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忆奶奶

何依

奶奶出生于辛亥革命前，算起来应该清朝人，大概在钱塘江入海口的某一个村落，兄妹三人，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嫁给我爷爷后的情况我略知一二。

我爷爷家在海宁县的老盐仓，那是一个大家庭，六个兄弟中爷爷排行老二，大哥是长安火车站的站长，爷爷就在车站谋了个售票员工作，那也是金庸和徐志摩的故乡，想象着他们是否在火车站有过交集。

1976年夏天，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探望老家，是从杭州外婆家过去的，两个叔叔将我和妹妹带在自行车后座，沿着钱塘江一路骑行到村口。依稀记得有很多的池塘，泡着桑麻，一种清香伴着腐烂的味道扑面而来，不远处就是观回头潮的地方，阵阵潮水拍击着巨大的堤坝。

何家在老盐仓是一个大户人家，宅子阔大却也破败，如同我常见的南方地区传统民居：前面有一个铺着水磨石地面的大厅，被生产队用作养蚕房，里面放着一层层堆着桑叶的笤箕；后面是一个回廊式的二层楼院，类似宁波江北的那种跑马楼，因年久失修，二楼的地板和木栏杆已不完整。

老宅内住着两位年过古稀的老太太，是爷爷的继母和大嫂，接我们过来的国良叔是回乡知青，也在此住。楼下的东厢房做客厅，西厢房永远是紧闭着，里面放有寿棺。这座寂寞的老宅对我来说就是祖籍，大概住了五六天，也算是对奶奶的人生环境铺了一个底色。

奶奶性情刚烈，一生好强，她这个岁数坚持不裹脚也是少有的。抗战时期爷爷随大家庭去重庆避难，奶奶无论如何也不肯同行，后来爷爷另娶，奶奶就开始了独居生活。直到她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在北京安定下来，她便在我出生之际离开老家。从此，随着我父母工作迁移，过起了动荡的生活。

我对奶奶的记忆，是北京、襄樊、武汉的三地印象，是童年、少年、成年的三段人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共同的集体记忆。

奶奶无论在哪里，都是老盐仓的乡下人的样子，穿着斜襟的盘扣褂子，非蓝即黑，从没见她身上有过色彩。

（一）北京的单位大院

50年代未，我父母先后从部队转业在北京安了家，我们一家生活在北京化工研究的“单位大院”，那是一组典型的五十年代住区，数幢红砖楼房围合成一个大院。我家住在中间单元的一楼，我和妹妹常常蹲在楼梯下的小空间玩抓骨头，或在单元门口跳皮筋，活动半径不能超出奶奶的视线。如果与别人家的孩子起争执，奶奶就象老母鸡护小鸡，不分青红皂白的出来助战，尽管她一口浙江话没人听的懂。

记得每天中午，为了让在医院工作的母亲能休息一会儿，她一手抱着老三，一手牵着老二，带上我们三姐妹去不远的土城。土城上面长着毛毛草，周围都是一片农地，记得有节杆式的作物，应该是高梁。我们一老三小坐在土城上，用毛毛草编着小猫小狗，打发着时间，估摸着母亲该上班了，我们就开始往回走。

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我们最馋奶奶做的包子，包子馅是芝麻拌白糖，中间放一小块猪油，那个“好吃”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日后的多少美味都无法与之比拟。母亲帮我回忆，有一次小爹爹一家来串门，奶奶买了两个罐头，自创了水果糖包子招待客人。我们每天都对奶奶的菜篮子充满期待，那里面会有西红柿和黄瓜，有时也买几个残缺的苹果回来，那是把烂的挖掉后贱买的，成为我和妹妹奢侈的水果。

我们家的南窗正对着化工研究院的大门，每天的上下班时间，大人们随着高音喇叭涌进涌出。到了夏天，大门里的两排合欢树高高挂着粉色花朵，一直沿路伸向大院的深处。

童年的记忆是窗外的世界：北窗是“看电影”，第一颗氢弹爆破成功，院子里放映“新闻简报”，我们就在书桌上放个小板凳，透过窗户观看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寒冬中享受着小包间的待遇；南窗是“看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在一夜之间出现，对面的单位大门外拉起了一道报墙，母亲下班后看完大字报才回家，回来就把所见所闻讲给奶奶听。奶奶的所有见识几乎都来自母亲，所以即便是照顾家里，也知道外面的世界，这让她对母亲的同事和朋友产生了一种熟悉的亲切感，来访时总会热情的给她们端上好吃的，最常见的就是荷包蛋了。

