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

将将

　　上海博物馆现藏中国古代青铜器7000余件，门类齐全，器物精湛，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从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各时代、各地区、各系列相对完整。

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是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又以具有长篇铭文和著录的较多为特色。不仅拥有大克鼎这样的国之重宝，新的陈列品中还有西周的晋候器和秦国早期秦公器等重要文物。

众所周知，上海本身并不出土青铜器，其藏品主要来源于收缴、查没、收购、捐赠和行政调拨。上博的青铜器收藏能达到今天的品质和规模，离不开几代上博人的上下求索，更得力于海内外收藏家的鼎力支持。

　　关于青铜器的起源其实很有意思， 不久前刚读过蒋勋的《美的沉思》，书中<青铜时代>一章讲述了青铜器的起源，在石器时代，人类找到了一块矿石，把它当成普通的石块来打砸，企图造成所要的器具，但是，这块矿石并没有像一般的石块那样在击打下碎裂或破碎，却是逐渐凹陷下去。这种特殊的性质被人类发现、利用了，就形成了最初不经由提炼而完全由打击完成的原始红铜器，开始了铜的利用的第一步。

到了陶器时代，在烧陶的过程中，提高了对于火温的控制，附着于陶器上的铜熔解了，经过冷却，模印了陶器的形状或上面刻画的纹饰，于是铜的另一种性质被解封，从而展开了灿烂的铜器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发掘夏文华的重点遗址，其中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左传》所录“夏禹铸九鼎”的夏代与青铜起源的特殊意义。

　　上博古代青铜馆1200平方米的展厅中，陈列了400余件精美的青铜器，按时间发展顺序大致分为，萌生期青铜器、育成期青铜器，鼎盛期青铜器、转变期青铜器、更新期青铜器以及边远地区青铜器，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演变历史，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下文展示了各个阶段的部分藏品，其中当然少不了大克鼎(镇馆之宝)、子仲姜盘、牺尊和晋侯苏钟这样的重器。注：文物介绍来源于百度百科和上博官网。

夏镶嵌十字纹方钺

镶嵌十字纹方钺，这是进入青铜馆见到的第一件藏品，远看像一面旗帜。为夏代晚期的青铜器，属二里头时期。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厚0.9厘米。

钺是由史前时代的砍伐类工具发展而来的，可作为武器，也可作为礼仪兵器使用，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利的重要象征。

器身上有精美的镶嵌装饰，中心圆孔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所以被命名为镶嵌十字纹方钺。镶嵌十字纹外又环列绿松石圈，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不具备实战功能，应当是一件礼仪用器。

管流爵

夏代晚期，残高20.6厘米，口长16.3厘米，腹纵3.6厘米， 腹横5.1厘米， 腹深11.5 cm厘米。

敞口弧沿，双翼上展，狭长的器身下设有假腹，上有数圆穿，假腹下接三棱形的足。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曲尺状装饰。腹饰简单的乳钉纹、弦纹。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连珠纹斝

夏代晚期，高23.5厘米、口径15.5厘米、腹径11.8厘米、腹深13.8厘米、重1.140千克。

空锥足与腹部相通，颈部饰弦纹、乳钉纹，造型与花纹均质朴而单纯，为青铜萌生时期的特有风貌。

兽面纹壶

商代中期，椭圆形壶，长颈，深垂腹，双贯耳、圈足。颈饰弦纹，身饰虎首、牛首二组兽面纹、龙纹，足饰云纹。

壶主要作祭祀和礼仪、宴享活动的礼器，也可作盛水器。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壶仍然是较常见的青铜器之一。由于壶的使用时间较长，其形制变化也就比较多。

壶的基本形制是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也有个别壶没有提梁，仅在壶肩设一对环，估计当时是直接用绳索作提梁，由于时间久远，绳索早已朽烂无存。

兽面纹觚

商代中期，敞口，长身，束腰，高圈足。腹饰兽面纹、联珠纹。圈足有十字形镂孔，底有折棱。

兽面纹斝

商代中期，高31.3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公斤，细密夸张的线条突出神秘庄重，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

