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九）煤矿生活

中国式生活

第九章 煤矿生活

作者：李洪树

1967年，由于受“文革”影响，全国煤炭供应出现了十分紧张的局面。许多连队由于地处塞外寒区，住的是临建房和民房，部队冬季取暖用煤和生活用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和解决取暖经费不足的问题，团后勤处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在北京门头沟区的斋堂开办了一个小煤矿，成立了自己的采煤队。采煤队三个排是由各营抽调的一个建制班，补充部分新兵组成的，机电班是由加修连、机械连抽调的一些技术人员组成。采煤队成立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生产的煤炭不但保障了部队的需要，剩余的部分还支援了地方。
1969年10月底，煤矿采煤面不断延伸，煤层散发出的瓦斯严重超标，对安全生产造成了威胁。为确保安全生产，决定在巷道内向山顶打一眼风井，用于通风排除瓦斯，采煤队人员少，团后勤处抽调我们五班和一班，由我们排长李孝田带队到煤矿协助采煤队打风井，并从十连抽调了一个风钻班。
来到采煤队，我的心灵再次受到更大的震撼，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比我在工程连队见到的更加艰苦、更加危险。
打风井的作业面，大约不到两平米的样子，而工程连队打的山洞一般是宽12米、高6米。由于是斜井，打风钻和扒渣时只能是半跪或半趴着工作，如发生冒顶塌方，躲的地方都没有。瓦斯监测员手里拿着仪器，不停的进行测试，一旦发现仪器报警，立即通知所有人员撤出作业面，躲到安全地带，待通风排除瓦斯后再返回作业面继续工作。
我们两个班是从技术连队来的，即没有打风钻的经历，更没有装炮、点炮的经验，采煤队从安全和照顾的角度考虑，让我们干些装煤、装渣往外运的工作。运送煤、渣的工具是轱辘马（矿车），往外运送时由于是下坡路，车速快车上没有刹车装置，只能用一根木棍别在车轮上刹车用。遇到转弯处必须提前刹车减慢车速，不然车速快在转弯处由于惯性会冲出轨道，撞在坑木或洞壁上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班里和我从太原市一起入伍的战友韩海瑜，一次往外运渣时，由于刹车用的木棍折断刹不住车，轱辘马冲出轨道，将他甩出车外，撞在坑木上昏迷过去，被后面车上的战友发现，将他背出洞外经过及时抢救，避免了一次重大事故。往外运送煤渣危险，往回推空车也不轻松。半吨多重的车完全是靠我们的肩膀顶，双手推才推回到作业面。从洞内出来时一头冷汗，回去时却是一身热汗，当时的艰辛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
在作业面干活时，干燥的煤尘和灰尘像雾一样到处飞扬，虽然戴着防尘口罩，但回到地面吐出的痰还是黑色。一个作业班下来，只有白眼球和牙齿是白的，其他的地方都是黑的，相互之间如不仔细辨认难以认清对方。
工程连队工作间隙，可以坐下来吸口烟休息休息。但在煤矿为了防止瓦斯爆炸和引燃原煤，决不允许使用明火和电灯照明，个人身上不允许带易燃品，工作面的照明和人员出入洞靠得是每个人头上戴的矿灯。
在煤矿期间，实行的是三班倒，战友们最怕上凌晨四点钟的早班。凌晨睡得正香，迷迷糊糊中就被喊起床，起床后马上换上没有晾干，还是潮湿，冰凉的棉工作服，领上矿灯，推着轱辘马向洞内走去，有的战友推着车就睡着了，上早班的滋味真是难受。一名被聘用的老矿工当时讲的一句话，至今我仍记得清清楚楚：“你们这些当兵的，吃得是阳间饭，干的却是阴间活”。
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工作环境和所从事的工作，而更主要的是战友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精神。当时我们服兵役规定是两年，两年后可以正常复员，但同我一起入伍的太原兵戎忠义、李孝忠在采煤队超期服役，一干就是五年。
经过四个多月的奋战终于打通了风井，1970年2月初加修连侯指导员到煤矿把我们接回了连队。我们离开采煤队不久，被聘用的那名老矿工就被瓦斯熏死在工作现场，许多战友在一次洞内透水事故中，被强大水流冲向洞顶、洞壁和坑木上受了伤，至今这些战友的脸上和身上还留着那次事故的痕迹。

1969年年终评比时，我在班里已被评上“五好战士”，但不知什么原因，班长没有把我的名单上报到采煤队。当时排长回连队参加支部会议不在采煤队，他回来后听说了此事，在找班里其他同志了解情况后，非常生气的质问班长“李洪树同志为什么没有评上五好？你为什么不如实上报评比结果？你知道你这样的做法对新兵的打击有多大”？问的班长哑口无言，最后排长把情况反映到加修连，加修连在连队评出的“五好战士”名单中填上了我的名字，上报到团政治处，并根据我在采煤队的表现给了连队“口头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