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写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

田丽薇

1992年的冬至，我终生难忘。 那天是周一，早上我正在上课，忽然教务处的一个老师推开门，慌慌张张地说，“田老师，快，你家来电话说你父亲病危，快回家。”我扔下粉笔冲到办公室穿上外衣就跑回了家。这时同在天津的大哥和三哥也都接到电话，很快连同侄子一家我们都来到天津东站，乘上天津到石家庄的列车。那时这段路程火车要行驶7个多小时。火车上我们心急如焚，默默为父亲祈祷，我坚定地认为，只要父亲能坚持到我们抵达，拥有20多年医龄的三哥一定会让父亲好起来！旁边的爱人看透了我的想法提醒我说，“离开单位时好几个同事凑了份子钱”，“你怎么能要人家钱呢？将来如何面对人家呢？”一门心思的认为父亲是病重，一点没想到这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从爱人那听到这个噩耗，唯一的希望破灭了。老天竟然不让我们见父亲最后一面，不给我们一点床前尽孝的机会，我们父子之间，父女之间的一世情缘真的就这样尽了吗！？我大哭起来。一路上哭哭停停，晚上8点多终于到家了。看到爸爸空空的床铺，看到灵堂上爸爸的照片，我跪在地上，自责，内疚，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话，“爸，我们来晚啦……” 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以此文纪念我们可亲可敬的父亲，也让父亲留给我们的爱在我家世代流传下去。 童年记忆中的父亲 父爱同母爱一样无私，他不求回报；父爱是一种默默无闻，寓于无形之中的给予；父爱是水，默默无声经久不息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父亲中学毕业后想到日本去学习绘画，但由于是家中的长子，不得不听从祖父的安排，接替祖父管理家业，于是就有了和母亲的婚姻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孩子。 人们爱说“慈母严父”，而我家正好相反，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别说是打骂了，就连大声呵斥都不曾有过。 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上我们到水上公园或北宁公园去玩，从公园出来就会在门口的报亭给姐姐买一本《少年文艺》，给我和弟弟买上一本《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天天盼望着过周末。一次爸爸周末有事，不能陪我们去了，弟弟一听就大哭起来，爸爸不忍心，于是给姐姐一些钱，让她带我和弟弟去玩。就是那次，在公园姐姐拿钱给我们买冰棍时被一个小偷看到，并趁姐姐不注意把钱偷走了，幸好旁边有个叔叔发现，扭住小偷并把小偷送到派出所把钱还给了我们，否则我们连回家坐车的钱都没了。回家讲给爸爸听，他笑着告诉我们说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父亲和他的小棉袄。 　　 我和弟弟是六个孩子当中的小五儿、小六儿，理所当然的爸爸对我俩宠溺就更多些。有时睡觉前弟弟总要缠着爸爸讲故事，每次爸爸都有求必应。《小红帽》，《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鸡毛信》，《二小放牛郎》……等都是从爸爸那儿听到的。后来电影《上甘岭》放映了，从此就天天让爸爸讲《上甘岭》，爸爸边讲边轻轻拍着我们。有时爸爸要换个故事讲，我和弟弟都不同意，因为每次我们听不到结尾就都睡着了。有时爸爸还唱歌哄弟弟睡觉。他用《社会主义好》这首歌的曲调自己填词：“小祝子（弟弟小名叫小祝）好，小祝子好，小祝子不哭也不闹……” 我小时候身体弱，经常发烧感冒，每次生病爸爸一下班就会先看我的情况，都要问：“吃饭了吗？拉屎了没有？”边说边用手摸我的额头。爸爸的手柔软，宽厚，温暖，细腻。如果我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就会立刻带我去医院。到了医院打上一针立马就活蹦乱跳了。回家的路上爸爸都会给我买上一颗冰棍或一串糖堆儿，我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大梁上，靠着爸爸边吃边享受着一路上同龄孩子们投来的羡慕的目光。感觉可爽了。 小时候贪玩儿，所有的时间都恨不得拿来玩——不想睡觉，不想做父母吩咐要干的活，不想吃麻烦的饭，甚至睡前的洗漱都要打马虎眼。记得一次到睡觉时间了，爸爸催了好几次，才舍不得上床，爸爸紧接着有问，洗脸了吗？我实在不想麻烦直接回答，洗过了。