斝是古代丝路盛酒器，兼作祭神的祼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此器敞口高颈，前有双柱作帽形，下有三锥足，足部与器腹相通。袋足的作用是为了在温酒时扩大受火面积，所以有温酒的作用。器物的颈、腹部各饰兽面纹。腹部兽面纹，双目突出，带有神秘感。此器形体高大，器壁匀薄，在口沿上有一周加厚的唇边，形成商代早中期青铜器的铸造特色。

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高14.6厘米，流至尾长14.6厘米，重0.23千克。

此兽面纹爵狭长的流微卷曲成弧形，尾短小略上翘，颈长而腹较短，自颈以下逐步扩大，下置三角形细锥足。颈部变形兽面纹，前后两组皆为阳纹，形式不一。前面的兽面纹双目仅有目框，没有瞳仁，整体轮廓仅是两侧的细线条。安置鋬的一面，所饰兽面纹更为简单，仅有地位对称而形式不完全对称的“臣”字形目，其余的线条都省略了。这两组兽面纹是青铜器纹样中最简单、最原始的形式。整个纹饰是用单线在陶范上刻划而成，比较随意。

这种纹饰的爵，在河南郑州杨庄曾经出土，当时爵的铸造技术，已超过夏代。

兽面纹鬲

商代中期，口径14.6厘米，高19.2厘米，重1.06千克。

是二里岗文化早期、中商文化至殷墟文化早期这一时间段里较“美”的一件器物，展示了青铜器造型设计和铸造技术的高水平。表面没有什么锈蚀，呈现出很温润的光泽。兽面纹是这一风格中极为成熟的样子，由于合范不整齐造成的双眼不平齐的现象。

牛首兽面纹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敞口，内收颈，折肩，弧腹，圜底，圈足。肩饰透雕牛首铺首。腹饰外卷角形兽面纹，圈足有圆形镂孔。

四羊首瓿(bu四声）

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四羊首瓿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底径29.1厘米，重1.4千克。肩上设四个大卷角羊首，立体高耸，颇具气势。腹部上沿饰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饰乳雷纹，是将商代青铜器上最为古老的乳钉纹置于斜方格雷纹中形成。全器铜质矿化，生成碱式碳酸铜，表面光泽翠绿，精美而神秘。

此器羊首直接覆盖在肩部纹饰之上，由此推断羊首是以分铸法制成，即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部留有孔道，后在孔道搭陶范铸成羊首。火纹与“亚”形纹相间的构图仅在商代早中期殷墟以外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发现，铸造地域仍是迷团。

戈父丁簋

商代晚期 ，高15厘米， 口径22.8厘米， 底径15.9厘米 ，重3.015千克。

商代戈父丁簋系戈氏为父丁所作之器，该丁簋敞口，卷唇，深弧腹兽首耳；口沿下饰雷纹，前后中央各1浮雕兽首，腹、足各饰乳钉纹、雷纹、鸟纹；腹铭3字“戈父丁”。

亚夫方罍

商代晚期，亚夫方罍大致为方体，形态厚重。高53厘米，口沿纵长17.2厘米、横长20.1厘米，质量为29.68千克。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这件罍具有厚重的形态，雄奇瑰丽的纹饰，表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器的四角和每面中线处设宽厚的棱脊，肩部置兽首耳，腹部正面下方置一兽首鋬。颈部装饰有凤鸟纹，肩部饰以龙纹，中间置一突出的兽面纹。腹部纹饰分为三段，上部为凤鸟纹，中间是双角高耸、獠牙突出的兽面纹，下端同为兽面纹。圈足饰凤鸟纹。亚夫方罍是商代青铜器中的杰作，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铸造工艺水平。

商父乙觥

商父乙觥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高29.5厘米，全长31厘米， 底部纵长12厘米，横长16.7厘米，重4.8公斤。

觥盖前端是昂然而出的兽首，牴角、双耳凌空翘起，两目圆睁，神态肃穆。盖后端作牛角形兽面纹，双耳翘出于器表。盖的中脊浮雕一条小龙，长体卷尾，两侧是凤纹，凤的前方各有一条小蛇。觥体周身饰凤纹，主凤特大，长冠飘逸，昂首伫立，凤爪置于圈足。其余诸凤长尾逶迤，各择空间而居，因所处部位不同而各具形态。这是一件形神兼备的青铜艺术珍品。