记得从那时开始，陆续有熟悉的人一家家离开北京，我们家则是父亲走了，去了远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

奶奶和襁褓中的我，这是她留下最年轻照片了。

打着和平街地名的全家福。

全家人在家门口的合影。

那个时候北京二环分明就是郊区。

感谢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我们的童年。

文革中，母亲的战友、各地的亲戚来北京大串联，我们家因此成了接待站，有时一下子来了两拨。这是从上海来北京串联的堂姑姑，她称奶奶为妮（二）妈妈。

在第一机床厂工作的表叔叔周日常来看我们，离京前夕他为我们全家留影，老三在看红宝书。

（二）襄樊的三线工厂

我们一家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六十年代末在化工部工作的父亲响应号召，下放到襄樊的部属五七干校。记得父亲常有信来，绘声绘色的描述汉江边的这个小城，上山采蘑菇，下河摸螺丝，有人回北京就捎来一袋油炸花生米，那可真是香啊。这一切都让母亲对襄樊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于是他们决定举家南下，决心之大连同户口也一并迁走了。

这是父亲（中）初到襄樊时，在汉江边与化工部干校同事的照片，我依稀记得右边这位姓崔…

初到襄樊是一个夜晚，一辆大卡车载着我家六口人和简单的随身行李，只记得进山了，有一段路因为过窄，汽车是擦着树枝免强通过的。

第二天醒来，知道这是大山里的一个林场，说是林场实际上就是一个护林站，仅有两排平房和一个伙房错落在一个山沟里，下面一排住人，上面一排是仓库和牛圈。从北京来到大山深处，落差是何等之大，出门泥泞不堪，厕所还在山坡上。记得有一天深更半夜狼来了，护林人就在伙房里有铁锹用力铲着铁锅，发出巨大的声音把狼吓走。

在山里安顿下来后，奶奶在房子的山墙外面搭了一个鸡窝，养了一只公鸡和三只母鸡。公鸡要打呜住在外面，母鸡会下蛋就住屋里，每天清晨那只大公鸡都会准时进屋，趾高气昂的来接三只母鸡出门。那时候，“猜一猜今天下了几个鸡蛋？”成为了一家人每天的趣事。直到有一天，鸡窝遭遇了黄鼠狼的袭击，公鸡遇难，场面血腥，这个原生态的山林中家禽是无法生存的。从此，鸡窝就再也没有搭起来。

这个时期的奶奶忙碌不止，似乎回归了老盐仓，她作为一家之主，在井边开荒种菜，做煤球拾柴烧火，下河洗衣服洗菜。还经常在午饭后去水里摸蚌壳，当地人从不吃这种河鲜，于是就成了我家独享的美味，记家里得那时候大大小小的盆子里总是装着河蚌，待它吐净泥沙后食用。春天到了，她就去田间地头挖野菜，那种叫“马兰头”的小草成了我们的家常菜，几十年后，当我在酒店的餐桌上正式见到了这道菜时，无限感慨。奶奶就是在这种近乎原始社会的环境中照料着一家人，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最让奶奶操心的是我们姐妹上学，方园几里只有一个无疆大队的乡村小学，座落在一个很远的小山包上，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用一个什么庙改建的。从我们家到学校，先要走一段山梁，穿一片水田，翻一座小山，再走一段公路，最后爬上小山包。

因为中途要经过一个深不见底的水库，曾有人滑入水中不幸遇难。所以奶奶就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山梁尾部，隔着那片水田，远远的看着我们过了水库后消失在小山后面。到了放学的时间，我们远远的就能看到奶奶抱着老三又出现在水田的那一头。

后来，三线建设完成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我们几经搬家，终于住上了工厂的宿舍楼。那些陆续建起来的红砖住宅，垂直汉江依次布局在高坡上，完工一幢分配一幢。我们家住在第一幢，于走廊向东眺望汉江，枯水时可见江中的沙洲鸟屿和点点船帆，少年的我，对江的那一边总是怀有无限遐想。这是奶奶的黄金时代，外走廊上一共六户人家，邻里融洽，大家开着门在走廊边聊天边准备晚饭，楼上下班的经过都要招呼一声，奶奶自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她感到充实。