爸爸笑了，握着我的脏手说，“嗯，我家小薇能呀，不用手就可以洗脸了。”谎话被戳穿，我不好意思极了。从此知道了说谎也要讲究水平的。 　　小时候印象爸爸总是很忙，经常开会，有时还要去北京连续开好几天的会议，后来知道父亲属民主人士，在政协，工商联，民建等都担任职务，除了要参加这些党派的会议，全国开人大代表会议时他们也要列席参加。每次都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都会拍下照片，一卷一卷的，到文化革命前家中一个大抽屉里都塞满了，每卷都有两三米长，最短的也有一米左右，可惜的是文革中都丢失了，只找到这一卷也都残破了，现在看到的这张是弟弟让人重新翻拍过的。 毛主席右后第七个人是爸爸。记忆中爸爸有两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外套。一件是照片上这个皮猴儿（当时都这样称呼），还有一件是灰黑相间人字呢的长款大衣。这两件衣服穿在爸爸身上特别气派，人群中非常打眼，每次和爸爸一起上街我都特骄傲。爸爸虽然五官一般，皮肤也很黑（曾被我的一个好朋友冠名为“天津市最黑的人”），但是穿衣服好看，母亲曾说过父亲就是行走的衣服架，很普通的衣服穿在爸爸身上都很帅气！ 　　我上六年级时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牙刷，蓝色有机玻璃柄，因为那个年代有机玻璃很少见，所以觉得这个牙刷特漂亮，直到牙刷用坏了我也舍不得扔。爸爸看到了，就用这个牙刷柄为我做了一枚发针，我爱不释手，于是这枚发针跟着我从天津去了内蒙，山西，又回到天津，直到今天我一直保留着。五十多年了，至今我一看到它，爸爸当时为我做这枚发针时的样子就浮现在我眼前。 　对我们进行红色教育的父亲 小时候父亲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爱国家，爱自己的家，爱家人。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有幸成为祖国慰问团的一员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临行前父亲让我们（我，三哥，姐姐）每人给志愿军叔叔写一封信，由他亲手交给志愿军叔叔以便和志愿军叔叔交朋友。我当时还没上学，通篇纸上只写了我当时会写的类似“大，小，多，少，上，下，来，去……”等等字样，签上了我的大名；姐姐刚上学不久，通篇用她会写的字介绍她们学校和我家门口的情况；只有三哥的信最像样子，理所当然的也只有三哥收到了回信，交到了朋友。记得三哥的志愿军朋友是个营长，姓张，安徽人。张营长还给三哥寄来了相片，大大的眼睛，小嘴，很帅，非常精明的样子。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失联了。 　　这是父亲在朝鲜和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及家属一起的合照。记得父亲回国时带来好多照片和纪念品，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本纪念册，上面收集了好多中朝两国军队在前线作战的照片，也包括上甘岭战役的一些实景照片，都是当时好多中外记者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的珍贵镜头。可惜所有这些在文革时期都丢失了。看到的这张是姐姐无意中保留下来的。 爸爸从朝鲜回来给我们讲了好多在那经历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关于黄鼠狼🐺的故事。 那天父亲他们受邀去参观一处曾经的前线，离很远就看到一排钢盔在动，父亲他们以为是遗留在战场上的美国兵，很紧张。走近了才发现是好多黄鼠狼在摆弄散落在战场上的钢盔玩，一场虚惊。看来正像老人们说的那样，黄鼠狼还真的与别的小动物有所不同。 　　我们六个。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全国人民节粮度荒。当时国家对父亲他们这些民主人士除了在副食品上有些特殊供应外，每月还有一些就餐卷，凭卷到一个叫“宏业”的饭店用餐，是劝业场后面的一个粤菜馆，地方不大，二楼的一个房间，只能摆放五，六张四人桌。父亲经常周六晚上去，和老朋友们见见面，聊聊天。（记忆中经常见到的有王光英叔叔，朱继圣伯伯等）要的饭菜父亲只是象征性的吃一些，多数菜都原封不动的带回家，和家人一起享用。父亲总是说我们都在长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有时父亲会带上我和弟弟一起去，到那之后爸爸的朋友们都会很热情的和我俩握手，聊一些小朋友的话题。其中王光英叔叔最幽默，每次都要握着弟弟的小黑手儿开几句玩笑（那个年代男孩子们不论天气多冷都会在室外玩弹球，怼木柴，冻得手上都有一层洗不掉的黑皮儿。）