觥是一种盛酒器，造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完全以动物形象，特别是牛或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造型；另一类则是器物的造型，如这件父乙觥就是典型代表。

龙纹扁足鼎

龙纹扁足鼎为商代晚期的藏品。通高31.1厘米，口径24.2厘米，重4.85千克。

商晚期（公元前14一前11世纪）鼎是青铜礼器中的大类，在古代社会里曾被用来"明尊卑,别上下",是统治阶级划分等级和权力的标志。鼎有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

扁足鼎，传世和出土均很少。此鼎立耳、方唇、浅腹、圆底，下置三个龙形的扁足。每一个扁足既薄又宽，且两面都有繁密而遒劲的龙纹，龙尾斜卷成落地的支撑点，使整个鼎有稳定感，从而增强了造型的气势。鼎的腹部饰长鼻兽纹，图案结构别致协调。这件鼎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都很和谐，没有其它不必要的装饰堆砌，具有相当高超的工艺水平。

小臣系方卣

商代晚期，出土时间不可考。高49.2厘米，重14.9公斤，盖为四阿屋顶式直沿形，盖上有四阿形钮，器作方口，短斜肩。器腹深直，微微内收，圈足外撇。其两侧设提梁，左右两头有圆雕兽首，器身装饰的兽面纹路圆睛凸起，整器显得威严而端庄。方卣的纹饰并非商晚期流行的“三层花”样式，而是以兽面纹为主体，多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颇具商早期青铜器纹饰的风格。这种具有层次感的高浮雕纹饰，让小臣系方卣在粗犷中又平添了几分神秘。

卣的造型绝大多数为椭圆形的，方形的卣极为少见，至今所见不超过10件。方卣的盖内和器底各铸铭文15字，记王赏赐了小臣系，于是系铸此方卣祭祀他的先祖乙，在《愙斋集古图》中题此方卣为“祖乙方卣”，后人根据其铭文又改其名为“小臣系方卣”，沿用至今。据考证，在商至西周古文字里，“小臣”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商代官名，为君王的近臣，掌传达王命之职，也可参与辅政，地位颇尊；但更多场合它是一种谦称，类似于后来流行的“臣”，“系”则是人名。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人们在1003号大墓发现了一件刻有小臣系铭文的石簋，据专家推定，此墓为商代帝乙之墓，可证小臣系确为商王近臣。

小子省壶

商代晚期，通高35.9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4.7厘米，腹径17.8厘米，腹深27.5厘米，重4.26千克。

与商代晚期繁文缛饰、华丽之极的时尚风格不同，小子省壶的纹饰较少，风格简洁质朴。从器形上看，小子省壶壶盖较高，颈部有环耳，用于系上提梁，腹部鼓起，微微下垂，圈足外撇。它的盖、颈、圈足上饰单或双线勾勒的回首龙纹，纹路线条纤细而无地纹。

壶盖内侧和器物内部都有铭文，内容大致相同，大意为小子省受到了赏赐，因此赞美君王，为父亲作这件祭器并因此命名，铭文中间铸有族徽。商代晚期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往往铭文都较为短少，而小子省壶开始出现较长记事铭文，说明其时代较晚，是历史的重要佐证。

亚其爵

商代晚期，高20.1厘米，通长16.8厘米，重0.625千克。

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给青铜器命名是常见的命名方式，这件爵的名字也是这样得来。它的兽首形把手内侧铸有铭文“亚其”两字，“亚”是商代的职官名，而“其”为家族名，因此被称为“亚其爵”。

它的三足是有棱的棱形足，且向外撇，有利于立得更稳。这件爵符合爵类的基本形态，并无特别奇异的造型，但细细看来，它的纹饰可分为三层，突起的主纹上面还饰有阴线纹饰，可谓精雕细琢。

