲突得到理性处理。但由于这期间的两国关系尖锐对立，双方1969年10月开始的第二次边界谈判，断断续续争吵了近10年，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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