王光英叔叔还多次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找他的小孩子们玩。后来父亲带我们去了两次，他家在民园大楼，他爱人应伊莉阿姨和孩子们都很热情招待我们，临走还送给弟弟几个电动玩具。 　　1964年10月的一天，我和姐姐已经入睡了，朦胧中爸爸叫醒了我们，激动的对我们说：“娥，薇天大的好消息，中国有原子弹啦!这下好了，我们谁也不怕啦!”我当时对这些核武器没有概念，爸爸就又详细给我讲了原子弹的威力，作用，并且说我们以后还会拥有氢弹，还会拥有各种更先进的核武器!父亲真是从心里爱我们的国家，真心的为我们国家取得的一切成果感到自豪! 父亲关注我们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进步，也注意了解世界上各个科技领域中的尖端技术。小时候父亲就曾告诉我们，不久的将来，可以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购物，看病，还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通话，见面（视频）。一次我问父亲巴黎是在哪个国家，父亲给我详细的做了介绍，并说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坐飞机去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也可以去巴黎看艾弗尔铁塔，凯旋门，卢浮宫……。2004年当我走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想起爸爸当年说的话，由衷的佩服爸爸的高瞻远瞩! 我这三个哥哥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在文革前都考取了大学，学有所成，并一直像父亲希望的那样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每次我们遇到不懂的问题，父亲都会非常高兴的为我们详细解答。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带我们出去，见识各种事物。记得弟弟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父亲就带着他骑车到北仓工业区看看工业区的规模，然后又到村里的农田里见识地里的庄稼。一天下来弟弟累的够呛，但同时也长了不少知识。 父亲善良，正直，乐观，阳光，满满的正能量。他也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一直希望我们几个当中有人能到军队中去锻炼几年。66年春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当时准备内部招收一些女兵，爸爸为我和姐姐都报了名。不久部队下来人到家里进行了面试，他们对姐姐很满意（姐姐正值高三，部队需要有文化的人），母亲希望招收姐姐的同时也要带上妹妹。（买一送一😄）我和姐姐都非常高兴，就等着穿军装入伍了，可惜文革开始了，这件事就搁浅了。 一年元旦父亲在北京开会，不能回津和我们一起度过，给我们分别寄来贺年卡，并写上他对我们的希望祝语。送给我和弟弟的各是一个立体折叠有两个卡通小熊看书的贺卡，写的祝语是：“薇（祝）好好学习，听老师话”。送给姐姐的是植绒的。我和弟弟的贺卡特招小朋友喜欢，我们也常常在小伙伴们面前得瑟，后来不知被谁偷拿走了。姐姐的那张一直保留到现在。弥足珍贵! 　　文革风暴中的父亲 文革前，河北省政协，工商联力量薄弱，需要从天津抽调一部分人充实力量。当时天津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远比河北省优越，而且暂时没有条件安置家属，所以没人乐意去。爸爸主动请缨。正式调离之前父亲先到西郊区参加了四清，从此开始了身边没有人照顾的，和我们，和母亲两地分居的生活。 不久，噩梦开始了。父亲当时身在保定，首当其冲受到了冲击。不幸中的万幸是当时河北省长林铁也在保定，所以就把父亲他们这些民主人士和林铁等省委的领导都关在了一起，派人看守，在被限制了行动自由的同时，也避免了被社会上的造反派纠斗的可能，否则就当时保定那种情况，能否活下来都未可知。尽管如此，父亲的身体在那段时间被大大的伤害了根本，以至于自那之后的有生之年，父亲都是在和病痛的斗争中渡过的! 虽然没有被社会上的造反派纠斗，但省委机关内的造反派并没有放过他们。我记得从文革初期，父亲就被停发了工资，只发生活费。父母每人每月15元，而我们四个孩子（大哥，二哥已工作除外）每人只给8元钱!可想而知生活会有多艰难。