黄觚

商代晚期，高27.3厘米，口径16厘米，重1.04千克。

这件觚的口部是标准的喇叭口，相较细瘦的腰部有四道棱脊，圈足外撇，与外撇的口部相呼应，显得造型和谐优美。口部装饰蕉叶纹，也有说法为形似蕉叶的三角形变形兽纹，腹部则为两组对称、龙口向下的龙纹，圈足上是透雕的曲角龙纹。圈足透雕的觚极为罕见，可称为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

虽然名为黄觚，但不是说觚是黄色的，而是底部圈足内刻有铭文“黄”字，这是拥有这件器物之人的族氏称谓。

兽面纹盉

商代晚期，高30.3cm，口纵11.7cm，口横12.3cm，重2.66kg，侈口，有盖，束颈，腹部是充实的袋状，下连柱足，这是仿照鬲的分档形式。在商代的晚期，三足器的设计往往受到鬲的影响，这种硕大的袋腹，主要是盛放玄酒，起调和酒的浓度的作用。

盉是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父乙盂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前11世紀) ，大型盛飯器，它與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飯取自盂中。商代晚期的父乙盂，纹饰发展的高峰期，可见新出现的盂器上繁复的纹饰，主干外卷角型兽面与次要纹饰分的较为清楚。

透雕龙纹钺 商代晚期

目雷纹刀 商代晚期

马首刀 商代晚期

父庚觯

西周早期，高14.9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5.1厘米、腹径5.5厘米、腹深13.2厘米、重0.34千克。是为祭祀“父庚所制作的祭器。外形优美，类似现代的花瓶。

它长颈垂腹，圈足外撇，线条优美，修长的造型表现出西周早期的特点。颈部饰蕉叶纹和分尾的鸟纹，腹部则为对称凤鸟纹，昂首垂尾，华丽而精美。

从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且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王时代最为著称。这件藏品是西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甲簋

西周早期，高29.8厘米，口径22.5厘米，座每边长21.2厘米，重6.48千克。

这件甲簋“浑身带刺”，特征明显，于于上世纪20—30年代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它腹部密集的“刺”属于乳钉纹的一部分，与商代青铜器乳钉纹不同，呈突尖形，看上去犹如一根根刺，铸造难度大。

其口沿、圈足、方座等部位都大奖使用了鸟纹，颈腹两侧的尔是兽首鸟身的样式，颈部和圈足饰有长冠分尾凤鸟，下部的方座上更是有分尾下垂的凤鸟纹，对称长尾卷曲鸟纹，这种大量使用鸟纹的风格时周初铜器的特征。

器内底铭文只有一字“甲”，是器主人的名字。

德方鼎

西周早期， “德方鼎”意为名叫德的人制作的方鼎，同样的传世品还有德鼎、德簋。是青铜器中的饪食器，铸于西周成王年间，它通高24.4厘米，口纵14.2厘米，口横18 厘米，在口沿的两边，此器有两只立耳，折沿浅腹、柱足细长。德方鼎的腹饰为兽面纹，两侧的龙形纹以细雷纹为底，足上端饰牛首纹，纹饰十分清晰规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宝尊彝。

德鼎

德鼎是西周早期的文物，通高78、口径56、腹深35.4釐米，重84.86公斤。

敛口折沿，鼓腹圜底，一对立耳甚大，下设三条柱足。口沿下饰三组外卷角兽面纹，由两条夔龙组成，两侧配置倒置的夔龙纹，足上部饰浮雕状外卷角兽面纹。

【铭文】大意是“德”是周臣，此鼎文记录了“德”跟随着周成王，自蒿地前往成周（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为周武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祭祀结束之后，周成王赏赐给“德”二十朋贝，即四十串贝币。贝币，就是钱。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西周母癸甗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通高50.2厘米，口径31.3厘米

甑鬲合铸式，侈口深腹，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分裆，三足下部作圆柱状，腰间有一兽首鋬。口下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带。内壁铸铭文4字，铭文释文为南单母癸。

甗体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下部为分档的鬲，两部分相连，柱足细长。甑与鬲的相连处还有箅子用以让蒸汽通过。甗是一种蒸食器，类似于现代的蒸锅。其采用的加热原理也与现代的蒸锅相似。