三线工厂汇集了五湖四海，食堂和灯光球场是工作之余的热点场所，尤其对周未露天电影，大家从上午就开始了期盼。一些小孩用粉笔在球场画出一个个框，写上名字以示占座位，奶奶也会去争地盘，早早就从家里把凳子搬去，并且尽快做好晚饭去看场子。有些新电影如杜鹃山和奇袭白虎团，因为跑片子要到半夜才能放映，大家就穿着棉大衣裹着头巾在寒冬中等待。一但听到摩托车的声响，就知道是片子到了，黑暗中一阵欢呼，孩子们也睡意全无，人们就这样迎来了新电影。

那是一段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三年前我曾回去，球场还在，食堂也在，但怎么看都变小了，也许是世界变大了。

我们一家在襄樊少有照片，这是黑龙江的五奶奶来看我们时，在汉江边木船上的纪念照。那个时候，有亲戚远道而来是家里的盛事。

后来，我去市中心的襄樊四中住校上学，每个周末回家，从很远就能看到奶奶倚在走廊的栏杆上，望着我回家的方向，几年如一日，这个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从未模糊。

（三）武汉的东湖之畔

七十年代未，人事关系开始解冻，北京是回不去了，我们一家好不容易在武汉落了户，单位宿舍在水果湖堤外，属于东湖的范围。

随着我们姐妹长大成家，这个时候的奶奶也老了，好强的性格中多了些许温和。但仍然操持着所有家务，每天早晨步行两站路，从高家湾到水果湖菜市场，跨着满满一篮子食材回家。多少次我在那条路上见到埋头走路她，大喊一声“奶奶！”然后接过篮子，她满脸惊喜的样子我记忆犹新。再后来她就走不远了，这条湖畔的人行道上也没有了她的身影。

其实，我母亲担心她年事已高，一直阻止她出门，但好强的奶奶总是会悄悄的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单位有一个开水房，乘我们不注意她就提着壶去打开水，风雨无阻，甚至下大雪也要去。现在才明白，她是觉得自己老了，害怕不再被大家需要。

奶奶在家里有一个独处的小屋，床头上有一本看了又看的书，是溥仪皇帝写的《我的前半生》，她最喜欢看的电视是《还珠格格》，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百看不厌，后来想想是因为那是她的时代背景。

我十三岁住校，十七岁下乡，后又高考离家，这个家一直就没有我的固定住所。有了小家之后，每一次回来都匆匆忙忙，和奶奶仅有一次长谈。那是一个有阳光的下午，家里只有我和奶奶俩人，我坐在她的床沿上，听她用老盐仓话讲“长毛”的故事。当年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军抓走了她的父亲，因为年龄太小走路犯困，掉队后又跑了回来。记得她兴奋的说了半天，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中间的细节我大多都忘了。

那个时代的人陆续离开了，父亲也先她而去，奶奶的晚年是寂寞的，从不求人的她也显得有些无助。每天都是盘腿坐在床上，一遍一遍的用扑克牌玩接龙，打发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唯一的乐趣是打麻将，这个活动将她的基因优势全部调动出来，耳聪目明，反应极快，是常胜将军。

一百岁时我们回来给她过了一个生日，再往后就很难出门了。每当我们回来，她就从小房间里出来，默默坐在旁边听大家说话，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听见。记得她最后一次走出家门，应该是我开车带她去水果湖一带兜风，奶奶坐在副驾驶好奇的望着窗外，不停的问我这里怎么都变了？

2008年12月4日，奶奶在她那间小屋过世了，享年102岁又4个月，没有任何疾病，也没有一点糊涂，摔了一跤后在床上躺了十天，我们姐妹给她换好衣服，送她远行……

奶奶这一生，跟随着我们父母在颠沛流离中照料着全家的生活，付出了她全部的心血。奶奶顽强的生命力，就像她在屋后石缝中栽种的那些扁豆，开花结果，只为养育我们。每当我们惹她生气时，她回应的杀手锏就是：“我要回老盐仓！”尽管她知道，那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老家。

奶奶原本是一个农妇，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但却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在一个多世纪中见证过无数的大历史与小人物。赫克斯科在《记忆力密码》中说过：“每个人的记忆都是自己的私人文学。” 对他人的记忆组成了个体的生命过程，瞬间的或是阶段的，奶奶的后半生参与了我的前半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构成了一个生命关联体。所以，奶奶并未走远，她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