当时在医大上学的三哥（他们当时考入了国内知名内分泌专家朱宪彝老院长为培养天津高端医疗，科研人才而开设的第一届六年制医疗系本科）觉得本该是自立的年龄反而还要依靠家里供养，很自责，特别是看到体弱多病的母亲更是不安，为减轻父母负担萌生了退学的打算，想去当工人，亦或是去当苦力挣钱养家。幸好二哥和母亲及时发现并劝告和阻止了他，才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三哥想到了到医院去卖血。我记得一次他卖血拿到了30元钱，全部交给了母亲，让母亲买药，贴补家用。 自文革开始的66年到72年，爸爸一直都在保定（后又去过学习班和宁晋的五七干校）。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爸爸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爸爸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当我们问起时他都要岔开话题，对母亲也是一样。直到一次让母亲帮他准备一件能御寒的大衣我们才知道了一点父亲经历的生活：每年冬天要烧暖气，需要的煤要从远郊拉过来，于是派父亲他们两个人一组跟一辆大卡车，到目的地之后由两人负责用铁掀把大卡车装满再运回去，每次都要用将近一天时间才能把车厢装满，且会出一身的大汗，然后坐到装满煤的车厢上，一路西北风飕着回到城里，不用想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生病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身体不垮才怪!父亲最后逝于肺心病原因就是那个年代种下的祸根! 我有时常想如果爸爸不主动请缨，不去支援河北，就不会远离天津，不会远离家人的照顾，也就不会把身体搞得那么糟糕（父亲当年的同事，朋友一直留在天津，情况要好很多），也就能再多多陪伴我们，亲身体验我们小时候他给我们描述的那种拥有发达信息高速公路的生活；体验说走就走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乐趣……。但世上最不可能的事就是“如果……”。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很难过，都会控制不住的留下泪水。 72年之后父亲彻底解放回到天津待分配。我73年也回到天津上大学。那几年是我长大之后和爸爸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 父亲聪明，动手能力强。他从西北角的一个“破烂市”买回一些“下角料”，为家里做了墩布，地垫：小饭桌，床铺，折叠床，小马扎……。一次我说，长这么大还没睡过钢丝床，让父亲帮我做个钢丝床吧。转天爸爸就从市场上买来弹簧，废钢尺等动手做了起来。很快一个简易的弹簧床屉就做成功了，当晚我就睡在了上边，还真找到了睡钢丝床的感觉。只是好景不长，夜里翻身时身下传来“砰砰”声音的同时床面随之也下降了几厘米，我就知道，弹簧床被我睡到头了😄。除了这些活计爸爸很拿手，爸爸还学做“女红”。当时“的确凉”是时髦的衣料儿，爸爸用白的确凉为我做了一件白色短袖衫，很合身，同学都说我穿上特时髦。后来爸爸又学做裤子，很快一条蓝色的西裤就做成了，爸爸穿在身上我和母亲怎么看着都感觉不合适：肚子前面富余好多，后面屁股那紧的要命，用尺量了量尺寸，没有大的出入呀，咋回事呢？让爸爸脱下来仔细检查才发现：爸爸做的时候把前后片颠倒了。 那时候蔬菜多是计划供应，经常和爸爸一起骑车去街上逛菜，最远的一次到了东郊区的张贵庄。再后来我和爸爸一起经历了大地震，经历了地震后的奔波；一起搭建防震棚，不停的拆搭，力求更合理，舒适……。 　　晚年赤心不变的父亲 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到八十年代初期各项工作都逐渐步入正轨，统战工作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父亲被重新启用，回到了当时的河北省会石家庄工作。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母亲也到了石家庄，姐姐一家和弟弟也先后调到了父母身边，父亲终于又能重新享受每天和亲人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尽管在长达十年的动乱期间，父亲受到冲击，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但父亲无怨无悔依然初心不改——爱国家，爱社会主义；依然正值，善良；依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并全身心投入。 父亲重新工作以后，单位为父亲配备了专车和司机，但父亲公私分明，从来不让我们使用，甚至母亲去医院看病都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由弟弟推着去的（那个年代还没普及出租车）。