小臣单觯

西周早期（周成王），高13.8厘米，口纵长9.3厘米，横长11.6厘米，底纵长8.1厘米，横长10.3厘米，重0.75千克。

这件看似其貌不扬的小臣单觯，在史学家眼里却是件“宝贝”。别看它器形纹饰简单，仅仅在颈部有一道首尾衔接的宽线条回首鸟纹和回顾式龙纹纹饰装饰，但在它的腹部内底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王后*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乍宝尊彝。”记载的是继灭纣王后的又一次克商活动，周公率师东征，以极大力量平灭了武庚叛乱。小臣单为参与平叛的一名将领，也是这件器物的主人，他因这次征战中的军功受到周公赏赐十朋贝（货币单位），于是制作了这件礼器以铭记。器物铭文印证了史料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师寰簋

西周宣王（晚期），高27厘米，重9.18千克，口径22.5厘米，底径24.3厘米。盛食器，器形甚大。整体造型庄严浑厚，鼓腹，圈足，下置三兽足。腹部两侧有大龙耳，下垂珥。造型庄严而浑厚。盖线及器口饰兽目交连纹，其余均为平行脊纹。簋内铭文记述宣王命令师寰率师讨伐淮夷的事件。

这件师寰簋是西周晚期簋中的一件标准器。

颂鼎

西周宣王时期，通高31.4、口径32.9厘米，重9.82千克。体呈半球形，深腹，直口圜底，二立耳，窄折沿，三蹄足，口下饰二道弦纹。

颂鼎腹内有铭文一百五十一字，记载的是颂接受王命掌管成周新造、货税，受到王的赏赐，因此作鼎祈求先祖赐福，表示至死永远臣服天子。这是一种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非常少见的文体，从策命官员的时间、地点、仪式、授职到赏赐物品、所做事件及祝词，较为完整，反映了西周的封官制度，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龙纹钟

西周晚期，龙纹是一种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最有代表性的纹饰，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的器物之上，在西周亦有大量青铜器物上都用龙纹作为装饰，这口《西周龙纹钟》更是把龙纹表现的淋漓尽致，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在青铜器上铸以龙纹最大的象征意义是吉祥、尊贵、守护。

晋侯酥钟

西周厉王时期，该组编钟，大者高52厘米，小者高22厘米，皆为甬钟。

这套编钟共有16件。1992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购回入藏，剩下的2件小编钟后来在被盗挖过的山西晋候墓地8号墓中发掘出土。

这16件编钟不仅大小、形制匹配，而且上面的铭文可以连续，共355字，记载了晋候酥的事迹，包括晋候随周王东征东方夙夷平定叛乱的时间地点等，文献中没有的详细记录，是对西周史料的重点补充，非常难得。

编钟上的铭文是利用刻錾而非与器物一同铸造的，这是使用了怎样的利器、又是如何刻上，仍需要今后更多的研究。

16件编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按照大小排列为两列音阶与音律相和谐的编钟。这套编钟是一套拼凑而成的完整编钟，16件编钟在形式上有三种类型。

大克鼎

著名的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也是西周时期重要的青铜器。清光绪年间，大克鼎与小克鼎，钟等器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在清代末年就与大盂鼎、毛公鼎并成为“海内三宝”。

大克鼎口沿较宽，上下两个不可忽视的粗壮立耳，口沿下器身装饰有三组变形兽面纹，以六道突出较短的棱脊间隔开，腹部饰又宽大的波曲纹，规整流畅，这种波曲纹风格朴素流畅，新出现于西周中期，一直但春秋时代都有使用。

器内所铸铭文极长，共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颂扬赞美于记录赏赐两段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

鱼龙纹盘

西周晚期，通高13.9cm、口径33cm，重3.5公斤，1969年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口沿外折，浅腹，高圈足外撇，腹两侧设附耳。口内部饰一圈鱼纹，计十二尾部，首尾相接，盘内中心为蟠龙纹，龙首居中，躯体右旋，饰鳞瓣纹，旁设两爪。

西周晚期，鱼在中国文化中的另一种象征意义是飞升转化，先秦时代的青铜水器中多见鱼与龙共同装饰的手法，可能即是鱼龙转换的暗示。

山奢虎簠

春秋早期，高17.2厘米，口纵23.9厘米，口横30厘米，底纵13.8厘米，底横18.3厘米，重5.02千克。

簠（fǔ）为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器具，大多是长方形，特点是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分开来就是两个器皿。簠出现于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战国，秦汉以后消失。

这件簠的器和盖两部分，形制、纹饰相同，盖的各边均有小牛首与器的口沿相扣合。敞口折沿，腹部斜收，平底，下承圈足，圈足四周有矩形缺口。盖顶装饰有兽目交连纹，口沿饰兽体卷曲纹，兽纹的形象已经简化。腹部饰相背的卷体龙纹，纹饰线条较粗且归正。器内铭三行十三字，盖铭“子”字重文，多一字：山奢虎铸其宝簠，子子孙永宝用。

子仲姜盘

春秋早期青铜器，出土于山西，通高

18厘米，口径45厘米，重12.4千克，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盘内装饰了浮雕和立雕的各种水生生物，鱼、龟、蛙、水鸟一应俱全，每个圆雕动物均能原地作平面360度的旋转。

内壁铸有铭文六行三十二字：“隹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中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春秋子仲姜盘体现了春秋早期极高的制作工艺水平，是一件世所罕见的奇物。

龙耳尊

这件春秋早期龙耳尊，属于创新阶段新形制的青铜尊，考古专家赞誉它是“一件罕见的艺术佳作”。

　　此尊高28.2厘米，口径27.5厘米，足径23厘米，重9.5公斤。形体较大，器壁厚实，器身呈蓝锈斑，双耳呈铜绿色。大口广肩，肩腹部两侧以巨大的龙形耳为把手，故名龙耳尊。

 龙作回首状，竖耳，突目，张口，卷尾，充满活力，形态生动。器身饰以横条脊纹（也称瓦纹）为主题，粗大凝重。肩部、圈足和龙身饰云雷纹，这是吴越文化青铜器流行的纹饰，具有显著的地区特征。如果说此尊的造型与纹饰体现了它的艺术鉴赏价值，那么漂亮的巨大龙耳，则为人们透露出宝贵的历史研究信息，说明它既带有西周晚期艺术特征，且又超越了西周图案上的一些规则，表现出春秋早期创新阶段别出心裁的匠心杰作。

　　

三鸠鬲

春秋早期

秦公鼎

春秋早期，高38.5厘米，口径37.8厘米，重16千克。

鼎的口沿外折，上立粗壮的双耳，宽腹较浅，平底，蹄型足，三足稍长。口沿下饰兽目交连纹，腹饰变形兽纹，耳廓外侧饰鳞纹，大小鳞瓣相同，蹄足上端饰外卷角兽面纹，鼻准高突，成为棱脊。足内侧呈凹弧形，这是春秋时期鼎足的特殊形式。腹内壁铸铭文二行六字：秦公作铸用鼎，铭文记载了这件鼎的主人为秦公。

青铜鼎是烹煮和盛放肉食的器皿，是祭祀和宴飨等礼仪场合最重要的青铜礼器。至西周中期以后，按使用制度化，通常以奇数组合，按使用者的等级地位规定使用的数量。

莲瓣盖龙纹壶

春秋中期 ，高76.4厘米，腹径39.5厘米，盖顶微隆，中央饰龙纹，口沿处有一圈外扩的莲瓣形，内中为细密的透雕龙纹，盖沿饰变形龙纹。广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颈部两侧有回首龙形耳，龙首有华丽的双角，龙齿卷曲外露，躬身卷尾，自颈部至腹部，装饰四层花纹。上面两层为卷龙纹，由两百年凸起、中间内凹的宽条构成；下面两层为相互纠缠的交龙纹，构图复杂而写实。圈足为镂空的龙纹。此壶形体雄伟，纹饰繁缛。