家里的电话也不允许我们随便使用。但是父亲好几个老同事都住在院里，年龄大了身体不好没有配备专车，父亲就每天接送他们，一直坚持了有十多年的光景，直到92年秋天父亲彻底退下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每年都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进行调理才能安全度过冬季。文化革命以后，王光英出狱，召集爸爸，朱继圣，万国权等老朋友一起吃了饭。八十年代初，王光英叔叔被派到北京主持全国工商联的工作，赴京之前找到父亲，希望父亲能够和他一起进京协助工作，父亲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唯恐关键时刻顶不住，影响工作，所以就婉拒了王叔叔。在河北省工作期间，父亲也多次把调到更高更重要岗位的机会让给别人，主要也是考虑自己的身体，怕关键时刻掉链子影响大局。当时不正之风已经开始泛滥，占据更高更重要的岗位就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社会资源，这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但父亲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切从工作考虑，这样的胸怀多么无私，多么坦诚啊! 我兄弟姐妹们教师多，每到寒暑假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到石家庄汇合，这时也是父母最高兴的时候。 记得一年暑假我们又聚到了一起，正赶上爸爸住院，我每天负责给爸爸送饭。（平时我们不在身边，这些活都是姐姐和弟弟的。）当时刚刚兴起游戏机，主，副两个手柄，那时最流行的游戏是“俄罗斯方块”，两人打比赛，我们几个每天都打得昏天黑地玩的不亦乐乎。一天中午到送饭的时间了，我不得不停下来，提上饭盒骑着车直奔医院，到了病房才发现只带了面条，没带菜。我准备回家去拿，爸爸说就凑合一顿吧。看着爸爸艰难的吞咽着没有任何滋味的面条，我后悔，内疚，自责，心疼，难过，恨不得狠狠的打自己几巴掌!多年以来，这个场景一直清晰地印在我脑海中，只要一想起来，心就会隐隐作痛，这件事也在我心头留下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不敢轻易去触碰! 我们爱爸爸，爸爸更爱我们。他以我们为骄傲，无论我们哪个孩子（包括第三代）在工作或学习中取得成绩他都为我们高兴，都要和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们炫耀一番。92年，爸爸的孙辈儿们有一个要高考，一个要中考，一个要小升初。通过努力结果都很完美：一个考上了南京大学，一个被耀华高中录取，一个进入实验中学的特长班。父亲高兴坏了，惹得他的那帮朋友，同事都有些嫉妒他了。在爸爸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给爸爸带来了快乐，愉悦，事后觉得这也能使我们感到一丝丝的欣慰。 爸爸和他的长子，长孙，长长孙在一起。 爸爸抱着的是我家第四辈——他的长长孙贝贝。贝贝去石家庄看太爷爷太奶奶时候爸爸让司机开车到车站亲自把贝贝一家接回家，这也是多年以来爸爸第一次破例——用公车干了私事。 这两张照片是父亲一生中的最后两次会议，会议之后父亲就彻底退下了。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很衰老很衰弱了。 1992年12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父亲走了，没有拖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睡梦中静静的走了! 父亲的一生正如他的讣告里说的那样是不断追求进步，全心全意辛勤工作的一生；是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一生!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28年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丝毫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我想，这就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吧。 爸，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