伯游父醽（ling）

春秋中期，醽是一种少见的大型盛酒器，器型像罍但不设鼻，从罍形器延续发展而来，醽的造型相对罍形器较为简化，醽出现在西周中期，一直发展到春秋时期，器型逐渐由高变低。

兽面纹龙流盉

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口径约14.8厘米， 高30.1厘米，长39.2厘米。

盉为调酒器。此盉呈钝三角形，长流作龙形，以张开的龙口为流口；盖顶是一个盘旋而出的龙头，与流口的龙头层叠趋前，呈双龙继起的姿态。这是春秋中期南方的越族人模仿西周盉并加以创造的杰作。

从前这件器物被看成是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随着南方地区青铜器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件器物所具有的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特点被不断认识。从纹饰而言，这件器物上的兽面纹与中原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的兽面纹就大相径庭，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的兽面纹也不相同。兽面纹除目与耳外由尾端螺旋形外突的线条构成，类似于雷纹，是一种南方特色的装饰。

交龙垂鳞纹鼎

春秋晚期，这件鼎为典型的楚式鼎，与1978年河南淅县下寺楚墓中出土的王子午鼎形制相似。鼎束腰的特点不见于楚文化以外的区域。其敞口，厚方唇，无盖。双耳外撇，附于口沿内壁。腹中部内收，呈束腰状，深腹，下腹部外鼓且下垂。底部较平，三足为蹄形足。楚王好细腰，也体现在鼎的铸造上。

整件器物器形巨大，造型雄伟，庄重典雅。此种特殊造型的鼎又被称为升鼎。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开始大量铸造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使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业进入了继商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此时的楚国迅速崛起，楚器的风格也开始形成。其中尤以升鼎最具地域特色，并反映了楚人标新立异的精神。

春秋牺尊

春秋晚期， 这是一件堪称是古代艺术之瑰宝的被称之为“牺尊”的特殊青铜器。这件青铜器高33.7厘米、长58.7厘米，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其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种器物在青铜器发展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其造型与牺尊近似，而在考古和文献中均未有合适的名称取代，便也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牺尊”。上海博物馆的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是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透雕蟠龙纹鼓座

春秋晚期，这件鼓座应是建鼓的底座，成半球体，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圈用来插放鼓柱。鼓是古代十分重要的一类乐器，但因其制作材质多为有机材料难以保存，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早期完整的鼓，1981年湖北随州曾候乙墓出土过一件类似的鼓座。

半球体的鼓面上攀爬有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12条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也曾又类似的装饰物。整器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手法融汇一体，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工艺，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群龙仰首弄尾、穿插纠结的立体造型，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透雕蟠龙纹斗

春秋晚期，高21.9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0.1厘米 重1.5公斤，直口，设高盖，顶部有镂空抓手，直腹圆底，下置短柄，底部侈大，腹两侧设环耳。盖及腹底设微缩的卷龙纹，抓手及短柄的底部设透雕的交龙纹，抓手有二十二尾龙相缠绕，纹饰细致，构思精巧。

春秋晚期，豆，是中国先秦时期的食器和礼器。大汶口遗址已有陶豆出土，流行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时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用于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常见的形制是上有一个碗状容器，下为较高的圈足形柄。春秋以前的豆一般无盖，春秋以后多加置有盖，且其形状通常与器形相似而较小，取下后倒着放置即可成为一个食盘。

春秋吴王光剑

吴王光剑为春秋晚期的青铜器，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安徽南陵县出土文物。剑总长77.3厘米，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和越是铸剑名地，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营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郘黛钟

春秋晚期，为甬钟，甬（柄）上饰三角纹和盘龙纹，旋（柄上有耳所在处）饰斜角雷纹和火纹，舞部（最上端的平面）饰盘龙纹，篆（甬钟立面中部狭长条状区域）饰雷纹，鼓部（篆部下方）饰倒置的兽面纹。鼓正面两侧铸铭文九行八十六字，各器自成一篇，文句完全相同。铭文记载了郘黛铸造这组钟磬的原因，是为了祭祀祖考，以祈求能得到长寿，世代子孙用为宝器。

郘黛钟从来就为金石学家所重视。这组钟的数量已经到达了王者的制度，郘黛是大夫，其用钟数量已超越了他身份的许可范围。这是春秋晚期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旧的礼教遭到破坏，社会各个方面初现了礼坏乐崩的现象，旧等级制度消失，新等级制度出现过程的表现。

吴王夫差鉴

为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 鉴是盛水器。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缘器口，作探水状。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三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吴王夫差盉

吴王夫差盉为春秋晚期的青铜器，这只盉，高约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整个盉通体上下都由龙纹进行装饰，表明了它出身高贵，应该是春秋时期某诸侯国的宫廷用具。这件盉的顶上有盖，盖上有系，套在链上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

整个器物上最突出的是盉的弧形提梁，采用了一个龙的造型，提梁内部是中空的，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而成，这被称为透雕交龙纹。盉的腹部呈扁圆形，圆口深腹。盉表面上也饰有变形的龙纹。腹的一侧有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圜底下置三个兽蹄形足，足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整个器型极为规整而优美。

变形龙纹鼎

春秋晚期

镶嵌画像纹壶

战国早期，高34.2厘米，腹径22.6厘米。

这件镶嵌画像纹壶为了解先秦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宫苑生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其器身间隔成上、中、下三组画像。中部一组，左侧为宴乐图。台榭前有一架编钟，编磬，两人持桴敲钟，一人持桴打磬，前面置有建鼓，一人正在击鼓，另有一人吹笙、一人吹排箫；台榭中人皆佩剑，或双手捧觚，或持觚舀酒，或欲从斗中取食，案几上置二壶，台榭下有二鼎、一甑，两人正在整治食物。中部右侧一组则为弋射图，弋射是用丝线拴在短箭上射击飞鸟，以使射中的鸟能够很快找到。

器身上部，左侧为竞射图，表现娱乐性的射箭活动。右侧为采桑图，女子细腰长袖，下着长裳，有人爬在树上采摘桑叶，有人提着篮筐接应传送。

器身下部则由左右两组战争画面组成，左侧为水战图，右侧为攻城图。此外，壶盖上还有狩猎图，四个手握兵器的武士在追逐着奔跑飞翔的走兽飞禽。

越王州句剑

战国早期 ，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侧出刃，刃作两度弧曲状，顶端收聚成尖锋。此剑铸造精良，堪称珍宝。

龙纹壶

战国早期，和山西博物馆的交龙纹壶很像，不过这只壶只有四周龙纹饰，间以宽弦纹带。

镶嵌几何纹敦

战国晚期，通高28.1厘米，口径16.5厘米，重4.52千克。

战国（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敦是用以盛放饭食的器皿。器和盖几乎对称，各有三足，可分开放置。此敦制作工巧精丽，造型圆柔优美；通体饰以阴阳互托的大三角形云纹，并用红铜丝、银丝或绿松石镶嵌，具有细密流畅，富丽堂皇的效果，显示其装饰工艺已至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此前的一千多年中，青铜器纹饰内容主要以动物为主，从这个时期开始，青铜器纹饰开始向纯几何图形发展，是青铜器纹饰变化的新时期。

镶嵌几何纹方壶

战国晚期 ，高52.4厘米，口每边长12.1厘米，腹每边长25.4厘米，底每边长14.7厘米，重10千克。敞口，圆肩，长颈，鼓腹下收，方圈足，有一对兽首衔环，铸作精细。通体布满几何云纹，纹饰安排彼此斜交，没有固定格式。整器镶嵌银丝和绿松石，镶嵌物基本保持完好，十分难得。

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仍较为流行。基本形制为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或直接用绳索作提梁。西周中、晚期，壶有大型化倾向。由于壶体高大，已不可能设提梁来提拎，因此多在颈部置一对兽首衔环耳。

五牛枕

汉代，枕高36 厘米， 宽68 厘米，纵长17.1厘米，重4.7千克。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牛。一侧无纹饰 ，另一侧以虎纹及双旋纹为底，其上有浮雕立牛三头。

八牛贮贝器

西汉 ，高51 厘米，底径29厘米，重15.2千克，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此件器物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滇族青铜器中，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